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何新与中国梦

冲击力  方堃 

    【按】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年8月16日综合报道：“2011年10月9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23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显示出高层对“民族复兴”的概念的无比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自去年11月29日以来，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不同对象、不同主题28次阐述“中国梦”，更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最强音——作者注）据闻‘伟大复兴’的观念体系源自于在高层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何新先生。”（略引）此前的《南方人物周刊》《打捞三十年争议人物》则称之为“何新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就说过：“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视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产生，至少是一个新的爱国理念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生发。”因此，对照分析一下中国梦与何新学术体系的关系大有裨益。

 

 

何新的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阐述“中国梦”。自那时以来，“中国梦”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和民生幸福目标的总概括，成为统一意志、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成为时代最强音。

这个梦想由来已久，而在今日，“中国梦”的凸显必然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刻内涵。

64年前，中国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百年救亡革命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这支最先进政治力量的卓绝奋斗下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新时代开启之后，新一代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成长起来，同样新一代的梦想也成长起来。在这群同龄人中，有习近平。还有何新，一位学者、思想家，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正是“中国梦”在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源泉！

何新生于1949年，他充分意识到这个年份的特别意义，意识到自己与共和国的命运相系，也自觉地关注和思考共和国的命运，于是两者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少年时代，他热情投身文革洪流，之后又作为知青下放北大荒。而后时局的迷乱、岁月的艰难和自学的求索，又让他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和叛逆。1974年，何新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他豁然意识到文革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来临。一个伟大的主题在他心中升起。16年之后，他以此主题形成了一本书：《东方的复兴》。此时，中国又处在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何新将为中国的前行提供新的思想、精神和真实的影响力。

这是一本展望复兴前景的书，更是一本直面艰难现实、饱含深沉忧患、应对危机挑战的书，正因如此，它才如此深刻有力。以此为发端，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影响所及，一股新的无比强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涌动起来，“中华复兴”成为日益嘹亮的时代号角，直至成为国家政治主题。

在《东方的复兴》序言中，何新如此诉说自己的梦想：“我一生全部学术活动的旨归和最高梦想，就是看到我的祖国——中国现代化，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看到中国的富强、光荣、进步和统一！”

而也正是在《复兴之路》的展厅中，习近平如此谈起“中国梦”：“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谈话的主题是“中华复兴”，这也是“中国梦”的主题。在何新身上，这是个人的梦想，也是民族的梦想。

习近平说：“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他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历史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对于这一点，何新在《东方的复兴》导论中如此论述：“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至今依然阻难重重，但是，从古以来的中国历史都正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回顾自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无数当代志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接一代的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的独立、富强、振兴和现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不仅会惊讶这一历史所具有的惊人连续性，而且会惊讶中国人的如此坚韧不拔！我们更会意识到，追求富强和文明复兴，既然已经有五六代人为之披肝沥胆、前赴后继，既然已经是席卷和涵盖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那么，它就绝不会被今后的中国人所真正放弃。不管还有多少曲折、险阻和疑难，中国人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时，是决不会后退的。”

展望未来，习近平说：“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何新则断言：“东方在复兴，中国也必须复兴！”

2001年，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何新用更加激越的语言描述这个主题，“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三峡与航天，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大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文、行同轨、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如钢、煤、粮、棉）实物产出上成为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并实现了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崛起。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历史前进洪流，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阻挡它，186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阻挡它，后来的东条英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住它！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华复兴，历史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2002年，他说：“余二十年前立志写《东方的复兴》，此一理想今日正在实现中！”“五十年内，中国必会走向经济、文化及政治的全面复兴，成为主导未来世界的轴心国家。”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说：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因此，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家利益承载着个人利益，国家梦想承载着个人梦想。由此，中国梦才具有其凝聚力和感召力。

也如何新所言：

“国家并不是狭义的、单纯一部国家统治机器而已，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阶级的共同体。”

“国家不仅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也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实现者。”

这种道理绝非新创，而是人类历史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何新的卓越贡献在于，他曾经逆“潮流”而动，顶住各色新思想、新主义和新观念的攻击，为这种“传统观念”提供了新的逻辑和强大论据，坚守住了关乎国家存亡的意识形态精神根基，又使之适应于新的时代形势。他捍卫了爱国主义的正义性和崇高性。他成为知识界著名的爱国主义旗手，也被其反对者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被斥为“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

《东方的复兴》成书于1989动乱之后、社会意识形态极度混乱之时。而这场动乱正起于西方有意输入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噪，以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开放和世界主义概念攻击党、政府、国家、民族及一切相关的制度和文化，并利用社会不满诱导促成“革命”。虽然国家果断平息了动乱，但是人心的平复绝非易事。

《东方的复兴》的第一篇是《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记录了1990年6月何新作为知识界最著名的政府支持者，前往北大面对仍然对政府平乱心怀激愤的应届毕业生做的一次政治演讲。其主题是唤起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整个演讲惊心动魄、火花四溅。在何新看来，爱国是一种伟大的“良知”：爱国就是爱大家，是一种大爱。

