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神话与冤案（2）

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神话与冤案（2）

李学俊

六、对于资本本性的全面认识

1、资本是中性的，人性是复杂的

其实资本是中性的，所以资本的确没有人性、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道德、没有法律、没有祖国、没有阶级等等。

资本逐利时之所以表现出自利利他或损人利己的两面性，完全取决于作为个别资本所有者的人。而人性是复杂的，人既不是中国儒家所说“人之初，性本善，”天生圣贤，也不是天生的恶魔。但是毫无疑问，人都有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的自利的本性在不同是社会、思想、精神与文化条件下就会有不同的变现，有的人（例如虔诚的佛教徒）精神得到深华而自利利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的人因思想观念堕落而异化，“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而大多数人却是具有两面性，有时也自利利他，有时也损人利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现实的条件与行为规则。因此，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追逐利润的时候就会因为市场条件、规则与自己获利的情况不同而展现出相反的两面性：

既可能自利利他，也可能损人利己。

这就是普通人的常态，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时的两种相反的常态。

当然，最异化、最愚蠢、最变态、最疯狂的行为是：

损人并不利己。

2、资本自利利他的条件

由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所有个别资本的代表都是个人，因此，个人的意志通过资本得以表现，或者说个人意志表现为资本的意志，于是当我们说个人自利利他或损人利己行为的时候，就往往表现为资本的行为。于是，资本好像不再是中性的，而是有意志与倾向的。

市场中，资本之所以还经常表现为谦谦君子，还能自利利他，是因为市场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还能够满足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满足资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这时，它的确表现出斯密所描绘的个人（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时候常常自利利他，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此刻，它象一个文明使者或经济福音的使徒，走到哪里，都可能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

也就是说，如果现有的市场条件能够满足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资本就是规规矩矩的，在自利的时候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利益好处——这也是人类整个市场经济中常见的现象。

由此可见资本自利利他现象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能够满足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不防碍他个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

3、资本损人利己的必然性

不可否认，个别资本在追逐自己利润的同时，的确也常常会造福社会。但是，这仅仅是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能够满足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不防碍他个人自己利益的时候如此。

也就是说，一旦当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等现实的条件不能满足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被异化的贪婪的人性弱点就会驱使资本毫不犹豫地损人利己，伤害公共利益。私人资本几乎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条红线，用各种方式抢夺他人利益，其冷酷无情远远超过冷酷无情的夏洛克，不仅一定要割掉安东尼奥胸脯上的一磅肉，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在利润率面前，在利益最大化面前，道德、法律与良知能为其所用的时候，就为其所用；不能为其所用的时候，那些尚属善良有德，坚守人性的资本家可能就此止步，而那些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欲火烧烤的资本家们不能自已，必定践踏这一切。

异化的人性与逐利的疯狂使其胆量倍增，敢于践踏妨碍资本增殖、利益最大化的任何国家法律、道德、良知、宗教信仰。从物质到精神，从物质毒品到精神毒品，从破坏环境到制造军火，从明火执仗的武装入侵它国到阴谋颠覆它国，从股票市场到外汇市场，从现货市场到期货市场，从黄金市场到能源市场，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金融产品到金融衍生品。哪里能够增殖，哪里就有它的存在与活跃的身影；哪里能够利益最大化，哪里就有私人资本的疯狂。

马克思对资本这种被异化的本性，引用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评论家的著名评论给予了最深刻的揭露：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2]

其实，当今的许多私人资本集团他们通过制造的种种谋利方式，利润率早已超过300%，因此，当今许多势力强大的个别资本或资本集团，当现有社会市场条件不利于他们获取暴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制造社会矛盾，甚至制造战争或所谓的“革命”，从中获取超高额的暴利。

为了自身吸血的需要，资本这时就变成流寇强盗，从这个国家流窜到另一国家，从一个国家打劫到数个国家。有时集聚成一支支资本军团，围攻一个或数个国家。毁人家国，还厚颜无耻地昂起头颅说：这是正当的投资获利，这是资本的自由。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客观上就变成了他们的枪手与帮凶。

对私人资本的这种贪婪恶劣的本性，斯密还通过对英国公司在印度操控鸦片市场予以揭露和谴责：

“英国的公司还不曾有充分时间在孟加拉建立这么完全的破坏制度。但他们政府的计划，却有这种趋势。我确信，公司分支机构的头脑往往命令农民掘翻罂粟良田以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其借口为防止粮食缺乏，而其真实理由，则是给他以机会，使能以较好的价格，售卖他手上的大量鸦片。有时，他却命令农民掘翻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的良地以栽种罂粟，如果他预先看到，售卖鸦片可得异常的利润。公司的职员，为自己的利益，曾几次企图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外和国内贸易部门中建立独占。如果允许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早晚定会企图限制他们要想独占的特殊商品的生产，使其数量不超过他们所能购买的数量，而且使其数量能在售卖时给他们提供自己认为满足的利润。英国公司的政策，也许会在这情况下，在一世纪或二世纪内，象荷兰的政策一样，也完全有破坏性。[3]

