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 画
界画:中国绘画很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起源很早,晋代已有。顾恺之有“台榭一足器耳,难成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的话。到了隋代,界画已经画得相当好。《历代各画记》中评展之虔的界画说:“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垂生阁”;评董伯仁的界画,赞他“楼生人物,旷绝古今”。李思训的《九成宫纨扇图》、《宫苑图》等,也是很高成就的,到晚唐出了尹继昭,五代有卫贤赵德义,赵忠义等人,宋初有郭忠恕。元代有王振鹏,李容槿,明代有仇英,清代有袁江,袁耀等。现存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道西壁的《阙楼图》是目前我国最早一幅大型界画,宋代的著名界画有《黄鹤楼》、《滕王阁图》等。 (张伟明 编文于泰山)
界画浮沉录
在一向重视写生的赵佶眼里,能够准确描摹艺术对象的界画是如此重要,以至在他执政期间,界画不但是宫廷画院的考试科目,而且界画家的地位甚至还高于其他画家并是可以成为画院内的最高职位———待诏的6种人之一。
不过这已是800多年前的事了。今天,在中国美术界以外恐怕仍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界画,例如,即便是在1990年代初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也找不到有关界画的辞条。
这也难怪,因为自从18世纪初以来的约300年间,中国画坛上仅仅出现过3位有建树的界画家:清代的袁江、袁耀叔侄和1979年去世的江西画家黄秋园。也就是说,在18世纪下半叶、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将近200年时间里,界画艺术领域是一片荒凉的废墟。
黄秋园一生活了65岁,但在生前,由于一直甘心像陶渊明一样过着隐士般的清苦生活,因此其人和其画基本不为外界所知。
就如同陶渊明是在死后60多年才引起时人的关注一样,黄秋园这位如今已被中国美术界誉为“大师”的画家也是直到谢世7年后才声名鹊起的。那是1986年2月他的遗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的事。当时,包括李可染、刘海粟、潘洁兹在内的多位知名中国画家都为其绘画的传统功力所震惊,其中潘洁兹的评价是“界画尤为精绝,并世莫俦”。
然而尽管身负如此的评价,黄秋园的界画作品在1990年代最初进入拍卖市场时还是遭到了冷遇。比如1995年和1998年,他的估价均为十几万港元(1美元现约合7.75港元)的《丽人行》和《汉宫春晓》在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的拍卖会上都因无人问津而流拍。
不过规格为69厘米×137厘米的《汉宫春晓》2000年7月终于在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场上以8.8万元人民币(约合1.1万美元)成交了。而在此之前的1998年5月,位于北京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还拍出了黄秋园的另一件界画作品《汉宫图》,成交价为9.0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预估价的3倍。
从那时到现在,随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不断繁荣,黄秋园界画作品的交易价格已经涨了差不多10倍,而今年以来则涨了两倍。上个月初,他的《蓬莱仙境》在北京.html]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以90.2万元人民币成交。另外,在今年9月的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卖会上,他的只有44厘米×40厘米的《烟云宫阙图》的成交价更高达每平方尺16.5万元。
由于遗留下来的作品数量不多,所以黄秋园的界画经常反复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根据拍卖数据库雅昌艺术网的统计,从1995年至今,黄秋园的界画作品一共被拍卖过32件次,其中至少有5件不止一次被收藏者送上拍场。例如,除了《汉宫春晓》,《蓬莱仙境》和《烟云宫阙图》都是第二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所不同的是,《烟云宫阙图》2004年12月在.html]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时的名称为《宫闱烟云》。
在再度走上拍场时,《蓬莱仙境》和《烟云宫阙图》都升值了,成交价分别比原来高7.7万和8.8万元,涨幅为9%和50%。
《烟云宫阙图》描绘的是牛郎、织女七夕在汉宫相会的古代传说故事。画面上,氤氲瑞霭中的汉宫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而岩峦、树木则被刻画得精细缜密。
描绘中国古代传说中一座海上仙山的《蓬莱仙境》的画面也一样。它上一次是今年5月在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的春季拍卖会上易手的。
正像《蓬莱仙境》和《烟云宫阙图》一样,界画的创作宗旨就是工整写实、造型准确。有一个例子是,在公元10世纪的五代时期,后汉画院画家赵忠义受命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画完后,皇帝责成工匠校验画中的建筑结构是否准确。经过反复检验,工匠复命说:“画中的建筑如同真的一样,毫厘不差。”
“工匠说的未必是真话,”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陈世旭说,“但却可以使后人看出传统界画的美学时尚。”