何新以种种事实和切身经历揭露了“自由、民主、人权”等幌子背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意图，揭示了西方新殖民主义通过经济手段残酷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真相，讲述了中国人在国外普遍遭受歧视和排挤的境遇。他问学生们：“究竟哪儿是中国人的家啊？我知道，有人说这个国家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全看得见，但哪儿是家呢？哪儿是你的家园呀！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他告诉学生们，国家就如同他与大家共住的一幢房子，如果有人要拆了这幢房子，他必定要挺身抗争。爱国主义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无可争辩。

演讲取得了戏剧性的结尾，开始时的满场起哄和嘘声，变成了久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核心在于，将个人与国家相对立，将国家体制判定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障碍，鼓动人们以“自由”、“人权”的名义去反对国家、解散国家。何新则将人权重新纳入国家范畴之内，阐明国家不是人权的障碍，而是切实的保障，国家也是“权利共同体”。

何新在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的书面答复中说：

“人权体系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人作为社会人的公权，即全社会中人权的集体体现。它在现实中表现为国家主权和社会权利。而维护社会人的集体公权，正是一个国家政权、一个国家组织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才是作为社会中个人的某些私人权利。在若干情况下，特别是当后者与前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首先捍卫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任何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到，正是美国，常常对不合美国心意的那些国家，鼓动其社会中的某些人们起来以私权对抗公权，以个人权利的某些原则反对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

何新进而指出，人权不是抽象的、“天赋”的，而是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中形成的。他引用黑格尔的话：“人权并非天赋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而国家就是历史的载体和现实的综合。他还引用英国自由主义学者穆勒的话：“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于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还有英国国家主义学者霍布斯的警告：“国家政治制度如果放任个人的任性和自由，则社会必将成为一个人对人都是豺狼的社会。”

何新更以历史的事实证明了新中国对人权的改善和保障：“1949年新中国所面对的起点，是一个百年间烽火不息的国度，野有饿俘，民有菜色，知识分子流离失所，多数人连最基本的人权—生存与温饱的权利，都不能享有。”“正是新中国的建立给了中国人民以尊严，给了中华民族以独立、自由和解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100多年的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彻底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大规模的农村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则奇迹般地解决了几代中国政府均未能解决的历史难题，扭转了中国农村的大规模经济崩溃和农民破产，逐步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在捍卫中华民族的集体尊严，在给人民以温饱、致国家以富强的同时，在解放妇女，保护儿童，保护公民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方面，做的事情比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任何政府所做的都要多。”

“而一旦中国今日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或变色，我们就将看到，那些昨日似乎已经消失的一切噩梦（动乱、内战、饥荒、失业、道德沦丧），就将在更可怕的规模上一一重演。”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破乱之国岂有人权——“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既然如此，大家就应该像爱护自己一样，共同爱护这个国家，共同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国家，从而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习近平鼓励中国工人阶级：“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鼓励中国青年一代：“‘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在就任国家主席的讲话中，习近平号召全国人民：“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

 

最大的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中国梦”的核心观念是“国家观念”，核心精神是“爱国精神”。显而易见，“中国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最基本、最大的意识形态。

提出“中国梦”，以及以“中国梦”统领中国之全局，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极其高度的重视。

在《复兴之路》展厅讲话中，习近平认为，推动中国从苦难中奋起的是一种民族精神。“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精神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何新那里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

在《东方的复兴》中，何新指出：“为了实现这种复兴，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

在1990年的北大演讲中，何新发出警示：“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

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中，何新说：“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体系，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在《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中，何新说：“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他更直言：“当代问题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他还说：“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

正是为此目的，何新将国家观念、爱国精神整合为“国家主义”。在《论政治国家主义》一文中，他说：“国家是一种信念。它的正义性不需要逻辑论证，不需要充足理由。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

何新认为，这样一种“信念”极其重要，甚至于，“国家”首先就存在于人们的这种信念中，现实的国家正是以此“信念的国家”为存在基础。他引用黑格尔的话：“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因此，当作为一国治国理念的思想和精神垮掉时，这个国家也就垮掉了。”在他看来，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最切近的例子：“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当今中国，经济力量雄踞全球第二，但是要实现中华复兴的宏伟目标，还必须有一种伟大国家精神的引领，一种强大意识形态的支撑，这就是“中国梦”！

 

历史荣光之恢复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上，习近平说：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复兴”，其逻辑前提正在于此：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所要“复兴”的正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光荣和尊严。

十五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从未提及“中华复兴”，之前的提法是“振兴中华”。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中华复兴”对于中华辉煌的历史有更明确的意识，更具有“历史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后，这场运动以激烈批判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为要务，中华辉煌的历史因此黯然失色、乃至黑暗无比。由此，只存在“振兴中华”的问题，而“复兴”则无从说起。

毕竟历史已经过去，无可更改；但对历史的描述，即历史学从来不曾过去，从来只在当下，从来都可以改变。有人说“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何新认为，历史学不是一门中性的科学，“在主观性的意义上，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认为，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

“复兴”还包含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辉煌的历史曾经中断过、沉沦过，即便从对历史的描述、即历史学上来说也是如此。要复兴历史，先要复兴历史学。何新对20世纪初叶以来的激进的民族历史否定论进行了再否定，并对当时流行的主张全盘西化的《河殇》进行了全面批驳。

