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1948年5月初的城南庄会议上，粟裕以渡江后无后方作战困难等因要求推迟执行中央军委渡江作战计划，并立下军令状要在中原地区配合刘邓打几个大仗，主要为歼灭邱清泉及胡琏部队。
附注：五军，邱清泉兵团。十八军，胡琏兵团。
不久，刘、邓、粟裕发起豫东战役。
【附注：一波，薄一波，时任华北财委主任。以上电文可参看《张云逸年谱》】
【何新跋：913事件，是中国现代历史一个转折点，是文革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个人得到政治启蒙，由信任毛泽东到怀疑而反省文革的思想之转折点。正是：
(2015-09-13)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粟裕回忆录》是粟裕病后部分口述，工作人员在他去世后整理完成的。由于此书并非出自本人之手，最后的书稿也未经过粟裕将军本人过目，因此一些记述与历史文件、中央军委电报以及毛泽东著作，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多有违谬出入。
例如《粟裕回忆录》中有一些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的说法，包括自称是华东解放军和华东解放战争的总指挥，把华东解放军与华东野战军混淆为一，全然无视饶漱石、陈毅、张云逸、舒同等华东军区及解放军领导人的存在，甚至无视多年为其部队政治领导人的谭震林的存在，把许世友、陈世榘、宋时轮等华东解放军领导人刻意贬低，以至无视“粟裕华东野战军”自1947年9月后，实际是晋冀鲁豫解放军和中原解放军的一个分支部队，自1947年5月——8月起中央军委即曾一再指示，粟裕须接受刘邓陈的军事领导和战略指导，华野建制从属于刘陈邓领导下的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建制等等。
《粟裕回忆录》中的一些说法，与粟裕自己生前较早时候的一些说法也大相径庭。似乎晚年的粟裕（？），借助回忆录“忘记”历史事实，对自己有贴金粉饰以至推过揽功的情况。
【事例一】
举例来说：济南战役筹备时期，中央曾经考虑让粟裕的华野西兵团担任主攻。但是粟裕部队因在豫东战役第三阶段的帝丘战役中指挥有失误，差点被国军援军包了饺子，狼狈撤退，人员装备损失严重（可能接近近三分之一）。因此济南战役前粟裕不得不如实报告中央西兵团无法承担攻城重任，只能担任打援任务。
济南战役是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攻克的，西兵团仅一个纵队加入了战斗。在攻城过程中，近在徐州的国军部队“踯躅不前”，不敢出动援助济南，结果整个济南战役过程，粟裕西兵团无战斗发生。
对此在《粟裕回忆录》中这样说：“察知我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慑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敌人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集团交战”。
其实，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也与历史上粟裕自己的说法有出入。
例如在粟裕文集的《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电报中，粟裕谈到阻援兵团的任务时，他曾经预料说：
“在济南攻克形势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粟裕文选》）
这个认识，与他晚年回忆录中的“新说法”即大为不同。
当时的中央军委则指出：“因济南速克,徐州援敌已失目标,可能就此停顿... ...”（《毛泽东军事文选》）
国军的军事回顾中也是同样的说法：国军不及集结完毕... ...，济南已经陷敌，故援兵不及救助。
也就是说，济南战役出乎意料的攻城顺利，导致迅速结束战斗（军委原来预计要三个月，实际只用了八天），使得国民党援军来不及集结，这是敌人增援部队“踯躅不前”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上粟裕自己说过的，也是得到军委认可的！
然而几十年后的粟裕回忆录，却改口说出“新结论”，把敌人未来援助的功劳归于他指挥的得失参半颇有争议的豫东战役，显然有争功掠美之嫌。
《粟裕回忆录》的“编写者”，忽略豫东战役第三阶段帝丘战役的粟裕兵团被国军所打散，战损严重无力进行大的战役行动，为自己的失败贴金，揽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做法。
【事例二】
在《粟裕回忆录》里面，提到豫东战役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大的硬仗、恶仗。……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
在山东战场，因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回援豫东战场，我第二兵团趁机集中兵力于七月十三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从而使济南守敌陷于孤立，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进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条件。
同时，我强大野战兵团的作战威力使敌人十分惊恐。当我军围攻济南时，徐州地区敌人有三个兵团十七万人之众，蒋介石三令五申要其速援济南，但该敌迟迟不动。可以说，敌人在豫东战役中惨败的教训，也是其不敢北援济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
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
这里提到的毛泽东语录似乎是毛主席对豫东战役的评价。但是《毛泽东传》里面对这段对话有完整的记载，内容却与《粟裕传》的记载有很大差别。
下面的文字，摘录自《毛泽东传》
“……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
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
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
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看到，在粟裕回忆录里面仅仅引用了毛泽东的前半部分——“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是毛主席对全国战场形势的一个基本评价，而不是对豫东战役这场战役所作的评价。
而后面对于毛主席接着谈到发展炮兵非常重要，这是毛接见华北与华东这两个地方的炮兵司令（高存信与陈瑞霆）的目的所在，是理解毛原话的关键与根本。
毛主席的原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
忽略这个完整的对话，这是《粟裕回忆录》一种诱导性的失误。这样一来，就把毛主席对于炮兵工作的指示中涉及全国战局的部分，改成似乎是专门对“豫东战役”的单独评价了，有肢解和曲解毛泽东语录为粉饰自己而用之嫌。
豫东战役第三阶段打得不好，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一千的消耗战，此战并未使打开中原局面，反而使粟部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丢失了新开辟的豫皖苏新区，败退过黄河、遁回山东休养整顿。
而在华东战场，紧随在豫东战役之后，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山东兵团和华东军区部队干净利索的解决了兖州之敌，从而使山东胶东、渤海、鲁中南、鲁西南2700万人囗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迫使国军只能固守在青岛、即墨、临沂、济南几个孤立的据点，尤其是固守济南的国军已成共军的瓮中之鳖，华东中共对济南的攻击已在弦上，中共接收济南的方案已经拟定出台；同时华东局所属的苏北地区也打开了局面、江淮地区发展势头也非常良好。
在东北，此时林髙与中央已在筹划辽沈战役；在豫西刘邓部也进展顺利。此时中共在全国战局中明显占据了优势，尤其是在山东和东北；这也是林彪、高岗、饶潄石三杰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受到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赞扬的原因。
因此毛泽东在48年8月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所以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并不是对豫东战役的评价，而是对整个大形势的评价。如果毛泽东肯定豫东战役粟裕部队打得好，就不可能在一个月后1948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粟裕西兵团在军事作战、后勤工作、政治工作、部队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多次严厉的批评。
粟裕回忆录断章取义，曲解毛主席的话给自己贴金，结果适得其反。
【事例三】
托名粟裕的《沁园春 淮海战役》：
作战方针，攻城打援，首占开封。又俘区寿年，再创敌援；战局过坳，敌转防御。兖济解放，徐海动摇，横扫江淮在今朝。十月节，我大军南挥，分割包抄。首歼碾庄百韬，看徐双瓮鳖哪里逃。笑纬国东援，损兵徒劳；双堆黄维，称蒋嫡系，覆灭于后。杜氏将军，倾巢突围也难逃。时迫矣，灭蒋家王朝，就在今宵。
此词的作者其实可疑。这首词文采拙劣，语句不通，而且把别人战功都归于粟裕自己，只能令知情者耻笑！
在淮海战役临战的前夕11月1日，中央军委明确电令：淮海战役领导人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部队受其领导。11月16日中央指示成立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为核心常委。粟裕是总前委五人中职务最低的一人，不可能承担淮海战役总指挥的重任。
淮海战役之前的开封战役，发起者和实施者都是陈士榘领导的陈唐兵团。当时的陈唐兵团直接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编制隶属中野刘邓陈领导，并不是粟裕的属下部队，粟裕自称自己首占开封是毫无道理的冒领。
兖州、济南的攻克是华东局、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指挥 的功劳，与粟裕关系不大。
碾庄战役歼灭黃伯韬，先是由于粟裕的华野西兵团及陈唐部队久攻不下。11月14日刘陈邓决定临阵换将，土山集华东部队前委会议决定改为由谭震林指挥，以山东兵团为攻坚主力，而后歼灭了黄百韬。
此时粟裕率西兵团和苏北兵团部去担任阻援了。
黄维兵团的歼灭，是刘邓陈指挥中原解放军和陈士榘部队完成的，与粟裕也无关。
最后歼灭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则是粟裕已称病请假休息，由华野副司令及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华野及陈唐兵团完成追击、包围和歼灭的。
这首文笔不通的词，把粟裕冒称为全部淮海战役和豫东战役的总指挥，的确是贪天之功，令人耻笑。
实际上《粟裕回忆录》一书的一些内容，历史真实性存疑，使其作为史料的价值严重贬损。
至于《粟裕回忆录》的真正作者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粟裕将军本人。如此拙劣地捉刀代笔，其实有损粟裕将军的英名——令人不能不感到遗憾。
据夫人楚青说：
一九七五年十月，粟裕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粟裕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度忧虑和悲愤。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
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
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住。
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当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
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
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雨下。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慢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作者：宁静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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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嫡系，是毛泽东最信任的部下之一。但是文革中谭震林多次对抗江青，1967年谭震林领头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掀起二月逆流，引致毛泽东大怒，其后谭震林被贬黜。
文革期间，谭震林被下放到广西桂林，但是当时的广西领导人是谭震林在华东的老部下韦国清。而此时邓小平则被下放到江西。两个人心心相印，仍然暗通款曲。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在邓小平帮助下，谭震林得到毛泽东批准，回到北京。
邓小平与谭震林是1931年在江西认识的。1933年同被博古中央作为江西的“毛派”遭受排斥打击。邓小平1975年曾说：谭震林是对革命战争有战功的人。
谭震林是中共七大、八大中央委员，八大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谭震林再度出任中央委员。
这一年底,谭震林重访井冈山，故地重游,感慨万千，谭震林挥笔题写了《重访井冈山》：
“二十五岁上井冈,七十五岁又重访。反复搏斗从未停,内外妖魔要扫光。”
1978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个时候，党内斗争非常激烈。
在1977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向敢于直言的谭震林首先一鸣惊人。他在发言中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批邓”等问题。这引起与会同志深思,此后会议议题很自然地转变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月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自然想到了谭震林。谭震林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几十年来跟着毛主席征战南北,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已是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谭震林欣然接受了这一约稿。为了避开酷热难耐的北京,谭震林来到北戴河,奋笔疾书,于10月下旬写出了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稿。
文中,谭震林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追述了毛泽东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对于谭震林这篇稿件有很大的争议,最后要求谭震林修改后发表。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去有关段落。
谭震林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么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他最后说：“我对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谭震林的脾气大家都是知道的,《红旗》杂志负责同志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审查,并附请示：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邓小平读此文后,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写了批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李先念也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最后，华国锋也表示同意发表此文。
于是《红旗》杂志终于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这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促进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挥了有力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1年春派专人来到他住处,请他介绍党的历史。谭震林觉得以党的历史教育党员、干部,教育子孙后代,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以惊人的记忆力,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讲起,一直讲到建国以后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每次一谈就是大半天,先后谈了7次,共10多万字录音整理稿。
198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淮海战役的历史资料片《淮海千秋》。谭震林欣然接受了编导的采访,并穿起草绿色的军装,手执“教鞭”,站在淮海战役指挥地图前,讲述当年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作战部署,帮助人们重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这个重大战役的宏伟场面。
当有人告诉他也被采访的某将领自称是淮海战役指挥员时候，谭震林拍案怒斥：贪天之功，无耻之尤！淮海战役不是哪个人指挥的，是毛主席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总前委集体指挥的！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主任，谭震林、许世友等当选为常务委员、副主任。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逝世辞,终年81岁。邓小平主持了谭震林的追悼会并且亲致悼词。
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由于反动派
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兴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者.1938年 ,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所部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洲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
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9 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在明末，中国的军事科技同欧洲之间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代差，这种落后绝不是满清统治中国之后才开始的。
下面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明军和同时期的三十年战争中的欧洲军队在单兵轻火器装备上的三大差距。
一、十七世纪的大明朝依然在大量使用落后的火门枪
众所周知，各式各样的火门枪，或称“手铳”（handgun），是世界火器发展史中最初级的一个阶段。这种粗糙简单的火器大多是一根简单的金属短管，后面连接着一根木棍作为握柄。后世枪械的扳机、准星等部件，火门枪都不具备，只能简单的把明火插入火门（引火孔）来燃放，从这种蹩脚的姿势就可以看出，火门枪的射击难以精确瞄准，精度很差。同时，大多数火门枪短粗的枪管也不能赋予弹丸太多的做功距离，使火门枪的杀伤力与射程都很难令人满意。
使用火门枪的中世纪欧洲士兵与明朝三眼铳手
欧洲火器发明家们在十五世纪开始对火门枪进行改进，发明了早期的火绳枪。在十六世纪后期，欧洲火绳枪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状态。和火门枪相比，火绳枪的优势非常明显，它通过枪机上的拉杆来将缓燃火绳插入火门发射，射手在一只手按下扳机的同时可以专心用火绳枪上的准星来“三点一线”的瞄准目标，再加上火绳枪的枪管长度比早期的手铳要长的多，火药燃气推动弹丸的距离更长，使得火绳枪的射击精度、威力与射程都有了里程碑式的进步。在十六世纪晚期，欧洲火门枪就已经基本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到了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假如有哪个欧洲步兵团长给自己手下的士兵装备火门枪，那他的手下非哗变不可：“你丫让我们拿这种过时的烧火棍去和敌人战斗，是想让我们去送死吗？”
可是此时在地球另一边的大明朝，从朝廷那里分到三眼铳、快枪等火门枪的明军士兵就没这样的脾气可发了，明末军队装备火门枪实在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明朝晚期最常见的几种单兵火器
快枪、三眼铳、夹靶铳、神枪、鸟嘴铳（即鸟铳）
明朝人并非不知道火绳枪的优势，早在十六世纪的戚继光抗倭战争时期，明军就已经从倭寇手里见识到了葡萄牙人引入东亚的火绳枪，这种新式武器很快就被明军使用，并得到了明朝军人的好评。戚继光在他的《练兵实纪》中把火绳枪称之为鸟铳，意思是连飞鸟都可以击落的火器，他认为鸟铳的命中率是火门枪的十倍、弓箭的
五倍，并且威力强劲，“利能洞甲”。明代火器专家赵士祯在其著作《神器谱》中，也声称“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又失其为利矣”，意思是火绳枪的强大把所有的明朝国产火门枪都比下去了。
然而，由于财政问题和守旧心理的双重作用，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明朝士兵也没有完全普及火绳枪，除了少数建军思想先进的精锐部队如戚家军外，各种原始的火门枪依然占了总火器数量的大部分。
“工部将发过援辽军需，自万历四十六年起至天启元年止，总数开具以闻：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电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
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鸟铳六千四百二十五门、五龙枪七百五十二杆、夹靶枪七千二百杆、双头枪三百杆、铁鞭枪六千杆、钩枪六千五百杆、快枪五百一十杆、长枪五千杆、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
这是一份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至天启元年（1621年）这三年里明朝从各地发往辽东地区的军械数目表。可见其中的单兵火器是各种火门枪占了大头，6425支火绳枪和14040杆神枪、7200支夹靶枪、6790支三/四眼铳相比，还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
又如明末东林党大臣孙承宗计划组建的车营，装备的轻型单兵火器包括1728把三眼铳，却只有256支鸟铳，才占十分之一。
再比如，《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六月甲子：“巡视京营给事中彭汝楠等条奏营务九款：……营中所用火器，三眼枪居多，以其轻而便于习也，而力或不及，远惟追风炮最强，宜加意明习，以备奋击。”
可见文中明朝官员所视察的明军主要装备依然是三眼铳，而他所推荐的“追风炮”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大号的火门枪。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明末财政崩溃、贪腐成风之外，还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一部分明朝人士的守旧心理，不习惯操作精细复杂的鸟铳，坚持认为还是各种国产火门枪比较好使，甚至编出的所谓“鸟铳宜南不宜北”之类的鬼话。
因此，虽然诸如徐光启等有识之士多次上疏要大力推广火绳枪，明末军中的鸟铳数目依然不容乐观，即使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也不过是鸟铳三眼铳一比一，实在是不够给力：“大同巡抚张宗衡疏言:臣请鸟铳五千杆,又臣新造三眼枪五千杆。”————《崇祯长编》
“若教成（火绳枪手）万人以上，则快枪、夹靶、三眼枪之类，不及远、不命中、且费药费弹者，皆可尽弃不用也”
这是徐光启给皇帝的奏折，文中反复强调火绳枪的优越性，呼吁要尽快多造火绳枪以淘汰落后的火门枪。这份奏折在同时代西方军队看来肯定是个笑话：都什么时代了，怎么你们那边的中世纪烧火棍还没淘汰完？
二、明朝装备的火绳枪水平要大大低于同时代的欧洲步兵火绳枪。
前文已经说过，明末军队的单兵火器中落后的火门枪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那么对于那些有幸得到鸟铳的明朝士兵而言，他们是否一定就有了和欧洲同行平起平坐的资本呢？
事实是非常残酷的：否。
因为，即使同为火绳枪，也分三六九等。明朝的鸟铳与同时代欧洲军队的火绳枪相比，往往性能也差了一大截。
这里需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十年战争时期欧洲军队的火绳枪。在三十年战争前期，一个满编的3000人步兵团，其火器配置如下：
包括1500支Musket火绳枪、300支caliver火绳枪。
下图为重型火绳枪Musket与轻型火绳枪caliver
其中，重型支架火绳枪Musket是绝对主力。Musket最早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被发明出来，这个词原意是“老鹰”，后来成为较长较重的单兵火枪的代称。Musket的装药量、弹重、枪管长度都大大超过了十六世纪早期的轻型火绳枪，非常适合对付穿戴着板甲的目标，因此很快从发明地西班牙扩散到全欧洲，成了所有欧洲军队的主力单兵火器。
后世研究人员用奥地利格拉茨军械库中储存的Musket火枪进行的射击实验表明，它的威力足以在100码以内穿透当时的重型四分之三板甲。（注：四分之三板甲是指相对于以前的全身板甲而言放弃了小腿甲的板甲）而介绍板甲的专著《骑士与风炉》一书中则引用十六世纪的记载称：
“重型Musket火枪能够在100码杀死穿着防弹盔甲(proof armour)的人,在400码杀死穿着普通盔甲的人,在600码杀死没有穿着盔甲的人.”
