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论何新：

让90年代中国政治思潮转变的枢纽人物

注：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杂志2015第一期

转帖：呼呼

【作者简介】

祝东力教授，1962年生，北京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1998，知识出版社出版）等。

本文摘录自《“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

李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

红卫兵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艺活动大多处于“地下”：“地下诗歌”、“地下沙龙”、“地下画展”，还有种类繁多、辗转流传的手抄本。这些思想和文艺活动，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时代转折的机缘才得以公开表达：这就是“四五运动”、“西单墙”、《今天》杂志、“星星画展”等等，它们为结束文革和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基础。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革命一代”如邓小平等主导，并非偶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他们，而换作他们之后的一两代人长期主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一个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进入1980年代，“红卫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启蒙”的路线上，朦胧诗、伤痕文学、文化讨论等文艺运动和思想运动，无非是对文革、毛时代、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而倡导个性、自我、宽容、自由等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会议发起者，也同样是这一代人。从文艺、哲学到经济学，贯穿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价值观的前提。

然而，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19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1991年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19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

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1980~1990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据何新自述，19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

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阴化礼：难以被遗忘的何新

发布时间:2014-06-22 10:23 

作者:阴化礼​

　　按照当今时髦的叙述方式，应该这样来介绍他：曾经的中南海智囊，当今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史学家等等。何新的研究面之广，著述之丰富，个人经历之独特与传奇，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说他是牛人中的牛人，大家估计就好理解了，但这样的话则难免掉了他的身价。他自己在自传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思考者，是一个狂狷之士。当然，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思考者有待商榷，但如果稍微了解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流派的大众，则不会怀疑他自认为的狂狷之气。

　　何新到底狂到什么程度哪？我们不妨在历史中寻求下参照，左宗棠的狂傲大家应该是不会怀疑的，在地方当幕僚得罪人太多，狂的一塌糊涂，以至于项上人头都有不保的危险。这时朝中的当红大臣是怎么告诉皇帝的那，想必”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公“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了吧。即使这句出自别人之口的赞誉，也难免让不了解的大众感到左公的狂傲，更何况左公亲身做的事情又该狂到那个地步哪？当然，历史实践证明了左季高并没有辜负这句话。毕竟开创了自汉武以来对国家领土保全的不世之功。那么何新到底有什么评价哪？

　　著名史学家黎澍则是这样告诫何新的——”狂的人我见的多了，但像你这样地狂，没有边界地狂则是没有的。“一个著名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纵横捭阖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而何新对这样的评价也自然是相当受用的，不然不会自称狂狷，其中暗含者自己的自信，自负与某种程度的自卑。正如邹恒甫敢称自己是最后的一个狂人一样，除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自负以外，也是对某种秩序无奈的反抗。士人风骨也全涵盖其中了。

　　说完了何新的狂，我们再谈谈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毕竟狂只是表现，没有内在的支撑，想狂也狂不起来。何新一直认为自己的经历非常的特殊，但如果仔细梳理下何新的成长脉络则也没显得那么另类。作为与祖国同龄的一代人，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文官的家庭，他早年的命运沉浮是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的，基本上和建国以后的时代发展规律相契合。

     而当他在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被人关注之时，他对自己的成长叙述方式更多的展现出一个底层边缘人的经历，虽然有合理之处，但并不尽然。如果按余英时一直强调的社会边缘人物理论来看，何新是非常幸运的，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过波折之外，他的成长一直还是非常主流的。即使他认为自己的被关注，被赏识是因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也不能否认因为他父亲的人脉关系所给的助力是多么地不容易。如果我们回顾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与学术名流的互动，就不难发现何新的起点并不低。

　他自己在文革当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底层的磨练，但无疑也增加了他不断怀疑，以及被压制之后解脱的自信。杨小凯当年的境遇准确的来讲还远不如何新，他还能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逃到北京经历思想的沐浴洗礼。后来同样是狂人的牟其中当时甚至还差点被枪毙。而何新是幸运的，他当时的求知欲和探索，直接奠定了他以后崛起的知识资本。按他自己的说法，在那个年代他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这在当年其实是相当奢侈的。

　　当知识再度得到崇拜，何新的时代自然到来。对学术的痴迷，对问题的兴趣，对变化的敏感，都是何新与生俱来的优势。所以才会有当年，一个刚入学的本科生的哲学论文得到大家赏识的辉煌，即使他因此退掉了学业，但这应该是对他当时最大的鼓励。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家，最大的痛苦无非是不被人所理解，而最大的幸运又莫不如大家的认可与尊重。所以，何新又是非常的幸运。也更加鼓励了他的进一步探索前进。