在《历史学与“国民”意识 》一文中，何新如此批判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激进的民族历史否定论。当时流行的激进观点如谓，中国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适一派西化主义的‘疑古’论者，则根本怀疑中国的全部成文古史体系，认为都是出自莫须有的虚构。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华之书《丑陋的支那人》，写作《丑陋的中国人》，将一部中国史描绘成奸母、屠父、杀亲、吃人等等集人间丑恶之大成的自虐、自渎的妄想史。”“现代史学在历史理念及方法论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总体而言深受‘左倾’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具有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特征。这种史观不仅使古代史、近代史教科书体系，显得贫乏、苍白、幼稚、薄弱，而且由于全部历史被描绘成一部‘阶级斗争史’，因之古史中的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代表人物，都通过阶级分类被异化为所谓‘奴隶主代表’（如周公、孔子）或‘地主阶级’代表；中国历史因之而成为一部几乎没有伟人和好人的原罪史。”

针对中国文化“奴性和专制”的指责，何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伦理主义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同样有“民主”传统，中国古经中有大量体现强烈民主色彩的政论和教诲，在政治实践中也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而具备基本民主功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针对中国文化“封闭”、“停滞”的指责，何新指出“古代华夏文明，既是自成一体的，也是兼收并蓄的”，“在所谓的汉文明中，早就融合着苏末、埃及、巴比伦、斯基泰、印度以及匈奴、鲜卑、鞑靼……的血液和文明因子”，“实际上，自秦到清的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何新更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完成了从《诸神的起源》到《众神之颂》，再从《大政宪典》、《宇宙之道》、《天行健》、《思与行》等“何新经典精解系列”到《论中国历史和国民意识》等等一大批著作，有力恢复了中华古典文化和历史的原有光辉。正如他所总结的：“我们毕竟是一个存亡绝续垂韶已逾5000年以上的文明古国…… 在商周汉唐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曾经长久的一次又一次的作为一个万邦羡慕的富强、文明、礼义之国，傲立于东方。”“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惟其如此，“中国梦”之主题命名——“中华复兴”才能真正得以确立！惟其如此，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历经170余年持续不断的革命奋斗，才是一条“复兴之路”。

历史激励现实，又召唤未来，它像吹鼓云帆的烈烈长风，催动我们奋勇前进，去创造更辉煌的未来。“回顾一代一代的中华民族先祖，曾经赋予我们以值得骄傲的传统，我们在今天当追索他们的精神，弘扬他们的事业，迎头赶超世界的潮流！”（《东方的复兴》）

历史更将激扬起我们心中神圣的使命感！何新说：“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它使得中国梦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习近平说，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中国道路

 

道路问题决定复兴成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梦能否实现的决定性问题。

习近平说：“道路决定命运。”

这条道路非常明确，他说：“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这条道路，十八大政治报告也做过明确的界定：“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近平又称之为“中国道路”，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他多次强调：“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关于这条道路的意义和“来之不易”，何新有着至深的体会。道路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方争论乃至斗争的焦点问题，也是何新思考和探索的焦点问题，他深深地卷入了这种道路之争中，备尝甘苦。早在文革时期，他投稿反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受到政治批斗。1978年，得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他热烈欢呼改革：“中国正处在大变革中。这一历史变革将是全面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道德及社会习惯的各个方面，中国都将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发生彻底的、无比深刻的变化。”“以邓小平为首的力量，他们的政策有时看起来是复旧（回到八大，五十年代），其实却蕴涵着最新鲜、最富于革新色彩的内容，他乃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革新者、民族英雄。”

但是，改革进程的开启，绝不意味着道路问题的解决，更不意味着道路之争的平息。1980年代后期，何新渐渐感受到一股力量要将改革推向极端、导向歧途，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篡变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特别是89动乱、苏东变色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道路之争更趋白热化。

这时候，何新担当起“中国道路”重要辩护人的角色。他坚信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没有错，同时改革也是必要，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改革并非否定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范畴内的改良革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经验和逻辑的综合。

在此期间，他出了一本书：《为中国声辩》。在其《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评价》一文中，何新指出：“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在国有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家计划和意识形态动员，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这一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经验总结：依赖国家力量，集中控制和调配资源，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原本落后的德国实现工业化的后来居上，超越英国。日本也主要借鉴德国经验而实现崛起。苏联模式可以看德国模式的加强版，通过这种模式，更加落后的俄国实现了更加强劲的崛起，超越德国。所以，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符合工业化自身的内在规律，也正是借助这套制度，“使中国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由一个极其落后停滞在中世纪经济状态的农业国，变成一个门类初步齐全，具有先导性的先进工业领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成就。

他说：“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因为马列主义对于苏联、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所以，何新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错！