后来也正是这种火枪和野战炮兵的发展，将重型板甲淘汰出了战争舞台。三十年战争早期的神圣罗马军队中还保有大量的身着四分之三板甲的骑兵，而到了战争末期，他们几乎全都脱下了铠甲除胸甲外的其他部分：既然无论如何也挡不住Musket的射击，那干嘛不放弃这些累赘以换取更好的机动性呢？
除Musket以外，当时的欧洲步兵还装备有轻型火绳枪caliver作为辅助火力。caliver的威力远不如Musket，但是它的后座力和重量都比较小，因此也不需要支架，可以更快的投入战斗，所有大多数欧洲步兵团都保留了一小部分轻型火绳枪。
再来看看明朝的火绳枪，因为出土的明代鸟铳实物极为稀少，无法与格拉茨军械库里的数万把火枪相提并论，拿原物做火力测试自然也无从提起，我们只好从文献中评估明朝火绳枪的威力：
“虏多明光重铠，而鸟铳之短小者未能洞贯，故今之练习，宜画敌为的，专击其手与目。又宜纠工急造大号鸟铳，至少亦须千门，可以洞透铁甲”
根据徐光启的记载，相当一部分明朝火绳枪都太短小，威力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对后金军队的布面铁甲、札甲、棉甲等性能完全不如板甲的盔甲无能为力，徐光启要求在他计划制造的大型火绳枪完工之前，让士兵们设法去射击后金士兵的脸部、双手等没有盔甲保护的地方来造成杀伤，不得不说这比起欧洲火绳枪淘汰板甲的战绩来颇为尴尬；相比欧洲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晚期就开始的淘汰重甲革命，到十七世纪晚期，郑成功与满清作战时双方依然看重铠甲的重要性，前者甚至模仿满清将领的重甲组建专门的“铁人”部队，或许也可以作为当时中国火枪威力不高之旁证。
明朝人并不是不知道欧洲Musket火绳枪的厉害——在明末史料中，时而能见到前面所说的欧式大型支架火绳枪Musket的身影，明朝人称之为“鹰铳”、“鹰嘴铳”、“斑鸠铳”等，说他是“鸟铳之最大者”、“用于战极为便利”。
这些远强于普通明朝鸟铳的Musket属于明朝的高级进口武器之列，例如徐光启的奏折中就提到明朝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学习仿制Musket火枪的情况：
“且闻广东王军门借用澳中大小铳二十门,照样铸造大铁铳五十门,斑鸠铳(Musket)三百门,前来攻敌”
区区数百的制造数量，实在很难像欧洲步兵团一样大量普及给士兵，看来明朝是想把它作为专门克制后金重甲部队的“反器材枪”使用。
Musket火绳枪在欧洲火枪手那里几乎是人手一只的普通装备，而到了明朝就身价倍增成了稀有昂贵的高端武器，实在是对明粉的莫大讽刺。
除了平均威力不如之外，明朝火绳枪的制造工艺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赵士祯的《神器谱》中对此多有吐槽：
“鸟铳能命中于数百步之外者，缘用机发火.....噜蜜为最大，西洋次之，小西洋又次之，倭铳实属下品。.....小西洋与倭铳，其机操纵俱不自由。但小西洋机颇简'便，倭机繁琐，所以倭铳机为最下。又有谓先年南方鸟铳，其机与倭铳一般，毕竟不如倭铳之火易发。嗟嗟，此机上毫厘丝忽之差，特造器用器者，不肯究心耳。细观倭机发时，机头磕在火池之边，机煽药起，火星随落，下起之药与上落之火适会，自然举发。中国旧机支离孱弱，发时机头磕在池中，火绳将门堵住，药又不精，士卒未经服习，忙迫之顷，所以不发。”
在这段话中，赵士祯拿明朝南方制造的鸟铳枪机同各国的火绳枪枪机进行对比，结论是鲁密铳（奥斯曼土耳其式火绳枪）和西洋铳的枪机要优于“实属下品”的倭寇火绳枪，而明朝南方的国产鸟铳枪机居然比日本火绳枪还差。
在《神器谱》第五卷的火器知识问答章节中，赵士祯再次吐槽明朝弊病百出的官营手工业比起造出的鸟铳比起西洋鸟铳质量何其垃圾：
或问：海外鸟铳精工，诸夏不如，何也?
曰： 风俗习尚使然耳。各国犹有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兵民不分，公私一体。酋长程课头目，专视兵器精利以为殿最，个人奉为职业，保守富贵。若兵器不堪，讵惟畏法，且畏班辈见笑，习尚成风，安有不精之理。我中国尽属公家，有司不知造，将吏不知用，士卒不知打放、收拾。公家之事，匠作定然不肯尽心；监造之官，自爱者专求节省，不省者克落，一经节省、克落，便难行法。既无利结于前，不畏法绳于后。大小糊涂，上下苟简了事足矣，安望精工?
曰：观此则中国毕竟不得精工矣!
曰：不然，尝闻东西两洋贸易，诸夷专买广中之铳。百姓卖与夷人者极其精工； 为官府制造者便是滥恶。以此观之，我中国不肯精工耳，非不能精工也。
耐人寻味的是，赵士祯声称由明朝官府制造的明朝鸟铳极其垃圾，而民间老百姓私 造的鸟铳却质量不错(按明朝法律，理论上百姓私造火器是重罪)，还能出口到东南亚受当地夷人喜爱，那么，究竟是因为中国的皇帝从朱改姓爱新觉罗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还是因为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本身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三、三十年战争中的欧洲军队装备有相当多的簧轮枪等先进火器，明朝完全没有。
Wheel-lock，中文大多翻译为簧轮枪机、转轮发火枪机等，这是一种十六世纪晚期被钟表匠发明出来的新式枪机，它使用钢轮与燧石摩擦的方式来发火，不再像火绳枪机那样依赖一直燃烧的明火，可以说是火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进步。
和火绳枪相比，簧轮枪的性能要高出不少，首先淘汰火绳使得簧轮枪的抗风雨能力有了不小进步（火绳枪需要一直保持火绳的燃烧，这在风雨中容易熄灭），其次，因为簧轮枪机不需要像火绳枪一样不停的浪费时间去调整火绳的位置，这也使得发射速度无形中有了上升；最重要的是，簧轮枪可以事先装填好后一直保持随时可以射击的待发状态，这对于马上作战和伏击是极其有利的。实际上正是簧轮枪机的出现，才使得狙击手这个兵种成为可能。
三十年战争中的簧轮枪，不仅仅拥有先进的枪机，枪管内部还带有膛线
使用这种簧轮线膛枪的精锐猎兵（狙击兵），凭借这种先进的精确武器，在战场上专射对方的军官、掌旗手
不过由于成本较高，加之这种枪机结构复杂、维护保养麻烦，簧轮枪并未取代步兵手中火绳枪的地位，直到十七世纪晚期Flintlock枪机发展成熟，欧洲军队才彻底告别了火绳枪，迈入“排队枪毙”的燧发枪时代。然而，成本较高，并不代表簧轮枪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军队中就是可有可无之物，更不是像中国网络界流传的神话那样，仅仅是贵族打猎用的玩具和刺客的暗杀工具。下面就来分析一下簧轮枪在欧洲军队中的普及情况：
由于安装簧轮枪机的火枪大多数是供骑兵使用的，步兵当中只有极少数精锐猎兵和将领的卫队等使用簧轮枪，在总数上太少可以不计，所以我们只看骑兵装备的簧轮枪数量。
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最主要的骑兵有三类：
1.胸甲骑兵。虽然被称为胸甲骑兵，但是同后世的胸甲骑兵不同，一开始他们使用的是比十六世纪的骑士们还要坚固厚重的四分之三板甲，后来发现在战场上越来越强的火力威胁之下重甲已经变成鸡肋，他们在战争晚期逐渐减轻了护甲。这些骑兵作为主要的突击部队，一般的武装是一把重骑兵剑和两把簧轮手枪；
2.火枪骑兵，他们是一种以射击为主要作战方式的骑兵，扮演了火力支援者的角色，因此一般盔甲较轻而比胸甲骑兵装备更强的火器，他们一般装备一把簧轮卡宾枪和两把簧轮手枪；
3.龙骑兵，和后来拿破仑时代那些衣着光鲜、头戴华丽的头盔、手持马刀潇洒冲锋的龙骑兵不同，三十年战争时期的龙骑兵是当时骑兵中的屌丝。他们实际上是一种骑马的火枪手，机动至战斗地点后下马射击，装备的马匹一般也是矮小瘦弱的驽马。因此龙骑兵使用的一般是和步兵类似的火绳枪，极少装备簧轮枪。
接下来我们选取1632年的吕岑会战作为代表去研究当时欧洲军队中火绳枪与簧轮枪各自所占的比例，这是一份吕岑会战中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军力表：
共有步兵8550人，按火枪手三分之二计算（剩下三分之一是使用冷兵器的长矛兵），则大约有火绳枪5700支；
胸甲骑兵1350人，按每人两把簧轮手枪计算，共有簧轮枪2700支；
火枪骑兵2450人，按每人三把簧轮枪计算，共有簧轮枪7350支；
龙骑兵100人，共有火绳枪100支。
帝国军队的骑兵中还有1000名克罗地亚辅助骑兵，这些人作为东欧非正规骑兵，火枪的装备情况非常混乱难以统计，姑且就和炮兵一样忽略了。
计算一下可知：在此战中，簧轮枪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枪械居然占到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火枪总数的六成以上！比在明朝轻型火器中鸟铳所占的比例恐怕还要高出很多！至于地球另一边的大明朝，大明见过簧轮枪这种高逼格的武器么？
见过到是应该见过的，毕竟明朝兵书《军器图说》里记载了“自生火铳”对不对？
可是见过就等于装备过部队吗？绝不。总之，你找不到任何证明明朝给军队装备过簧轮枪或是其他早期燧石火器的证据，有这本《军器图说》也无济于事。
到是老赵的《神器谱》卷五里面有这么段话，提到的“霹雳火铳”可能就是指欧洲人的簧轮枪————
或问：霹雳火铳，神奇特异。不惟不畏风雨，利于战阵，即主帅、军幕、商贾、逆旅，尽足以御暴客，《谱》中不具图式，不言制法，何也?
日：此器固是神奇，甚难制造，费又数倍，非经服习，火又未必即发。倘值变起，仓卒俄顷之间，藉此以定躯命安危，反觉误人。如轩辕、噜蜜，易习易制，见之无不蹙额语难。今日敢以此器望世人制造服习哉?
