【何新按】

何新：简评一部现代经济神学的代表作

​

田某对陈平恼羞成怒的答辩犹如鸡鸭对话——只能各讲各的。这种没人听得懂的争辩，可以无端纠缠一万年。

但是陈平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的动态现实与来自抽象设计的经济数理模型究竟有没有可以对应的实际意义和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则是主流经济学一切假设性前提的要害。

田某一类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喜欢摆弄貌似高深的抽象数学玩具。其实他们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假设，无非就是通过价格的市场漂移可以形成自动有效的经济周期有效配置资源以及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而这个假设亦即所谓“看不见的手”。但是我认为这种东西纯粹是个经济神学或者神话学的话题，其实就是一个屁（有关这类话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看何新的非经济学著作《反主流经济学》）。

所以我认为类如田某人这种著作，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神学或者现代的经济形而上学（经院哲学）的代表作。

18世纪的英国哲人以及作为业余人士和非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批判经院哲学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休谟定律。依照休谟定律：远离可经验的事实和现实的一切屁论都可以付之一炬。

但是我认为此类屁书有一个奇妙作用就是可以当做颇为有效的一种催眠药——如果托在手里你不嫌它过重而且不怕那股假学术的霉臭味道的话。

但是陈平教授是个认真的人，他还给我发来了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如下一则评论：

 “——为什么厚古薄今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越来越没用？

因为亚当斯密代表的是工业革命前的小商贩经济学——所以才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平衡国际贸易。

英国要平衡英中茶叶贸易的逆差，必须靠打赢鸦片战争而不是仅仅靠价格机制，这都还不行，还得搞产业政策在印度种茶，修铁路运茶，一百多年才达到贸易平衡。

凯恩斯学说也只是提出短期的头痛医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动力是军备竞赛刺激下的科技进步。

均衡经济学家至今不懂如何描写科技进步。经济学的未来是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变革的桥梁，至少发展中国家没有人满足现状——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本质的政策解释就是维持目前的市场现状。

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连本国的现状也已经维持不了。

经济学家必须面对和解决当代的问题，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而非纸上谈兵，既误国也误己。”

我常常说陈平教授是个很天真的学者，譬如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一句笑谈——对于田某一类从不务实的所谓主流，误国误民算个屁？至于误己则绝对不可能——玩一把帕累托游戏，正可以浪得浮名以及大赚其版税，何其乐哉？！哪会有误己之说呢？

[附注：昨天在微博中鄙人对该主流经济学家颇为失敬而用辞有所不当。今天有网友指出，特予修正并致歉意。骗这个字是不妥当的，至少主观上无此用意。并非学术而是玩具。数十年心血皓首穷经，铸成一部无用而或可在同道中邀赏之书，还是值得一玩滴。]

【附注】关于著名的休谟定律： 

“我们如果拿起一部书，比如神学或者经院哲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一下：它是一部纯粹数学的书吗？不是。那么其中包含关于实际的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理吗？没有。

那就请你把它付之一炬吧！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一一只有诡辩和幻想。 ​​​”

[摘自休谟《人类理智研究》一书的结语]

【休谟是谁？】​

大卫·休姆（David Home）（后来改名为休谟〔Hume〕）英国18世纪启蒙学者，作家、历史学者和非专业经济学者。

1711年4月26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父亲是律师。休谟本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诉一名朋友说：“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能选择的生涯途径相当少，休谟当过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以及商人的职员等，后来成为图书馆管理员。

职业生活之余，休谟爱好观察并且研究人性与人生问题，包括道德哲学、心理学、认知论以及经济学问题和历史学问题，休谟知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

休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著名批判者。康德视其为自己的哲学启蒙者，说正是休谟把自己从独断论的迷雾中唤醒。

顺便说一下，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神学假设​——帕累托最优论的基础——人人为自己则结果是上帝为大家，其最早的提出者并非亚当·斯密而是大卫·休谟。

​

​

陈平再驳田国强

眉山剑客分析田国强的一般均衡论的数学基础

田国强，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异端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你只是一个应用数学家，没有认真思考过你应用的数学模型有无基本的局限。

你说什么“随便给你回答几条”，就能终止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似乎太轻敌了吧？

​我下面深入破析你的回答，具体指出你的数学盲区在哪里？也欢迎你的一般均衡的同志，帮你回答我的问题。

​(1) 静态变为动态分析，是否能克服一般均衡模型的致命弱点？你这里回避我的基本点。问题不只是静态-动态分析，而是线性-非线性的静态或动态分析。因为一般均衡模型先验排除经济危机和内生不稳定性的解，甚至排除经典力学的周期解，所以完全不能研究生命周期，技术革命的中波和长波。只有只能意会，不可测量的均衡与多均衡解。博弈论解的许多均衡态，根本没有现实数据可以对应。包括帕累托最优。请问印度大地主和失地贫民之间的帕累托最优是什么？有几十套房的业主和租不起房的城市贫民之间的帕累托最优态又是什么？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能不损害大地主的利益而改善贫民的境遇吗？

​（2）“弱平衡的定义是总需求小于等于总供给“。这样的弱平衡在理论上自洽吗？实际上有意义吗？按照新古典理论，人的需求只有心理偏好的约束，没有生态和社会的约束。而且人的欲望贪得无厌，加上广告的宣传和跟风的群体效应，金融市场和时尚市场的总需求比如大幅震荡，可能远大于（牛市）或远小于（熊市）总供给，才会出现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田国强对“弱平衡”的定义心满意足，为何不深究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和田国强的分析，恰恰是“弱平衡”对“远离平衡”（或称“非平衡”）。

​（3）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证明物理学把星际运动的摩擦力忽略是有实验依据的。经济学假设没有摩擦力的经济体有实际案例吗？科斯明确指出的交易成本是营销和广告成本。不做广告，谷歌，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能存在吗？“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能是乡村酒店，没有远距离的生产和销售。一般均衡模型能描述工业革命后的大规模经济？

​（4）加权平均的社会福利函数就能改变“方法论的个人主义”？Rawls 社会福利函数只是改变权重，没有改变个体求和的视角。任何细胞，有机体都有动态层次结构。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类似，有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生物物种进化程度的排序，是按生殖结构和神经大脑结构的复杂性，还是微观原子某种统计性质的加权平均？

哈耶克都知道经济周期的起源是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运行的生命周期不同。RBC模型至少考虑了不同部门的不同时间延迟，为的是解释经验数据。

你的教科书没有任何经验数据。不明白你的研究路线，为何回避经验数据的解释。（总结）新古典均衡论的创始人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8版的序言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应当是生物学而非力学。可惜马歇尔的弟子们忘了祖师爷的历史远见。

​田国强你是有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只是你的数学知识落伍了。你比我年轻和健康的多，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呢？你以身作则，你的弟子们才能更上层楼。

至少你的老师赫维茨早就看出新古典是披着数学外衣的意识形态理论了。你怎么会视而不见？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还对一般均衡深信不疑？

【附录​】何新：简评一部现代经济神学的代表作

田某对陈平恼羞成怒的答辩犹如鸡鸭对话——只能各讲各的。这种没人听得懂的争辩，可以无端纠缠一万年。

但是陈平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的动态现实与来自抽象设计的经济数理模型究竟有没有可以对应的实际意义和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则是主流经济学一切假设性前提的要害。

田某一类主流经济学家总是喜欢摆弄貌似高深的抽象数学玩具。其实他们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假设，无非就是通过价格的市场漂移可以形成自动有效的经济周期有效配置资源以及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而这个假设亦即所谓“看不见的手”。但是我认为这种东西纯粹是个经济神学或者神话学的话题，其实就是一个屁（有关这类话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看何新的非经济学著作《反主流经济学》）。

所以我认为类如田某人这种著作，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神学或者现代的经济形而上学（经院哲学）的代表作。

18世纪的英国哲人以及作为业余人士和非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批判经院哲学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休谟定律。依照休谟定律：远离可经验的事实和现实的一切屁论都可以付之一炬。

但是我认为此类屁书有一个奇妙作用就是可以当做颇为有效的一种催眠药——如果托在手里你不嫌它过重而且不怕那股假学术的霉臭味道的话。

但是陈平教授是个认真的人，他还给我发来了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如下一则评论：

 “——为什么厚古薄今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越来越没用？

因为亚当斯密代表的是工业革命前的小商贩经济学——所以才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平衡国际贸易。

英国要平衡英中茶叶贸易的逆差，必须靠打赢鸦片战争而不是仅仅靠价格机制，这都还不行，还得搞产业政策在印度种茶，修铁路运茶，一百多年才达到贸易平衡。

凯恩斯学说也只是提出短期的头痛医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大国兴衰的主要原动力是军备竞赛刺激下的科技进步。

均衡经济学家至今不懂如何描写科技进步。经济学的未来是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变革的桥梁，至少发展中国家没有人满足现状——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本质的政策解释就是维持目前的市场现状。

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连本国的现状也已经维持不了。

经济学家必须面对和解决当代的问题，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而非纸上谈兵，既误国也误己。”

我常常说陈平教授是个很天真的学者，譬如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一句笑谈——对于田某一类从不务实的所谓主流，误国误民算个屁？至于误己则绝对不可能——玩一把帕累托游戏，正可以浪得浮名以及大赚其版税，何其乐哉？！哪会有误己之说呢？

[附注：昨天在微博中鄙人对该主流经济学家颇为失敬而用辞有所不当。今天有网友指出，特予修正并致歉意。骗这个字是不妥当的，至少主观上无此用意。并非学术而是玩具。数十年心血皓首穷经，铸成一部无用而或可在同道中邀赏之书，还是值得一玩滴。]

【附注】关于著名的休谟定律： 

“我们如果拿起一部书，比如神学或者经院哲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一下：它是一部纯粹数学的书吗？不是。那么其中包含关于实际的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理吗？没有。

那就请你把它付之一炬吧！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一一只有诡辩和幻想。 ​​​”

[摘自休谟《人类理智研究》一书的结语]

【休谟是谁？】​

大卫·休姆（David Home）（后来改名为休谟〔Hume〕）英国18世纪启蒙学者，作家、历史学者和非专业经济学者。

1711年4月26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父亲是律师。休谟本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诉一名朋友说：“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能选择的生涯途径相当少，休谟当过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以及商人的职员等，后来成为图书馆管理员。

职业生活之余，休谟爱好观察并且研究人性与人生问题，包括道德哲学、心理学、认知论以及经济学问题和历史学问题，休谟知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

休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著名批判者。康德视其为自己的哲学启蒙者，说正是休谟把自己从独断论的迷雾中唤醒。

顺便说一下，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神学假设​——帕累托最优论的基础——人人为自己则结果是上帝为大家，其最早的提出者并非亚当·斯密而是大卫·休谟。

传奇人物李默庵：周恩来弟子，蒋介石门生

（ws编撰）

在黄埔一期中有种说法——“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此三人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

图1：李默庵在黄埔一期中被誉为“又文又武”

早年第一个入中共又第一个退党

李默庵，原名李宗白，字霖生，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农家庭。少年因为家境贫寒，上学时断时续。1920年考入长沙师范，1923年毕业后，南下广州，考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1924年9月，李默庵和陈赓、陈明仁、宋希濂、袁朴等人作为陆军讲武学校学生代表，面见蒋介石，要求到黄埔军校学习。11月，该校全部并入黄埔军校，李默庵因此进入黄埔一期，编入学生第六队。

图2：黄埔军校时期的李默庵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建立分部后，由一期同学蒋先云任一支部书记。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在黄埔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李默庵当时为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人。