　　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首先就是思想的变化。也许人们对经历的过往的痛恨，所以当看似美好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出现时，可以自然的想见到这个冲击是有多么的大。而何新正是在这种极端不理性的盲目追求另一种乌托邦时，清醒了下来，深刻的认识到了其中可能蕴含的巨大危机。时势造英雄，他也勇敢的站了出来，因为我并不认为只有他一个人预见了这种情形。不管如何，他是敏锐的，是勇敢的，是有国家底线，和历史使命意识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以某种方式发挥了自己作为策士的效用。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何争议，从历史来看，他是有功的。

　　他自己一直说，自己很简单，不是这个派，那个派，只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那一派。这个邹恒甫所认为的，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走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历史就是如此的巧合，何新被世人所认的更多的是他的经济见解，尤其是他曾经引起世界的关注的经济形势分析，即使很多人难以理解共济会的操纵方式，但也没人能够否定的判断的准确。邹恒甫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不过他更多的影响只是学术上，还难以对现实政治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而开篇所提的，何新为什么不能被遗忘？更多的也在于，他对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变革的敏锐观察，也在于他对社会问题背后所隐藏真相的清醒，更在于他对现实政治维护祖国以及绝大多数民众根本利益的赤子之心。 何新如今已过花甲之岁，更是耳顺之时，想必何新更能乐天知命从容的看待自己的一生。但对于21世纪的现状来看，何新是不应该被遗忘，更是不能被遗忘的。无论大众对他有何不满，但他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的论述则是一直在关注着大众的幸福安危。只是大众的时代，各种反叛以各种方式呈现的年代，很难有人能够静下心来看待自己的长远利益。

　　而遗憾的则是，21世纪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属于他的舞台。在逐渐成长起来的80后，尤其是90后当中，能够知道何新名字的人已算是难能可贵了，更不要题梳理何新的思想脉络，以及认识到何新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了。所以在他的传记里，明显能够感觉出他胸中有股郁结之气，不吐不快。对未来时局的担忧，有种无奈的历史宿命论的怨念。但纵观历史，不同的时代则有不同的命运，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在任何时代，柱石之器都并不少年，即使明末不也还有书生袁崇焕的横刀立马？

　　总而言之，何新对世界未来的局势是担忧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是他对共济会统治世界的阴谋的分析，还是现实每天都在上演的地缘政治的变化，都在说明秩序从来不是幻想中得来。而要说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只能从历史文化中探究，当欧洲历经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时，中华文明则尽享人类的开化，如果没有这个历史常识，只是被近代三百年的表面现代化优势所迷惑，则是无知和幼稚的。当然，这并不是固步自封的盲目自大，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深深的明白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的过程是有地域文明的前提的，而不是乌托邦的幻想，不然各种不良反应自是难免的。

　　所以20世纪末期的风云人物，在21世纪依然是极具导师意义的。因为这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在当今各种虚无价值论的，道德泛化论，社会戾气化的今天，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东西。所以何新是不能被遗忘的，准确的来讲何新的国家根本利益的思想是不能被遗忘的。

      狂到没有边界的何新，对陈寅恪倒是挺尊敬的，问题是不知他是否也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感慨？

［来源: 共识网

 ］

【附录】

祝东力 ：“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原文） 

［发表于《文化纵横》2015-1］

　 “红卫兵——知青一代”，指的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和“新三届”，即1966~1968年间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应届毕业生，特别以其中的城市人群为代表。限于主客观条件，本文主要谈“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

　　迄今为止，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多个历史时刻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多次成为历史的亮点，从1960年代（文革初期）到1970年代（四五事件），再到1980年代（启蒙运动），直至今日，从而显著地区别于他们之前、之后的其他世代。

　　这里的“代”或“世代”（generation），并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为间隔、自然延续的祖—→父—→子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分享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精神的年龄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会理论称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文化世代”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的标记，例如中国近代以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因此，有时属于某一自然年龄段的人物，却可能具有上一个或下一个“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世代”是观察历史进程、剖析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中国最早选取这个角度的是鲁迅。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晚年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以此反映中国近60年来的社会历史。这四代是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冯雪峰一代。文革结束后，著名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区分了六代知识分子，在鲁迅拟讲述的四代之后，又提出了“解放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公共领域的最后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文打算在李泽厚的基础之上，从“文化世代”的角度，以知识分子为焦点，透视这一代人的生平和性格思想。

　　这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五代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

　　宏观地看，迄今为止，我们仍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周期内，因为近代以来，“应对西方资本挑战”这个总主题始终没有完成，始终没有改变。