这段话的大意如下：
“为啥你的神器谱不介绍簧轮枪呢？”
“我大明朝连火绳枪都玩不好，还玩个屁的簧轮枪！我记载簧轮枪有毛用！”好了，看到这里，我想诸位看官已经对十七世纪的明末军队与欧洲军队在轻火器领域上的差距有所认识了。
大明朝是个混用火门枪和火绳枪的国家，而且火门枪比火绳枪还多，而且明朝火绳枪不如欧洲火绳枪；
欧洲军队处于混用火绳枪和簧轮枪的时代，而且簧轮枪的数量一点也不少，而且欧洲火绳枪比大明朝的火绳枪更厉害。
可见，早在十七世纪，在“万恶之源”满清朝廷统治中国之前，中国和西方的军事科技水平就已经有了巨大而难以弥补的差距。
同样都是一个时代的骑兵，大明朝的骑兵手里拿的东西和洋人比起来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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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2日刊发作者罗宾·哈丁的文章《巴菲特如何破坏美国资本主义》：
无论你如何仰慕巴菲特，他的影响力也有阴暗面。他以避免竞争为核心的主张正在向整个美国经济体传播；同时他也不开办企业或投资新思想，而这些才是美国需要的。
文章作者称，自己从小到大最崇拜的人是沃伦·巴菲特——史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他的成就是杰出的。市场难以驾驭，但巴菲特却一次次打败它，仅仅凭借他的智慧与魅力赚取了750亿美元的身家。
巴菲特主义让美国痛苦
现年87岁的巴菲特对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发挥着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通常是正面的。他告诫人们注意金融衍生品的危险，并教导公众长期投资于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文章称，但无论你如何仰慕巴菲特，他的影响力也有阴暗面，因为无数投资类图书推崇的巴菲特主义的核心是避免竞争，并让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投资最小化。
文章称，近期的大量研究显示，竞争减少、利润提高和投资疲软这些因素正让美国陷入痛苦。
一些经济学家绘制的图表显示了企业加价的上升，从1980年的18%，上升到今天的67%。企业加价是同利润空间有关的一个指标。在布鲁金斯学会上周发布的一篇论文中，经济学家揭示了投资相对盈利率一直下降的情况。这些趋势并非巴菲特所引发。然而，这些趋势对他的财富至关重要。
巴菲特非常坦诚地承认，他希望减少竞争。他称之为“加宽护城河”。他在2007年说：“我不想要一个会被竞争者轻易围攻的企业。我想要一个周围环绕着一条护城河的企业，而有价值的城堡就矗立在中间。”
文章称，他告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管理人员每年加宽他们的“护城河”。因此，巴菲特对优良管理的定义非常明确。如果你有高效的竞争对手，你就做错了。
巴菲特最受称赞的收购案之一是对时思糖果公司的收购。1972年，他花2500万美元买下这家企业。巴菲特每年都提高价格。该企业的品牌非常强势，尽管销售增长很少，利润却增长有力，几乎不需要任何资本投资。巴菲特去年说：“理想的企业就是不花资本却依然增长的企业。”
文章称，无疑，他的话对投资者来说是正确的。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它创造了这样的模式：低投资产生高利润。在爱丽丝·施罗德为巴菲特撰写的传记《滚雪球》中，商业伙伴查理·芒格的话真是一语中的：“芒格总是取笑巴菲特说，他的管理技巧就是从一个企业取出所有资金并提高价格。”
如果巴菲特以他的聪明才智发现了一些的确不同寻常的企业，并以便宜的价格买下它们，这没有问题。但他的追随者正在将他的方法向整个经济体传播。
应更多推崇实体经济
文章称，如今，巴菲特理财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方面，他在投资实物资产，尽管只有在电力和铁路等受到监管的行业，回报才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他正同巴西私募股权企业3G资本公司合作，而3G资本公司在大幅削减成本，并提高汉堡王与食品企业卡夫亨氏的利润。
现在，卡夫亨氏的营运利润率为23%，它在有形资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这种高利润应该会为竞争对手提供一个机会，以进行投资和窃取市场份额。
相反，联合利华公司和雀巢公司等卡夫亨氏的竞争对手却受到了来自所有者的压力。它们的所有者是一些指数基金，以及像巴菲特那样的人。这些所有者要求它们也实现那种超高利润。如果对手们也进行缩减，而不是投资和竞争，那么卡夫亨氏可能会缩减更多。一种巴菲特均衡正在形成之中。
文章称，要明确的是，这不是导致美国出现投资减少、利润增加的唯一原因。对这种情况也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做好反垄断会有帮助，但最近有关全面修改竞争政策的一些建议站不住脚。虽然把缺乏竞争同机构基金间相互持股相联系的研究很有趣，但它没有抓住3G资本等私募股权运营商的现实意义。
文章称，我们可以决定要崇拜谁。巴菲特在获取垄断利润方面出类拔萃，但他不开办企业或投资新思想。美国有很多创办企业和投资新思想的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正在投资两个极具风险又充满竞争的行业：汽车和太空。就连受到很多批评的科克兄弟也将他们大部分财富建立在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上。颂扬这类企业吧。这种企业才是美国需要的。
眠眠曾经多次和别人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究竟是谁？”然后听到的回答有：“我们当然是炎黄子孙！”。也有说：“从非洲来的啊，这谁不知道？”又有说：“应该是元谋猿人、北京猿人的后代吧。”更有说：“其实说不定是外星人XXOO的遗留物。。”
那么，眠眠就从各种角度引入观点，来详细具体地说一说。01 古人类的分类1965年，考古研究者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附近，发现了两颗类人生物的门齿，还一并发现了石器、炭屑、和有人工痕迹的动物肢骨等，于是将其命名为元谋人。当时通过对化石地层和动物群主体的测定，认为元谋人的距今年代为170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还有更早一点的，1927-1929年间，考古人员裴文中在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块类人生物头骨，将其命名为北京人，一般认为约在距今50万年前。然后比较有名的还有蓝田人、山顶洞人、柳江人、丁村人等等。
而这些古人类生物，按类型分可以分为两种。
其中，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南京人等，是直立人，学名Homo erectus，也便是俗称的猿人。
直立人和匠人Homo ergaster的划分有争议，但普遍认为他们都是由能人Homo habilis进化而来的。（能人又是由古猿进化而来，在本文中就不继续引申了。。）
直立人主要分布在亚洲，除中国之外，在爪哇也曾发现过著名的爪哇人。直立人一般长这个样子：（眠眠摄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而山顶洞人、丁村人、柳江人等，被定义为智人，学名为Homo sapiens，智人顾名思义，指的是有智慧的人，也便是现代人。（不要小看智人的智力，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了）
智人按照时代，又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其中著名的尼安德特人和我国的丁村人，是早期智人的代表，山顶洞人、柳江人则是晚期智人。
智人一般长这个样子：（眠眠摄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从直立人人到智人之间，还有一种被称为前人的，学名为Homo antecessor，比如欧洲的海德堡人就被认为是前人。前人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最后的共同祖先。
在我国没有前人这样的划分。所以，可以粗略地认为，猿猴——古猿——能人——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便是人类进化的大致轨迹。（也便是下图从左到右）
为了区分直立人和智人，眠眠一般会称直立人为“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南京猿人”。根据我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研究，发现我国的直立人到智人之间，存在着连续进化现象。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铲形门齿（Sinodonty），这一独特特点在各种不同年代的头骨中均有发现，而欧洲、非洲的化石具备这一特点的就非常少见了。
下图中右边的为铲形门齿，外形呈现出明显的铲状。
此外东亚古人类化石还有的特征包括：第三臼齿先天性缺失，矢状嵴，下颌圆枕，长方形的眼眶，脸型比较扁平等。
而且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和我们现如今大多数中国人的特征，是相当吻合的，和其他人种之间则区别很大。
如此看来，说我们中国人起源于北京猿人之类的本土直立人，又继而进化为智人，最终变成现在的我们，看上去不但合情合理，更满足了我们土生土长的自豪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而且，据说以前的历史课本，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
总而言之，这种理论，被称为人类多地起源说，也就是说，人类是分别在世界各地进化成今天的现代人的。02 分子人类学的挑战然而上述人类多地起源的理论，在上世纪末，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便是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的崛起。分子人类学是人类学一个很前沿的分支，主要是在人类基因组等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可以利用分子水平的遗传信息和统计学方法，进行人类起源、当代和古代人类群体的演化的研究。
1987年，UCBerkeley的三位分子生物学家卡恩（R. L. Cann）、斯通金（M. Stoneking）和威尔逊（A. C. Wilson），通过选择祖先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中东，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土著共147名妇女，从她们生产后婴儿的胎盘细胞中成功地提取出线粒体基因（mtDNA），并对其序列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绘制出一个系统树。
由此推测，所测定的婴儿mtDNA，可以将所有现代人最后追溯到大约29万～14万年前（平均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女性。她，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的共同“祖母”，并被命名为夏娃。随后三人将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杂志上，也便是分子人类学中重要的理论——《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此文奠定了分子人类学的基础，也扛起了单地起源说的大旗。他们接着又根据mtDNA发生突变的速率，计算出非洲人群分化出世界其他人群的大致时间，为大约18万～9万年前（平均约13万年前）。他们据此推测，大约13万年前，夏娃的一群后裔离开了非洲，跨过红海来到亚欧大陆，最终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并逐渐取代了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直立人的后裔早期智人，从此在世界各地定居下来，逐渐演化发展成如今的我们。
这便是赫赫有名的，有关现代人起源的“夏娃假说”。
也许有人要问，为啥通过线粒体就能确定出这位夏娃呢？（对生物无爱的童鞋可以跳过这一段）
这是基于线粒体DNA的母系遗传特性：在精子生成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线粒体都被去除了，只保留极少数的线粒体提供精子运动的能量。在受精时，精子细胞核进入卵子，与卵细胞融合，而精子中残余的线粒体则被挡在外头，不能进入卵子。
因此，虽然下一代子女的细胞核基因，一半来自精子，一半来自卵子，但线粒体基因则全部来自卵子。也就是说，线粒体基因属于母系遗传的，全部来自于母亲这边，通过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她的女儿这样子，不断遗传下去。
此外，在生成精子、卵子的过程中，细胞核的基因会发生重组，将原来的排列全部打乱，然而线粒体的基因却不会重组，因而线粒体DNA的传递是很可靠的。
03 基因变异留下的痕迹
可靠归可靠，然而在线粒体基因的传递过程中，还是会发生罕见的基因突变，改变了基因序列。突变后的基因会被后代保留下来，并继续传给下一代。
随着千百代人不断繁衍，更晚的后代线粒体基因积累的突变数量会变得更多，后代个体之间线粒体基因序列的差异也随之越来越大。一般说来，两位个体之间线粒体基因序列差别越大，表明他们与共同祖先分离的时间越长，亲缘越疏，反之则越近。
于是，只要通过研究现代人线粒体基因序列之间的差别，就能推测出他们和祖先之间的关系。
根据线粒体DNA推测的人类迁徙图
2000年，斯坦福大学的昂德希尔教授（P. A. Underhill）等利用变性高效液相层析技术（此技术可以让核苷酸快速游离并被析出），分析得到218个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位点（也就是Y-SNP，不是郭德纲那个。。）构成的131个单倍型，对全球1062个具有代表性的男性个体进行研究，同样根据分析结果绘制出一个系统树。
Y染色体系统树所展示的结果与mtDNA系统树的结果非常相似。通过统计Y染色体上的基因突变速率，可以追溯到一个来自非洲的共同起源，他将其命名为亚当。这再一次说明，欧洲和亚洲等世界其他现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而美洲和澳洲现代人群又都起源于亚洲人群。这就是与“夏娃假说”相互应征的“亚当假说”。
“亚当假说”则是基于Y染色体DNA的父系遗传特性：我们都知道，人类有23对计46条染色体，其中22对（44条）为常染色体，另外一对（2条）为性染色体。这两条性染色体分两种组合，XY组合的为男性，XX组合的为女性。所以，Y染色体上的基因，完全来自于父亲这边，通过爷爷传给父亲，父亲传给儿子这样代代相传。和线粒体类似，Y染色体上非重组区的Y-SNP也有一定几率会发生突变（突变更稳定，而且概率比线粒体高，且每一个突变点都更容易被记录和找到），产生的突变也会通过单倍遗传，一代代积累下来，这也被称为多态性（polymorphism）。
因为多态性是代代积累的，也就是说，多态性越多的人群，相当于他们的传递代数也越多，就证明他们越古老。
Y染色体上的SNP突变。
所以研究Y染色体上的多态性，就可以发现祖先人群在父系关系上的迁徙和发展。
根据Y染色体推测的人类迁徙图
如果理解不能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假定任何一个家族每隔5代就会出一个名人（基因突变），那么如果某个家族历史上出了10个名人，而另一个家族历史上只出了2个名人，那么也就证明前者的家族肯定比后者更为古老。
非洲的桑人人群（科伊桑人中的桑人部分）的Y染色体中，包含有已知所有人类中最多的多态性，这便证明他们是最古老的人类。可以理解为，每一支其他种族的人群都是从他们那里分离出去的。而越后期分离出去的人群，多态性便越低。
下图为科伊桑人（Khoi-San）部落，已故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是科伊桑人和班图人（Bantu）的混血。
再补充下，生物多态性指的是同一种群中存在多种表型。举例说明比如科伊桑人这一族，多态性很高，他们的种族在6万年以前就形成了。并且，他们和现代人类基因相似性只有87%，而汉族（汉族形成一般指O-M175这一基因突变产生）的形成，是在3万5千多年前，所以汉族的多态性没有那么高。两个汉人之间的基因相似性，比两个科伊桑人之间的基因相似性高得多，也就是是说多态性小得多。
根据Y染色体DNA的理论，再结合现代不同地域的原始男性居民的DNA样本，分子人类学家甚至能够推断出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轨迹。当然这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了，有兴趣眠眠下次再说……（又挖坑了……）
04 多地起源说
我们继续说，时间到了1997年的7月，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柯林斯（M. Krings）等，对1856年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尼安德特峡谷的，距今大约6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化石，进行了线粒体DNA（mtDNA）的抽提和PCR扩增，并对提取出的DNA进行了测序。
他们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序列中，有12个片断与现代人类完全不同，且处在现代人类的变异范围之外。经过进一步推算，计算出二者的分化时间居然在30万年以上。（也就是根据这个结论，推测前人Homo antecessor是二者共同的祖先）
而根据各种遗迹和化石表面，尼安德特人曾经和智人一同生活过，他们并存历史在10万年以内。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种之间有直接传承关系的话，差异应该小于过10万年，绝不可能达到30万年。因此，尼安德特人不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他们只是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个旁支。并且，这一研究结果也支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
柯林斯随后在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此观点，引得学术界哗然。因为和中国一样，过去欧洲人也曾一直认为，尼安德特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祖先。而且非常类似的是，尼安德特人的解剖学特征也和现代欧洲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深邃的五官和红色的毛发）。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内，也在业界激起了轩然大波。1999年，中科院研究员宿兵等学者，利用19个Y-SNP构成的一组Y染色体单倍型，对中国各省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地总共925个个体的不同人群进行研究，证明中国各人群在内的全部现代东亚人群的Y-SNP单倍型均来自于较晚发生的突变，而更早的类型仅存在于非洲。由此他认为，现代东亚人全部来自于非洲的某个祖先。
2001年，浙江大学的柯越海教授，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和卢大儒教授等（对，就是不久前和崔永元争执的那位），对来自中国各地区近12000个男性随机样本进行了M89、M130和YAP三个Y染色体单倍型的分型研究。为了表达地清楚些，眠眠尽量再详细介绍一下他们选择的这三个Y染色体突变型吧。
这三个单倍型M89（F）、M130（C）和YAP（D）均是由一个Y染色体单倍型M168（CT）分出来的（可以理解为一个祖先，三个不同辈分的后代）。而M168是人类最早走出非洲并扩散到其他地区的代表性突变位点，也是所有非非洲人群最近的共同祖先。
所以，M168是现代人类单一起源于非洲的最直接证据，在除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发现任何比M168更古老的突变型。柯越海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这多达万份的样品无一例外具有M89、M130和YAP三种突变型之一，并没有发现任何个体携带有除这三种Y-SNP之外的突变类型，也没有发现同时具有M89、M130和YAP突变中任意两个以上突变的个体。
眠眠再用通俗点的例子比喻下吧，来自非洲的爷爷有三个子孙，这三个子孙分别离家出走，到了三个不同的荒岛并定居，许多年后这三个荒岛的岛民，必然分别是这三个子孙的后代，而且不可能同时是三个子孙中任何两个的后代。毕竟他们三个去的是不同的荒岛。这一结果，与非洲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基因型分型完全一致。在所检测的所有中国12000份样品中全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M168突变型的遗传痕迹。
如此一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现代中国人从非洲迁徙而来，显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分子人类学所支持的这种理论，也被称为人类单地起源说。当然，单地指的就是非洲了。这种理论，是指智人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并完全取代（自然灭绝？杀掉？吃掉？）了当地的其他古人种同胞，比如北京猿人的后代、尼安德特人等等，最终形成了现代人类。
按照这一理论，智人从非洲出发，在进入中国之前，大体分为两支（不同时间），一南一北进入中国腹地，并逐渐形成的如今的中国各民族。
05 单地起源说的漏洞
我们知道，任何重大理论的提出，都会经历无数的学术大战（学术大撕逼），更何况是人类起源这么神圣的理论呢？如今依然坚持支持多地起源说的，大都是中国学者。私以为，这里面或多或少内含着中国人的本土自豪感。而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他坚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观点，也便是说，现代中国人，是中国本土人种自身不断进化，并和非洲迁徙来的人种互相交融而最终形成的。质疑一：连续进化的证据他坚持此观点的理由之一上文也提到了，中国发掘出的多具古人类化石，展现出一种连续进化的特征，并且和现代中国人（蒙古人种）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铲形门齿等等）。除此之外，山顶洞人和北京猿人分属智人和直立人，却于同在一个区域（周口店龙骨山）发现，是不是也提供了这种连续进化的地理坐标证据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许汉奎也支持这一观点，身为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者之一，他在南京葫芦洞古熔岩洞发现了南京猿人1号和南京猿人2号。下图为南京猿人1号。