1925年2月李默庵毕业后留在军校政治部工作，任黄埔军第3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10月，随部队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1926年初，李默庵更升任第1军第20师第2团党代表。“中山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嫡系部队第1军中清党，要求共产党人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1军，要么退出共产党。李默庵是第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宣誓追随蒋介石的人。6月，由蒋介石兼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李默庵担任总务科科长。7月，担任第1军第22师第65团第1营营长，随即率部参加北伐。

之后，李默庵升任65团副团长、团长，参加龙潭战役和攻克徐州、蚌埠等战役。1928年4月，率部首先攻入济南城，因此升任第11师31旅少将旅长。随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先后参加了蒋冯、蒋唐和中原大战。1931年，升任第14军第10师中将师长。

1932年7月，李默庵率部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围剿”。10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后，李默庵又率部进入福建，参加对十九路军围攻。福建事变被镇压后，又率部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图3：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李默庵就为蒋介石东征西讨，称为嫡系部队中的一员悍将。

1935年，升任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第10师师长。在国民党军第一次整顿诠释军衔时，被授予陆军中将，是黄埔一期中三个获得中将军衔之一，成了黄埔学生的领头羊。

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专家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李默庵正在庐山受训，担任集训总队第一大队中队长。7月12日，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14军军长，率部开赴晋北前线。在晋北他率部参加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会战，李默庵担任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14军以及晋绥军的第71师、独立第8旅等部队，与日军血战十余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左翼兵团也付出了伤亡5000人的代价。忻口会战也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密切配合协调的一次战役，

图4：忻口会战时李默庵在战役指挥部

李默庵后来回忆：“当时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对敌的，只有一个敌人日寇。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国共合作携手抗战，对于既参加过共产党又参加国民党的李默庵来说，更是特别有感触，所以他在回忆录中说：“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不久前，国共两军还在互相作战，却突然成了同一战场上的袍泽，捐弃前嫌，联手抗日，很令人感慨。”

忻口会战结束后，李默庵率部在晋南坚持抗战，当时14军和八路军总部同驻晋南，关系一直很好。1938年春节，卫立煌、李默庵等人还专程去八路军总部拜年，受到朱德、彭德怀的热情接待。1938年5月，14军扩编为第33军团，李默庵升任军团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首创了游击战术，采取游击战术与日军在晋东南中条山地区周旋一年多，积极袭击日军后方交通线，仅土岭一战就烧毁日军100多辆汽车，还两度攻占了侯马火车站，对晋南地区的同蒲铁路造成了重大破坏。

1939年秋，国共合作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于李默庵是在国民党军中最擅长游击战的将领，被蒋介石亲自点将调任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跟中共代表叶剑英密切合作，先后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培训了近4000名敌后作战人才，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图5：李默庵和叶剑英等人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1940年，改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司令并兼任湘鄂赣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11月，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合作训练突击部队，并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1942年，调任第38集团军副司令。1943年，升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在苏南、浙西地区对日作战，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8月主持浙东地区的日军受降，作为浙东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接受日军投降。

解放战争时期主持第一绥靖区

1946年6月，第32集团军被撤销，李默庵接替汤恩伯出任第一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当时第一绥靖区位于苏南，紧邻解放军的苏中根据地。

所以当解放战争开始后，李默庵就立即指挥所辖的5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李默庵的对手是谭震林、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经过90天的作战，李默庵部被歼灭4万多人（粟裕报歼灭5.3万人），此战史称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李默庵在兵力四倍于中共军的情况下，损失的兵力甚至超过了新四军的总兵力。但是此战使得新四军力量不得不退出苏中地区，苏中解放区丧失。而李默庵认为此战稳定了国民党对南京、上海周边战略地区的统治，收复了失地，所以自己并未战败。

1948年3月，程潜保荐李默庵出任湖南省主席，虽然这个任命得到了蒋介石同意，但李默庵考虑到蒋介石同李宗仁的桂系以及程潜的湘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坚辞不就。蒋介石只好改派他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到任后利用掌握的军权，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并帮助程潜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

1949年8月13日，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联名通电起义，国民党政府极为震动，马上宣布开除了他们44人的党籍，并发布了通缉令。

但由于李默庵黄埔一期的资历与声望，蒋介石还是对他进行拉拢，希望他能到台湾去，李默庵婉言谢绝。

中共也曾电邀李默庵北上，参加人民政协。但李默庵认为自己曾经长期与解放军作战，如今虽然宣布起义，但并无微功实绩可以自赎，因此也谢绝了。最终决心退出军政界，解甲归田回归平凡的普通人生活。

1950年11月，李默庵举家移居阿根廷。1964年后移居美国。

周恩来临终前依然牵挂

李默庵早年在黄埔军校就是被周恩来看重的弟子，指示蒋先云和陈赓来发展他入党。

李默庵毕业后在政治部任职，是周恩来部下，关系密切。蒋介石清党后，李默庵第一个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周恩来得知后曾经拍案厉声怒斥：“李默庵，你太让我失望了。”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和李默庵关系深厚

西安事变后，李默庵率部进驻西安，有天下午周恩来竟然轻车简从，只带着一名随从就来到李默庵的师部，和他促膝长谈。

抗战爆发后，李默庵率部开赴晋北作战，在山西太原和周恩来见面，仍然执弟子礼。

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前夕，李默庵协助程潜安排湖南起义事宜，所以周恩来希望李默庵留在大陆，但最后李默庵去了香港，在和其他43位国民党军政高官联名通电起义后就移居阿根廷，更是让周恩来牵挂。

解放后周恩来曾多次要求驻南美国家的大使馆设法寻找李默庵的确切住址。还有一次，周恩来设宴招待几位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将领，席间周恩来就突然很感慨地说，李默庵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他要是回来多好啊。

1975年下半年已经病人膏肓的周恩来在病榻上还是多次对邓颖超提起李默庵——这个当年在黄埔军校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生，希望他能回祖国看看。

改革开放之后，李默庵为祖国的发展而深感欣慰，于是，他和宋希濂、蔡文治等黄埔同学，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1981年10月，李默庵应全国政协邀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邓颖超在大会上特别向与会者介绍说：“这位是湖南起义将领李默庵先生。”

80年代邓颖超会见李默庵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李默庵和宋希濂、蔡文治等联袂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徐向前当选为会长，李默庵、侯镜如等5人被选为副会长。从此后他积极从事联系港澳和海外黄埔校友，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

1995年李默庵担任黄埔同学会会长

1990年李默庵应邀回国定居。

归国后李默庵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于200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历史考据】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西北战场作战经验》表扬谁，批评谁？

【何新研读按语】

1947年10月，毛泽东发了三个表扬电报。一个祝贺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的掖县与胶东反击战获捷，一个表扬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坚持无后方作战而站住了脚跟。第三即下面这篇电报，表扬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胜利歼敌。

解放战争哪里打得最艰苦？——毫无疑义是大西北。谁歼敌效率最高？毫无疑问也是西北野战军。​换句话说，解放战争打得最好的中共将领就是西北野战军彭德怀。

毛泽东此电即是发给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

毛泽东指出：​西北解放军处于极其艰苦困难的生态环境中：

“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

但是，“​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使我转入了反攻。”

“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此电文中不点名地批评一些军事干部说：

——“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

“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需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

“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

——当时关内作战的主要是​三大军团，许谭山东兵团，刘邓中原兵团，陈粟的华野兵团。

不久前，毛泽东表扬​刘邓——就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大捷，为中共中央起草嘉奖电："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山东及他处歼敌一部外，我刘邓军自午东至午俭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之作战，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10月4日许谭兵团攻克掖县及取得胶河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亲自撰文电贺。

​11月29日 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该部在高山铺歼敌40师及82旅。11月26至27日，刘邓歼击国民党军整编第40师及第82旅，毙伤俘1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进入大别山后一次重大胜利。​

12月间毛泽东贺林彪："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因此，刘邓、许谭、林彪都不可能是毛泽东此电报的批评对象。那么​这里所批评的——“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的——“若干干部”——很明显就是在不公开点名地批评粟裕部。

可以佐证此说的是，1947年9月3日毛泽东曾经专门致电陈毅、粟裕，告诫之：

​——"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西北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

"现在的中心问题是打胜仗，只要再打两三个沙土集这样的胜仗，不但能调动胶东敌军，而且能保障你们及刘邓的后方通路。只要前面打胜仗，敌即无法断我后路。但我军在一个时间内，必须要有一往无前，不要后路的决心。"​

但是，几个月后中央军委要粟裕率部渡江作战，粟裕​仍是以担心无后方作战为由而畏难避战，提出要在江北再打几个大仗歼灭5军（邱清泉部）、18军（黄百韬部）再过江而立下了军令状。

实际上，自1947年南、临败后，粟裕部多次以补给不足、兵源不足、民工后勤不足为由没有组织较大的作战。1947年9月粟裕在沙土集击溃敌57师一部。此后直到1948年7月与刘邓部联合发起豫东​战役，但结尾的帝丘之战粟裕部还是没有打好。

所以在下一年9月即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粟裕遭到毛泽东近一年来没有打大仗、打好仗的严肃批评。

【附注：1948年5月16日，粟裕在纪念孟良崮战役1年的会议上谈到内外线兵团作战时自己也承认：这一年来“外线部队（指粟裕兵团）歼敌有生力量不多，但内线（指许谭兵团）的歼敌数量很大。”但是他对此辩解说“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的胜利，外线部队也起了作用，有功劳。”（据《粟裕军事文集》）】

应当指出，粟裕是解放战争中中共军队的重要将领之一，与华野的领导集体一起打过不少胜仗，立有战功。

但历史表明，粟裕并不是这个时期中共军作战最好的将领，更不是什么出类拔萃、战功超人的神将。

对此，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

毛泽东：西北战场作战经验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

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2]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

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

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

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

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

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3]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

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

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需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

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

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的一部分。　　

[2]彭副司令，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附录​】西北野战军

1947年初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兼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第2纵队（晋中入陕归建）、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共2.6万余人。

西北野战兵团胜利完成了保护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撤离延安的任务。

面对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兵团25万大军的进攻，西北野战兵团以2万余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供给均极端困难的条件下，3月间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歼国民党军3个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1.4万人。经过此三次战役，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

5月下旬至7月上旬，西北野战兵团挥师陇东，北进三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共歼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并为全国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纵队、教导旅、新编第4旅。并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

8月初，晋绥军区第3、第4纵队入陕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西北野战军总人数达到4.5万人。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

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发起榆林战役，调动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0个旅北上增援，策应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行动。

随后，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于8月20日在沙家店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的精锐部队整编第36师主力共6000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继之，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歼国民党整编第1、第29军各一部共4000余人。至此，西北野战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重点进攻。

9月20日，西北野战军由警备第1、第3旅和骑兵第6l师组成第4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纵队组成后，于9月25日至10月21日，会同第2纵队向黄龙地区挺进，先后攻占白水、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城镇。之后，第2纵队入晋南，解放吉县；尔后又会同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解放运城、安邑等城镇。

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延清战役，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收复了延长、 延川、清间、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

l0月11日，由教导旅、新编第4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至此，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和1个直属山炮营，共7.5万人。

在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局面最艰苦，兵力最少，准备最差，后勤保障最弱，但是作战效率最高，屡创奇功，因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表扬，号召全军学习。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许世友回忆录：

【何新按语​】

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胶东保卫战，至今在军史战史中其伟大意义未得到足够估计。实际上1947年秋季的胶东保卫战是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对于解放战争转折阶段意义最重要、最深远的战役​。由于1947年胶东保卫战的胜利，才导致1948年中共对于山东半岛的全面夺取和控制。由是而方能有国共总决战的淮海战役。