　　晚清以来，面对这个挑战，曾国藩（生于1811年，下同）、胡林翼（1812年）、左宗棠（1812年）、李鸿章（1823年）等“洋务一代”，提出的第一种应对方案是“中体西用”，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到东亚的时代，以传统皇权—官僚阶级的制度文化吸纳、统摄、驾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这是一项既空前也绝后的历史任务。面对西方挑战，“洋务一代”的感受是十分沉痛的。胡林翼目睹西洋火轮溯江而上，迅疾行驶，曾变色呕血，几至坠马，不久即死于军中。李鸿章则将西方挑战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胡、左、李等均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身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中，从科举士子进身为封疆大吏。他们的“中体西用”方案如获成功，将是自西汉董仲舒、北宋程朱以来，儒学的第三次大综合，东亚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将改写。但是，甲午战败断送了这一综合的尝试，也使中国古典文明趋于解体，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1858年）、梁启超（1873年）、谭嗣同（1865年）等“戊戌一代”，与孙中山（1866年）、黄兴（1874年）、蔡元培（1868年）、章太炎（1869年）等“辛亥一代”年龄相近，他们同样在洋务运动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初步学习了西洋科技知识和政治学说，并共同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只是由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案，即改良与革命，并且由于历史变革的进程总是先吃药（保守疗法）、后开刀（激进疗法），先改良（体制内调整）、后革命（体制外造反），因此，“自然世代”相同的人群便分别属于前后不同的“文化世代”。但是，“改良”和“革命”却殊途同归，都是无果之花——“戊戌一代”的变法不过百日，“辛亥一代”在革命成功后也迅即被边缘化。两个文化世代都未能成功建立攘外安内的有效模式。

　　依托少数精英的方案——不论是封疆大吏（洋务），还是科举士子（戊戌）或留学生（辛亥）——不能奏效，动员广大群众的方案便呼之欲出。而要执行这样的方案，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成了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下一个环节。

　　陈独秀（1879年）、鲁迅（1881年）、李大钊（1889年）、钱玄同（1887年）等“五四一代”，成长于清末新政的开放环境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学兼中西。他们面对辛亥之后、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乱相，痛感于换汤（制度）不换药（人心）的现实，致力于对人心、意识、国民性的根本改造。这种对国民的意识形态动员，影响了他们之后的“革命一代”，即毛泽东（1893年）、蔡和森（1895年）、周恩来（1898年）、瞿秋白（1899年）、彭湃（1896年）等早期共产党人，他们的确是“五四一代”的继承者，是“五四之子”——1971年11月，暮年的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革命一代”早年接受新式教育，成长于民国初年的乱世，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探索，并身体力行。这是真正原创性的一代，只有他们才建立了有效模式：列宁式政党、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等作于东南，成于西北，先在江西，后在陕北建立了新国家的雏形。他们从无到有、开天辟地、文韬武略。正是通过“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中国才走出了近代困境，实现了国家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国防和工业体系。晚清以来，几代人一直在摸索应对挑战的有效模式，洋务、戊戌、辛亥等均各领风骚、各具光彩，他们的摸索最终完成于“革命一代”，在他们手中开花结果。

“红卫兵—知青一代”是怎样问世的

　　“革命一代”之后，是鲁迅打算写的四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以冯雪峰（1903年）为代表。冯年龄较大，属于“文化世代”偏离“自然世代”的典型个案。这一文化世代大多出生于20世纪10~20年代，主要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左翼文艺、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接受教育，走入社会，经历了抗日烽火，思想普遍左倾。他们属于“抗战一代”，许多人成为上一代所创建的中国革命模式的追随者。

　　再下一代主要出生于1930~1940年代，在中国革命走向全面成功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这是李泽厚（1930年）自己所属的一代，即“解放一代”，按他的描述，这一代“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作为不大”。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政权的事业中，成为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总体上看，“洋务一代”最大限度地开掘儒教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洋务运动的失败，则使中国社会的心理和思想迅速激进化了。此后，从改良到革命，从中上层主导的政治革命到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逐级递进。“革命一代”创建模式，取得政权，而与此同时，也日益回复到传统儒家外加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模式。国家机器滑向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逐步保守化。“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日益成为压抑的体制。而在他们之后的两代人，无论是“抗战一代”还是“解放一代”，大多都是“革命一代”的追随者、“革命模式”的接受者，因此也都没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

　　毛泽东当然是例外，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了作为同辈战友的“革命一代”。为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他鼓动群众造反，发动文革。毛泽东希望：一方面避免欧美多党竞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设想用体制外周期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来矫正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弊端。文革的初衷，本来是发动基层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批判、监督和吐故纳新。问题背后的实质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教育的普及，普遍参与政治的权利诉求不断增长，必然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相冲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必然要遭遇的问题。