南京猿人1号是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活在距今约60万年前，具有北京猿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着遗传联系。而南京猿人2号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更为进化，这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从中也可以推测，中国古人类是存在连续进化的。质疑二：中国古人类工具落后考古学家发现，中国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中，98%都停留在“第一模式”阶段。而中东出土的智人遗迹中，他们在10万年前所使用的石器，精致而易使用，已经属于“第三模式”了，这比“第一模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按照单地起源说，智人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到达中东，6万年前到达中国，然后完全取代中国本土古人类的话，那么这些智人在到达中东时，就具备制作“第三模式”石器的技术了，为啥在那之后过了4万年到达中国后，反而只会做“第一模式”的原始石器了呢？这不是开历史倒车了吗？第一模式：The Oldowan Industry
第三模式：The Mousterian Industry
质疑三：原来的古人类去哪了这个质疑，不但在中国出土的各种古人类身上存在，也同样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存在。至今学界都无法给出信服的答案，证明这些古人类是如何灭绝的。有说是被迁徙来的智人全部杀光了的。然而，且不论中国之广阔，即便是欧洲也有那么巨大一块地儿，怎么可能杀到一个不剩，彻底灭绝呢？尼安德特人的智力并不比智人低，打不过难道不会跑吗？更何况，也未出土过证明有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激烈战斗的遗迹。同样的，中国也没有类似的两种古人类互相厮杀的遗迹出土。还有说被智人全部吃了的，这个推测私以为比较荒谬。人身上才几斤肉？有猛犸披毛犀不吃，盯着战斗力相仿的同胞吃么？然后还有说遇到寒冷的第四纪冰期被冻死灭绝的。但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其他的生物如猩猩、野牛、狼都没有因此而冻死灭绝，为何食物链顶端的古人类反而灭绝了，似乎也不合理呀。。同样的道理，人类是会迁徙的，觉得北方冷就往南方跑是本能，活活被全员冻死有点不可思议。质疑四：典型的东亚人特征上面我们提到过铲形门齿，第三臼齿先天性缺失，矢状嵴，下颌圆枕，长方形的眼眶，脸型比较扁平等中国古人类和现代人的共同特征。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头颅大都呈两面坡状，有下颌圆枕；非洲人则是圆弧状，没有下颌圆枕。对比一下，北京猿人的头顶就呈两面坡状，有下颌圆枕。这是否说明了什么？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趋同进化的解释（我个人比较赞成这种解释，但面对一些疑点也有困惑）。对趋同进化理论的质疑主要在于，趋同进化，一般都是因为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显著变化，但学界仍无法给出，两面坡状头骨和圆弧状头骨在进化学中的解释。或者说，这种特征和环境的影响并不大。此外，如果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特征相似，是因为欧洲气候极度寒冷所导致的趋同进化，那么同样地处寒冷的北亚和北美，为什么智人就进化成了蒙古人种（楚科奇人、因纽特人）的特点呢？所以在各种质疑之下，杂交这种猜想也便逐渐产生了。而德国人通过对尼安德特人的化石进行DNA测序后，发现现今所有人类（非洲最南部的人群除外），都含有1%-4%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也似乎更加证明了杂交的可能（也有提出是环物种可能的）。但是杂交猜测被质疑的问题就更多了，本文就不再一一展开了。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那咱们也给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做个测序不就结了？
可惜的是，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本来就少，北京猿人的和山顶洞人的化石还都不知所踪了。而且做测序的话，不但要破坏化石本体（需要溶解后才能提取DNA片段样本），还不一定真的能提取到DNA片段，所以我国暂时没有进行过类似的研究。
所以，到现在也没办法下定论说，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到底是谁……（不要打我，因为学术界也没有公论……
不过呢，如果非要做个结论的话，归根到底咱们还是来自非洲的。因为，即使是北京猿人那批直立人，也是190万年前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的……
何基沣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张克侠，徐州地区守备指挥部指挥官。
何基沣，1938年秘密进入延安访问学习达两个月，其间曾与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多次会谈，于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解放战争时任国民党第77军军长，与中共华东局保持联系，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
蒋介石有所察觉，便将其调任第3绥靖区副司令，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免去了其第77军军长之职，失去了军权。
张克侠，1927年赴苏联留学，1929年秘密加入中共。1943年起任第33集团军参谋长，后升为副司令。张克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存实和李翔梧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亲自批准他为“特别党员”。
1945年，陈毅派人与张克侠恢复组织联系。他接受中共华东局的领导，从事对所部的争取、策反工作，争取了一批中、下层军官。
1948年10月起，淮海战役酝酿过程中，华东局饶漱石派人与何、张联系，组织起义，配合解放军作战。
饶漱石指示华东解放军副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舒同具体负责。
谭震林先后派朱林、杨斯德、孙秉超等人进入第3绥靖区，与何，张取得联系，并根据华东解放军的要求，进行了起义的准备，计划让出运河防线，控制渡口、桥梁，确保解放军顺利渡过运河。
11月5日，冯治安按国防部徐蚌会战计划的部署，命令各部退守韩庄、万年闸、台儿庄一线。
何基沣秘令第77军37师111团将地下党员王世江任营长的第3营留在运河以北，以便与解放军联系。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解放军第10纵队逼近韩庄，王世江率部起义。
而此时59军的上层军官对起义还没有统一认识，军长刘振三以看病为名放弃指挥去了上海，师团长有的犹豫不决，有的要求推迟起义。而77军军长王长海也称病告假，把部队交给何基沣。
何基沣、杨斯德认为形势紧迫，决定于11月8日起义，凡不同意起义者一律就地处决。
就在这时，谭震林部解放军已占领运河万年闸，并有三个团渡过运河。
在解放军步步逼近的压力下，59军终于一致同意起义。
张克侠由于策反时暴露，被冯治安软禁在徐州。为了赶上起义，他几经周折，终于摆脱监控于8日上午到达贾汪。
11月8日，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第3绥靖区第59军38师、180师，第77军之132师和37师111团，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投诚解放军。
11月28日，何基沣、张克侠、孟绍濂（77军副军长）、过家芳（77军132师师长，地下党员）、杨干三（59军38师师长）、崔振伦（59军180师师长）发表联名反蒋通电，宣布加入解放军。
如此一来，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徐州防线彻底乱了阵脚，东北部运河防线敞开了一个80 公里的大口子。
谭震林部山东兵团3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所在地，直插陇海，切断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华东解放军、华野副政委、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高兴地报告中央：“何、张率部起义，捅开了徐州东北大门，给蒋介石投了个重磅炸弹！”
毛泽东在复电中也高兴地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伯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迅速通过刚起义的何、张部防区以后，迅速地追击向徐州方向逃窜的敌人。
11日晚将黄伯韬兵团四个军全部包围在碾庄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使之成为瓮中之鳖。
一、临阵换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
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59军军部及两个师77个军一个半师共23000多人于8日起义投诚。
11月9日围歼黄百韬于江苏邳州市碾庄圩地区的战斗打响。
淮海战役决定性的第一阶段战役是围歼黃伯韬兵团，但是这块骨头非常难啃。
依据毛泽东的部署，本来期望华野各兵团15日左右要完成歼灭黃伯韬，然后快速移兵协助中原野战军进入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
然而粟裕筹划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重点，不是消灭黄维兵团，他试图以包围黄百韬兵团来吸引徐州方向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增援，然后把打击重点，放在打援即歼灭邱、李兵团上。
因此由于着眼的重点不当，导致兵力火力配置不当，粟裕亲自指挥的围歼黄百韬兵团碾庄战役前期进展并不顺利，以至连日久攻不下，而战士伤亡甚多。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对此焦虑至极，多次来电催问华野什么时候能歼灭黄伯韬。因为这个时候，中原野战军已经拖住了前来救援的黄维兵团，但是中野部队人数少，火力弱，面对强大的机械化的黄维兵团，存亡胜败只系于毫发之间。
军委希望华野部队在15日以前歼灭黄百韬兵团。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华野催促：
“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队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队西移永城，对付黄维。”
但是，粟裕没有明确答复是否能于15日左右全歼黄百韬兵团，而提出：
“请军委、华东局能多给我们几个基数的炮弹及炸药（我们预备两个基数已用去一个，而军区续送者至今未到），并请华东局令汽车部队加强我们的运输，以适应战机。”
似乎久攻不下的原因是炮弹不足。
随着时间的流失以及黄维兵团攻击压力的加大，从中野给军委的电文已经可以看出中野方面的焦虑和无奈。面对战力和火力强大的黄维兵团 ，中野要独立完成全歼黄维兵团的计划显然是勉为其难。所以邓小平当时甚至喊出了“即使中野拼光也要消灭黄维”的壮语 。
由于华野围歼黄兵团受阻会延滞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在军委催促下，根据华东局（饶漱石？）和陈毅指示，华野前敌指挥部于11月14日夜在土山镇召开一次前委的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调整战役指挥和兵力部署，由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接替粟裕和陈士榘，担任碾庄攻击总指挥。
二、土山会议前后经过
11月14日的土山镇会议，是淮海战役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更换了攻击黃伯韬兵团的前敌总指挥。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至今没有公布有关会议记录的详细资讯。我们目前关于这次会议前后情况所知道的仍然只是来自将军们的回忆录。
据这些回忆录所记录：
11月7日，陈士榘率西兵团主力、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9纵围堵黃伯韬兵团于碾庄。
《张震回忆录》：“7日，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地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这时战况报来：在陈士榘参谋长的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经将黄兵团合围于碾庄圩附近。”（338页）
11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指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要求“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碾庄战役前期（7日——9日）对黄百韬兵团的大包围，是由陈士榘、谭震林指挥实施完成的。
9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经运河车站前进至陇海路以南的花庄。
同日， 粟裕、谭震林等发出《全歼黄百韬兵团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10日 ，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花庄西进至运河以西9公里的议堂。议堂，传说东汉末年曹操曾在此地议事，因而得名。
12日 ，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一步转移到碾庄（今邳州市碾庄镇）南的过满山（今邳州市八义集镇境内）。西柏坡中央军委获悉后电示，华野指挥位置不宜太靠前，要后撤10里。于是粟裕即决定后移10里到土山集（今邳州市土山镇）。
13日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邳县（今邳州市）土山镇东南之火神庙，此地距碾庄前线约15公里。
所以前期碾庄战役的战斗（9—14日），是由粟裕亲自指挥的。
11月14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催促刘、陈、邓、 粟、谭、 陈、 张、 韦、 吉 、 王 及华东局：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百韬）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首先解决黄匪25 、44、 100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64军 ，吸引邱 、李东进。”
在军委及刘陈邓不断催促的压力下，14日晚，华野及山东兵团前委于召开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议题是调整部署，改进战法，明确及调整指挥关系。
会议做出变更战场指挥员的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歼黄（百韬）作战。而原来承担指挥任务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转为负责指挥打援兵团。
15日13时，华野指挥部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央军委。
三、谭震林指挥歼灭黄百韬
11月15日以后，谭震林指挥部队，经过一周苦战，于22日全歼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彻底胜利。
11月15日后，粟裕已不在攻击黄百韬的碾庄前线，他转移到徐东双沟的韦国清苏北兵团所在的对徐州邱李兵团打援的指挥位置上。
对此次碾庄战场指挥人事之改变，毛泽东16日回电称“粟裕到韦吉部（指挥）甚好”。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淮海战役中，华野（以及其他华东军区的地方部队）实际仍然分成两大部分，即西兵团的粟、陈、张为一部，以及山东兵团的谭、王为一部。
根据中央军委1947、1948 年华野分兵的多次指示，谭王部队（山东兵团）并不隶属于粟裕部，而是直接隶属华东局指挥。而粟裕部的领导关系则主要隶属于中原局。
协调并指挥华野及中野，以及统筹协调华东解放军各部的，不是粟裕的指挥部而是中央军委、陈毅以及16日成立的，但经中央军委特别授权的以邓小平、陈毅、刘伯承为首的总前委。
1、华野诸将关于碾庄战役土山会议更换指挥员的回忆录
一、“陈士榘将军回忆录”的记述：
“华东野战军首长（粟、谭）于11月14日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统一指挥4、6、8、9、13纵队加速攻歼黄伯韬兵团，以10纵队首长（宋时轮）指挥7、10、11在候集至大许家地区，夹铁路而阵，以顽强的防御坚决堵住徐州之敌东援；野战军及苏北兵团首长（粟裕、韦国清）指挥的第1、2、12、鲁中南纵队、中野11 纵队、江淮军区两独立旅由徐州东南向东援之敌侧后突击，钳制东援敌人；以第3纵队和晋冀鲁豫独立旅由徐州之南牵制徐州之敌。
11月15日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又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作战方针。”
《谢有法将军回忆录》中的记载：
“为了加强统一指挥，十四日晚，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召集六个纵队的主要领导开会，研究敌情，调整部署。并决定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五个纵队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之任务。”
（谢有法，时任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
《张震将军回忆录》的记载：
“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乃于十四日晚召集六个纵队首长开会，调整部署，统一组织指挥，检查了几天来攻击作战的经验教训，针对敌人特点提出了攻坚一系列措施，并以山东兵团谭震林兼政委、王建安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五个纵队围歼黄百韬。
华野主力由华野首长（粟裕）直接指挥，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的记述：
“14日晚，华野司令部于土山镇召开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纵队指挥员的作战会议，总结经验，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确定由山东兵团统一指挥歼黄（百韬兵团）作战。
司令员许世友因病不能南下，山东兵团的政委（谭震林）担当了战场总指挥任务。”
“粟、谭于十五日电军委，简要汇报了会议情况，说明了会议研究的新的歼敌部署。”
《陈士榘回忆录》很明确说明了碾庄战役期间各支部队的指挥情况。在从6日开始进攻并在之后包围黄伯韬集团，到11月14日之间，战场指挥本来是粟裕。
但是在对黄伯韬集团的进攻久久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按照华东局及陈邓意见——碾庄战役的总指挥悄然改变——也就是将担当战场指挥任务的外线兵团司令员粟裕，改换为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
而正是谭震林，在11月14日——11月22日期间的八天时间里，亲自指挥以山东兵团九纵、十三纵为突击主力的部队，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
11月16日，中央组建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的前敌委员会，将歼灭黄百韬之役变成了淮海决战。
淮海战役期间，许世友返回胶东养病。山东兵团的工作，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战役的全过程，谭震林以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的身份，随兵团行动，与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淮海战役开始，为实施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那县、郊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包围歼灭黄百韬所率国民党第七兵团，谭震林、王建安受命率七纵队、卜纵队、十三纵队，担任右翼攻击。
部队沿津浦路以东之临城、峰县、枣庄一线向南进击，截断黄百韬兵团向徐州西逃的退路。当时，上述地区主要属于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所部防守范围.所以，首要的一着，是促成该部起义。
还在参加曲阜会议期间，谭震林一面指挥山东兵团南下做好作战准备，一面负责指导对冯治安部起义的联络工作，这是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的部署进行的。
10月27日至31日，谭震林曾接连几个晚上，同刚从徐州冯治安部返回的中共党员朱林谈话，认真听取汇报、分析了促成该部起义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该部主力五十先、七十七两个军、四个师，原系酉北军杨虎城将军所属部队，一直受蒋介石排斥。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党员，由中央直接领导，很早以来就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秘密工作他俩虽掌握着部队的实权。但是、蒋介石派进来控制这个部队的，既有高级军官，又有“督战队”，还有分散在各支队伍里的特务。因此，要按照预定计划实行起义，干扰和阻力都还不少，并非轻而易举。