​

毛泽东与许世友在青岛

许世友回忆胶东保卫战及夺取山东之战​

一

1947年春，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时候，敌人在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还保持着局部攻势，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但是，毛主席却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我军第二年作战方针和任务的指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一、三、四、六、八、十等八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由陈粟率领，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边区，配合刘、邓大军反攻，执行外线作战任务。

    另以二、七、九、十三等四个纵队和两个师组成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留在胶东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山东兵团在中央、主席、华东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兄弟部队相互支援下，经过一年多连续的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对胶东的重点进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拖住和迟滞了敌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巩固和扩大了山东解放区。

    当西线兵团转入外线时，敌人在鲁中集中了整编八师、九师、二十五师、五十四师、六十四师、四十五师等六个师二十个旅的精锐部队，组成“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担任司令，大举进犯胶东。

    敌人的企图是：占领胶东半岛，切断我山东和东北、华北的海上联系，消灭我内线主力，摧毁我战略后方，以便抽兵支援其他战场，挽回其军事颓势。

    胶东是我华东的总后方，是我军军事供应的主要基地之一，机关、伤员、物资等都集中在胶东腹地，如果敌人进犯胶东的企图得逞，对我军执行内外线作战的伟大战略任务将有很大影响。因此，必须坚决保卫胶东。 

    敌人进犯胶东时，采取了齐头并进、密集平推的“梳篦战术”，以四个师并列为前梯队，两个师紧紧尾随，高度集中靠拢，向我胶东腹地逼进；同时，利用当地还乡团和恶霸，大肆屠杀我胶东人民。敌人的手段极为残忍毒辣，绞刑、刀闸活埋、剖腹、水淹、火烧、开水泡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敌人所到之处，遍地尸骨，十室九空，粮食被抢，房屋被烧，土地荒芜，疾病流行。

    敌人的残酷摧残，加上严重的旱、水、蝗灾，使我胶东解放区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由于敌人的“推进”，胶东只剩下了东西不到一百五十华里、南北不到八十华里的狭小地区。

    后方机关、撤退的群众、伤员和物资越来越拥挤，生活十分艰难；我军作战的回旋余地也大为缩校在这种困难危急的情况下，敢不敢坚持内线作战，有没有硬骨头，就成为能否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当时，

    有少数干部和群众被一时的阴云所蒙蔽，看不清全国反攻的大好形势，悲观恐惧，对保卫胶东缺乏信心；另有一部分同志有埋怨情绪，认为主力打到外线去了，不要胶东了；有的同志对坚持内线作战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不愿坚持内线作战，希望出去打个痛快。

    但是，绝大部分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疯狂进犯、残酷烧杀和一时的困难所吓倒，而是更加坚强地挺起了胸膛，化悲痛为力量，坚决拥护党的指示，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

    这时，主席来电，向我们指示了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作战方针。主席说：你们一部应位于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胶东外线，待机歼敌；只要你们打一两个胜仗，敌人就不敢深入胶东，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就可保全。我们根据主席指示，在华东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同胶东人民一起，展开了艰苦的胶东保卫战。

    八、九两月，我们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武装在正面积极阻击进犯的敌人，先后经过平度以西的潍河、莱阳城南的水沟头和招远西南的道头等八次战斗，歼敌一万四千余名，给了敌人以严重杀伤，疲劳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当敌人暂时侵占了我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莱阳等十五座空城之后，范匪汉杰便得意忘形地吹嘘其“胶东胜利”。

    我们为了调动敌人，积极地创造歼敌的有利战机，就把在胶东内地的主力从敌八师和九师之间插向敌后。

    这时，范汉杰又狂妄地断定我们是“避战溃逃”，急忙命令其九师从招远折向平度以南，命令其六十四师由高密北窜平度以西的饮马地区尾追。我们立即抓住敌人六十四师孤军突出的有利战机，在十月二日集中了三个纵队的优势兵力，突然发起了胶莱河战役。

    经过六七天激烈战斗，歼敌二、十一旅等部一万二千余人，迫使深入我胶东内地的敌人回窜，扭转了胶东战局。

    随后，我们便乘胜向困守莱阳城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九天攻城作战，解放了莱阳，全歼守敌九千余人，并击溃了从青岛、即墨前来增援的敌人八个旅，胜利地结束了历时五个月的胶东保卫战，保卫了胶东解放区。

    从此以后，胶东的敌人便由进攻转入防御，我们即由防御转入反攻。在全国来说，敌人最后的一次攻势就被彻底粉碎了。

    胶东保卫战的胜利，充分地说明了主席关于内外线作战决策的英明。正如他所指出的：

    “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

二​

    当我军攻克莱阳时，整个山东战场上的敌人，从“重点进攻”、“全面防御”、“分区防御”，被迫转入“点线防御”，龟缩在津浦线中段、胶济线济南潍县段以及胶东沿海的青岛和烟台，加强工事，固守点线，维持残局。

而1947年冬，中原地区也完成了战略展开，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军的内战基地——徐州、郑州、武汉，蒋被迫从于1948年初开始从势成鸡肋的山东战场抽兵增援各个战场。 

    1948年春，主席根据全国和山东战场的敌我形势，及时地向我们提出了解放山东的新作战计划，要我们先打周村和张店，再攻潍县，得手后休整半月，再攻津浦线济南和徐州段敌人。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作战计划，不但想到第一仗如何打，而且想到第二、第三以及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

    从当时山东敌人的防御态势来看，周村和张店是敌人守备比较薄弱的据点，应该首先坚决夺龋攻下周村、张店，就可切断济南和潍县之间敌人的联系，便于下一步攻潍县。潍县敌人的守备虽然比较强，但是完全孤立之后，我们就可以相机夺取了。

潍县攻克后，我们不但可以集中力量攻打津浦线上的兖州，而且部队的攻坚能力得到了提高，敌人更形孤立，攻打强固设防的济南，条件也就成熟了。

    当时，部队在掖县地区进行了冬季整训，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和群众性的练兵以后，部队团结大大加强，觉悟、政策水平和战术技术大大提高。

    依照预定作战计划，我们于1948年3月到7月间，连续进行了周(村)张(店)、潍县、兖州等几次攻坚战役；8月，我军经过充分准备，于9月中旬发起了济南攻坚战役。

    在几次攻坚战役中，我们根据敌人守备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打法。 

    敌整编三十二师，以周村为中心，守备着东起张店、西至明水、北到齐东、南到淄博的辽阔地区。针对敌军兵力分散，守备薄弱的情况，我军采取了远道奔袭和“挖心战术”。

    3月初，我们从掖县出发，连续七天急行军，奔袭周(村)、张(店)。3月12日拂晓，突然发起攻击，首先以一个纵队出其不意地插入三十二师师部驻地周村，攻敌心脏，击其要害；另以一个纵队攻取张店，尔后攻淄川、博山等地，形成四面开花。经过十四天战斗，歼敌整编三十二师、交警总队及土顽共三万八千余名，收复十四座城镇及广大地区，使我渤海和鲁中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了济南和潍县的联系。 

    潍县在济南和青岛之间，是一个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我军从未解放过此城。附近十几个县的恶霸、还乡团都猬集在城内，由国军四个正规团、六个保安团和土顽共四万七千余兵力固守。潍县有东西两城，城垣高大，青石砌成，异常坚固，经过日、伪、蒋十多年的精心经营，构成了以西城为核心、三道防线的半永备型筑城。第一道防线在外围，有大小九十余个子母堡式的独立据点，设有地雷、陷阱、鹿砦、铁丝网等复杂的附防御物；第二道防线在四面城关，城关各有高三米、厚四米的土城寨，城寨外面又埋了一千多个地雷；第三道防线在东西两城，城墙上装有电网。整个工事，有点有面，既可独立坚守，又可互相策应。守军土顽的战斗力也不低于国军主力。因此，在围攻潍县之前，必须作周密的布置。

    根据潍县的具体情况和当时部队的攻城能力，我们学习了华北野战军攻克石家庄的经验，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方针。首先用少数部队肃清外围，然后集中力量攻取西城，西城攻下后，即以西城为依托攻取东城，由西向东，逐次攻击。

    4月2日，战役发起后，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利用各种地形向前跃进，先筑防护性工事，后挖交通沟，先前后后、先点后面地进行土工作业。整个战役，共挖了交通沟七万多米，坑道两百多米，隐蔽洞两万三千多个。攻城部队在土工作业的基础上，用坑道、炮火、爆破、爬城相结合的战术，大量使用炸药，摧毁了敌人工事。经过三十七天艰苦战斗，终于攻克潍县及其他据点，全歼守敌四万五千余人。

    潍县战役不但歼灭了敌正规军，而且歼灭了长期盘踞当地无恶不作的“地头蛇”张天佐、张景月等惯匪，使灾难深重的广大人民得到了解放，人心大快。 

    潍县的解放，使蒋介石在山东的两个主要战略要点青岛和济南更形孤立，使我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更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潍县攻坚战役，大大地锻炼了我军攻坚作战的能力，使我军学会了一套攻坚战术；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炮兵和工兵，基本上完成了我军由运动战向阵地攻坚战的作战形式的转变。

三​

    兖州，在军事上的位置很重要，南可威胁徐州，北可攻击济南，当时正是国军确保津浦线中段的重要据点。该城地势低洼，城墙高大，城内多湖沼，城郊都是开阔地，外壕很宽，且有很深积水，和泗水相通。守敌整十二师等共十二个团，附有火炮三十门，凭借高大城墙和积水外壕，构成坚强的城寨防御阵地。

    我们在潍县攻城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兖州特别强调了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的打法。

    5月29日，战役发起后，我们首先扫清了外围据点——大汶口、泗水、泰安、曲阜、邹县、宁阳等地，经过二十几天的阵前准备，然后总攻兖州。

    在总攻时，我们选择了兖州的老西门(又叫瓮门)作为突破口，因老西门工事较薄弱，城楼突出，便于我炮火瞄准摧毁，便于在突破后控制突破口和迅速展开兵力、火力向纵深发展。

    7月12日，我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实施猛烈突击，经一小时激战，部队就破门而入。守敌向东南突围，被我预伏的部队堵歼在城郊。共歼敌二万七千余人。

    兖州的攻克，使我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进一步孤立了济南，暴露了徐州。

四​

    济南是山东省会，有七十余万人口，北濒黄河，南依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国军在山东的战略要点。它和天津、北平、太原、青岛等地，同是国军维持华北残局的支柱，有王耀武十一万重兵固守。

    守敌以内城为核心，外城、商埠为基础防御地带，分为五道防线，构成了纵深约有十五到二十华里、总面积达六百余平方公里的永备性防御体系。

    当我攻克兖州后，蒋介石一面慌忙增兵济南，一面令王耀武缩小防区，守备要点，以争取时日，苟延残喘。我军根据党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以攻克济南为战役的基本目的，同时准备歼灭部分增援的敌人，命令我山东兵团主攻济南。 

    为了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我们在济南战役的前数月，就已配合济南市委对济南的敌情、地形作了周密的调查，并且在总结几次攻坚战役经验的基础上，模拟济南的地形和工事，有重点地练习攻打子母堡的动作，研究如何通过积水较深的外壕，演习对设防坚固的山头攻防战等等。

    根据攻城部队的不同任务和特长，进行了专门分工训练，有的专练扫清外围，有的专练攻城，有的专练巷战等。这样的分工，一直贯彻到营连。同时在部队中继续贯彻了新式整军运动，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