　　毛泽东的召唤隔代传递，在正值青春期的中学生那里得到最热烈响应。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9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即由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发起成立。“红卫兵”一词的作者是张承志（1948年）。这一代人，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成或萌芽的幼稚时期，便遭遇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秩序瓦解、权威扫地，而形成了一种大视野的问题意识以及狂放不羁、敢想敢干的性格特征。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毛泽东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就是认为苏联变修，原因之一是由于亲眼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岁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其总数达1200万人次。他跨越几代人，同青少年红卫兵携手，以期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

　　与此相对照，他昔日的战友们，老一辈的“革命一代”，从战争到建设，从乡村到城市，曾所向披靡。但是，当他们突然与改造国家机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与青少年红卫兵相对峙的时候，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失灵了。刘少奇（1898年）、邓小平（1904年）、周恩来（1898年）、陶铸（1908年）在1966年7月底都曾先后很无奈地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这句话，据陶铸说，是一个“中学生小姑娘”讲的。

文革从1966~1967年的大民主、夺权和武斗，到1967~70年的收缩和军管，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全过程，最后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对于刘、周、邓、陶等“革命一代”来说，文革固然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实对于毛泽东本人，又何尝不是！因此，面对混乱形势，1968年夏，毛泽东亲手终结了红卫兵运动。该年底，1966~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200万人，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革命”与“启蒙”的双重经历

“革命一代”曾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目标，也包括路径。由于传统模式在文革初期失灵，而文革又未能取而代之，创建新的有效模式。因此，相隔几十年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度提出。

　　重新面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不限于“红卫兵—知青一代”，但以这一代人的探索最集中、最大胆。文革初期，政治雷霆曾击中他们，使他们政治早熟。以后，下乡插队或进厂做工，又使他们得到底层的经验和技能，时刻校正着他们的书本知识。总之，一方面是政治早熟，另一方面是底层磨炼，使他们成为近代以来独具特色的一代知识分子。

　　因此，文革高峰期过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独立的思想摸索。首先是读书，以李零（1948年）在插队时期为例，他自述说：“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

　　在思想的表述方面，较有影响的是张木生（1948年）。他撰写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知青群体中辗转传抄，争论不休。据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介绍，这篇洋洋3万字的长文，从反思斯大林模式，讲到中国农业现状和城乡差别，最后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其结论直接指向十几年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实，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968年的政治引力场中一个20岁青年的大胆求索，是“红卫兵—知青一代”桀骜不驯、胆大妄为的性格。

　　理论探索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术积累。与之不同，感性的文艺直抒胸臆，在年轻一代手中更早便成熟了。在这方面，郭路生（1948年）是代表。与上一代，例如建国后郭小川（1919年）、贺敬之（1924年）奠定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传统不同，郭路生开创了个人化的诗歌写作传统，刚一问世，就给同辈人以刻骨铭心的感受，使他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例如，李零是1968年在花园村，北岛（1949年）是1970年春在昆明湖船头，张郎郎（1943年）是在1970年代初的河北狱中……第一次听人朗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北岛后来说：“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高峰期过后，文革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这种迷茫、幻灭和没有出路的感觉，正是年轻一代的时代感受，对于他们来说，传统已经塌陷，当下没有出路，能够寄予希望的只剩下“未来”。

从思想逻辑上看，“红卫兵—知青一代”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按正宗的文革理论，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高阶段。二是启蒙，在文革高峰期后，经过怀疑和动摇，年轻一代纷纷另辟途径。而不论张木生的包产到户，还是郭路生的个人化写作，在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市场、体制与自由……的价值天平上，他们的取向已明显地偏于后者，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

1990年代结果

李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艺活动大多处于“地下”：“地下诗歌”、“地下沙龙”、“地下画展”，还有种类繁多、辗转流传的手抄本。这些思想和文艺活动，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时代转折的机缘才得以公开表达：这就是“四五运动”、“西单墙”、《今天》杂志、“星星画展”等等，它们为结束文革和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基础——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革命一代”如邓小平等主导，并非偶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他们，而换作他们之后的一两代人长期主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一个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进入1980年代，“红卫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启蒙”的路线上，朦胧诗、伤痕文学、文化讨论等文艺运动和思想运动，无非是对文革、毛时代、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而倡导个性、自我、宽容、自由等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会议发起者，也同样是这一代人。从文艺、哲学到经济学，贯穿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价值观的前提。

　　然而，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19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19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1980~1990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何新自述，19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许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结语

　 “红卫兵—知青”之后，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后文革一代”。这一代人大多没有上山下乡的磨炼，且在文革后接受了较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从整体看，尽管他们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并且正当盛年，但是，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架构上，他们至今仍未超越“红卫兵—知青一代”。这表现在几乎所有学术思想领域。这似乎表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且，从自然年龄看，他们也还有一二十年的完整周期。还有时间，希望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