谭震林在了解和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考虑到淮海战役打响，怎样适时而顺利地促成该部起义，关键是要支持和配合何、张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深人细致的工作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当然要争取起义人数越多越好”，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具体处境，不可要求过高。他说:“目前，只要求他们能带部队为我军进攻让路。至于能争取多少部队起义，要看具体情况。”他还交代了政策，要何、张两位事先掌握对起义部队的安排，原则是二：“起义以后，部队不立即参战，由我军指定地点集中，按照我军制度整编。我们在部队上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们的家属可望在解放区和他们团聚。”
朱林是华东局社会部派往冯治安部做联络工作的，他听取了谭震林的指示，于战役发起前再回徐州，向何、张传达了谭震林关于战斗开始的时间、联络的办法和对实行起义的要求、政策等指示。
为了与何、张内外配合，促成冯治安部起义，谭震林在曲阜会议结束，返回山东兵团研究作战计划时，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介绍了该部历史及其内部情况，他说:这次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也要看到该部军官中有些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在起义过程中可能会顽固抵抗，因此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困难。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军事上采取坚决攻势，配合政治上积极争取。该部布防的运河沿线，是山东兵团进攻的主要方向。他要求认真查清其兵力、地形、渡口等情况，以便作好周密的攻击部署，立足于打，决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他又说:“这些情况，我已向各纵队领导作了交代，讲了三条原则:一是配合何、张，力争实行起义计划;二是如起义不成，能给我军进攻让开通路;三是既不能起义，也不能让路，那只能坚决进攻，歼灭该部这些情况对部队还要保密，以免影响整个部署。”
战役按预定的部署迅猛展开。在华野、中野各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疾速前进，于11月8日攻克韩庄、万年闸、台儿庄，波过运河，进逼贾汪。何基沣、张克侠预先已将防守部队撤至运河沿岸，以策应山东兵团的进攻，并于当日(11月8日)率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共 2.3万余人，在贾汪宣布起义。
消息传来，全军振奋，徐州守敌一片慌乱。
谭震林在前沿指挥所里掏出烟卷，点燃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对空慢慢吐出烟来，看着成串的小烟圈像连珠炮似地旋转飘浮这是他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形成的特有习惯，借以抒发自己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以后，那种难以抑制的欢协己情。
他高兴地说:“何、张率部起义，捅开了徐州东北大门，给蒋介石投了个重磅炸弹!”随即一面派兵团政治部联络部负责人带了他的亲笔信，代表山东兵团前去迎接起义部队;一面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报告起义成功。
密切关注着淮海战局进展情况的毛泽东、周恩来，于9日下午4时收到电报，当即以茶代酒，兴奋地举杯祝贺.毛泽东在复电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一个大胜利”，指出，“今后数日内歼灭黄百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
11月9日，栗裕、谭震林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徐州之敌将作总退却的估计出发。迅速部署截断敌军退路，以利围歼，发出了《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何、张率部起义，敌军士气沮丧，指挥系统混乱，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迅速通过刚起义的何、张所部防区以后，遵照毛泽东来电要求各参战部队“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的指示，排除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不老河，直插徐州东侧，抢占陇海路曹八集、大许家等要点这时，淮海地区已是深秋，广大指战员不顾风寒水冷，昼夜兼程，猛追已经撤至运河以西、正向徐州方向逃窜之敌。
10日晚，占领了大许家、大庙。11日，歼灭西逃的黄百韬兵团先头部队第一百军所属四卜四师3000人。攻占了曹八集，从而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完全切断了敌之退路，于当晚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全部包围、压缩在碾庄坪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使之成为瓮中之鳖。
淮海战局的剧烈变化，逼使敌军改变部署。
黄百韬兵困固守待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出动12个师的兵力，从徐州东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山东兵团阵地猛扑过来。华野、中野各参战部队在陈毅、邓小平的统一部署下，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的原则，以强大的兵力，正面阻击与侧后攻击相配合，置敌于进退失据、腹背挨打的困境之中，这就大量杀伤并牢牢拖住了东援之敌，保证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作战。
11月14日晚，栗裕、谭震林根据当时战局的发展变化情况，在陇海路南的土山镇，召开了由各围歼纵队指挥员出席的华野作战会议，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这是粟裕、谭震林分析研究了敌我态势后共同制定的。
会上宜布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卜三纵队及特纵一部，担任围歼碾庄好地区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任务。
15日拂晓，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指挥所进入与碾庄好隔河相望的茸山庄，靠近前沿指挥。
谭震林来到作战室，与兵团其他领导一道。听取敌情汇报，研究歼敌方案。
这时，敌军以碾庄为中心，组成了第一百军在西、第四十四军在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卜五军在北的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谭震林坚决贯彻华野作战会议确定的战法，具体布置了各纵队的作战位置，周密地安排了打破敌军防御的兵力配置。
他指出:“先打弱敌”，就是第一步先攻敌第一百军、四十四军，这两个军在逃窜中已遭我军的重创，战斗力较弱，要先吃掉。第二步“击其首脑”，把敌兵团部摧毁，其防御部署必然大乱.我军即可乘胜歼灭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
他还针对平原地形开阔，敌军依托村落防御，火力密集，接近困难的特点，要求部队以两天时间做好各项攻击准备。兵团主要领导也作了分工，谭震林抓政治动员与组织调整，王建安抓炮火组织.他俩还一起检查了部队的土工作业，要求确保参战的第一梯队隐蔽接近敌人，做到步炮密切协同。
11月16日，正当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发出成立推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墓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推海前线作战和领导支前及后勤保障工作。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临机处置一切。中央军委号召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之下，夺取战役的新胜利。
17日黄昏，在谭震林、王建安的统一号令下。山东兵团指挥的各纵队按第一步作战计划，发起攻击。部队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碾庄以西、以南各村落的敌据点猛攻猛打，展开了逐村逐屋的争夺战，至18日全歼守敌第一百军、四一军.与此同时，敌第六十四、二十五军，也遭到重大杀伤。
碾庄坪敌兵团司令部已完全暴露在山东兵团的攻击之下.谭震林、王建安抓住战机，立即实施第二步作战计划，于19日晚组织各部队向碾庄坪敌军核心阵地发起总攻。
20日晨，攻占碾庄坪，全歼敌兵团部和二十五军大部。此时，从徐州来援的敌兵被阻击畏缩在四五卜公里以外。黄百韬本人窜至敌六十四军军部，妄图依托有利地形和飞机支援，继续负隅顽抗。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部队，在下有水壕阻隔、上有飞机滥炸的激战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一鼓作气，浴血拚搏，终于攻破敌军所有防线，于22日下午全歼被围之敌，击毙黄百蹈。
总计12万人的黄百韬兵团，至此全部覆灭。与此同时，担任打援的华野、中野各部队协同作战，不仅重创了各路援敌，而且攻占了宿县城，切断了津浦铁路徐蚌段，完全孤立了徐州。
11月25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捷，热烈庆贺此战役“使徐州之敌陷于完全孤立地位，使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谭震林立即布置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学习中共中央的贺电，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准备连续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争取战役全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鼓舞部队士气，为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作好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以下摘自《谭震林传·谭震林与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期间，许世友返回胶东养病。（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的工作，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战役的全过程，谭震林以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的身份，随兵团行动，与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淮海战役开始，为实施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那县、郊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包围歼灭黄百韬所率国民党第七兵团，谭震林、王建安受命率七纵队、卜纵队、十三纵队，担任右翼攻击。
部队沿津浦路以东之临城、峰县、枣庄一线向南进击，截断黄百韬兵团向徐州西逃的退路。当时，上述地区主要属于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所部防守范围.所以，首要的一着，是促成该部起义。
还在参加曲阜会议期间，谭震林一面指挥山东兵团南下做好作战准备，一面负责指导对冯治安部起义的联络工作，这是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的部署进行的。
10月27日至31日，谭震林曾接连几个晚上，同刚从徐州冯治安部返回的中共党员朱林谈话，认真听取汇报、分析了促成该部起义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该部主力五十先、七十七两个军、四个师，原系酉北军杨虎城将军所属部队，一直受蒋介石排斥。
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党员，由中央直接领导，很早以来就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秘密工作他俩虽掌握着部队的实权。但是、蒋介石派进来控制这个部队的，既有高级军官，又有“督战队”，还有分散在各支队伍里的特务。因此，要按照预定计划实行起义，干扰和阻力都还不少，并非轻而易举。
谭震林在了解和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考虑到淮海战役打响，怎样适时而顺利地促成该部起义，关键是要支持和配合何、张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深人细致的工作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当然要争取起义人数越多越好”，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具体处境，不可要求过高。他说:“目前，只要求他们能带部队为我军进攻让路。至于能争取多少部队起义，要看具体情况。”他还交代了政策，要何、张两位事先掌握对起义部队的安排，原则是二：“起义以后，部队不立即参战，由我军指定地点集中，按照我军制度整编。我们在部队上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们的家属可望在解放区和他们团聚。”
朱林是华东局社会部派往冯治安部做联络工作的，他听取了谭震林的指示，于战役发起前再回徐州，向何、张传达了谭震林关于战斗开始的时间、联络的办法和对实行起义的要求、政策等指示。
为了与何、张内外配合，促成冯治安部起义，谭震林在曲阜会议结束，返回山东兵团研究作战计划时，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介绍了该部历史及其内部情况，他说:这次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也要看到该部军官中有些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在起义过程中可能会顽固抵抗，因此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困难。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军事上采取坚决攻势，配合政治上积极争取。该部布防的运河沿线，是山东兵团进攻的主要方向。他要求认真查清其兵力、地形、渡口等情况，以便作好周密的攻击部署，立足于打，决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他又说:“这些情况，我已向各纵队领导作了交代，讲了三条原则:一是配合何、张，力争实行起义计划;二是如起义不成，能给我军进攻让开通路;三是既不能起义，也不能让路，那只能坚决进攻，歼灭该部这些情况对部队还要保密，以免影响整个部署。”
战役按预定的部署迅猛展开。在华野、中野各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疾速前进，于11月8日攻克韩庄、万年闸、台儿庄，波过运河，进逼贾汪。何基沣、张克侠预先已将防守部队撤至运河沿岸，以策应山东兵团的进攻，并于当日(11月8日)率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共 2.3万余人，在贾汪宣布起义。
消息传来，全军振奋，徐州守敌一片慌乱。
谭震林在前沿指挥所里掏出烟卷，点燃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对空慢慢吐出烟来，看着成串的小烟圈像连珠炮似地旋转飘浮这是他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形成的特有习惯，借以抒发自己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以后，那种难以抑制的欢协己情。
他高兴地说:“何、张率部起义，捅开了徐州东北大门，给蒋介石投了个重磅炸弹!”随即一面派兵团政治部联络部负责人带了他的亲笔信，代表山东兵团前去迎接起义部队;一面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报告起义成功。
密切关注着淮海战局进展情况的毛泽东、周恩来，于9日下午4时收到电报，当即以茶代酒，兴奋地举杯祝贺.毛泽东在复电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一个大胜利”，指出，“今后数日内歼灭黄百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
11月9日，栗裕、谭震林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徐州之敌将作总退却的估计出发。迅速部署截断敌军退路，以利围歼，发出了《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何、张率部起义，敌军士气沮丧，指挥系统混乱，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迅速通过刚起义的何、张所部防区以后，遵照毛泽东来电要求各参战部队“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的指示，排除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不老河，直插徐州东侧，抢占陇海路曹八集、大许家等要点这时，淮海地区已是深秋，广大指战员不顾风寒水冷，昼夜兼程，猛追已经撤至运河以西、正向徐州方向逃窜之敌。
10日晚，占领了大许家、大庙。11日，歼灭西逃的黄百韬兵团先头部队第一百军所属四卜四师3000人。攻占了曹八集，从而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完全切断了敌之退路，于当晚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全部包围、压缩在碾庄坪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使之成为瓮中之鳖。
淮海战局的剧烈变化，逼使敌军改变部署。
黄百韬兵困固守待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出动12个师的兵力，从徐州东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山东兵团阵地猛扑过来。华野、中野各参战部队在陈毅、邓小平的统一部署下，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的原则，以强大的兵力，正面阻击与侧后攻击相配合，置敌于进退失据、腹背挨打的困境之中，这就大量杀伤并牢牢拖住了东援之敌，保证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作战。
11月14日晚，栗裕、谭震林根据当时战局的发展变化情况，在陇海路南的土山镇，召开了由各围歼纵队指挥员出席的华野作战会议，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这是粟裕、谭震林分析研究了敌我态势后共同制定的。
会上宜布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卜三纵队及特纵一部，担任围歼碾庄好地区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任务。
15日拂晓，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指挥所进入与碾庄好隔河相望的茸山庄，靠近前沿指挥。
谭震林来到作战室，与兵团其他领导一道。听取敌情汇报，研究歼敌方案。
这时，敌军以碾庄为中心，组成了第一百军在西、第四十四军在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卜五军在北的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谭震林坚决贯彻华野作战会议确定的战法，具体布置了各纵队的作战位置，周密地安排了打破敌军防御的兵力配置。
他指出:“先打弱敌”，就是第一步先攻敌第一百军、四十四军，这两个军在逃窜中已遭我军的重创，战斗力较弱，要先吃掉。第二步“击其首脑”，把敌兵团部摧毁，其防御部署必然大乱.我军即可乘胜歼灭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
他还针对平原地形开阔，敌军依托村落防御，火力密集，接近困难的特点，要求部队以两天时间做好各项攻击准备。兵团主要领导也作了分工，谭震林抓政治动员与组织调整，王建安抓炮火组织.他俩还一起检查了部队的土工作业，要求确保参战的第一梯队隐蔽接近敌人，做到步炮密切协同。
11月16日，正当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发出成立推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墓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推海前线作战和领导支前及后勤保障工作。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临机处置一切。中央军委号召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之下，夺取战役的新胜利。
17日黄昏，在谭震林、王建安的统一号令下。山东兵团指挥的各纵队按第一步作战计划，发起攻击。部队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碾庄以西、以南各村落的敌据点猛攻猛打，展开了逐村逐屋的争夺战，至18日全歼守敌第一百军、四一军.与此同时，敌第六十四、二十五军，也遭到重大杀伤。
碾庄坪敌兵团司令部已完全暴露在山东兵团的攻击之下.谭震林、王建安抓住战机，立即实施第二步作战计划，于19日晚组织各部队向碾庄坪敌军核心阵地发起总攻。