    在华东局统一领导下，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力量投入战斗。不到两个月，山东全省便出动了五十万支前民工，准备了一亿四千万斤粮食，动员了一万八千辆小车和一万四千副担架。各地地方武装、民兵也都一齐出动，警戒后方，布下了天罗地网。

 五

    1948年9月16日——旧历中秋节前夜，包括交换给山东兵团指挥的3、10纵等合计七个纵队，分为东西两个攻城集团，向济南实施两翼钳形攻击。

    在战役发起后，我军采取了勇猛连续突击的方法，不给敌人以喘息和调整部署的机会。

    突破外围后，立即向商埠攻击，得手后即向外城进攻，外城突破后马上又向内城总攻。

    在我连续突击下，国军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一五五旅、一六一旅及独立旅在战场起义。王耀武则始终陷入左防右堵、被动混乱的状态中，完全失去了调整部署与修补工事的时间。

    我俘虏的敌军官供认：“王耀武最感头痛的是时间不够用。”

    为了加快进攻速度，我们在连续突破中，对敌外围阵地不采取逐个攻击的方法，而是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个口子，钻进去打，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心脏。

    因此，原来预计至少二十天时间，只用了八昼夜便攻克济南，全歼守敌。

    当我攻占济南内城时，被围困在济南外围马鞍山、千佛山和历城等处的敌人，有的缴械投降，有的在逃窜时被我歼灭。这样，所谓“工事坚固、重兵把守、有天才指挥、攻不破的强固堡垒”的济南，很快即被解放，一切崇山、深壕、外城、内寨、高碉、地堡，都无济于事。

    当时美国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说：“济南失守对南京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共军已强大到足以夺取长江以北的任何一个城市。” 济南的攻克, 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山东的“点线防御”，动摇了国军固守大城市的信心，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我们从解放莱阳到攻克济南，胜利地完成了历次攻坚任务，实现了主席预定的作战计划。部队的攻坚能力越战越强，战役规模越打越大。

    实践证明：只要认真学习和灵活地运用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就无坚不摧，无攻不克。

六

从一九四七年八月敌人进犯胶东到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济南为止，一年多时间，我军一直处在艰苦的连续作战中。

​在胶东保卫战时，为了节衣缩食救济灾民，部队有三个多月很少吃一顿饱饭。没有粮食，就与群众一起吃树叶、野菜；睡觉没有被子，就在草堆里过夜；到了十月下旬还穿不上棉衣，就穿着单衣作战。虽然当时的处境十分艰苦，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依靠党的坚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惧怕任何困难，与艰难困苦，最终走向胜利。 

在几次攻坚作战中，更涌现了无数英勇顽强、誓死杀敌的范例。例如周(村)张(店)战役，部队在急行军中，全军有九千余人脚底都打起了水泡，途中又遇大雨，装备淋湿，浑身污泥，但部队情绪却非常高涨。潍县战役中，九纵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有一个连，在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反扑之后，弹药用完，战士们就用石头、铁锹、十字镐和敌人搏斗，在突破口整整坚持了二十个小时，巩固了突破口，保证了后续部队顺利地向纵深发展。这个团在战后获得了“潍县团”的光荣称号。

兖州战役中，因外壕积水很深，攻城部队原准备架设轻便浮桥，但没有成功，七纵一个班便冒着敌人的火力扫射，全部下水用身体顶住木桥，让突击部队从桥上通过。济南战役中，八师师长王吉文同志亲临火线指挥作战，身负重伤，自知伤势严重，命令医务人员不要替他打针，快去抢救受伤的战士，并鼓励身旁的同志好好地为人民革命到底，表现了高度的英勇牺牲精神。

三十七师政委徐海珊同志带病坚持指挥作战，不幸光荣牺牲。一个担任侦察任务的班长，受伤后被敌人所俘，在敌人面前誓死不屈，对胜利充满信心。敌人问他来干什么，他回答说：“毛主席命令我们来打济南!”敌人又问他有没有把握，他坚定地回答：“完全有把握!”敌人再问他已被俘怎么办，他答：“我们的人多得很!”

济南战役发起后，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十三纵三十七师一〇九团，发扬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敌人切断后路，从外围打到内城，完成了连续攻击的任务，迫使敌人无喘息时机，终于突破了王耀武的最后防线。战后，中央军委特授予七十三团以“济南第一团”、一○九团以 “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

山东兵团坚持内线作战的胜利，是党的土改政策、城市政策、瓦解敌军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胜利，是处处依靠群众、政策深入人心的结果。主席曾经说过：“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就必能完成的。” 

七

​山东人民在党领导下，坚决地贯彻了土改政策。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土地改革运动也更加深入。广大贫苦农民在获得土地后，以空前的革命热情和无比的毅力，克服了敌人的破坏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生产自救，参战支前，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仅1947年9、10两个月，就有两万三千余名翻身农民（注意这个数字，这是我军在国军重点进攻胶东前的空前征兵）参加了主力部队，壮大了人民解放军。民兵、游击队在敌后广泛地展开了游击战，配合主力作战。妇女、老弱和儿童，则在后方筹粮草、做军鞋、缝军衣、磨军粮、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护理伤员。

在整个山东战场上，形成了强有力的主力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敌人进犯胶东时，胶东的一支子弟兵，曾在文王山、武王山一带阻击十倍于己之敌，英勇地击退了敌人八次冲锋，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群众在山头、山坡、菜园、河沟、树底下、黑板下、房门后，都埋设了地雷。在敌人所到之处，处处响地雷，山山打冷枪，使敌人堕入了人民战争的火海。

​当我们攻打莱阳、周(村)张 (店)、潍县、兖州、济南等地时，广大群众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鼓舞下，克服了种种困难，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我军需要什么，人民就给什么；我军打到哪里，人民的支援就跟到哪里。

冬天，白雪笼罩战场，为了保证部队行军作战，成千上万的群众在一个晚上就把公路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济南解放时，伪济南绥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身穿便衣，头包白色毛巾，化装潜逃到寿光县，也终于逃不出我全民武装的天罗地网，被我民兵和公安局警卫战士活捉。山东人民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

​当我军开始转入反攻、即将从农村环境转向城市环境的时候，主席指示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保护城市，不许有任何破坏。我们为了解放山东大、中城市的需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和部队长期在农村环境作战的情况，在周(村)张(店)战役后，用了十余天的时间，对部队进行了政策纪律的检查和教育，号召部队在打开城市后做到：“光荣地进去，干净地出来!”

​在潍县战役前，党中央又专门来电指示，要我们教育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由于各级领导对党的政策的重视，并认真地在部队中贯彻，部队在各次战役中，都能自觉地执行城市政策。如解放潍县后，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潍县实行军事管制，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工商业和人民安全。

部队一进城，就立即掩埋敌尸，清除地雷，拆毁工事，开放交通，协助收容难民，给受伤群众治疗。仅三四天时间，潍县城秩序即恢复正常，工厂开始生产，商店开始营业。群众深受感动，称我军为“仁义之师”。 在我们坚持内线作战时期，全国各战场都已转入了战略进攻，形成了全国反攻的大好形势。这一形势，更有利于瓦解敌军工作。

我们一面向敌人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消灭一切顽抗的敌人；一面正确地贯彻党的瓦解敌军政策，向敌人发动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加速敌军的动摇崩溃。在周(村)张(店)战役中，由于开展了政治攻势，争取了外围小股国民党军的投诚。

潍县战役中，争取了潍县自卫总队一千五百余人起义。济南战役中，争取了吴化文率部二万人起义。这些，对迅速解决战斗起了不少作用。 

山东兵团坚持内线作战的胜利，是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的胜利，是内外线作战部队和全国军民相互配合支援的胜利，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斗争的胜利，也是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城市政策、瓦解敌军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胜利。​

【附录​】

史料：许谭山东兵团与粟裕兵团各自独立为战，没有隶属关系

军委电报一：　　

1947年9月22日，军委指示：　　

刘邓部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兵团，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对外仍称华野），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现辖之第1、3、4、6、8、10纵外，王秉璋纵队（即晋冀鲁豫第11纵队）划归陈粟辖。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同志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渤海暂时划归晋冀鲁豫领导）。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华东野战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导，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2、7、9、12纵队。　　

注意：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对外仍称华野），而华东野战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导，受华东局直接领导。　　

电报原文：

刘邓，徐滕薄，陈粟，张邓，饶黎张曾（并转许谭）并告朱刘，叶杨：　　

由于目前华东地区与渤海隔断及陈粟西兵团执行新战略任务，特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重新区分如下：　　

一、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除现辖之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划归其直辖。　　

二、渤海区暂时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　　

三、陈、粟、张、邓四同志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负责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　　

四、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在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可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五、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谭负责指挥，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　　

中央军委　　申养　　

​此电确定陈粟西兵团与许谭东兵团的建制变化与作战方针等，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文献。

发布此电的​这一天，许世友率部跳出胶东的敌人包围圈、谭震林率部进入胶东地区，所部在胶东西部一带的胶河会和，组成许谭兵团进行内外结合作战的胶东保卫战。

​

军委电报二：　　

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亲拟的电报　　

陈粟〔１〕：　　

（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２〕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３〕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４〕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５〕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６〕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　　

（三）因胶东、渤海、鲁中三区现在已可打通，渤海武装应即向黄河以南发展，故将原决定改变，渤海仍归华东局管辖，但该区对于你们的补给事宜，则仍归邯郸局统一筹划，以免分歧。　　

（四）战局可能发展得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７〕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８〕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当你们派部出皖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四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西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决定，现时不要通知他们。　　

（五）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毛　泽　东　　十五日二十二时　　

注 释 　　

〔１〕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２〕　许谭东兵团，见《陈粟应速西去》（本卷第１７８页）。　　

〔３〕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４〕　黎玉，当时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５〕　西兵团，见《陈粟应速西去》（本卷第１７８页）。　　

〔６〕　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７〕　河淮，指运河和淮河。　　

〔８〕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以上，来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等）　　

按语：　　

根据上述电报确定，至少从1947年9月22日起，许谭兵团的活动就已经脱离陈毅、粟裕的华野司令部指挥，改由军委及华东局直接指挥，而陈粟从此就失去了对许谭兵团的指挥权。　　

之后，军委直接致电许谭的电文就相当多了。

电报三：

1948年3月11日 山东兵团发起胶济路西段战役，至21日攻克周村、张店、博山、淄川

等地，歼敌3．8万余人。

 3月24日 中共中央为山东、苏北作战胜利发出贺电：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诸同志，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诸同志，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韦国清、陈丕显诸同志及两兵团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庆祝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及苏北的伟大胜利。我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自去冬在胶东半岛歼灭大量敌人之后，此次又在胶济路西段歼敌三万余人，攻克及收复周村、张店、临淄、淄川、邹平、桓台、长山、章邱、明水、龙山、齐东、博由、莱芜、蒙阴诸城镇。

我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长期坚持苏北地区，半年以来歼灭大量敌人，收复许多城镇，如此次又歼敌——个旅，收复阜宁。当此全国各战线屡开胜利进攻之际，我山东、苏北捷讯纷传，闻之极为喜慰，特向你们致慰问之童，尚望团结全体军民为歼灭山东与苏北全部敌军而奋斗。”　　

许王谭，并告华东局粟陈张：　　

同意给九纵七十三团以‘济南第一团’，十三纵一零九团以‘济南第二团’的称号。　　军委　　

这个电报，是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后后，军委直接给许世友率领的山东兵团发报，正式对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进行表彰。

