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原始的古希腊——董并生新作的读后感

（一）从“西化辨古”到 “西方辨伪”

我的朋友董并生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最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表示祝贺。我有幸先睹为快于他的书稿，并参考何新和黄忠平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来，我查阅了大量西文资料，不仅感慨于他们的先见之明、开风气之先，而且还顺藤摸瓜、独辟蹊径。

于是，我斗胆断言：在受到华夏影响之前的“西方”，中古及上古，始终是史前状态的原始性质的，哪有“文明”可言！（请读 诸玄识：《图解：西方是什么？》）就像董并生的书中所说，被“欧洲中心论”充当奥援和根脉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埃及、两河与雅利安印度），都是在其塑造希腊文明的高峰的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猖獗的时期），被发掘出来的。然而，不管这些“古老文明”存在与否或属于哪个“纪元”，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它们与西方的渊源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与科技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千年里，“中学西被”所到之处，都是“文化荒漠”[1] （犹太—基督教只是部落宗教，其文化内涵的绝大部分都是后来利用纸和印刷杜撰出来的）[2] 。马克思说：“印刷术却成了宗教的工具。”

从丝绸之路向西，第一个受惠于华夏、而变成“有文字的文明”的，是阿拉伯[3]，然后才轮到了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等）仅是欧洲的文化沙漠[5] 中的、面向伊斯兰文明的几个小小的“绿洲”（也是丝绸之路的西段）！正如董并生书中所云：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古典因素”（希腊、罗马）都是造假。此前，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知道古代的希腊、罗马；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从阿拉伯人了解到它们。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让欧洲分享，而基督教的伪造相结合，就成了“古希腊”了，再被“人文主义”变本加厉地以讹传讹；然而，在后来的中国技术所奠基的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和中国文化所启发的启蒙运动中，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的“希腊元素”，或是进步阻力，或是无人问津。[6] 只是到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科学—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的。

以下是笔者根据近年所查阅的西文资料，论述古希腊的社会性质，以支持董并生书中的观点。

    （二）古希腊未脱离原始性质

1.古希腊没有文明

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前辈”（中古）基本上都是较原始、很粗糙的社会形态——无文字，多方言，前民族，众部落。（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古希腊的社会处于部落与聚落（部落联合）之间，虽说已定居或正在定居，但仍旧带有部落的组织、习俗、意识和文化。

第一、社会形态

所谓“希腊城邦”（城市国家 Polis）实际上都是部落组织。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摩根斯·赫尔曼·汉森，深入研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地区的古代“希腊城邦”，其论证的部分内容如下：

阿卡迪亚的部落国家（tribal state）……包括城邦（poleis）的组织……部落城邦……。在阿卡迪亚，存在着许多的所谓部落国家，直到村社村镇联合的‘大城邦’（megalopolis）。部落族群组成国家……。从公元前5世纪，它们（部落族群）被联合，我们称为部落国家，被细分为城邦。讨论是否部落国家是由以前的城邦联合所形成，还是老的部落国家被再分为城邦。我们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古典阶段乃部落组织与城邦共存。关于部落的体制，尚无证据；因而我们不知道部落大会和部落军队被招收和指挥的情况。……在公元前4世纪，……有些官员被部落当局任命。大城邦……有两个到十个殖民村（刚定居）。进而，我们参考别的资料：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这是基于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军事同盟的信息。从修昔底德那里知道，在部落的基础上，大约421名帕拉西亚人加盟于曼提尼亚人。……修昔底德陈述，斯巴达把帕拉西亚人从曼提尼亚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中有两种解释：一是部落自治，再是单一的城邦部落。……其结论是，在斯巴达和修昔底德的眼中，部落城邦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它同时又是部落（国家）的成员。[7]