20日晨，攻占碾庄坪，全歼敌兵团部和二十五军大部。此时，从徐州来援的敌兵被阻击畏缩在四五卜公里以外。黄百韬本人窜至敌六十四军军部，妄图依托有利地形和飞机支援，继续负隅顽抗。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部队，在下有水壕阻隔、上有飞机滥炸的激战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一鼓作气，浴血拚搏，终于攻破敌军所有防线，于22日下午全歼被围之敌，击毙黄百蹈。
总计12万人的黄百韬兵团，至此全部覆灭。与此同时，担任打援的华野、中野各部队协同作战，不仅重创了各路援敌，而且攻占了宿县城，切断了津浦铁路徐蚌段，完全孤立了徐州。
11月25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捷，热烈庆贺此战役“使徐州之敌陷于完全孤立地位，使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谭震林立即布置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学习中共中央的贺电，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准备连续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争取战役全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鼓舞部队士气，为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作好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
一、临阵换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
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59军军部及两个师77个军一个半师共23000多人于8日起义投诚。
11月9日围歼黄百韬于江苏邳州市碾庄圩地区的战斗打响。
淮海战役决定性的第一阶段战役是围歼黃伯韬兵团，但是这块骨头非常难啃。
依据毛泽东的部署，本来期望华野各兵团15日左右要完成歼灭黃伯韬，然后快速移兵协助中原野战军进入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
然而粟裕筹划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重点，不是消灭黄维兵团，他试图以包围黄百韬兵团来吸引徐州方向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增援，然后把打击重点，放在打援即歼灭邱、李兵团上。
因此由于着眼的重点不当，导致兵力火力配置不当，粟裕亲自指挥的围歼黄百韬兵团碾庄战役前期进展并不顺利，以至连日久攻不下，而战士伤亡甚多。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对此焦虑至极，多次来电催问华野什么时候能歼灭黄伯韬。因为这个时候，中原野战军已经拖住了前来救援的黄维兵团，但是中野部队人数少，火力弱，面对强大的机械化的黄维兵团，存亡胜败只系于毫发之间。
军委希望华野部队在15日以前歼灭黄百韬兵团。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华野催促：
“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队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队西移永城，对付黄维。”
但是，粟裕没有明确答复是否能于15日左右全歼黄百韬兵团，而提出：
“请军委、华东局能多给我们几个基数的炮弹及炸药（我们预备两个基数已用去一个，而军区续送者至今未到），并请华东局令汽车部队加强我们的运输，以适应战机。”
似乎久攻不下的原因是炮弹不足。
随着时间的流失以及黄维兵团攻击压力的加大，从中野给军委的电文已经可以看出中野方面的焦虑和无奈。面对战力和火力强大的黄维兵团 ，中野要独立完成全歼黄维兵团的计划显然是勉为其难。所以邓小平当时甚至喊出了“即使中野拼光也要消灭黄维”的壮语 。
由于华野围歼黄兵团受阻会延滞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在军委催促下，根据华东局（饶漱石？）和陈毅指示，华野前敌指挥部于11月14日夜在土山镇召开一次前委的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调整战役指挥和兵力部署，由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接替粟裕和陈士榘，担任碾庄攻击总指挥。
二、土山会议前后经过
11月14日的土山镇会议，是淮海战役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更换了攻击黃伯韬兵团的前敌总指挥。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至今没有公布有关会议记录的详细资讯。我们目前关于这次会议前后情况所知道的仍然只是来自将军们的回忆录。
据这些回忆录所记录：
11月7日，陈士榘率西兵团主力、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9纵围堵黃伯韬兵团于碾庄。
《张震回忆录》：“7日，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地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这时战况报来：在陈士榘参谋长的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经将黄兵团合围于碾庄圩附近。”（338页）
11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指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要求“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碾庄战役前期（7日——9日）对黄百韬兵团的大包围，是由陈士榘、谭震林指挥实施完成的。
9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经运河车站前进至陇海路以南的花庄。
同日， 粟裕、谭震林等发出《全歼黄百韬兵团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10日 ，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花庄西进至运河以西9公里的议堂。议堂，传说东汉末年曹操曾在此地议事，因而得名。
12日 ，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一步转移到碾庄（今邳州市碾庄镇）南的过满山（今邳州市八义集镇境内）。西柏坡中央军委获悉后电示，华野指挥位置不宜太靠前，要后撤10里。于是粟裕即决定后移10里到土山集（今邳州市土山镇）。
13日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邳县（今邳州市）土山镇东南之火神庙，此地距碾庄前线约15公里。
所以前期碾庄战役的战斗（9—14日），是由粟裕亲自指挥的。
11月14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催促刘、陈、邓、 粟、谭、 陈、 张、 韦、 吉 、 王 及华东局：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百韬）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首先解决黄匪25 、44、 100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64军 ，吸引邱 、李东进。”
在军委及刘陈邓不断催促的压力下，14日晚，华野及山东兵团前委于召开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议题是调整部署，改进战法，明确及调整指挥关系。
会议做出变更战场指挥员的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歼黄（百韬）作战。而原来承担指挥任务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转为负责指挥打援兵团。
15日13时，华野指挥部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央军委。
三、谭震林指挥歼灭黄百韬
11月15日以后，谭震林指挥部队，经过一周苦战，于22日全歼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彻底胜利。
11月15日后，粟裕已不在攻击黄百韬的碾庄前线，他转移到徐东双沟的韦国清苏北兵团所在的对徐州邱李兵团打援的指挥位置上。
对此次碾庄战场指挥人事之改变，毛泽东16日回电称“粟裕到韦吉部（指挥）甚好”。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淮海战役中，华野（以及其他华东军区的地方部队）实际仍然分成两大部分，即西兵团的粟、陈、张为一部，以及山东兵团的谭、王为一部。
根据中央军委1947、1948 年华野分兵的多次指示，谭王部队（山东兵团）并不隶属于粟裕部，而是直接隶属华东局指挥。而粟裕部的领导关系则主要隶属于中原局。
协调并指挥华野及中野，以及统筹协调华东解放军各部的，不是粟裕的指挥部而是中央军委、陈毅以及16日成立的，但经中央军委特别授权的以邓小平、陈毅、刘伯承为首的总前委。
1、华野诸将关于碾庄战役土山会议更换指挥员的回忆录
一、“陈士榘将军回忆录”的记述：
“华东野战军首长（粟、谭）于11月14日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统一指挥4、6、8、9、13纵队加速攻歼黄伯韬兵团，以10纵队首长（宋时轮）指挥7、10、11在候集至大许家地区，夹铁路而阵，以顽强的防御坚决堵住徐州之敌东援；野战军及苏北兵团首长（粟裕、韦国清）指挥的第1、2、12、鲁中南纵队、中野11 纵队、江淮军区两独立旅由徐州东南向东援之敌侧后突击，钳制东援敌人；以第3纵队和晋冀鲁豫独立旅由徐州之南牵制徐州之敌。
11月15日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又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作战方针。”
《谢有法将军回忆录》中的记载：
“为了加强统一指挥，十四日晚，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召集六个纵队的主要领导开会，研究敌情，调整部署。并决定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五个纵队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之任务。”
（谢有法，时任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
《张震将军回忆录》的记载：
“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乃于十四日晚召集六个纵队首长开会，调整部署，统一组织指挥，检查了几天来攻击作战的经验教训，针对敌人特点提出了攻坚一系列措施，并以山东兵团谭震林兼政委、王建安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五个纵队围歼黄百韬。
华野主力由华野首长（粟裕）直接指挥，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的记述：
“14日晚，华野司令部于土山镇召开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纵队指挥员的作战会议，总结经验，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确定由山东兵团统一指挥歼黄（百韬兵团）作战。
司令员许世友因病不能南下，山东兵团的政委（谭震林）担当了战场总指挥任务。”
“粟、谭于十五日电军委，简要汇报了会议情况，说明了会议研究的新的歼敌部署。”
《陈士榘回忆录》很明确说明了碾庄战役期间各支部队的指挥情况。在从6日开始进攻并在之后包围黄伯韬集团，到11月14日之间，战场指挥本来是粟裕。
但是在对黄伯韬集团的进攻久久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按照华东局及陈邓意见——碾庄战役的总指挥悄然改变——也就是将担当战场指挥任务的外线兵团司令员粟裕，改换为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
而正是谭震林，在11月14日——11月22日期间的八天时间里，亲自指挥以山东兵团九纵、十三纵为突击主力的部队，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
11月16日，中央组建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的前敌委员会，将歼灭黄百韬之役变成了淮海决战。
淮海战役期间，许世友返回胶东养病。山东兵团的工作，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战役的全过程，谭震林以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的身份，随兵团行动，与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淮海战役开始，为实施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那县、郊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包围歼灭黄百韬所率国民党第七兵团，谭震林、王建安受命率七纵队、卜纵队、十三纵队，担任右翼攻击。
部队沿津浦路以东之临城、峰县、枣庄一线向南进击，截断黄百韬兵团向徐州西逃的退路。当时，上述地区主要属于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所部防守范围.所以，首要的一着，是促成该部起义。
还在参加曲阜会议期间，谭震林一面指挥山东兵团南下做好作战准备，一面负责指导对冯治安部起义的联络工作，这是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的部署进行的。
10月27日至31日，谭震林曾接连几个晚上，同刚从徐州冯治安部返回的中共党员朱林谈话，认真听取汇报、分析了促成该部起义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该部主力五十先、七十七两个军、四个师，原系酉北军杨虎城将军所属部队，一直受蒋介石排斥。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党员，由中央直接领导，很早以来就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秘密工作他俩虽掌握着部队的实权。但是、蒋介石派进来控制这个部队的，既有高级军官，又有“督战队”，还有分散在各支队伍里的特务。因此，要按照预定计划实行起义，干扰和阻力都还不少，并非轻而易举。
谭震林在了解和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考虑到淮海战役打响，怎样适时而顺利地促成该部起义，关键是要支持和配合何、张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深人细致的工作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当然要争取起义人数越多越好”，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具体处境，不可要求过高。他说:“目前，只要求他们能带部队为我军进攻让路。至于能争取多少部队起义，要看具体情况。”他还交代了政策，要何、张两位事先掌握对起义部队的安排，原则是二：“起义以后，部队不立即参战，由我军指定地点集中，按照我军制度整编。我们在部队上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们的家属可望在解放区和他们团聚。”
朱林是华东局社会部派往冯治安部做联络工作的，他听取了谭震林的指示，于战役发起前再回徐州，向何、张传达了谭震林关于战斗开始的时间、联络的办法和对实行起义的要求、政策等指示。
为了与何、张内外配合，促成冯治安部起义，谭震林在曲阜会议结束，返回山东兵团研究作战计划时，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介绍了该部历史及其内部情况，他说:这次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也要看到该部军官中有些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在起义过程中可能会顽固抵抗，因此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困难。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军事上采取坚决攻势，配合政治上积极争取。该部布防的运河沿线，是山东兵团进攻的主要方向。他要求认真查清其兵力、地形、渡口等情况，以便作好周密的攻击部署，立足于打，决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他又说:“这些情况，我已向各纵队领导作了交代，讲了三条原则:一是配合何、张，力争实行起义计划;二是如起义不成，能给我军进攻让开通路;三是既不能起义，也不能让路，那只能坚决进攻，歼灭该部这些情况对部队还要保密，以免影响整个部署。”
战役按预定的部署迅猛展开。在华野、中野各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疾速前进，于11月8日攻克韩庄、万年闸、台儿庄，波过运河，进逼贾汪。何基沣、张克侠预先已将防守部队撤至运河沿岸，以策应山东兵团的进攻，并于当日(11月8日)率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共 2.3万余人，在贾汪宣布起义。
消息传来，全军振奋，徐州守敌一片慌乱。
谭震林在前沿指挥所里掏出烟卷，点燃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对空慢慢吐出烟来，看着成串的小烟圈像连珠炮似地旋转飘浮这是他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形成的特有习惯，借以抒发自己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以后，那种难以抑制的欢协己情。
他高兴地说:“何、张率部起义，捅开了徐州东北大门，给蒋介石投了个重磅炸弹!”随即一面派兵团政治部联络部负责人带了他的亲笔信，代表山东兵团前去迎接起义部队;一面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报告起义成功。
密切关注着淮海战局进展情况的毛泽东、周恩来，于9日下午4时收到电报，当即以茶代酒，兴奋地举杯祝贺.毛泽东在复电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一个大胜利”，指出，“今后数日内歼灭黄百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
11月9日，栗裕、谭震林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徐州之敌将作总退却的估计出发。迅速部署截断敌军退路，以利围歼，发出了《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何、张率部起义，敌军士气沮丧，指挥系统混乱，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迅速通过刚起义的何、张所部防区以后，遵照毛泽东来电要求各参战部队“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的指示，排除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不老河，直插徐州东侧，抢占陇海路曹八集、大许家等要点这时，淮海地区已是深秋，广大指战员不顾风寒水冷，昼夜兼程，猛追已经撤至运河以西、正向徐州方向逃窜之敌。
10日晚，占领了大许家、大庙。11日，歼灭西逃的黄百韬兵团先头部队第一百军所属四卜四师3000人。攻占了曹八集，从而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完全切断了敌之退路，于当晚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全部包围、压缩在碾庄坪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使之成为瓮中之鳖。
淮海战局的剧烈变化，逼使敌军改变部署。
黄百韬兵困固守待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出动12个师的兵力，从徐州东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山东兵团阵地猛扑过来。华野、中野各参战部队在陈毅、邓小平的统一部署下，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的原则，以强大的兵力，正面阻击与侧后攻击相配合，置敌于进退失据、腹背挨打的困境之中，这就大量杀伤并牢牢拖住了东援之敌，保证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作战。
11月14日晚，栗裕、谭震林根据当时战局的发展变化情况，在陇海路南的土山镇，召开了由各围歼纵队指挥员出席的华野作战会议，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这是粟裕、谭震林分析研究了敌我态势后共同制定的。
会上宜布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卜三纵队及特纵一部，担任围歼碾庄好地区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任务。
15日拂晓，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指挥所进入与碾庄好隔河相望的茸山庄，靠近前沿指挥。
谭震林来到作战室，与兵团其他领导一道。听取敌情汇报，研究歼敌方案。
这时，敌军以碾庄为中心，组成了第一百军在西、第四十四军在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卜五军在北的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谭震林坚决贯彻华野作战会议确定的战法，具体布置了各纵队的作战位置，周密地安排了打破敌军防御的兵力配置。
他指出:“先打弱敌”，就是第一步先攻敌第一百军、四十四军，这两个军在逃窜中已遭我军的重创，战斗力较弱，要先吃掉。第二步“击其首脑”，把敌兵团部摧毁，其防御部署必然大乱.我军即可乘胜歼灭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