电报四：1948年10月份，许世友谭震林攻克济南后，粟裕向中原局刘邓陈及中央军委报告所直属部队的近期作战结果，用“西兵团”的名义， 而不是“华东野战军”的名义。

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严词问责粟裕，批评西兵团战斗不利。

粟裕电报全文如下：　　

军委，刘陈邓：　　

我西兵团九月份战绩如下：　　

申元辰我一、八纵为配合攻济战役，先后于陇海中段之柳河、野鸡岗、民权段破击，越路北上、集结，攻占野鸡岗、民权、田庄车站等据点，歼敌六百余。

同时，八纵与围堵我北上之敌五军遭遇激战一昼夜，歼敌五百余，后胜利进入曹城嘉巨〔门地区集结。

申铣辰我广纵率野直誓团、十纵特务团(共四个团兵力)发起对长清敌攻击，至彼酉攻克，全歼长清自卫总队、肥城县大队，共一千七百二十七名，同时我十纵于删配合七分区清剿长清西南土顽干余。接着铣亥与三纵、特纵同时投入济南外围战斗，并至申敬申时战斗胜利结束。另申俭八纵又于城武、南鲁集间阻敌(九六B)北援，歼敌三百余。其战果综报如下：　　

(甲)毙、伤、俘敌三万六千二百七十六，内俘敌二八零六六，毙敌八二一零，其中歼正规军三零九四八名，歼非正规军五零二四。　　

(乙)缴获——高射炮十、榴弹炮五、野炮一、小炮二三、步兵炮二、战防炮一五、机关炮四、臼炮六、迫炮四七、六零炮一八六、小炮五零、火箭简十、掷筒一二九、枪弹筒七九、高射机枪五、战防枪什、重机：二八六、轻机一二二三、汤姆二九二、加拿大二七八、步枪一九九九零、短枪九零一、卡品t宾]二一八，各种炮弹三五零三八发、各种子弹二五一三二六发，手榴弹一二四六六八，地雷一七五，炸药二一九零斤，刺刀七五六，锹镐二三七六，总机一九，单机二一五，电台一二，电线三百里，马一九三匹，汽车四五辆。击落飞机一架。缴坦克七(中型一、轻型六)，铁甲车、装甲车各三列。　　(丙)我伤亡——伤团九、营六二、连二九一、排四八七、班战级六五二一，共伤七三七零；亡师一(三纵八师长王吉文)、团一、营一三、连四一、排九二、班战级八六七，共亡一零一五名；失踪一二五，被俘一零三，叛变二，逃亡四。共损失八六一九人。　　(丁)我消耗——山炮一、迫炮二、六零炮八、火箭简一、掷筒一、重机一七、轻机五二、汤姆一七、加拿大二七、步马枪三二零、短枪一五；消耗各种炮弹二五一八八发，子弹六二六六[门，手榴弹四七五三六，炸药一三三七零斤，刺刀一二一三三把，镐锹一零零七，单机一一。　　

粟 陈 唐　　

酉删申　　

由此电可知道，直到济南战役结束后，西兵团与山东兵团组织仍未合一，双方各自为战。粟裕没有对许世友的指挥权。

济南战役之后，许世友因病留在山东。

1949年许世友胶东部队编入三野。济南战役之后直到1949年4月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司令为张云逸。许世友部队仍然具有独立性，不受三野指挥。其后，许世友指挥了越海登陆解放长山列岛（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解放青岛等重大战役。这些战役、战略过程均与粟裕无关系。

【陈毅论山东根据地】

陈毅在1948年8月做的“必须首先从战略上看问题”文章中指出：

​刘邓不出去，山东的部队也不能够出来。敌人仍在山东打，冀鲁豫、豫北、鲁西南一直打到现在（十二月底），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山东一定不能支持。山东只有退到渤海区，山东的敌人就有可能从济南打通津浦路。我相信我们野战军还可能打些胜仗，消灭他几个军，可是这一、两个军的代价不能补偿战略的失败。

我们的解放区是以山东、河北平原与太行为基础的，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

【华东局​报告】

1947年10月31日 华东局致电中工委、中后委、中共中央并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舒同：

“经过年来战争消耗与国特破坏，山东民力物资损失非二三年无法恢复。华东全境除黄河

以北渤海及胶东东部一角敌尚未到过外，其他各区或经数十万大军数次激战(如鲁中)，或反复激战后又遭敌彻底‘清剿’破坏(如鲁南)，或尚在敌我反复争夺中(如胶东、苏中)，人民生命损失难以统计。”

“人民粮食物资被抢光，六畜被杀光，房屋被烧，瘟疫流行。大部地区因人力缺乏与战争影响，秋粮尚未收，麦子尚未种(淮海地区大水，无收成)。除渤海外，各地公营事业大部停顿，工商管理局积蓄已全部消耗和损失，救济物资大部损失(如烟台、羊角沟)或大部仓促分掉(如石臼所)。从各地抢至胶东之弹药、炸药、西药已有一部损失，大部分埋藏在东部，难运出，如敌东进，亦有损失可能。

​华东黄金积蓄两万两已运至大连，山东各港口被封锁，对外贸易已全停。各部干部分散各地(散到渤海、胶东、东北各地)，在紧急时虽已要某地实行自筹自给，但多无法独立支持。自胶河战役后，华东局势虽已趋稳定和好转，但各方面工作均待恢复和重建。我们正在设法集中干部整理组织恢复各种生产中。”

​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陈诚论山东战场胜负作为国共内战之转折点

1945·毛泽东与陈诚

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胶东保卫战，至今在军史战史中其伟大意义未得到足够估计。实际上1947年秋季的胶东保卫战是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对于解放战争转折阶段意义最重要、最深远的战役​。由于1947年胶东保卫战的胜利，才导致1948年中共对于山东半岛的全面夺取和控制。由是而方能有国共总决战的淮海战役。

以下是国民党军之副统帅陈诚在其回忆录中对山东战场得失意义的评述。

【陈诚简介】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蒋介石嫡系爱将，中华民国军一级上将。是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权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最高指挥官。

​1943年，陈诚任中国滇缅远征军司令长官。1944年11月，任中华民国军政部部长。1945年1月，兼任后勤部总司令。

1946年6月，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遵蒋介石命调集数百万大军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解放区问题”。

1949年后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地区“行政院长”，1954年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同年11月，兼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去世。

蒋介石与陈诚 

【以下摘录《陈诚回忆录·论国共内战》】

戡乱时期的剿共军事，以三十七年九月下旬济南的失陷（即济南战役），作为一个转捩点。

在此以前，可以说胜败之机，犹未大定，国军努力的机会，还有争取的可能。但在此以后，显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

​津浦、陇海两路的交叉地带，是绥靖时期的主要战场，前节已经言及。

这一战场包括山东全省、豫东、皖北及苏北等地区。济南为山东心脏，济南一失，整个山东就全成了一块死棋，而打通津浦，连贯南北，遂全然绝望。

​其在共军方面，既已掌握了山东，自可抽调山东的共军，转移使用於其他战场，於是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将造成我军之力日消、敌军之力日长的趋势。

​本来在绥靖后期，剿共的形势，大致是六个战场互相对峙的，这六个战场是：

​一、东北战场：包括东北各省及冀东、热河。

​二、华北战场：包括晋、冀、察、绥各省。

​三、中原战场：包括蚌埠以西，潼关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河南、安徽、湖北等省。

​四、苏鲁战场： 包括徐州以北，沧县、德州以东之山东全省。

​五、陕甘宁战场：包括陕西全省及甘、宁两省边区。

​六、华东战场：包括蚌埠、商邱以东，徐州以南，京沪以北地区。

​以上六个战场，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一个人看守一个人，但就大体来讲，双方互相控制，旗鼓相当，那一方也没有显著的压倒优势。

所不同者，共军较为 机动，避实击虚，容易捡一些小便宜而已。

可是济南易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共军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麼地方，就造成什麼地方显著的优势，「一人难敌四手」，道理本甚浅明，敌人的优势，当然就是我们的劣势了。

​刚好在济南易手之前一个多月，我政府颁布了一项「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起初情形尚好，但没有多久，首先便在上海发生了抢购潮，随即蔓延各地。人民抢购，商贾避卖，社会秩序，乱成一片。

最惨的是奉行政府命令的安善良民，将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金银外币，依法兑出，不旋踵却变成赤手空拳的难民，这件事影响士气人心太大了。大家都对政府失掉了信心，政府的施政，恰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在这种情形之下，戡乱军事，如何还能够看好？

​济南又适於此时易手，军事崩溃之局，遂更无可挽救。果然，共军於奄有山东之后，即以全力夺取东北，十一月二日，沈阳弃守，东北战场遂结束。

大局糜烂，一发而不可收也！​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何新：“华东人民解放军”与“华东野战军”根本不是一回事

1948年3月11日 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发起胶济路西段战役，至21日攻克周村、张店、博山、淄川等地，歼敌3．8万余人。 

3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华东解放军山东、苏北作战胜利发来贺电：

“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诸同志，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诸同志，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韦国清、陈丕显诸同志及两兵团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庆祝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及苏北的伟大胜利。

我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自去冬在胶东半岛歼灭大量敌人之后，此次又在胶济路西段歼敌三万余人，攻克及收复周村、张店、临淄、淄川、邹平、桓台、长山、章邱、明水、龙山、齐东、博由、莱芜、蒙阴诸城镇。

我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长期坚持苏北地区，半年以来歼灭大量敌人，收复许多城镇，如此次又歼敌——个旅，收复阜宁。

当此全国各战线屡开胜利进攻之际，我山东、苏北捷讯纷传，闻之极为喜慰，特向你们致慰问之童，尚望团结全体军民为歼灭山东与苏北全部敌军而奋斗。

军委”

有意思的是，这个电报中所祝贺的对象是“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诸领导，而不包括华野副司令粟裕。此外，电报中所祝贺的对象为“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及“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

值得注意的还有，淮海战役期间的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此文之结尾署名的发布者，也不是“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而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以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那么，华东人民解放军与华东野战军是一回事吗？

当然不是一回事！​

南、临战后，1947年9月22日，中央军委电令华野外线作战部队即陈毅、粟裕兵团以及陈世榘、唐亮兵团组合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也称西兵团），建制脱离华东局而转归隶属晋冀鲁豫中央局（即邯郸局）领导，名称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因粟裕了解自己指挥能力不足，向军委提出请求希望陈毅以华东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同时兼任外线兵团司令员及政委随军指挥，而粟裕仅担任副司令员。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请求。

同时，军委决定，原华东解放军的山东部队及新组建部队包括2、7、9、13四个纵队，统一编组为山东兵团，隶属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称“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此山东兵团不是“华野山东兵团”——而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

此山东兵团其后即不受陈毅为司令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陈世榘为参谋长的华野司令部领导，而是受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接领导。

​也就是说，编入晋冀鲁豫中央局建制的华野司令部，以及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陈世榘，自1947年9月2日后即没有了对于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的指挥权。

同年10月15日，以及1948年1月、1948年5月，中央军委又曾再次、三次以至多次发布指示，许谭山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韦、吉兵团）一切行动均由华东局指挥。

中央军委还明确指示，已经改名和改制的原华野西兵团，对外可继续保留原“华东野战军”的称号，但对内则归属晋冀鲁豫解放军的建制。

也就是说，此后对外所称的所谓“华野——华东野战军”，仅仅是指陈毅、粟裕的这支西兵团部队。

根据军委多次指示，华东解放军的山东兵团已经不再是隶属于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也不受华野司令部领导。