作为反面的例子，那些全面毁弃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东欧国家，结果怎么样呢？没有实现与西方富裕的接轨，却纷纷陷入企业破产、经济崩溃、饥寒交迫、邦国离乱的境地。这确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共和国与太阳同在》中，他说：“对中国来说，走社会主义之路则兴，弃社会主义之路必亡，社会主义制度的放弃，同时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多民族同一国家的解体和崩溃。”“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他以无比壮丽的语言赞美选择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从‘五四’到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两次反帝战争（抗日、抗美）——那激越的北伐、悲壮的长征，平型关的铁马秋风与南泥湾的荆棘汗血，直到千帆渡江、木舸征海，这三十年间兴起了何等的历史风暴，直到天翻地覆！”“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早晨的日出，曾像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黎明那样的辉煌壮丽！”

但是，何新完全意识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所在，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即，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在《为中国社会主义声辩》一文中，他列举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取得工业化成功之后遇到的14个大问题，如原有计划管理方式与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结构复杂化的形势不适应，高积累低消费政策与国民提高消费水平的要求不适应，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不适应，国内外交流和竞争机制的缺乏导致产业技术进步乏力，劳动力过剩以及配置不合理导致人浮于事，经济结构比例失调、效益低下导致财政困难，等等。

在《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一书中，他又将“导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源”总结为3条：“1、农村贫困化，农业资本积累的难以进行，导致国内生活资料（消费品）和生产原料的严重匮乏（所谓短缺经济）；2、国内产业的非竞争机制，导致劳动力的退化、技术更新的缓慢；3、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导致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技术。”

所以改革具有必然性。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中，何新说：“市场经济乃是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难以逾越的普遍发展阶段。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经济本身的客观现实和需要，使建立这一体制成为一种必然。”

在《对我国经济面临形势的观察》中，何新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引入市场机制的经济改革，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它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继承，又是对其弊端的纠正。前后相继的两个工业化阶段形成一个内在逻辑对立又统一的中国工业化的总进程。

总结起来说，前30年注重工业化基础的打造，经济运行服从于明确的国家战略需求，所以也合理地服从于国家计划安排，同时，工业化基础的追求是，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即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具体地就是发展重化工业，必然导致以重化工业为先导，轻工业、消费品生产服从于重工业、资本品生产，所以这也导致经济运行以生产需求为导向，倾向于实物经济。在前30年成功地建立生产资料的工业化基础之后，那么，它自身的本质也开始要求它为消费需求而发展消费品生产，否则它就失去自身的主要目的，并且陷入困境。此时，整个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管理方式都要发生极其深刻的转变，即经济运行服从于国民消费需求，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必然意味着以市场为导向，导致轻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先期形成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又服从和。改革的必要性就处在这种转换中。

但是，何新认为，市场化改革取得成果，并不意味着，市场化就是这种成果的全部原因，也不意味着，改革的方向就是全面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改革无疑包括市场问题，但并不归结为市场问题。”市场化改革只是更好地发挥了原有工业基础的生产能力，如果失去原有的工业化基础，市场化的成果将无从说起。而且，市场经济自身有其缺陷，而市场有限性规律、投资效益递减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三大基本规律的存在，使得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危机，同时其优胜劣汰机制还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所以，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管理、政策引导、宏观调控，需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综合或混合的体制，既不是完全的国家统制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对两者的更高的综合。

何新试图用一种历史辩证法来看待这种综合。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中，他进行了系统论述：

“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看是有是非利害的。但从这一个大过程的观点看，任何阶段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它的相对性意义，也就是取得它存在的价值。因此，就连在当时看起来争得你死我活，杀得头破血流的东西，过了一个过程来看，会发现也具有某种合理和必要性。”

所以，他反对以现在的市场经济来否定前30年的计划经济。

“1949年以前，中国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当时为什么要革命呵?”“1949年中国那个自由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一个处于下位的，只能提供原材料、农产品和廉价劳力，而没有民族工业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处于一种无力自我保护的、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所以才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矛盾，动乱，社会冲突，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革命。

1949年的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经济中的种种弊病。

那么，这30年的好处在哪里呢?这30年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没有过去的计划经济，你没有资格搞现在的市场经济。1949年时中国国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建国后，勒紧腰带，集中国力，去搞建设，通过反帝这种形式，也就是冷战这种形式，把整个外部的东西全挡在外头。这种一国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面对冷战而帝国主义要消灭新中国，中国当时不得不作的选择——尽管未必是所情愿的或理想性的选择。把外来的东西挡在外头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对当时要奠定民族工业基础来说，恰恰是必要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发展，旧体制的弱点也慢慢突出出来了。因此，在70年代末，邓小平发动改革，恰恰是继承这个阶段，并且是纠正它的弊端，而并不是说当时我们根本不搞那一段，直接搞这个，就会更好。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关键问题是正确理解存在的东西，理解一个事物比批评一个事物要难得多。批评是容易的，你不喜欢就可以批评，但是你要解释它，理解它，说明它，这比骂它、批判它难得多。

西方学者说，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统一管制经济。这是有道理的。50—70年代中国是统制经济。当时之所以实施统一管制，是因为资源的高度不足，因为穷。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是在一切时候、一切情况下，都搞自由市场经济。例如在战争时期，在战后危机时期，英、日、德、法、意，也都曾经实施过这种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即统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计划或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深刻之极。”

毫无疑问，这正是习近平所说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中，何新回顾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国家工业化道路问题上的“左右之争”，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