他还针对平原地形开阔，敌军依托村落防御，火力密集，接近困难的特点，要求部队以两天时间做好各项攻击准备。兵团主要领导也作了分工，谭震林抓政治动员与组织调整，王建安抓炮火组织.他俩还一起检查了部队的土工作业，要求确保参战的第一梯队隐蔽接近敌人，做到步炮密切协同。
11月16日，正当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发出成立推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墓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推海前线作战和领导支前及后勤保障工作。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临机处置一切。中央军委号召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之下，夺取战役的新胜利。
17日黄昏，在谭震林、王建安的统一号令下。山东兵团指挥的各纵队按第一步作战计划，发起攻击。部队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碾庄以西、以南各村落的敌据点猛攻猛打，展开了逐村逐屋的争夺战，至18日全歼守敌第一百军、四一军.与此同时，敌第六十四、二十五军，也遭到重大杀伤。
碾庄坪敌兵团司令部已完全暴露在山东兵团的攻击之下.谭震林、王建安抓住战机，立即实施第二步作战计划，于19日晚组织各部队向碾庄坪敌军核心阵地发起总攻。
20日晨，攻占碾庄坪，全歼敌兵团部和二十五军大部。此时，从徐州来援的敌兵被阻击畏缩在四五卜公里以外。黄百韬本人窜至敌六十四军军部，妄图依托有利地形和飞机支援，继续负隅顽抗。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部队，在下有水壕阻隔、上有飞机滥炸的激战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一鼓作气，浴血拚搏，终于攻破敌军所有防线，于22日下午全歼被围之敌，击毙黄百蹈。
总计12万人的黄百韬兵团，至此全部覆灭。与此同时，担任打援的华野、中野各部队协同作战，不仅重创了各路援敌，而且攻占了宿县城，切断了津浦铁路徐蚌段，完全孤立了徐州。
11月25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捷，热烈庆贺此战役“使徐州之敌陷于完全孤立地位，使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谭震林立即布置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学习中共中央的贺电，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准备连续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争取战役全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鼓舞部队士气，为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作好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
一、临阵换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
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59军军部及两个师77个军一个半师共23000多人于8日起义投诚。
11月9日围歼黄百韬于江苏邳州市碾庄圩地区的战斗打响。
淮海战役决定性的第一阶段战役是围歼黃伯韬兵团，但是这块骨头非常难啃。
依据毛泽东的部署，本来期望华野各兵团15日左右要完成歼灭黃伯韬，然后快速移兵协助中原野战军进入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
然而粟裕筹划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重点，不是消灭黄维兵团，他试图以包围黄百韬兵团来吸引徐州方向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增援，然后把打击重点，放在打援即歼灭邱、李兵团上。
因此由于着眼的重点不当，导致兵力火力配置不当，粟裕亲自指挥的围歼黄百韬兵团碾庄战役前期进展并不顺利，以至连日久攻不下，而战士伤亡甚多。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对此焦虑至极，多次来电催问华野什么时候能歼灭黄伯韬。因为这个时候，中原野战军已经拖住了前来救援的黄维兵团，但是中野部队人数少，火力弱，面对强大的机械化的黄维兵团，存亡胜败只系于毫发之间。
军委希望华野部队在15日以前歼灭黄百韬兵团。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华野催促：
“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队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队西移永城，对付黄维。”
但是，粟裕没有明确答复是否能于15日左右全歼黄百韬兵团，而提出：
“请军委、华东局能多给我们几个基数的炮弹及炸药（我们预备两个基数已用去一个，而军区续送者至今未到），并请华东局令汽车部队加强我们的运输，以适应战机。”
似乎久攻不下的原因是炮弹不足。
随着时间的流失以及黄维兵团攻击压力的加大，从中野给军委的电文已经可以看出中野方面的焦虑和无奈。面对战力和火力强大的黄维兵团 ，中野要独立完成全歼黄维兵团的计划显然是勉为其难。所以邓小平当时甚至喊出了“即使中野拼光也要消灭黄维”的壮语 。
由于华野围歼黄兵团受阻会延滞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在军委催促下，根据华东局（饶漱石？）和陈毅指示，华野前敌指挥部于11月14日夜在土山镇召开一次前委的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调整战役指挥和兵力部署，由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接替粟裕和陈士榘，担任碾庄攻击总指挥。
二、土山会议前后经过
11月14日的土山镇会议，是淮海战役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更换了攻击黃伯韬兵团的前敌总指挥。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至今没有公布有关会议记录的详细资讯。我们目前关于这次会议前后情况所知道的仍然只是来自将军们的回忆录。
据这些回忆录所记录：
11月7日，陈士榘率西兵团主力、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9纵围堵黃伯韬兵团于碾庄。
《张震回忆录》：“7日，当晚我1、4、6、8、9纵立即向敌猛追，陈士榘参谋长率前指赶往第一线，直接指挥追击行动。为便于对部队实施及时的不间断地指挥，我华野指挥所尽量靠前，进至陇海路南土山镇附近。这时战况报来：在陈士榘参谋长的指挥下，我追击部队已经将黄兵团合围于碾庄圩附近。”（338页）
11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指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要求“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碾庄战役前期（7日——9日）对黄百韬兵团的大包围，是由陈士榘、谭震林指挥实施完成的。
9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经运河车站前进至陇海路以南的花庄。
同日， 粟裕、谭震林等发出《全歼黄百韬兵团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10日 ，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花庄西进至运河以西9公里的议堂。议堂，传说东汉末年曹操曾在此地议事，因而得名。
12日 ，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一步转移到碾庄（今邳州市碾庄镇）南的过满山（今邳州市八义集镇境内）。西柏坡中央军委获悉后电示，华野指挥位置不宜太靠前，要后撤10里。于是粟裕即决定后移10里到土山集（今邳州市土山镇）。
13日 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转移到邳县（今邳州市）土山镇东南之火神庙，此地距碾庄前线约15公里。
所以前期碾庄战役的战斗（9—14日），是由粟裕亲自指挥的。
11月14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催促刘、陈、邓、 粟、谭、 陈、 张、 韦、 吉 、 王 及华东局：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百韬）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首先解决黄匪25 、44、 100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64军 ，吸引邱 、李东进。”
在军委及刘陈邓不断催促的压力下，14日晚，华野及山东兵团前委于召开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议题是调整部署，改进战法，明确及调整指挥关系。
会议做出变更战场指挥员的决定，——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歼黄（百韬）作战。而原来承担指挥任务的粟裕、陈士榘、张震转为负责指挥打援兵团。
15日13时，华野指挥部将会议结果上报中央军委。
三、谭震林指挥歼灭黄百韬
11月15日以后，谭震林指挥部队，经过一周苦战，于22日全歼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彻底胜利。
11月15日后，粟裕已不在攻击黄百韬的碾庄前线，他转移到徐东双沟的韦国清苏北兵团所在的对徐州邱李兵团打援的指挥位置上。
对此次碾庄战场指挥人事之改变，毛泽东16日回电称“粟裕到韦吉部（指挥）甚好”。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淮海战役中，华野（以及其他华东军区的地方部队）实际仍然分成两大部分，即西兵团的粟、陈、张为一部，以及山东兵团的谭、王为一部。
根据中央军委1947、1948 年华野分兵的多次指示，谭王部队（山东兵团）并不隶属于粟裕部，而是直接隶属华东局指挥。而粟裕部的领导关系则主要隶属于中原局。
协调并指挥华野及中野，以及统筹协调华东解放军各部的，不是粟裕的指挥部而是中央军委、陈毅以及16日成立的，但经中央军委特别授权的以邓小平、陈毅、刘伯承为首的总前委。
1、华野诸将关于碾庄战役土山会议更换指挥员的回忆录
一、“陈士榘将军回忆录”的记述：
“华东野战军首长（粟、谭）于11月14日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统一指挥4、6、8、9、13纵队加速攻歼黄伯韬兵团，以10纵队首长（宋时轮）指挥7、10、11在候集至大许家地区，夹铁路而阵，以顽强的防御坚决堵住徐州之敌东援；野战军及苏北兵团首长（粟裕、韦国清）指挥的第1、2、12、鲁中南纵队、中野11 纵队、江淮军区两独立旅由徐州东南向东援之敌侧后突击，钳制东援敌人；以第3纵队和晋冀鲁豫独立旅由徐州之南牵制徐州之敌。
11月15日山东兵团首长（谭震林）又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作战方针。”
《谢有法将军回忆录》中的记载：
“为了加强统一指挥，十四日晚，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召集六个纵队的主要领导开会，研究敌情，调整部署。并决定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五个纵队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之任务。”
（谢有法，时任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
《张震将军回忆录》的记载：
“华野首长（粟裕、谭震林）乃于十四日晚召集六个纵队首长开会，调整部署，统一组织指挥，检查了几天来攻击作战的经验教训，针对敌人特点提出了攻坚一系列措施，并以山东兵团谭震林兼政委、王建安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五个纵队围歼黄百韬。
华野主力由华野首长（粟裕）直接指挥，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淮海战役综述、文献、大事记、图表》的记述：
“14日晚，华野司令部于土山镇召开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纵队指挥员的作战会议，总结经验，调整部署，改变战法。确定由山东兵团统一指挥歼黄（百韬兵团）作战。
司令员许世友因病不能南下，山东兵团的政委（谭震林）担当了战场总指挥任务。”
“粟、谭于十五日电军委，简要汇报了会议情况，说明了会议研究的新的歼敌部署。”
《陈士榘回忆录》很明确说明了碾庄战役期间各支部队的指挥情况。在从6日开始进攻并在之后包围黄伯韬集团，到11月14日之间，战场指挥本来是粟裕。
但是在对黄伯韬集团的进攻久久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按照华东局及陈邓意见——碾庄战役的总指挥悄然改变——也就是将担当战场指挥任务的外线兵团司令员粟裕，改换为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
而正是谭震林，在11月14日——11月22日期间的八天时间里，亲自指挥以山东兵团九纵、十三纵为突击主力的部队，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
11月16日，中央组建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的前敌委员会，将歼灭黄百韬之役变成了淮海决战。
淮海战役期间，许世友返回胶东养病。山东兵团的工作，由谭震林、王建安负责。战役的全过程，谭震林以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的身份，随兵团行动，与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一起指挥部队作战。
淮海战役开始，为实施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那县、郊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包围歼灭黄百韬所率国民党第七兵团，谭震林、王建安受命率七纵队、卜纵队、十三纵队，担任右翼攻击。
部队沿津浦路以东之临城、峰县、枣庄一线向南进击，截断黄百韬兵团向徐州西逃的退路。当时，上述地区主要属于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所部防守范围.所以，首要的一着，是促成该部起义。
还在参加曲阜会议期间，谭震林一面指挥山东兵团南下做好作战准备，一面负责指导对冯治安部起义的联络工作，这是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的部署进行的。
10月27日至31日，谭震林曾接连几个晚上，同刚从徐州冯治安部返回的中共党员朱林谈话，认真听取汇报、分析了促成该部起义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该部主力五十先、七十七两个军、四个师，原系酉北军杨虎城将军所属部队，一直受蒋介石排斥。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党员，由中央直接领导，很早以来就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秘密工作他俩虽掌握着部队的实权。但是、蒋介石派进来控制这个部队的，既有高级军官，又有“督战队”，还有分散在各支队伍里的特务。因此，要按照预定计划实行起义，干扰和阻力都还不少，并非轻而易举。
谭震林在了解和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考虑到淮海战役打响，怎样适时而顺利地促成该部起义，关键是要支持和配合何、张的要求，进一步做好深人细致的工作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当然要争取起义人数越多越好”，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具体处境，不可要求过高。他说:“目前，只要求他们能带部队为我军进攻让路。至于能争取多少部队起义，要看具体情况。”他还交代了政策，要何、张两位事先掌握对起义部队的安排，原则是二：“起义以后，部队不立即参战，由我军指定地点集中，按照我军制度整编。我们在部队上要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们的家属可望在解放区和他们团聚。”
朱林是华东局社会部派往冯治安部做联络工作的，他听取了谭震林的指示，于战役发起前再回徐州，向何、张传达了谭震林关于战斗开始的时间、联络的办法和对实行起义的要求、政策等指示。
为了与何、张内外配合，促成冯治安部起义，谭震林在曲阜会议结束，返回山东兵团研究作战计划时，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介绍了该部历史及其内部情况，他说:这次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也要看到该部军官中有些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在起义过程中可能会顽固抵抗，因此要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困难。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军事上采取坚决攻势，配合政治上积极争取。该部布防的运河沿线，是山东兵团进攻的主要方向。他要求认真查清其兵力、地形、渡口等情况，以便作好周密的攻击部署，立足于打，决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他又说:“这些情况，我已向各纵队领导作了交代，讲了三条原则:一是配合何、张，力争实行起义计划;二是如起义不成，能给我军进攻让开通路;三是既不能起义，也不能让路，那只能坚决进攻，歼灭该部这些情况对部队还要保密，以免影响整个部署。”
战役按预定的部署迅猛展开。在华野、中野各兄弟部队紧密配合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疾速前进，于11月8日攻克韩庄、万年闸、台儿庄，波过运河，进逼贾汪。何基沣、张克侠预先已将防守部队撤至运河沿岸，以策应山东兵团的进攻，并于当日(11月8日)率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共 2.3万余人，在贾汪宣布起义。
消息传来，全军振奋，徐州守敌一片慌乱。
谭震林在前沿指挥所里掏出烟卷，点燃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对空慢慢吐出烟来，看着成串的小烟圈像连珠炮似地旋转飘浮这是他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形成的特有习惯，借以抒发自己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以后，那种难以抑制的欢协己情。
他高兴地说:“何、张率部起义，捅开了徐州东北大门，给蒋介石投了个重磅炸弹!”随即一面派兵团政治部联络部负责人带了他的亲笔信，代表山东兵团前去迎接起义部队;一面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报告起义成功。
密切关注着淮海战局进展情况的毛泽东、周恩来，于9日下午4时收到电报，当即以茶代酒，兴奋地举杯祝贺.毛泽东在复电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一个大胜利”，指出，“今后数日内歼灭黄百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
11月9日，栗裕、谭震林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徐州之敌将作总退却的估计出发。迅速部署截断敌军退路，以利围歼，发出了《关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何、张率部起义，敌军士气沮丧，指挥系统混乱，要求全军不怕打乱建制，不怕伤亡，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饥寒，发扬连续持久战斗的精神，奋勇进击，全歼黄百韬兵团。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迅速通过刚起义的何、张所部防区以后，遵照毛泽东来电要求各参战部队“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的指示，排除一切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不老河，直插徐州东侧，抢占陇海路曹八集、大许家等要点这时，淮海地区已是深秋，广大指战员不顾风寒水冷，昼夜兼程，猛追已经撤至运河以西、正向徐州方向逃窜之敌。
10日晚，占领了大许家、大庙。11日，歼灭西逃的黄百韬兵团先头部队第一百军所属四卜四师3000人。攻占了曹八集，从而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完全切断了敌之退路，于当晚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全部包围、压缩在碾庄坪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使之成为瓮中之鳖。
淮海战局的剧烈变化，逼使敌军改变部署。
黄百韬兵困固守待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出动12个师的兵力，从徐州东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山东兵团阵地猛扑过来。华野、中野各参战部队在陈毅、邓小平的统一部署下，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的原则，以强大的兵力，正面阻击与侧后攻击相配合，置敌于进退失据、腹背挨打的困境之中，这就大量杀伤并牢牢拖住了东援之敌，保证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作战。
11月14日晚，栗裕、谭震林根据当时战局的发展变化情况，在陇海路南的土山镇，召开了由各围歼纵队指挥员出席的华野作战会议，提出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这是粟裕、谭震林分析研究了敌我态势后共同制定的。