因此，此后的山东兵团是华东解放军的山东兵团，而不是华野的山东兵团。

 有必要指出：目前的一些华东解放战争历史叙述，经常把“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以及同样隶属于华东局领导的“华东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错误地称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认为粟裕作为华野副司令也是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苏北兵团的指挥员，这是非常错误的。

包括现在的一些回忆录、《粟裕年谱》以及有关军事文选等的一些注解，也多沿袭这种误解，这是不合于中央军委文件及电报的指示，是有违真实历史的重大错误！

​还应当指出，1948年5月城南庄会议上，据粟裕自己的回忆称，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以后华野由你搞”——此毛主席所说的“华野”并不是华东人民解放军而仅仅是陈毅粟裕兵团即西兵团，而不包括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在内，更不意味着毛主席要把整个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交给当时仅为兵团副级或者准兵团级的粟裕。

1948年7月，根据中央5月会议的指示，新成立的共中原局承接原晋冀鲁豫中央局建制，继续领导华东野战军（华野）​。为此颁布通知：华野司令员、政委陈毅离职到中原局工作期间，其职事由粟裕代理——这就是著名的以粟裕任“双代”的正式文件。

但是，陈毅委托粟裕“双代”的也不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及政委的职务，而仅仅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政委职务，其指挥权限（除非得到中央军委有明文授权的特定时期外）也仅仅是作为华野本部的陈粟兵团。

还有必要指出，华东人民解放军是在1947年1月成立的，建制隶属华东局​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根据中央任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为陈毅，政委饶漱石。

此外，在加入中原局后，陈毅还兼任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和中原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员。中野和中原军区司令员为刘伯承，政委为邓小平，副政委为张际春、宋任穷。

1948年5月组建中原局及中原人民解放军时，中共中原局曾向中央军委建议以粟裕​兼任中原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但是此建议并未获得中央军委批准。在新的中原局组建后，粟裕除了指挥陈粟兵团外，仅兼任了作为二级军分区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职务。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陈毅无论在华东、在中原的的党、军、政地位及指挥权力均远远高于仅为准兵团级别（即代理职务）的粟裕，地位相差不是一级而是至少两个级别以上。因此近年坊间所传说的什么粟裕谦让司令员以至后来让元帅职务给陈毅的说法——不仅不知天高地厚，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

（1964年－1965年）

谈话之一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写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liveChiang。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章上剑之女）告诉我的。

毛：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作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

毛：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属子弟等。

毛：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毛：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毛：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革干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里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级里开会，他也不到，大家对他都有意见。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嘛！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毛：这个政治辅导员做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小组学习。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只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没开会。

毛：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的，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毛泽东与王季范家人

谈话之二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毛：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毛：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毛：《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这四句话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

杜甫的一个《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

毛：在《唐诗别裁》上。（毛把书拿出来，把《北征》翻出来要王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喽？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毛：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没有。

毛：《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

王：不知道！

毛：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还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毛：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词，只有“知识”这个词，没有“知识分子”。

毛：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给毛）只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词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词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毛：你们学校这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这个字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谈话之三

（接见外宾以后）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毛：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毛：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作什么？

毛：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做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谈话之四

（毛让王海容读文天祥诗《过零丁洋》）

毛：假如敌人把你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毛：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一次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引文参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二十多天后，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对孟锦云等身边人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对他请来的家庭教师卢荻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位老人，已是一棵枯树，不得不“凄怆江潭”了！

【休谟自传】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有追求虚荣之嫌，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擅自来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而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此外，我的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１７１１年旧历４月２６日（译者按：１８世纪旧历比新历早１１天）在爱丁堡出生的。

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是名门。我父亲的家属是何谟伯爵，或休谟伯爵家属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们，则历代以来曾经领有过我兄弟所领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发尔康诺爵士的女儿（发尔康诺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长），她的兄弟曾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名号。     不过我的家属并不是富裕的；而且我在兄弟行中既是最小的，所以按照我们乡土的习俗，我的遗产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他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姊妹，让我母亲来照管我们。     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我受过普通一般的教育，成绩颇佳。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被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这种热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的快乐的无尽宝藏。我因为好学、沈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适当的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屋埃特（Ｖｏｅｔ）和维尼乌斯（Ｖｉｎｎｉｕｓ）的时候，我实际在暗中是贪读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和维琪尔（Ｖｉｒｇｉｌ）诸位作家。     不过我的微薄的家资实在不适宜于这种生活的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为勤勉用功的原故，略为衰弱了，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说被迫）来略为试试身手，以求进入一个较活动的生涯中。

在１７３４年，我曾带了几封介绍信到卜鲁斯陶去找几位驰名的商人。不过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合我的脾胃。我于是到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从事研读。我在那里就奠定了我一生的大计，那个大计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时决意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并且决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弃的。     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罗姆，不过大部分却在安如郡的拉福来舍），我就写了我的《人性论》（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of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在法国舒适地过了３年之后，我就在１７３７年返回伦敦，在１７３８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于是我就立刻去看望我母亲和我的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故居，很贤明地努力增加他的家产进益，颇为成功。     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在１７４２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论说》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待在乡间，并且在那时候，重新温习希腊文——这在我幼年是过分忽略了的。     在１７４５年，我接到安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请我到英格兰和他一块住去。我后来知道那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属，都愿意让他受我的照顾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况都需要如此做。我和他在一块待了１２个月。我在那个时期中的任务把我的少量的资产大为增益了。此后我就又受了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伴他并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那个远征团本来打算要去加拿大，但是结果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又一年（１７４７），那位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去做军事使节。他邀请我伴他去，仍然做秘书。

我于是穿着一个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资格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埃尔斯金爵士和陆军大尉格伦特——即现在的格伦特将军。我一生中只在这两年中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往来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为有这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所以就能达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种资产——虽然我在这样说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１，０００镑。

    我一向总想，我在印行了《人性论》之后，所以遭了失败，多半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卒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了，写出《人类理解研究》来。这部新书是当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论》也并不怎么成功。

在我由意大利归来以后，我看到全英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Ｄｒ．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的《自由研究》发生了热狂，但是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是使我大为丧气的。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     我的天性的中和力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印象。我在１７４９年回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

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此外又写了《道德原则研究》（Ｉｎｑｕｉｒ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of Ｍｏｒａｌｓ）；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在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尔通知我说，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需要再版。

牧师们和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Ｄｒ．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的嘲骂，看到那些书在有体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维持到底。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很鼓励了我，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家里，还要幸福。     在１７５１年我从乡下搬到城市——正是文人的真正舞台。    在１７５２年，我曾一度住在爱丁堡，在那里印行了我的《政治论》。在我的作品中，只有这一种是在出版之初就成功的。在国内和国外，人们都很欢迎它。同年又在伦敦印行了《道德原则研究》，这部书在我看来（我自然是不该自行判断的），在我的一切著作中（不论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是无双的。但是它出版以后，却没人注意，没人理会。     １７５２年，苏格兰辩护士协会选我为他们的图书馆员，这个职务给我的薪俸很少，不过它却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个大图书馆。

   于是我就拟了一个计划，来写一部《英国史》。不过要继续叙述１，７００年的时期，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从斯屠渥特家的那位起首；我以为在那个时候，政党的播是弄非，颠倒黑白，才初次出现了。我承认，我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颇抱乐观。我曾想，历史家而能把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一般成见的呼声，都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当的赞赏。

  不过我受的挫折却也太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民权党、王党、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一致愤怒我这个人，因为我擅敢对查利一世和斯特洛浦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尔先生告我说，在一年之内，他只卖了四十五部书。     

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或文豪能容忍我的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不过我不得不说，我终究气馁了。当时若不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发生战争，而我一定退休到法国的几个省市去，变换姓名，再不回到我的故乡。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既然不甚合乎实际，而且以后的卷帙也大有进步，所以我又决心鼓起勇气，努力精进。

   在此时期，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ＮａｔｕA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of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以及别的一些小书。它虽发表于世，却是无声无臭，只有虎尔德博士（Ｄｒ．Ｈｕｒｄ）写了一个短册来攻击它，它的小册富有渥尔伯顿学派（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所特有的征候：偏狭、急躁、粗暴、漫骂。这个小册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别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１７５６年，在第一册出版之后２年，我的《英国史》的第二册又出版了，这一册包括了由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时期的那一段。这次作品却没有引起民权党人那样的不快来，而且也比前一册较受人欢迎。它不仅把它自己的地位提高，而且间接地使它的不幸的兄弟也抬起头来。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民权党有权力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赏赐一切位置，可是我仍然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无意义的喧嚷，所以我在前两个斯屠渥特朝代方面，虽然因为继续研读和沉思的结果，使我改动了百余处，可是我所改动的地方总是偏向着王党一方面的。真的，要认为那时以前的英国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正式方案，那是很可笑的。     

在１７５９年，我印行了我的屠陶家（Ｔｕｄｏｒ）的历史。人们对这一部书所吐露的喧声，也差不多等于对前两个斯屠渥特的历史所表示的。伊丽莎白朝代史是特别令人生厌的。不过我这时候对于一般愚人的印象，是处之泰然的。因而我仍在爱丁堡的隐遁处恬然自足地来完成《英国史》的较早的一部分。书共两卷，我在１７６１年把它出版，所得到的只有一点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遭受了这样狂风暴雨，可是它们仍然进行得很顺利，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竟然大大超过了英国向来所有的版税。因此，我不只成了经济独立的，而且成了富裕的。我于是退休到苏格兰故乡，决意不再出世；那时因为自己不曾拜谒过一个伟人，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所以自己颇为自得，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

    现在我既然五十转了弯，所以自己打算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过在１７６３年时，我却接到素昧平生的海尔蒲（Ｈｅｒeｏｒｄ）伯爵的招请，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许我不久就可以任命为使馆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之职。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我在起初却辞谢了。一则因为我不乐意和权贵打交道，二则因为我恐怕巴黎的礼让文雅、繁华都丽的社会，也不宜于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不过那位伯爵既然再度敦请，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就快乐讲，就利益讲，我和那位贵族相处，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ｗａｙ）相处，也是很幸福的。     

人们如果没有见过风尚的奇特之力，那他们永不会想像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受到什么款待。我愈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不过在巴黎住，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因为那个城中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有一度还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我以后就被任命为使馆秘书。在１７６５年夏天，海尔浦伯爵离开了我，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雷池门（Ｒｉｃｈｍｏｎｄ）公爵到那一年底来到以后才罢。在１７６６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又到了爱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样，仍是打算让自己隐居在一个哲学的隐遁处。

   我返回那个地方时，比我离开它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更为豪富了，可是因为海尔浦的友谊，我却有了较多的钱，较大的进款。那时我正打算试试，多余的家资会发生什么结果，一如我在先前试验我的小康时那样。但是在１７６７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让我做次官去。因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海尔浦伯爵的关系，使我不能辞去那种的邀请。后来我返回爱丁堡，很是富裕（因为我每年有１，０００镑的收入）、健壮，而且虽然年迈，还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己声名日起。     

在１７７５年春天，我患了肠胃症，那种症候在一开始并不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嗣后却成了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了，可是我的精神从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我要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时期，是我愿意重来过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挑出这后一个时起来。我的研读仍如一向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一向那样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６５岁，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虽然看到，有许多征象，预示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几年来享受它。我到此时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结束此文。

   我的为人，或者宁可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这种过去说法；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起来，吐露自己的意见），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得势的情感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遭遇过几度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与我相处似的。

   我因为与谦抑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使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遇到人的诽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不曾被诽谤的毒齿所啮、所触。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忿怨处之泰然，他们反似乎失掉了武器。