“自50年代初以来，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针，这两条路线纠缠交错，斗争了几乎30年。其间消消长长，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

“正确的是合题，而且只能是斗争后相互扬弃了的合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一种新的历史综合，代表更高阶段发展形态的历史综合出现了。这就是邓小平所构想，而在江泽民时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千秋梦想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在何新看来，这条道路的历史厚度是不容置疑的。

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为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落实到现实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是国有制的理论奠基者，主张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他们也正是“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是“工业主义”，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工业革命的基础”。重商主义在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那里发展成为系统的国家工业化理论，分别成为美国、德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之后其精髓又在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得到强化性继承。西方经济史学家称“实际上重商主义的理论也许是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广和长远的国家政策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何新更认为，这是人类永世不熄的梦想。

在《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中，何新指出：“有人认为，共产主义只是19—20世纪的一种政治现象…… 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共产主义的思想渊源要更加深远得多。”“有人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基于一种信仰、基于一种宗教精神与思想。其实他们说得对。不仅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兴起，与近代宗教改革中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如托马斯.莫尔）有密切关系，以及基督教、佛教的宗教哲学都具有某种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基督教所谓千年王国的福音，实质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

他批评张五常对共产主义的无知：“此人竟无知到不知‘共产’一语的西方语言出处，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及温斯坦莱的掘地派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共产主义者‘公社’，不知道‘共产思想’可以一直追溯于《旧约》（耶稣曾说：只有分掉你们的财产，才能跟随我），共产主义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具有极为深远悠久的传统。”

他还指出，中国文化中，从孔子《礼运》、墨家思想，到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有着流传不断的共产主义思想。

他说“人类对理想社会和社会公正的这一追求不会止息，所以共产主义运动不会终结。我们在新世纪一定会看到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及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反抗而在全球范围再度勃兴。”

在2010年发表的《复兴中国之路是重建新型社会主义》一文中，何新对社会主义发出了深情的呼唤：

“要让国家政治道路和未来政策设计回归于‘科学的’新社会主义！要知道，这也正是来自亿万人民心声中的呼唤，是1840年以来千百万先烈前赴后继牺牲奋斗的呼唤，是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本来宗旨；而且，这也是从佛陀、耶稣和中国圣贤周公孔孟以来一切有良知的人类圣哲寻求导向历史正义的终极呼唤！”

“也许还需要经历许多年，也许还需要许多曲折以至还需要付出非常重大的历史代价。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廓清腐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未来的中国和谐清平。我坚信中国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必定导向新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我一生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理想制度思考和探索的终极心声与呼唤！”

习近平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历史趋向，中国人何能不自信？

何新说：“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这就是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双重自信！

但是，社会主义梦想在20世纪迎来了辉煌，却也遭遇了惨痛挫折。对此何新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为社会主义声辩》一文、《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一书中，他对此有系统深刻论述。

苏联、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它不是在西方先进工业国而是在东方落后农业国发生形成的。它的主要历史功能是，以严密的国家集权体制动员全国资源以重化工业为先导实现快速工业化。这套体制在前期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也隐伏了巨大的危机。问题在于，共产党在推行这套体制的时候，为了增强其号召力和法理正确性，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完成形态和法定形态。同时，它先期取得的成果，也让共产党认为它就是一种完成形态。而实际上，从工业化过程看，这只应该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体制，只是一个阶段的手段。手段被当成目的，就会负担上目的所要负担的重荷，而这种重荷是手段所无法承受的。首先，被误当成“目的”的手段被固化了，被当成了社会主义之本身，当手段的本质需要随形势进行调整和改革时，“目的”的假象却成为一副沉重的枷锁，言“改革”者动辄被打成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目的）。这使得手段的调整、“改革”极为艰难。“手段”被束缚，导致作为这手段的那套体制难以适应形势，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又被误当成的“目的”，即“社会主义”承担了。于是手段的问题，成了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这样认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同样这样认为。这后者才是可悲的。随着，问题加重，反对者揪住不放，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越来越致命，而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辩护越来越苍白，直至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而历史的真相是，无论维护者和批评者都搞错了对象！他们所维护和批评的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的特殊手段和制度。最后，这个特殊制度被放弃了，也被当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放弃，也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放弃，造成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客观挫折。这就是，意识形态和认识问题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的致命性作用。

何新认为，只要正视苏联、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时承认这种制度有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合理性，更认识到这个制度随形势变化进行改革的必要性，那么上诉意识形态难题就容易解决。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反对或放弃社会主义，这既是对社会主义的维护者说的，也是对反对者说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向前探索、与时俱进的过程，而不是固定的一种制度形态，改革是其中之义，改革只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

所以，何新极为赞赏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就是正视我国工业生产力仍然落后，国家工业化尚未彻底完成这一现实情况，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重新采纳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的若干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承认在中国生产力发展还较低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是不完全的，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成的。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又毕竟设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就为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时间空间。也赢得了信念。

正是对应于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何新提出了新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主义的模式，应当是自由市场体制与国家计划体制的扬弃和升华。新社会主义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科学化的计划经济，应当以国家力量对两极分化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新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国家威权体制与宪政民主体制的优势化综合。”