《古代法》的作者梅茵，根据对古典希腊和罗马的研究，断言它们是原始社会，其理由为“由家庭构成氏族的聚合，由氏族构成部落的聚合，由部落构成共同体的聚合……。政治思想的开始，在事实上，设定氏族血缘是唯一可能的社群政治功能的基础”。[8] 值得注意的是，梅茵所论希腊、罗马的原始类型，是对照于近现代西方的、基于分裂个体的“契约社会”（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这两种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极具排他性与对抗性。中国传统社会也很重视家庭与家族，但它是“开放亲缘”，从而适合于越来越大的和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9] 。

第二、部落意识

古希腊人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10] 比尔泰克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最难克服的那些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的。”[11] 古希腊是原始后期的部落仇杀风俗的延续。德国学者莫伦·库施说：

像尼采所认识到的，前荷马时代的原生激动构成了希腊社会生活的文化密码定式。希腊的战争表现出“非友即敌”的零和逻辑——你是为我的，否则就是反对我的（排中律）。……希腊生活方式意味着极好战的“生物政治”模式。根植于原生激动的“战斗与残忍”的文化是……希腊人的标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奴隶。”……后希腊文化是由早先的部落冲突风尚的进化的结果……。[12]

第三、技术水平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J.伦登说：“真实的希腊历史是，贫穷窒息了创新，原始的交通阻碍着出口。”[13] 俄罗斯历史学家狄雅可诺夫揭示：“古希腊始终是很差的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作方式。”[14] 沃尔特·莱西（Walter K. Lacey）从家庭史论证：“大约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的希腊村落时代和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是‘原始社会’。”[15]

关于古希腊的技术，人类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S.汉弗莱斯写道：

古典研究者们都倾向于主张希腊神话为新石器时代的版本，……没有文字记录。……古典阶段保留了“不合理”的成分，……极其粗糙的原始方式，毫无技术创新、宗教怀疑和政治变革的社会。……希腊的技术问题，如商船设计和航海技术，……没有龙骨的船在80°风中很难安全航行。这几乎是长期静态的。自从远古，爱琴海的航海状况极小变化。……渔民和木舟没有海图和罗盘，年龄大的人就记不住航行时间。……我亲身体验爱琴海的航行，了解古希腊商人的航海难题；很快就变得清晰：希腊商船的历史几乎是毫无造船与航海的技术进步可言。……自从卡尔·布克于1890年代捍卫他的古希腊经济是“原始的”这一见解以来……，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在历史研究中激起争论。[16]

2.古希腊的语言问题

牛津大学教授罗莎琳德·托马斯说：古代雅典是个“口语社会”（Oral Society）。[17] 但她又为之辩护，说古希腊如何“特殊”——“普遍的口语交流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特质之一，但古希腊却挑战我们的判断。”[18] 那就是像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19]

但无论如何，按照曾是美国语言协会主席的沃尔特·翁的说法，近代以前的西方社会属于“从未接触文字和印刷的‘原初口语’（primary orality）”[20] “沃尔特·翁提出了‘原初口语’这个术语，……是指没有接触过文字形式的‘口语文化’。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口头传授知识。……柏拉图以前的希腊、非文字文化的中世纪和现代非洲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都是原初口语的例子。 ……文字逐渐取代口语，从手写阶段进入由印刷发明所带来的打印阶段。”（引者按：实际上在中国“四大发明”西传之前，整个西方都是口语性的）[21]

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中，柏拉图是处于希腊文明的后期；这就是说，该“文明”几乎是没有文字的（可笑的是“苏格拉底是文盲，他用口语产生哲学”）[22] 。海尔教授不解地说：“希腊作为西方知识的摇篮和自由的诞生地，荷马、品达和柏拉图却是使用方言口语，类似于鞑靼蛮族……；这感觉违反常情，与政治状态尤不协调，似乎是人性的耻辱。”[23] 实际上古希腊人就是蛮族部落。

西方中心论学者硬是把子虚乌有的古希腊编造成一个畸形社会，说“在古代希腊，所有知识皆凝聚于口语，……古希腊人不是文盲（illiterate），而是‘前文字’（preliterate）或‘非文字’（nonliterate）。”[24] 实际上古代、中世纪的希腊都是没有文字的。[25]