会上宜布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卜三纵队及特纵一部，担任围歼碾庄好地区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任务。
15日拂晓，谭震林、王建安率山东兵团指挥所进入与碾庄好隔河相望的茸山庄，靠近前沿指挥。
谭震林来到作战室，与兵团其他领导一道。听取敌情汇报，研究歼敌方案。
这时，敌军以碾庄为中心，组成了第一百军在西、第四十四军在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卜五军在北的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谭震林坚决贯彻华野作战会议确定的战法，具体布置了各纵队的作战位置，周密地安排了打破敌军防御的兵力配置。
他指出:“先打弱敌”，就是第一步先攻敌第一百军、四十四军，这两个军在逃窜中已遭我军的重创，战斗力较弱，要先吃掉。第二步“击其首脑”，把敌兵团部摧毁，其防御部署必然大乱.我军即可乘胜歼灭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
他还针对平原地形开阔，敌军依托村落防御，火力密集，接近困难的特点，要求部队以两天时间做好各项攻击准备。兵团主要领导也作了分工，谭震林抓政治动员与组织调整，王建安抓炮火组织.他俩还一起检查了部队的土工作业，要求确保参战的第一梯队隐蔽接近敌人，做到步炮密切协同。
11月16日，正当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发出成立推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墓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推海前线作战和领导支前及后勤保障工作。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临机处置一切。中央军委号召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之下，夺取战役的新胜利。
17日黄昏，在谭震林、王建安的统一号令下。山东兵团指挥的各纵队按第一步作战计划，发起攻击。部队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碾庄以西、以南各村落的敌据点猛攻猛打，展开了逐村逐屋的争夺战，至18日全歼守敌第一百军、四一军.与此同时，敌第六十四、二十五军，也遭到重大杀伤。
碾庄坪敌兵团司令部已完全暴露在山东兵团的攻击之下.谭震林、王建安抓住战机，立即实施第二步作战计划，于19日晚组织各部队向碾庄坪敌军核心阵地发起总攻。
20日晨，攻占碾庄坪，全歼敌兵团部和二十五军大部。此时，从徐州来援的敌兵被阻击畏缩在四五卜公里以外。黄百韬本人窜至敌六十四军军部，妄图依托有利地形和飞机支援，继续负隅顽抗。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部队，在下有水壕阻隔、上有飞机滥炸的激战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一鼓作气，浴血拚搏，终于攻破敌军所有防线，于22日下午全歼被围之敌，击毙黄百蹈。
总计12万人的黄百韬兵团，至此全部覆灭。与此同时，担任打援的华野、中野各部队协同作战，不仅重创了各路援敌，而且攻占了宿县城，切断了津浦铁路徐蚌段，完全孤立了徐州。
11月25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捷，热烈庆贺此战役“使徐州之敌陷于完全孤立地位，使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谭震林立即布置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学习中共中央的贺电，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准备连续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争取战役全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鼓舞部队士气，为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作好连续作战的充分准备。
文/感悟生活
中国持续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房价十年翻十倍的快速上涨，以及坚挺的人民币汇率，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奇迹；同时，经常出国或者研究经济的人会发现，虽然中国一些省级行政区和许多大中城市人均GDP已经进入经济发达国家行列，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保障，远不如处于同一水平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这同样令人不可思议。
一、中国早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印钞大国
下面两张图，有助于我们直观、清晰地认识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所在，并揭示未来房价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先来看这张1990－2016年中国GDP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对比图：
从上图清晰地看出，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远大于GDP增速，近年来更呈加速增长之势。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1978年中国的M2/GDP的比率是32%，此后这一比例持续增长。1990年中国GDP是18668亿元，M2是15293亿元；M2/GDP为0.82。2016年中国GDP是744127亿元，是1990年的39.86倍；M2余额达到155.01万亿元，是1990年的倍101.36倍；M2/GDP达到2.08。也就是说，中国货币的供应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
我们的媒体和专家们长期散布美国滥发货币，剥削或抢劫全世界的谎言，所谓“货币战争”的说法，在中国几乎达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美国的M2/GDP的比率长期低于0.9，即货币供应量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0%。如果说，这种相对的比率还不够直观的话，那我们来看看中美两国的货币供应量绝对值是怎样的，见下图：
从上图中清楚地看到，自2009年开始，中国货币供应量绝对值已经超过美国，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当无数中国人自豪中国各个世界第一的时候，官方媒体和专家们从来不告诉民众，其实中国早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排名世界第一的印钞大国。
截止2017年7月末，美国未经季节调整的M2余额为13.5487万亿美元，中国的M2余额折算成美元约为24.286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的M2余额的1.79倍，而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约63%。也就是说，相对于GDP规模，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是美国的约3倍。
重要的事说二遍：相对于GDP规模，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是美国的3倍；而且自2009年开始，人民币供应量即超过美国，现在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相比，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基本上就是中国人使用；而美元是世界货币，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因此，相对于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任何理由人民币要比美元印得更多。
到底哪个国家在滥发货币呢，其实一目了然。中国媒体和各路专家们还有脸说美国滥印货币么？！对了，他们本来就喜欢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哪里会顾及任何脸面。
二、揭秘中国经济奇迹和房价汇率未来走势
可以讲，上面两张图，揭示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所有秘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改革开放迄今40年，大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划分：最初15年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在城市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通过政府放权搞活了中国经济；随后15年，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五年；最近十年，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大量举债，一方面大力发展房地产产业，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和政府财力的暴增，同时让房产成为中产家庭的主要纸上财富。从上面第一张图可以看出，M2/GDP过高并且近年来呈加速扩大之势，一是说明资金使用效率低，二是说明经济增长靠印钞负债来推动，三是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并且很快可能发生大的麻烦。
2、货币超发愈演愈烈，多印的钞票哪里去了？第一，被政府吃掉了、花掉了，包括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第二，被政府和各种政府融资平台花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形象工程上，沉淀或浪费掉了；第三，被主要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占用了；同时也有少数有强大背景的民营企业，从银行中借出去，在虚拟经济中兴风作浪；第四，被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海棉吸干了，通俗地说，今天人民币的购买力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把钱存在银行的人都成了傻瓜，而借钱生钱的人都成了富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许多地方人均GDP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民众生活质量却远不如发达国家，因为大量财富被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挥霍掉了，另外就是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财富分配不均，且无法从银行大量举债的一般民众，收入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3、人民币大量超发，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相反美元没有明显的滥发，为何人民币汇率不降反升？秘密在于：第一，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就是国际上再物美价廉的商品，没有外汇任何人只能望洋兴叹。同样地，人民币就是一种废纸，你也不能随便换成美元或其他外币。这就是为何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却不搞自由兑换的根本原因。第二，中国的高关税以及独特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使得外国很便宜的商品一进到中国，售价可能翻倍甚至翻几倍。比如在美国折合人民币30万元的汽车，到中国就卖到100万元以上。第三，最厉害的独门秘密武器还在于，中国对某些进口商品，只能政府指定的进口商才能组织进口，对外售价则完全由进口商说了算（或者实际上由政府暗中指定），那价格就可能比国外翻十倍，而巨额财富则落进了背景特殊的进口商腰包。如，美国超市中折合人民币15－30元左右一斤的牛肉，进口到中国超市售价立马变成了260－350元不等。
4、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上涨么，是否如谢国忠先生所言，还有翻番的涨幅？中国是一个能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的地方，如果不管实体经济的死活，把出口生产企业都搞死，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别说人民币汇率翻番上涨，就是1元人民币兑换10美元都有可能。不过，考虑到人民币供应量还在加速增长，一旦将来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则人民币快速跌成俄罗斯卢布是大概率事件；假设按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较，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合理价格应该在1：10左右。简单地说，人民币汇率的短期走势谁都说不清楚，但中长期而言，人民币汇率有巨大的贬值空间。
5、重复一个老掉牙的话题：未来房价会怎样走？很简单，要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就必须通过不断印钞来弥补从中央到地方的巨额财政赤字；同时，为化解各种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巨额债务风险，避免造成金融系统的大动荡，也只能通过央行对商业银行大量借贷注水来实现。因此，只要政府还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为化解金融风险，货币供应量暴增之势就不可逆转，这样就必然带来房产价格的持续暴涨。不是房子多么值钱，而是人民币被大量注水，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快速上涨，房子作为不动产只不过更方便保存而已。但是，中国房价已经高到普通民众需要花光几代人的积蓄，才能购买一套普通住房的地步，社会购买力总有被榨干的时候，加上2020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长期不可逆的负增长，中国畸形的高房价总有一天会从云端跌落地面，到时所有的奇迹都会原形毕露。潮水过后，才知道谁没有穿裤衩。
每当我谈到一些事实与真相，总有人质问：“这么简单的事实，难道就你知道，领导和专家们不比你更专业、更聪明？你就不要自作聪明了。”对这类质问，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统一回复：我相信中国大多数中国官员和专家们并不具备起码足够的专业知识或者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与他们的聪明与否无关，只是权力和利益蒙住了他们的双眼；当然也有极少数明白人，无奈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来说出真相；滥发货币的始作俑者们，则是完全心知肚明的，但一来他们有N个自信，二来巨大的体制惯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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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按语】冷看伪史造假战神的行为艺术
近年来网络上有人制造伪战史为粟裕造神。把华东解放战争别人的战功、集体的战功（例如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等）统统堆塑到粟裕头上，把粟裕的败仗说成胜仗（如南临战役、豫东帝丘战役、金门战役等），把别人指挥的部队（如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苏北兵团、陈唐兵团等）都归属到粟裕指挥的名下，——于是伪造出一个赫赫威风战无不胜的大神将，——可惜这个大战神形象是非常虚假的，仅仅是泡沫塑料制作的一种行为艺术而已而已，经不起任何严肃认真的历史考据和推敲。
例如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有人大吹特吹吹嘘其为粟裕的作品。
其实，这一战役的最终决策者和总指挥（除中央军委外）是司令员陈毅。而战场指挥员则是谭震林、陈士榘、叶飞、许世友等将军。
很多时候作为副司令的粟裕既没有个人决策权，也并没有参与重大的现场指挥——作为无决策权的副司令其实只是打酱油的角色而已。
1948年5月16日，粟裕在向华野（外线粟张兵团）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这样说：
一年来，“外线部队歼敌有生力量虽不多，但内线的歼敌数量很大。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的胜利，外线部队也起了作用，有功劳”。
——粟裕承认他的部队即外线兵团一年来歼灭敌人不多，战绩不如许谭山东兵团，但是却称这是由于外线兵团牵制了敌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队也有功劳。这可以看做粟裕自己好冒别人战功的夫子自述。
【战史考据】
决定集中华野各部兵力打孟良崮战役歼灭74师，这是华东局、华野集体领导确定，报告中央军委同意后实施的，不是任何个人的决定和行为。据参战者的回忆录，陈毅司令员主持华野前委会议，谭震林、粟裕、陈士榘、唐亮等参加，确定歼灭74师。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华野决定以参谋长陈士榘担任兵力部署及战场指挥。
据《陈士榘回忆录》记述，当时粟裕在会议的现场只做了一个交待而已：
“在拟定方案时，粟裕交待说：“这一次你别忘了六纵的份。”
我说：“王必成在两次涟水战役中和张灵甫交过手，杀伤对方不少，自已的部队也有损失。六纵的干部、战士最恨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这种仇恨敌人的心态，就会转化为极大的战斗力。六纵在鲁南要强行军，突然插入敌人的背后，打击敌人。”
陈毅说：“这是奇兵。”
孟良崮战役的决战阶段，战场总攻指挥是叶飞。有关回忆录如下：
“陈、粟命令又到，授命叶飞统一指挥一、四、六、九等四个纵队，说：‘无论如何在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七十四师。这样，我们全盘皆活。如拿不下，敌人4个兵团合围，我们就危急了！’
叶飞咬牙横心破釜沉舟，午夜1时，下达总攻令，十几万部队漫山启蒙野猛扑而去，血战一昼夜，红旗插上了孟良崮。张灵甫与他的“王牌师”灰飞烟灭，直叫数十万合围敌军胆寒却步，南京“委座”黯然落泪。”
孟良崮战役的对决关头，许世友的第九纵队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孟良崮最后决战关头，在全军主力已经全部压上、后继无兵可掉的情况下，许世友手中却保留着一支预备队。陈毅司令员在总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说：
“九纵在孟良崮战役中迅速抢占坦埠，坚决守住坦埠，使全盘的棋都活了。”
“...孟良崮战役打得最艰苦的时刻，我同正面进攻的个纵队的司令员通电话，当同许世友司令员通话时，他说，我的一个主力师还没用呢。他的那股顽强坚定的劲头，促使我及时下定最后发起总攻孟良崮的决心“。（《金冶回忆录》：“东线兵团”打败了“胶东兵团”）
担任打援任务的指挥员是副政委谭震林。《谭震林传》，华野集体领导决策歼灭74师：
“接着，又组织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当时，从南线向北进犯的汤恩伯兵团，共有8个整编师，约20万人。其中，曾进犯苏北涟水的张灵甫七十四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华东野战军在陈、粟、谭的统一部署下，沉着应战，捕捉战机，抓住骄悍的张灵甫率部孤军突进、图夺头功之机，迅速集中兵力，切断其与左右敌军的联系，将其包围于孟良崮，聚而歼之。
5月13日至16日，正当孟良崮的战斗激烈进行之际，谭震林再次担负起打援任务。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第二、第七纵队顽强阻击从临沂以北以西地区增援的敌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第八十三师，确保了主力部队对孟良岩围歼作战。
这次战役，全歼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共歼敌3.2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锐气。”
今天去中国国家博物馆看展览，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林彪的真人蜡像， 还看到了林彪的半身塑像。记得建军80周年时，军博展出了十大元帅的元帅照，轰动世界。当时楼上有人展出了十大元帅蜡像，我闻讯去看时已经关门了，遗憾没有看到。这次国博的十大元帅蜡像，是国博蜡像馆收藏的。这次特展结束，十大元帅的蜡像还会在国博蜡像馆继续展出。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7月2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馆藏开国元勋文物展》在京开幕。此次展览选用了文献、实物、武器、历史照片、美术作品、蜡像等300余件套国博馆藏珍贵文物，其中近半数为首次展出，一级品达到120件。在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领导南昌起义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战员授予的红星奖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在延安时穿过的衣服和转战陕北时用过的木箱、朱德在长征途中送给警卫员罗卫养病用的银元和指挥作战用过的马鞍、军队统帅们在战争年代使用的随身武器和军事地图等珍贵文物。此外，展览还展出了不少艺术作品，包括新入藏国博的程允贤经典雕塑作品《毛泽东在井冈山》《战友》《十大元帅》《邓小平》，以及国博蜡像艺术馆提供的十大元帅蜡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