所以，在私人资本一切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本军团的铁血军规面前，道德、法律、良知、宗教等等均不起任何作用。

综上论述可见，由于资本利益最大化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市场的有限性总会出现不能满足私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因此，损人利己，伤害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必然的。

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人“自利利他”的原理，“自利利他”普遍绝对原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个别资本损人利己伤害社会是经常的必然发生的；“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是有限的，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则是经常发生的。

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对这些视而不见。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缺少对人性的关怀，不顾人类的道德与精神的严重缺陷，彼得.德鲁在《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论文中呼唤道：

“以生产率为基础的经济学可能成为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4]

七、斯密的确反对国家不当干扰经济，但主张国家适当干预

亚当斯密的确反对国家主观的不当干涉经济。例如他就反对不懂经济的政治家与立法家干涉投资：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洽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5]

同时，反对国家立法不当干预其他经济活动，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他反对通过立法强迫农民兼营谷物：

“禁止制造者兼营小卖业的法律，企图强使资本用途的这种划分发展得比原来更快些。强迫农业家兼营谷物商业务的法律，却妨碍这种划分的进行。这两种法律，显然都侵犯了天然的自由，所以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不正当，所以都是失策的。为了任何社会的利益，这一类事情，都是不应强制，也不应妨碍的。以劳动或资本兼营无经营必要的行业的人，决不会以比他的邻人更贱的价格售卖货物，从而伤害其邻人。他也许会伤害他自己，事实上大都会伤害他自己。谚语说，兼营一切事业的不富。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但在这二种法律中，最有害的，却是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的法律。”[6]

但是，这并不等于斯密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彻底的无所作为，任其放任自流。因为他已经洞察到私人为了自己利益严重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面，而为了防止这种伤害，通过国家立法与政府干预就是自然的选择。所以，他认为国家应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

“大制造业经营者，如果由于在国内市场上突然遇到了外国人竞争，不得不放弃原业，其损失当然不小。通常用来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要另觅用途，也许不会十分困难。但固定在工厂及职业用具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其处置却不免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对于他们的利益，公平的考虑，要求这种变革不要操之过急，而要徐缓地、逐渐地，在发出警告很久以后实行。要是立法机关的考虑，不为片面利益的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而为普遍幸福的广大见地所指导，那末它为此要特别小心，不建立任何新的这一类独占，也不推广已经建立的独占。这样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紊乱，而后来的救济，也难免引起另一种紊乱。”[7]

显然，斯密强调国家立法“不为片面利益的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即不被私利所蛊惑，其意思就是主张国家立法应该坚持公正独立，防止私人资本对国家立法和经济决策的干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不仅如此，斯密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政策等等来保护国防等战略产业以及帆布火药等民用产业：

“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末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末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对于英国制造的帆布及火药的输出奖励金，也许都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加以辩护。”[8]

八、萨缪尔森的修正

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基于自由市场经济中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和谐一致的神话，得出了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否则会损失市场的效率。

但是，萨缪尔森面对这个神话的破灭，不得不承认：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和思考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的局限性。我们发现存在着‘市场不灵’，并且市场也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市场不灵的一种情况是垄断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完全竞争。‘看不见的手’的第二种不灵表现为市场的外溢性或外部性：正面的外部性包括科学发现等，而负面的外溢效果包括环境污染。[9]”

再次读到这句话，读者诸君只要回顾一下我们以上引用的斯密揭露的大量个人资本自由地欺骗公众、自由地垄断，自由地胁迫政府与国会，自由地损人利己的记载，应该生疑费解：

萨翁等等诸君怎么才“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和思考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学说的适用范围和现实的局限性” ？

斯密早就在《国富论》中将个人欺骗与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写得清清楚楚。两百多年了，难道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读到亚当斯密的这些明明白白地揭露与谴责？而且还说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亚当.斯密真实冤枉死了。

为何会出现如此怪事？

哎！真叫人晕！

不过好歹萨缪尔森在自己的绝笔之作，第18版《经济学》中承认了神话的破灭，并且承认了经济活动中，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关于政府成就和政府不灵的争论再一次提醒我们，合理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课题。在刻画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和民主政府规制干预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的问题上，经济学是能够帮助社会的必不可缺的基本工具。一个好的混合经济应当是、且必须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中。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10]