与其它类型的中国画不同,中国传统界画的表现对象主要是建筑,所以一般需要用界尺引笔以使所画之线横平竖直。这也是界画之所以被称为“界画”的原因。
早在宋徽宗时代,界画就已被作为皇家美术文献的《宣和画谱》排在了各中国画种中的第3位。但古代学者认为,界画的真正独立应归功于更早的隋代画家。
隋朝灭亡之后,界画在肇始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几乎成了绘画界的一种时尚。众多画家以工谨、绚丽的笔墨和色彩孜孜不倦地描绘宫苑的华丽和帝王的奢移,其中最优秀的被认为是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游新民说,他们的一些作品“洋溢着唐王朝欣欣向荣的时代精神”和“生动地描绘了达官贵人闲适的生活”。
游新民是黄秋园的学生,研究界画已有30年时间。他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结束于公元14世纪的元朝中期以前,界画一直都十分兴盛。比如,宋代文献记载只维持了54年的五代时期共有知名画家91人,其中界画家与山水画家各11人。而在前后延续了300余年的宋朝,则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推动,大多数画家都会画界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中之一。
“可见那时界画是人们喜爱的绘画门类。”他说。
但今天,相对于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中国画品种来说,界画在以元代以来书画为主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上亮相要少得多。这种情况说明历代界画作品数量越来越少和界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日渐式微。
仅仅从界画家的数量就可以看出界画与以前相比衰败到了何种程度。在14-17世纪的明代,《明画录》中记录的界画家只有石锐和杜堇两个人。该书写道:“有明以来,以此擅长者益少。近人喜尚元笔,目界画都鄙为匠气,此派日就澌灭者。”
陈世旭说,界画之所以被目为匠气而为人诟病,是因为它的泥实性和宣扬帝王功德、富贵与中国画后来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美学取向形成了矛盾。
陈世旭所说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中国画和《明画录》所载的“元笔”都是指从元代开始大行其道的所谓“文人画”,其特点是纯施水墨或只设淡色、画面留有大面积空白和在画中题诗。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非汉族人统治的时代。这令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汉族文人难以接受。他们或弃官隐居,或愤世疾俗,并借书画表达自己的怅惘和抵触情绪。
不过直到袁江、袁耀生活的时代以前,界画并没有完全成为绝响。例如,元代的王振鹏、李容瑾、夏永、孙君泽和明代的仇英都是有成就的界画家或同时擅长界画,并且如今各地博物馆还藏有许多佚名的明代界画作品,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越王宫殿图》和刘海粟美术馆的《游春图》等。
仇英是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明四家”之一,他画的宫殿楼台大都散见于山水人物画中,被认为“严谨细秀,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独树一帜”。
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仇英的作品过去10年在拍卖市场上出现得较多,据雅昌艺术网统计共有393件次,最高成交价为242万元。
王振鹏被后世推崇为“元季界画第一,不在郭忠恕下”,有古代文献评论他所画的宫室“尺寸层迭,皆以准绳为则,分秒不得逾越”。
这样的描述确实与郭忠恕如出一辙。郭忠恕是北宋初期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界画之祖”之称。据说,他笔下常辅以山水背景的重楼复阁的比例从来没有丝毫误差,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王振鹏曾经花3年时间画过一幅表现北宋宫廷闹龙舟场面的《金明池龙舟竞渡图》。游新民说,这幅画“锦旗摇曳,金鼓喧天,楼阁一字排开,角连拱接,乘除相宜,毫厘之间清晰可辨”,“将元代界画的特点展示得淋漓尽致”。
很难想像在风行的文人画的贬斥下这些画家还能使界画达到如此境界,而且与时尚相左的是,日本的许多收藏家早在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尚未兴起的1980年代初就不远万里去美国购买袁江和袁耀的作品了。
1983年,纽约市场曾经拍卖过一幅袁江描绘想像中的桃花园景色的作品《桃花园》,结果以6.3万美元成交;1990年,袁江的另一件作品《雪江归渔》和袁耀的《归猎诗意图》又分别拍出了7万和4.5万美元。
在中国内地,袁江和袁耀界画作品的拍卖最高价都是1990年代末创造的264万元人民币,而作为20世纪惟一的界画纪念碑,黄秋园的界画作品今年以来已经在拍场上出现了12件次,占其过去11年出场总次数的1/3强。
不过这还不是终点,因为本周日,中贸圣佳还将在它的秋季拍卖会上单辟一个专场,一举拍卖37件黄秋园作品,其中界画作品9件。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该看黄秋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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