语言学家斯蒂芬·科尔文指出：“从引进字母到‘共通语’（Koine）之间的希腊语的历史，是方言的历史。”[26] 这句话是说，亚历山大征服之前的“希腊文明”——也就是整个“古典时期”——所用的，始终都是方言；它意味着：A.不存在书写文字；B.不存在希腊地区的通用口语；C.所有的哲学、科学和文艺作品都是原始性质的“方言口语”（岂有此理）！

斯蒂芬·科尔文进而对古希腊仅用方言，作解释如下：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语言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是标准的语言，而是方言的集合……。不应该夸大这个阶段的希腊语的“抽象”。一个包含多种方言的标准语言的概念，是后来的想法；它体现着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历史，诸如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仅是由于集中的政治权力、印刷术和古典拉丁语的影响，才形成标准的概念……；这个思想大抵迥异于希腊人关于“共通语”（Koine）之前的希腊语的想法……。[27]

其后的亚历山大—罗马时期的“希腊共通语”（Koine）乃似是而非，[28] 就连亚历山大远征也是缺少实证的中古阿拉伯地区的一种传奇。[29] 稍后再讲“希腊语”的来龙去脉。

（三）西方不存在“古典文明”

1.古希腊的客观条件否定文明

进入“古典时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会。“公元前508年，……将原来阿提卡岛上的四个部落解散，分成了10个新的部落区。”[30] 改来改去还是部落社会，号称“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31] 。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只是一种原始的划分”[32] 。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包括梭伦改革）所蒙骗，而不清楚其部落之危害性，和它的变本加厉，阻碍文明，振古如兹！——其排他性与冲突性，使希腊不能形成民族国家和语言文字（直到19世纪才基本改观）。

换句话说，古代希腊是一个彼此对立的、 “同质部落”（homogeneous tribes）的“集合名词”，但远不是真正集合。“它们从未被凝成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热衷于分裂性的各自为政。”[33]

希腊“土地从不让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几乎没有，土壤很薄和贫瘠……。”[34] “雅典处于荒凉的阿提卡半岛，……土地贫瘠，几乎全是岩石……；极难生产必需品来维持简单生活。”[35]

此种状况只会造成紧张对抗，哪来“文明”与创造！古希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许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邻为壑、彼此倾轧；而且又在更大的环地中海的战乱祸水的漩涡之中，亦为亚非帝国的战场。这种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内争外斗，就注定了古希腊不可能成为创造科学与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人类艺术的圣地的。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史家文森特·斯库利说：“没有古代文字证据来证明，希腊人对人类活动的环境有什么重要作为。”[36]

这归根结底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在20世纪初，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证古希腊的社会形态：它的众多的仇外心理的部落种族，数千年来阻碍着其民族国家的形成。[37] 现摘录其著述如下：

对我来说，古希腊没有被提升到有效社会的规模是深层原因，从这个国家的地理可见一斑。……霍加斯认为，地理环境在希腊人生活倾向中起着决定因素。其地理与地形培植了希腊精神中的小群分立与强烈的地方父权主义。……狭窄谷地之间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单位极小……。

希腊没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实践空间。……外敌入侵使他们暂时忘却地方歧见，但不能团结合作尤为可怕……。

希腊在经济上的统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不存在充分广度与持续的邦际贸易，以形成合作的习惯，与多样性、长期性的交往。它的社会意识没有超越部落阶段。族群沟通的自然障碍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腊的自然地理能让它发展较大规模的本土贸易，我想希腊历史走势则是不同的。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 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38]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最适合古代希腊的，恒是部落仇外、以邻为壑。如果不是中古与近代之间，被卷入“中西会通、近代转型”的大潮之中，希腊永远不会有民族国家的，遑论文明？进而言之，若非中国智慧及其成果的对世界发生作用，欧洲人不可能凭借己力克服“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窘况的；同样，近代希腊也是在“中学西被”的大环境下超越其自然地理的障碍，到1840年代左右终于有了“文明国家”和统一语言文字的。