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永远应该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空谈误国

 

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的同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表明，中国梦不是空想、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事业。

而要杜绝空谈，倡导实干，首先就需要务实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精神，可以说是贯穿何新思想的一根经脉，深深嵌在他的一切思考之中，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改革的思考中。在他看来，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是中国改革成败的根本所在。他为坚持这种精神、抵制各种改革空想主义、教条主义付出了艰巨的努力。

在写于1988年的《我的困惑和忧虑》一文中，他就强烈地表达了对“清谈误国”的反感和忧虑：“清谈误国，致两晋数百年历史动乱。误今日中国改革大政者，我谬以为，实亦与某些并未深入了解、洞察中国社会实际，仅从洋书本中搬出一套套‘宏、微’大计的改革清谈有关。此类清谈有一共同特征，即笔下特多新、怪、洋之名词，尤善将平常事物，论说得连专家也不懂，于是令人莫测其高深。其实纸上谈兵何易，设计空中楼阁更不难。但一旦付诸实践，却往往碰壁。失败之后，不反思中国国情与自己之理论错误，却破口大骂中国国民之民族性——难道台、港所居之中国人别有一种与大陆不同之民族性或文化传统乎，何以他们能搞成经济现代化。”

他忧心中国的改革“在思想和理论的批判与准备上，先天不足”，“中国思想界至今尚未能形成超越于思辨性意识形态之上的，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现实，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刻问题，具有深刻的真知灼见的系统思想理论。”

他感叹：“要实现国家繁荣、经济强大、政治安定，多么需要一种以批判的实证方法引导，受实效检验，非自我辩护性、非意识形态性，也非解释性的真正社会科学的指导。”“由于我们的社会科学至今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当代的改革，就不能不依靠‘摸着石头过河’…… 缺乏从形形色色的误国空谈中做出辨识和选择的能力。”

他回顾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英国、法国、德国这些领头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在建立工业化的市场制度以前，都经历过一次一、二百年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一革命首先是致力于冲破传统的宗教迷信和权威崇拜，启迪人的自由思想，同时在方法上倡导实效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引导英国、法国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引导美国的，是杜威、詹姆斯的实效(用)主义。引导德国的，是康德反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引导日本的，是日本人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

所以在何新看来，实事求是精神，乃是现代化的一个精神前提。

但是，对于“百年来一直难以摆脱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急于求成心理的中国人来说，‘实事求是’四字，言之殊易而行之殊难。……我们总想、也总认为它可以通过某种新政策的发明创造奇迹。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总是迷信于政治，这种迷信，现在也还未真正打破。”

“近年在中国思想界喧嚣弥漫的文化形而上学、伪科学（打着“三论”的旗号）、历史及经济的形而上学，作为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理论，除了对其制造者提供职业性的好处外，除了煽动社会理性的迷乱和狂热以外，没有任何真实效益。它们往往以思维现代化的名义抛出…… 超实证和超功效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不利于民族意识的现代化的。”

“为此，打破意识的迷障是极其必要的。应当坚决屏弃一切大而无当的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和经济形而上学以及各种浪漫的经济政治空想主义。”

在1990年面对北大学生的演讲中，何新再次痛斥“清谈误国”：“我憎恨清谈误国。……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

在回答意大利安莎社记者提问时，何新再次批评“清谈”：“我说清谈就是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按它办事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误国误民的理论。就是那种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却不能靠它过日子的理论。”

在《对改革的反思》（1990年12月）一文中，何新指出：“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了必须探求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道路这一重大课题。”然而其后，“在一派改革浪漫情调的鼓舞下，一种只有优点没有弊端的空想性资本主义蓝图，或者说是资本空想主义的改革方案，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一度误导了中国改革的方向。”

他指出，中国改革正是发端于反对“两个凡是”的“实事求是”。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1978年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反对迷信和否定教条主义作为出发点。但在1988-1989年间，新生代的思想界却在‘全盘西化’的幼稚观念下，重新建树起一种新的教义和偶像崇拜，这就是对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盲从、迷信和崇拜。”

他认为：“中国思想界的最终前途，将取决于是否能在唯物辩证的方法指引和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通过对传统与外来思想进行选择、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达到辩证、批判的综合。将取决于是否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够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他更尖锐地指出，那种“误导中国”（误国）的“空想主义”（空谈）的改革方案，是西方国家有意输入的，并在中国培养起推行这种方案的利益集团。因此，抵制空谈误国，倡导实干兴邦，也不可避免地是一场斗争。

在他的系统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政策的书《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中，何新通篇论证的世界都是：依据实际情况、追求实际效果的经济理念和政策。

他说：“我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经济形态的运作原理。二是经济形态及理论的历史背景。”

他的经济学研究追求的是实际的国家和社会利益。“我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具有明确功利性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注重的是以经济原理为国家政策服务，寻求探索有利于国计民生，探索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模型和政策，以及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有利于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经济决策和对策。”

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经济学属于“对策经济学”、“奏折经济学”，即是针对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

他强调：“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经济的政策学。”“近代经济学理论起源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确切名称应该叫政策经济学。”

