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传奇经历

1977年文革宣布结束后，何新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并考入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杂志编辑的朱波和章士荣两位先生在收读何新投寄《哲学研究》一篇逻辑学论文之后，考虑发表（《简论历史概念集合》）。

同时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向何新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逻辑理论研讨会。由于该论文是从大专院校寄出，而且文章所研究的是当代逻辑学界前所未见的新逻辑思想，当时编辑们以为作者是一位研究逻辑学的专业学者。

在这两位先生的帮助下，何新第一次踏入中国学术界，参加了国内最高规格的逻辑学术研讨会。这也是何新生平所曾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学术研讨会之一（1988年以后何新基本拒绝参加一切会议）。

但这次研讨会经历，却并没有给何新留下多少愉快的回忆。在当代国内主流逻辑学界几乎完全被西方的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学派独擅言语权的情况下，何新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独创性的新逻辑观念并不受欢迎。朱、章两位学者不以学术观点和作者身份及资历的局限，破格接待了年轻的何新。除了他们，在这次的会议中，只有人民大学的讲师赵总宽、吉林大学的女教授杜岫石对何新的异端观点表示欣赏。但是由于何新的资历问题，这篇论文在《哲学研究》排出小样后，仍然被撤版而未能发表。直到2年后的1981年，该文才发表于上海的《学术月刊》。

何新是以列席者身份参加研讨会，所以在这个全国第一流著名逻辑语言学者云集的场合，他人微言轻处境难堪，得不到在大会上做正式发言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何新此时进入大学还不到三个月。这次参会也未得到校方批准。因此回校后，何新被学校以多日旷课违纪论处。校方提出：要么何新接受记大过的纪律处分，要么退学。

在当年极为重视个人档案和政治履历的年代, 纪律处分对于一个年轻人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校方的处理措施事实上将何新逼上了绝境。

但是何新生性傲岸倔强，誓不受辱，遂决意从大学退学。从此，何新对中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学阀作风留下不佳印象。这种经历和感受，在他的小说作品《寻找被遗忘的世界》中有所反映。

然而，何新未因此次滑铁卢之战而沮丧。如果说，违逆多数敢于反潮流始终是何新人生的主色调的话，那么其为数不多的顺应潮流之行为，就是不久后跟随知青返城的大潮退学回城了。

何新于1978年末作为返城知青回到了阔别九年之久的故乡北京。回京后，何新一度面临失业的威胁。但是，时代的变革与改革年代提供的机遇却使他如鱼得水。

回京不久，这位曾被勒令退学、读大学还不到三个月的英俊青年因祸得福。在只读过何新文论极为欣赏，却始终与何新素昧平生的历史学家宁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的背书推荐下，何新进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接受教师招聘。

其后又在慧眼识才的中央财金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闵庚尧教授的提携下，经学校反复考核以及学院当时的主管部门中央财政部的批准，何新竟得以破格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古代汉语和写作课以及《古代财经文选》（古代经济史论）的代课教员。而他所教的却是本应与他同属一届的、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

这一年何新正好三十岁。在他教过的这批学生中不乏后来的一些成名人物，如知名女作家徐小斌。

 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教员时期的何新（1979）

这样，一个仅仅几年前还在东北乡下为生计而发愁的农工，却穷通自转而晋身为首都高级学府里的教员，并且所讲授的是足以令人生畏的课程。更富戏剧色彩的是，在讲台下听何新授课的本来是和他年龄相仿而同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

大学肄业被迫退学，结果反而不可思议地回到北京成为新大学生的老师，让人不能不感叹命运之无常。这在当时的全中国何新也是唯一的特例。从此，何新开始了他40多年色彩斑斓、波诡云谲而瑰丽壮观的学术人生。

一年后，何新再次被特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担任学术秘书。不久又担任著名历史学者黎澍（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社长）的学术助手。

1985年何新在文学所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7年破格评定为副研究员。1991第三次破格评定正研究员，其后调离中国社科院，担任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至今。

但是，在何新历次所有档案履历表中关于学历一栏中，他所填写的都是“大学肄业”。所以何新经常自嘲说：“我没文化，水准只是个农民工。”

何新此后从来没有考虑补完他的学历。1981年何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曾经参与招考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工作。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考虑谋取某种学位。他说：“当年那些有资格招研究生的社科院著名导师很多都是我的友人。但是，我不知道谁敢招我为他的研究生。”何新1987年在社科院文学所职称就是副研究员了，有资格招收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招过——他说：“我一直没看到谁有资格做我的研究生。”

何新的全部人生和学术的辉煌、震撼的传奇经历，是对中国学历资格制度的一种尖锐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