   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地方辩护。热狂的信徒们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找不出令人可以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我并不是说，我对我自己所写的这种安葬演说中没有任何虚荣心在内，不过我希望，我这种虚荣心并没有错置了。这是一件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实。

【休谟传】

大卫·休姆（David Home）（后来改名为休谟〔Hume〕）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历）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公寓里，父亲是在宁威尔区（Ninewells）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

休谟在长大后偶尔也会回到宁威尔区的老家居住，他在1734年将名字从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言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

休谟在年仅12岁时就被家里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休谟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当我的家人想像我正在阅读屋埃特和维尼阿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时，我实际上却是在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

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诉一名朋友说：“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

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能选择的生涯途径相当少，休谟面对的是成为家庭教师或是成为商人的职员这两个选项，他最后选择了后者。《人性论》1734年，在于布里斯托经商数个月之后，休谟前往了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La Flèche）旅游，在那里休谟经常与来自Prytanée军事学校的耶稣会学生进行哲学讨论，勒奈·笛卡尔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在那里定居的四年中休谟替自己订下了生涯计划，决心要“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休谟 《人性论》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

在法国定居时休谟也完成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虽然现代的学者们大多将《人性论》一书视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

休谟从英格兰、法国及德国的学术刊物看到了书评，有些甚至很长，但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休谟为此写了一篇回复：《一部新近出版的著作之摘要；书名，人性论；该书的主要论点在此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与解释》（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u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 Wherein The Chief Argument of that Book is farthe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1740年，这篇摘要以不具名的小册子的形式得到出版。 休谟在记载到当时自己缺乏大众重视时这样写道：“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本来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

他继续写下了《人性论摘要》一书，但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他试着缩短并精简他之前的冗长著作以吸引更多读者，但即使经过这样的努力，他依然没有成功使《人性论》一书重获重视。

撰写《人性论》的艰辛过程使得年轻的休谟近乎精神错乱，为了回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返回平凡生活。

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书后，休谟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学拒绝。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变的时期中，休谟成为当时被官方形容为“疯子”的安那代尔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师，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便结束。

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历史巨作《大不列颠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书，这本书的写作持续了15年，写成时已超过了一百万字，最后从1754至1762年间分成六册发行。

在这段期间休谟参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创办的教规门讲会（Canongate Theatre），借此也认识了其他许多当时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从1748年开始他担任了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长达三年，同时一边撰写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几本书一样，这本书在当时出版时也没有获得重视。

这时休谟遭到教会指控为异端，休谟的一名年轻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辩护，主张休谟身为无神论者是属于教会管辖的范围之外。尽管后来休谟被判无罪，格拉斯哥大学仍然拒绝了休谟担任哲学教授的申请，这可能也是因为另一名正大力批评休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Thomas Reid刻意阻挠所造成的。

依据休谟的自传，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爱丁堡后“爱丁堡大学才让我成为他们的图书馆馆长，担任这个职位只能获得很少的薪水，但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庞大的图书馆。”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使休谟得以继续他在《大不列颠史》上的研究。休谟最终以一个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他庞大的《大不列颠史》一书叙述了从撒克逊王国到光荣革命的历史，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休谟将政治体制下的人民形塑为一种文化习俗的产物，这些人传统上倾向于服从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对无法确定的情况时才会寻求改变。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宗教的差异才能使人偏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关注政治的事务。

 宗教观休谟早期写下的论文“论迷信与宗教”就已经立下了几乎所有他之后有关宗教历史的著作根基。在休谟那个年代，想批评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必须抱持谨慎的态度，举例而言仅在休谟出生的15年前，一名18岁的大学生Thomas Aikenhead只因为评论基督教是“胡说八道”便被教会起诉，最后还被定罪以亵渎罪名处以绞刑。因此休谟也是只以转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他的理论，大多是以虚构的角色在对话录中呈现。休谟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人性论》一书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为止。他的论文《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书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版（分别在1778和1779年出版），这些著作也都没有注明休谟或是出版商的名字。

休谟为了掩藏自己作者身份而做出的这些安排也使得今天学者们对于休谟究竟是自然神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仍有极大的争议。不管如何，在当时有关休谟是无神论者的传言的确使得休谟求职时四处碰壁和受阻。休谟曾向朋友提及一次他在偶然间被“转化”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他前往监督自己新居建筑工地的途中跨过爱丁堡市中心一片刚干枯的湖泊时，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于身型肥胖而爬不出来被困在了那里。

这时一些卖鱼妇人刚好路过，看到了休谟的窘境，但她们很快便认出他是那位知名的无神论者，于是拒绝救援他，直到休谟答应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读主祷文和信经之后，这些壮硕的卖鱼妇才将他拉起。休谟事后向朋友开玩笑道这些卖鱼妇是“他所遇过最聪明的神学家了”。

晚年从1763年至1765年间休谟担任巴黎的哈特福伯爵的秘书，在那里他受到了伏尔泰的钦佩并且被捧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同时他也认识了让-雅克·卢梭，两人最初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最后因理念不合而分散。休谟这样描写他的巴黎生活道：“我真的时常想回归爱丁堡那平凡而粗糙的扑克牌俱乐部…以矫正并缓和这段时间以来那么多的感官刺激。”

在1768年休谟回到爱丁堡定居。到了1770年左右，随着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夸赞是休谟让他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休谟的哲学著作开始获得大众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后他才获得了他一辈子都没有获得的声誉。詹姆士·包斯威尔在休谟去世的前一周拜访了他，休谟向包斯威尔透露他坚定的将人在死后还会有来生的理论视为“最不合理的迷信”。

休谟替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生于1711，死于[……]—空白部分就让后代子孙来填上吧。”休谟在1776年去世后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简单的罗马式墓地”，地点位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丘（Calton Hill）的东侧，俯瞰山坡下他位于城内的老家。

虽然休谟属于18世纪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中讨论到的题材大多与现代哲学界的主要争论有密切关系，这与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相较是相当罕见的。

一些休谟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点：因果问题休谟不赞同大多数人都相信的只要一件事物伴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两件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联，使得后者伴随前者出现（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它在那之后而来，故必然是从此而来）的思想观点。

大卫·休谟休谟在《人性论》以及后来的《人类理解研究》中反驳了‘因果关系’具有真实性和必然性的理论，他指出虽然我们能观察到一件事物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我们并不能观察到任何两件事物之间的关联。而依据他怀疑论的知识论，我们只能够相信那些依据我们观察所得到的知识。

休谟主张我们对于因果的概念只不过是我们期待一件事物伴随另一件事物而来的想法罢了。“我们无从得知因果之间的关系，只能得知某些事物总是会连结在一起，而这些事物在过去的经验里又是从不曾分开过的。我们并不能看透连结这些事物背后的理性为何，我们只能观察到这些事物的本身，并且发现这些事物总是透过一种经常的连结而被我们在想像中归类。”（Hume， 1740: 93）也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件事物造就了另一件事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件事物跟另一件事物可能有所关连。[5] 休谟在这里提出了“经常连结”（constant conjunction）这个词，经常连结代表当我们看到某件事物总是“造成”另一事物时，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件事物总是与另一件事物“经常连结”。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一件事物的确造成另一件事物，两件事物在未来也不一定会一直“互相连结”（Popkin & Stroll， 1993: 268）。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并非因为因果关系是自然的本质，而是因为我们所养成的心理习惯和人性所造成的（Popkin & Stroll， 1993: 272）。休谟提出的这个说法有力驳斥了因果关系理论，在休谟之后的一些哲学家如伯特兰·罗素还完全抛弃了因果关系的概念，只将其视为一种迷信。但从这里也产生了因果的问题——我们对于因果连结的认知是从何而来的？而我们又能认知到怎么样的连结？这个问题后来引起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论辩。

大卫·休谟休谟主张人类（以及其他动物）都有一种信赖因果关系的本能，这种本能则是来自我们神经系统中所养成的习惯，长期下来我们便无法移除这种习惯，但我们并没有任何论点、也不能以演绎或归纳来证明这种习惯是正确的，就好像我们对于世界以外的地方一无所知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常连结”的理论一般被认为是休谟所提出的，可能有其他哲学家早在休谟之前便已提出类似的概念。中世纪哲学家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著作中便举出了几名同样不相信“因果关系”的伊斯兰哲学家，他在《迷途指津》（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一书里这样写道：“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该说‘这个’是造成‘那个’的原因。”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的角度来看，造物主所创造出的任何东西都是独立而不相连的，因此这些事物间并没有一定的连结。

归纳问题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休谟主张所有人类的思考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追求“观念的连结”（Relation of Ideas）与“实际的真相”（Matters of Fact）。前者牵涉到的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与数学，并且以直觉和逻辑演绎为主；后者则是以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为主。而为了避免被任何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真相或在我们过去经验中不曾察觉的事实的影响，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思考。归纳思考的原则在于假设我们过去的行动可以作为未来行动的可靠指导（这有时又被称为自然划一原则—uniformity of nature），举例而言，如果依据过去的经验太阳总是从东边升起而从西方落下，那么归纳推理就会告诉我们太阳在未来可能还是会从东边升起而从西方落下。但我们又要怎么解释我们有能力做出这样的推论呢？休谟主张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思考能力解释为理性的产物，因为理性只有可能是从两种方式得来，而这两者都不可能作为我们推理思考的根基：论证的或直觉的：这样的思考在基本上是先验的，我们不能以先验的知识证明未来就会和过去一致，因为（在逻辑上）可以思考而出的明显事实是世界早已不是一致的了。休谟在这里并没有清楚分出整体上的自然划一原则与某个“特定的”划一原则的差异。一个哲学家或许可以主张（或许就是康德那一派）在事实上我们的确很难想像世界竟不是以“某种”形式一致运作；然而休谟在这里所提出的关键是，即使是自然运作中任何“特定的”划一原则，也都有可能在未来停止运作。因此我们不能将归纳思考根基在先验的知识基础上。归纳的：我们也不可能诉诸于在过去使用归纳推理的成功经验来证明归纳推理的可靠性，因为这将会构成循环论证。休谟接着总结道我们的思考能力并没有一个理性的基础，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理性可以证实这样的能力。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休谟并不是在主张以下几点：他并不是主张因为归纳法不属于演绎法，所以那并不理性（休谟并不是所谓的“演绎主义者”）。

​如同休谟在一段名为“论怀疑主义与理性”的章节中所讲到的，他主张的是如果理性没有任何的依据就能够构成我们的思想、如果思想是从头到尾都是由理性所构成的，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会相信任何东西，包括了直觉或演绎得出的任何真相在内。除此之外，休谟并不是主张归纳法并不可行、也并不是认为归纳法就无法达成可靠的结论，相反的，休谟主张的是这种归纳思考在事实上并不是由理性所构成的。休谟理论中的另一个重点在于：虽然休谟对于归纳法属于理性思考的可能性抱持悲观态度，他仍认为归纳推理带有相当值得注意的、也是相当神奇的预见未来的能力。为了解决我们在了解归纳推理上面对的问题，休谟提出“自然”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自然决定了要我们期待未来的事物中会有比较多与过去类似，而“这种思考方式让我们得以透过相同的原因推断出可能的结果，反之亦然。这种思考方式是所有人类生存于世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我们不能信赖我们的理性所做出的错误演绎，这种理性不但思考缓慢，而且打从我们出生下来在一生中都非常容易犯下错误”（《人类理解论》，5.2.22）。休谟的这个说法或许是在那个时代（前达尔文时代）对于人类归纳思考能力所做出最接近进化论的理论了，休谟在这里也突显了自己与所有无神论思想家的主要差异，完全呈现了他身为自然主义思想家的一面。自我理论