相反，他认为：“马歇尔、萨缪尔森等庸俗经济学家竭力试图将经济学与政策和政治相析离，试图描述一种‘纯经济学’（‘形式经济学’）。尽管这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但这是一种伪科学。是一种包装在数学形式之下的政治意识形态。”

何新认为，就是这种“伪科学”在制造一种空想主义改革方案。

对于中国经济学现状，他说：“我国经济学理论一直处在一种幼稚的阶段。经济学者只注重于玩弄抽象的数理经济模型和资本主义市场抽象化的理想模式，却毫不注重于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发展阶段，不注重于研究存在于现实中的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经济政策。许多人把幻想性市场模型拟设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方向，却忽略了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吸取对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用的政策和借鉴。”

他告诫：“在经济学中人们最好慎谈所谓‘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中远还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一般规范的经济科学理论。特别是如果竟以这类冒充为科学的经济理论作为设计现实政策的指导，对于一个国家将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主张：“经济政策的制订，我认为第一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第二应当从实际出发，第三应当从问题出发，而绝不应当从任何空想性的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

所以，何新倡导“历史和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不是把理论分析建立在理念的‘应然’上，而是建立在对所存在事实实事求是地认知和解析上。”“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

他反对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教条主义观点：“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我主张现实主义。我反对任何自称是绝对真理的先验经济模式。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邓小平的‘猫论’。你的模式（计划模式或市场模式，国有模式或私有模式）是不是绝对真理我不知道，这一点对我并不重要。我只关注采纳你的理论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社会后果好，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就是好模式。反之，如果一套模式导致人们没饭吃，或吃不饱；另一种相反的模式导致国家产业崩溃，导致发生大规模失业，那么它们就都是坏的模式。”

“对一个经济学家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要看他是剑桥还是哈佛出身，博士前还是博士后。也不要看得没得过什么‘诺奖’。只看他那一套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繁荣还是灾难。那个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他那一套‘哈佛500天计划’，在苏联及东欧不是导致了大灾难吗？那么，不管这一模型是根据芝加哥学派还是剑桥学派的模型而设计，它都是一个极坏的模式。”

“我认为我们奉行一种学说，并不需要先认为它必定是抽象的绝对真理（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形成这种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因为它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会带来好的实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的涵义正是针对这样的一种观念：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是真理，是天国理想，所以我就必须奉行它。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那乃是塔利班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

“如果我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并非因为我信仰的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从意识形态的抽象对立出发而批判它。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因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才说是错的。我反对它，是因为它若被无禁制地在中国施行，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即使近年局部地施行，它也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深远的遗患。

“检验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是实效。如果不能带来好的实效，那就不管是张春桥的平均主义共产主义模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型；用鲁迅的一句话：管它是什么‘天球河图、百宋千元、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应该踏倒它。’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以及人生中取舍权衡是与非的方法论。”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制订关系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不可不审慎。不可从西方经济教产书本中设计描绘的理念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经济现实、社会实际出发。”

“谬误的理论之所以坏，不是由于在理论上一定讲不通，而是由于将其原则付诸实践，必会导致恶劣的结果。而好的理论之所以好，则并非因为它不会遭受非议，而是因为它在引导实践改善经济状况上行之有效。”

“在经济学中，实践、实证、实效，也应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何新指出实践的检验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他说：“近30年来这个市场自动机神话…… 构成1953年自南斯拉夫首发经济改革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指导原则。但是现在，通过数十年以来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实践，这一改革方案已充分受到检验。我们看到，在取得初期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后，社会主义经济几乎无一不随之陷入经济紊乱，继发社会动乱而崩溃。”

何新主张的“混合经济”，同样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他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根本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国家管理、大企业垄断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这是一种经得起检验的经济体制，也是中国应该研究和借鉴的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应该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他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之上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不应单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意味着宏观计划，意味着国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并存作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混合经济。邓小平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这也是指混合经济。”

在他《关于意识形态、学术、科学和真理》的哲学札记中，他从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进行了论述：“现实本身永无错误，错误的只有人关于现实的观念。若想改变现实，就必须首先恰当地认知现实——知道现实何以成其为现状的必然‘机制’——因果关系。”“人只有运用现实本身具有的手段才能改变现实。在这一点上，任何高妙的理念、理想、观念及意识形态都毫无价值也毫无用处。”

他赞赏毛泽东的实践论：“毛的‘实践论’主张：行重于知。履践和尝试胜于理论与空谈。不务实者必无知。人必须从履践的经验中方能求取真知识，而最终则要以实效为标准而作检验——惟不断成功者，方可信任为真理。因此并无现成的、既得的、永恒的、最后的、自在的真理。”“这种实效主义，是一种动态的哲学真理观，高明于静态的欧洲经验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

可以说，何新一路思考中国的改革进程，改革虽由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而发，但实事求是言之易而行之难，这是何新的由衷之叹，他发现改革极易脱离实事求是精神而感染新的教条主义迷信。教条主义者自命理性、科学与真理，还有普世价值，毫不客气地要为中国改革炮制纯粹的完美的模型。何新则与之苦苦相争。

 

终归民本

 