在人类已有的经济形态中，自然经济形态是人类初始的经济形态。之后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形态。显然，已经出现过的计划经济是效率低下的经济，虽然分配较为公平，但结果是共同贫困。市场经济较计划经济是比较有效率的经济，但是，如果完全的自由主义，就像萨缪尔森终于所说的，只是梦想。客观的说，萨缪尔森最后的经济学绝笔终于说出了市场经济的真相：

“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孤掌难鸣。”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一种正在探索的混合经济。中国需要坚定的是不要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神话所忽悠误导，应该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九、亚当.斯密:专制政治比所谓自由政治更能保护奴隶的人权

西方经济学家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自由与人权问题，对此，亚当斯密认为，在历史上，专制政治比所谓自由政治更能保护奴隶的人权：

“我想，一般都承认，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于管理奴隶。对奴隶给予些微保护，使不大受主人侵凌的法律，似乎在政治十分专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可能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国家，主人或为殖民地议会代表，或为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非经充分考虑，不敢干涉他们。地方长官不得不把他们放在眼中，这样就使他难于保护奴隶了。但在政府十分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管理，要是个人不依他的意见管理，他也许发出拘票逮捕他们，所以，他要保护奴隶，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会使他这样做。地方长官的保护，使主人不敢轻视奴隶，因而不得不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使奴隶不仅更诚实，而且更聪明，因此变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人忠实，并照顾主人利益。自由佣人常有的这种德行，奴隶决不会有。在主人有完全自由并不受干涉的国家，奴隶一般受着奴隶的待遇。

我相信，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政策，都可证明这种议论，即奴隶在专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在古罗马史上，第一个保护奴隶，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长官，就是皇帝。维迪阿·波利奥，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仅仅犯了一点小过失的地的一个奴隶，截成小块，投入池中喂鱼，皇帝大为愤怒，命令立即将此奴释放，并把他的其他奴隶同时释放。在共和政治下，长官不能有充足的权力来保护奴隶，更谈不上处罚主人了。”[11]

亚当斯密的这些论断说明，当时的所谓自由的政治制度，其实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政治，所谓人权仅仅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人权。尽管以“自由”“人权”等等标榜自炫于世，但仅仅是用来攻击封建主义的，而资产阶级对于奴隶们的人权保护竟然还不如奴隶社会的专制制度。

弗里德曼在《自由的选择》中说，使美国发生经济政治奇迹的第二套思想是杰弗逊写的《独立宣言》：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12]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弗逊却一直拥有奴隶：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13]

在杰弗逊们的心灵深处，认为奴隶是人吗？如果是，杰弗逊为何到死的时候还拥有奴隶？如果不是，足以见得所谓 “自由、平等” 也只是资产阶级漂亮的谎言。

不知读者诸君读到这些论述的感觉怎样？也不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高谈阔论自由人权的时候，是否想起亚当.斯密的对人类历史这段真实记述？被神话与崇拜的经济学圣人亚当.斯密的这段论述是不是太不给力，太不给自称忠实的信徒们长脸了？

十、西方经济学的狐假虎威

既然西方经济学大师们不可能没有熟读他们认为是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看不到斯密大量的关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是矛盾冲突的”明明白白的论证，就不应该对斯密的这些论证视而不见，睁着眼睛说瞎话。

可是他们就说了。

他们公开地、理直气壮地、白纸黑字地应在教科书上，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经济学人。再传导到世界各国，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的指导思想。

如果这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疏忽，那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严重的恶劣的疏忽。

可是，这实在不可能。

例如弗里德曼在《自由的选择》第二章论述“控制的专横”中就已经引述到斯密类似的论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 [14]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从售价最低的地方购买物品而向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诡辩’却导致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使我们买卖什么、向谁买卖、以什么条件买卖、雇用谁或为谁工作、住在哪里以及吃什么、喝什么，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15]

弗里德曼已经引用到的斯密指出的“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的论述，但他无视斯密的谴责与论述，反而指责政府采取了防止个人损人利己行为的有关限制，将读者忽悠过去了。

从弗里德曼的引述可见，全世界那么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是不可能疏忽的。

而是视而不见。

为何视而不见？

实在不愿意对此作任何的揣度。

但是，这个难以解释的困惑实在令人纠结困惑。

我们不想自己的思想被有人攻击的“阴谋论”的思想所暗示牵引，但是，当我们已经确知西方经济学强说亚当斯密论证了市场经济中个人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的说法是一个理论冤案的时候，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强暴的时候，不得不作一些推理：

这是有人在狐假虎威。

因为这样就好拉大旗作虎皮，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说成是亚当斯密的思想而推销到全世界，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洗脑。

为什么要对其他国家进行纯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洗脑？因为有了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强势资本就可以自由的对这些国家为所欲为地掠夺财富！

当今世界为什么和平总是难得？

为什么战争总是一场未完，另一场又开始，绵延不断，欲止还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