休谟指出我们通常会假设现在的我们就和五年前的我们没有两样，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改变，呈现在五年前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都是同一个人。我们也会思考时光究竟可以在不改变一个人自身的情况下，改变一个人内在到什么程度。不过休谟否认那神秘的自我与一个人所带有的各式各样人格之间是有所区分的。当我们开始自省时我们会发现：“除非依靠一种特定的感觉，我们从来不可能有任何的意识；人只不过是由许多不同的感觉累积而成的一个集合或一个包裹，这些感觉永远处在一种快到无法想像的流动速度中互相交替汰换。”

很明显的是在我们思考的过程中我们的各种思想永远都在改变，我们的想像力可以轻易的从一个想法转换到另一个类似的想法，而想法本身的特质便足以形成一个连结和联想。同样的，我们的感觉也必然会不断的改变，改变了的感觉也会类似于之前的感觉。想像力必然是经过长时间的习惯所培养下来的思考方式，随着空间和时间的改变而不断想出更新的想法[15]。值得注意的是，从休谟的角度来看，这些感觉并不属于任何事物。

相反的，休谟将人的灵魂比喻为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非依靠着什么恒久的核心思想，而是靠着各种不同的、不断改变、而却又互相连结的思想才保持了其本体。也因此个人的本体是只不过由一个人的各种个人经验所构成的松散连结。简而言之，对休谟而言“本体”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种感觉之间的因果关系、串连，以及彼此之间的类似。实践理性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些行为比其他一些行为要来的“合理”。举例而言，吞食铝箔片在大多数人来看是一种很奇怪的举动。然而休谟否认那种理性在驱动或排斥特定行为上扮演了任何重要的角色，毕竟理性只是一种对于概念和经验的计算罢了。在休谟来看，真正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如何感觉这些行为。

休谟的这个理论在现代被视为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基本原则，主张一个行为的合理与否应该是取决于这个行为能否达成其预定的目标和欲望，无论这些目标欲望为何。理性只是扮演着一种媒介和工具的身份，用于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行为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和欲望，但理性本身永远不能反过来指挥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目标和欲望。也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吞食铝箔片，理性可以告诉那个人他应该去哪里寻找铝箔片，“吃铝箔片”或是“想要吃铝箔片”本身并没有任何不理性的地方（当然，除非一个人有强烈的健康欲望或是感觉能力，理性才会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做）。

不过在今天，许多人认为休谟在这里其实已经到达虚无主义的境界，并且指出了一个人其实可以故意的阻挠他自己的目标与欲望而不会违反理性原则（“我想要吃铝箔片，让我把我的嘴巴捆起来”）。这样的行为必然会显得相当不正常，但是既然理性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也不能用以评量行为，这样的行为也就不会违反理性了。人物评价编辑艾耶尔（1936）在发表他知名的逻辑实证主义时这样说道：“我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观点是源自从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衍生出的逻辑结论。”

伯特兰·罗素（1946）和Leszek Kołakowski（1968）都将休谟视为是实证主义者，认为知识只有可能是从对于事件的观察上衍生而出—从“对感官的印象”或是“感觉的数据库”里得出，同时其它任何不是透过观察经验而得的知识都是“毫无意义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15）写到当他在构思狭义相对论时便是受到了休谟的启发。卡尔·波普尔（1970）指出虽然休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是对于“常识的现实主义”（common sense realism）的有力反驳，而且他也认为常识的现实主义是个错误，然而他后来发现休谟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常识的现实主义者—这个发现还让他无法置信了好一阵子。

埃德蒙德·胡塞尔（1970）认为休谟的著作中表现出现象学的特色，因为休谟证明了一些感觉是与其他的感觉有所关联或是互相连结而形成的，这些感觉集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在心灵以外的世界。Barry Stroud（1977）主张休谟是一名“自然主义”者，因为休谟将人类生命中的各层面都视为是与自然相连结。他将人类放在一个有智慧的自然世界中，而不只是把人视为是一种与外界不相连的思想灵魂。

Terence Penelhum（1993）则认为休谟是追随了斯多亚学派、伊比鸠鲁学派，以及怀疑主义学派传统，因为休谟主张我们应该追随自然以避免思想的焦虑。就如同那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休谟认为我们应该先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自然本质，而不是贸然进行任何哲学思考的冒险。

James A. Harris（2015）认为，休谟既不是名声与金钱的追猎者，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而系统的研究计划。休谟的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是他主要的志趣。在休谟那个时代，“文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学问的整个世界，包括历史、神学、哲学和宗教等等。休谟一直以”学者”自居，所谓的学者就是学习的人，但是他所学的是一般性的东西，不是学术性的专业研究，也不是狭隘而好卖弄的绅士的博学。所以休谟在各个学科之间往来穿梭，自由翱翔。当他的家人以为他在读法律教科书时，实际上，他不仅读着西塞罗，也在读维吉尔。他为所有一般性、原理性或根源性的问题激动着，始终地为自己的文字风格而着恼，寻找着最能够准确表达自己又能够被大众所轻松理解的表达方式。

A Kind of History of My Life (1734)写给一名匿名医师的信，请求提供能够治愈他身上“好学的疾病”的疗法。信中休谟自承在他18岁时“似乎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考领域……”并且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人性论》 (1739–40)

休谟打算观察这本书是否能获得好评，如果是的话他会继续写下有关政治和回应批评的部分。然而这本书并没有获得任何注意（如同休谟自己所说的：“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也因此休谟没有继续进行后半段的写作计划。

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tc. (1740)

原本一直被误认为是亚当·斯密所著，直到最近才发现是休谟为了推广他的《人性论》而写的小册子。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道德和政治论文集》 (first ed. 1741–2)

收集了休谟多年累积的一系列论文，并在休谟去世前不久被集合为一册出版。论文显得相当杂乱而缺乏头绪，即使是当中讨论的话题也相当模糊。这些论文讨论的范围从美学鉴赏到英国政府的本质、恋爱、婚姻和一夫多妻制都有，甚至还包含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口统计资料。不过，有一些重要的题材和话题曾重复出现，尤其是在讨论有关什么是“高雅”的品味、风格、和道德上。休谟的论文显然模仿了约瑟夫·艾迪生的《闲谈者》杂志的风格，休谟在年轻时相当喜欢阅读这份杂志。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in Edinburgh. 爱丁堡 (1745)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人类理解研究》 (1748)

包含了针对《人性论》一书中的几点扩充，增添了有关自由意志、神迹，以及设计论的讨论。Of Miracles—论神迹

《人类理解论》一书的第X节，通常分开出版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道德原理研究》 (1751)

另一本改写自《人性论》以企图获得更多读者青睐的书。休谟认为这是他所有哲学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无论是在哲学思想和文学风格上皆然。

Political Discourses 爱丁堡 (1752).

包含在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1753-6)的1758-77年第二版中

Four Dissertations 伦敦 (1757).

包含在上述的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第二版中

The History of England (原先的标题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史》 (1754–62) 可以在自由图书馆阅读全文

比较像是一套丛书而不只是一本书。休谟讨论的历史范围“包含了从凯萨大帝入侵到1688年的革命”，这套书后来再版了超过100个版本。许多人将其视为是英格兰历史学的标准著作，直到Thomas Macaulay的History of England一书出现为止。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1757)

My Own Life (1776)

在四月开始撰写，不久后休谟就去世了。这本书原先打算包含在新版的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里出版。这本书后来由亚当·斯密出版，斯密称这本书的出版使他招惹了“比我对英格兰贸易体制的严苛批评还要激烈十倍的负面回应”。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自然宗教对话录》 (1779)

死后由他的外甥出版。书中借由三个虚构角色讨论上帝是否存在，尤其是有关设计论的问题。尽管有着不少争议，大多数学者同意书中的Philo—三个人中最抱持怀疑主义立场的人，最接近休谟本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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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为毛泽东信任度极高的一员爱将

【许世友简历】

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1985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南信阳新县许家洼。

许世友少年时出家少林寺为僧人，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团长、军长、骑兵司令员。

​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后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40年9月，许世友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10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1947年上半年，许世友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陈毅指挥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

1948年许世友与谭震林领导了胶东保卫战、济南战役，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55年许世友将军被授上将军衔。

建国后，许世友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重要职务。

许世友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许世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历史考据】

许谭山东兵团援助粟裕兵团及刘邓部队的电报

【说明：以下电报摘自《张云逸年谱》1948年5月13日】 

1948年5月13日​张云逸、黎玉、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袁仲贤

致电陈毅、粟裕并报中央军委：

​真午两电悉。我们均在山东兵团（许谭处）开会。

​(一)所须担架布六千床，蚊帐一五OO顶，另营以下每人发蚊帐布十五尺，均可照发。但营以下每人发十五尺共须布多少请告，以便事先准备好。

​(二)可从昌潍战役缴获的子弹中抽出七九子弹廿万、汤姆二万给你。

​(三)前决定拨三个团补粟兵团及拨两个团补足十纵，共计拨五个团，已决定即照调。

但前调胶东西海三团等补充粟兵团，仅到渤海即大批开小差，因此最好请由各纵先派干部在渤海整训一时期，再开往前线，以减少减员现象。

​(四)崔(义田)部长现不能西来，已令齐(仲桓)部长速去你处，药品亦可即拨你们一部，亦请着人至潍城找崔部长领取。

张云逸、黎玉、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袁仲贤​

又：

​7月17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战略区及华东局，要求山东兵团援助华野及刘邓部队：

“（待）济南解放后，山东地方部队除酌量补充华野外，提议拨一万人一万枪补充刘邓(因刘邓在大别山作战大为削弱，四个纵队不足六万人)，请华东局筹划电复。

今年华北、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冀南、太岳会门活跃。月巴乡(冀南)、遵化(冀东)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已至饱和点。

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 

“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7月28日 华东局致电中央军委

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

“我们阅读中央午筷电后，惊悉刘邓在大别山作战部队情况。

我们决定于济南解放后，从山东拨出一万人一万枪补充刘邓。不管华东情况如何困难，我们均保证完成此计划。” 

“山东在去冬今春最困难时期，除黄河以北渤海地区与胶东荣成、文登两地外，均全部到过敌人。由于战争惊人消耗，敌人残酷屠杀破坏及土改中一时乱打乱杀现象，造成严重灾荒与群众不满情绪。我们为挽救危机，使群众有喘息机会，曾暂时停止扩军，公开宣布非经军区及省政府决定，各地不得单独进行动员参军，并彻底精简后方机关，动员后方机关大批勤杂人员参加部队。

因此，从今年一月至现在全山东基本停止扩军，主要靠俘虏及抽调各地地武补充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

从一月至七月，由山东各区抽调补野战军的地方武装数目达四万四千人以上(包括胶东成立两个师在内)，整团调出者为六个，如调给粟裕兵团三个团，十纵两个团，一个团调给华北。” 

“山东今年上半年淄博、昌潍、兖州大汶口三大战役俘虏数目甚多，但补充到部队者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为我们处俘工作有毛病。在战争紧张时，处俘机构分散，三月间将山东新兵训练机构(计新兵训练处全部三个新兵团全部干部)被派到粟兵团准备南下，我们只留下一个新兵团的架子。

我们因缺乏收容俘虏之机构，故一时无法收容大批俘虏而大批逃散和释放。其次，胶济路大批俘虏绝大多数为地方土顽，而非正规军，故甚难巩固。如九纵挑选五千较好俘虏，在整训两个月中即逃亡两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