习近平说：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中国梦体现一种鲜明的民本主义。

从何新的思想看，民本主义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终极归旨，人民利益是衡量一切事业合法性、正确性的终极标准。何新一直抱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情怀。

1970年，作为知青的他目睹很多青年被残酷批斗和折磨，他心生怜悯，愤而上书反对，结果自己也同遭炼狱。

在1978年的一封家书中，他痛陈民生的困厄：

“今日之中国，人心思变…… 思变者，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也。为什么思变，生活礼仪使然。想想吧，中国至今尚有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以地瓜、南瓜为主食，尚不得饱。北方广大农村，一人辛劳一年，只不过在过年时分得十斤白面。……想想吧，几亿中国人，甚至为买一盒锡纸烟也要走后门，甚至为搞一条肥皂要四处奔走。由此可以想见人民生活之困难。”

而这也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所在。

1988年，在《我的困惑和忧虑》中，他说：“改革并非一切。改革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

    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在政策方向上明显地暴露出问题时，仍反对反省、鼓吹坚持者，是因为改革给其带来了实惠，即现实的好处。但是，检验历史上任何改革之好坏与成败，我以为只有一个尺度，归根结底就是要看:这一改革是否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这就是改革伟大与合理的天然论证，如果得失参半，就必须调整方向和政策。如果改革在导致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反省，有必要刹车。反省与刹车并非否定改革，而正是为了防止改革的失败。”

“任何改革，都可以对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那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做出牺牲?

“如果改革使公众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迅速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利益结构，是坚持改革的唯一之路。坚定不移的改革目标，应当与切合实际的灵活政策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从现实中注意到，对某些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的改革，正在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打劫。”

何新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也是基于对基本民生的关注。

在北大演讲中，他痛斥那些煽动激进改革、甚至推翻现存制度的狂热主义：“按照他开的那种药方，眼前中国就该发生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烽烟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都说社会主义如何不好嘛？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有人说，一种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上一件。但我看不对！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期待于对现状的改良而不是动乱和推翻。”

“我说共产党、社会主义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大乱以后，社会正常经济联系将破坏，银行将发不出贷款，人民币崩溃、信用崩溃，银行关门，工资停发！现在有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许多人讲，目前经济有困难，一些工厂不景气，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也许“美国之音”会给你发钱？也许靠美国的救济面包能养活10亿人？好，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到美国人那儿、到美国大使馆磕头去！我这个人目光狭隘，就认实在的东西，高深的那套玩艺儿我是不懂。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普通人过日子的道理。”

他抵制西方“人权”攻势，也是因为这种“人权”鼓噪汲汲于脱离现实条件的自由、民主抽象政治权利，而漠视最基本最现实最紧迫的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关于人权问题》一文中，他说：“我认为，对一个物质技术落后，生存艰难的发展中社会，第一位的人权应当首先是为它的人民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获取生存基本条件的满足和保证，为此首要的条件是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技术的发展。而其他方面的权利，或者某些属于社会特定阶层特殊需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利等，如果有利于这种基本人权，自然应该充分保障。但在某些非常时期，当一部分人的某种权利要求，对社会的集体生存权，对更广泛、更基本的人权，构成了威胁时，一个政府是有权实施控制和节制的。否则这个政府就绝不是一个对它的人民，对这个社会中的人权负责任的政府。并且这也正是在损害这个社会中多数人的最基本人权—生存、安定及和平生活之权。”

他批判以空想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要在这种方案无视民众实际利益。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之“是”，根本也在于人民利益。

就业是民生的基础。为此，他批判下岗运动，批判漠视就业问题的改革发展观。在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何新书面发言中，他说：“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

他痛心于下岗运动造成的社会悲剧：“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

为此他“带着刺骨锥心之痛”，不惜个人得失，上书国家领导人。他直陈政策失误：“抽象地谈加快发展与增长，却忽视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要素或数字（包括科技问题）。而当今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们的情绪如何？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在‘封建’时代，路有喘牛，宰相不安。当今天下汹汹，而如何仍能认为形势大好？”“当今真正的大问题，是国家社会能否保持持久稳定？会不会发生动荡以至动乱？而这就涉及当前国务院一系列具体政策及方针的问题（如大力鼓励私有化，大规模推行失业下岗政策等）。”

在2006年的《第四次谈话》中，他再次对罔顾民生的不当改革提出尖锐批评：“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 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我看过联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将被抛弃！而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干！”

在《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中，他大声疾呼，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

何新指出，放任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本身就是一种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制，导致1%的巨富和99%的贫民。新自由主义是严重违背民本主义精神的。他主张国家管理经济、干预市场的“国家主义经济观”，也是基于以国家力量抑制利益分配的失衡，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最后，他钟情于“新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对民生的高度关怀：“公共资源的社会公有和共享，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有长程科学计划的经济生产和消费，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安全保障。”

这也正是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他引用邓小平的晚年讲话：“让一部分人先富只是改变普遍贫穷的手段，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下的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将来应当着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进而，何新认可人类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因为它是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性异化的反抗，它是天然合理的。”“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最终克服，是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回归。”

何新崇敬中华文化，也是因为，中华文化中有着“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系统而深厚的的人文主义、民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