2.希腊是与“社会进化”相反

不和谐的古代希腊只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冲突的牺牲品，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的。

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耗丧的证据足已解释整个地中海盆地与近东的古文明的毁灭。这个结论似乎说明，自然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联是不可逃脱的。”[39] 我想说的是，地中海—近东地区的生态脆弱与其古代族群之不和谐所致厄运，这是事实。然而这里是否曾有“文明”？

另一方面，多数环境历史学家都把现代世界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思想”，[40] 并且认为希腊和罗马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悲剧的“杰作”。[41] 在我看来，这是“悖论”。如前所述，西方的“与自然作斗争”知识系统（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42] ，只能驰骋于近现代的“全球循环”之中，而不能通行于先前的、需要“和谐文化调节平衡”的地区环境之中（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权禁锢、窒息人智”来确保族群幸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希腊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的。

天人及族群皆严峻对抗，其所致破坏性的“负能量”极大，它使社会滞溺于部落冲突的“自然状态”——“战争总是在城邦之间进行，从不和解。”[43] “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 这难道还存在稳定生活环境，来培育“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吗？何等荒谬！关于古希腊社会的内部外部冲突及其对于文明、文化的否定，乔治·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的“希腊哲学”，是和希腊人及其生活状况格格不入的。“希腊哲学”的时期恰是内外战争，从而不适合产生他们的哲学家。历史表明，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期，希腊人是其内部分裂的牺牲品，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是互相厮杀，就是与波斯人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学思想的产生必需一个免于动荡与战乱的环境。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繁荣的阶段（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全无和平与安宁，哪来产生学术的条件！否定希腊哲学的缘起和发展的，不仅是频繁内战和持续外患，而且最坏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灭绝行径。……正如这段希腊引文所写：“虽然自然灾害困扰人类，但外患与内讧则加剧我们自身的厄运；有些人冤死在他们的城邦，另一些人携其妻儿流亡，现代人因饥饿而自相残杀……。”[45]

（四）“西方源头”是文化沙漠

1.重申古希腊的真相

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极贫困、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直到1830年代被欧洲中心主义“注入文化”之前，希腊始终滞留于史前状态——前文明、前文字、前民族国家的“自然状态”（借用霍布斯语）。

古代的地中海的冲突是很强烈、很残酷的，希腊的国土尤为贫瘠；因而不可能支持一个可观规模的人口与相对稳定的社会，遑论发展与文明！（请读 诸玄识：《地中海的历史，人类自毁的“实验室”》）。

整个西方都是如此。1492年前后有着天壤之别！近现代是“全球循环”，地球财富、资源向西方倾注，所以它能够“暴富”。历史上的文明应该主要是在相对丰饶的“季风亚洲”。中华文明（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欧洲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通往彼岸大陆的捷径）。近现代西方乘着“天时地利”而成了“文明的暴发户”，就来认祖归宗，编造谱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46]

再看古希腊，由于山多地狭，部落林立，方言闭塞，战斗与破坏皆为常情。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因其适合耕土地极少、又很贫瘠，只能够承载微小的人口规模；又由于地形崎岖，而形成数百个“以邻为壑”的族群，每个族群仅有5000左右的人，[47] 内外频繁战争（人口稍有增加，就会出现生存危机）；这种情况，冲突压倒一切，怎能不是在（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恶性循环呢？！

希腊，与整个欧洲一样，在其分享中国“四大发明”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民族国家和市场网络。

以下七点是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的定性：

Ⅰ.被理想化的原始社会。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48]

Ⅱ.古希腊是“前文明、前国家”的部落社会。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海因·尼尔森社会人类学家把希腊城邦定性为“非国家的部落社会”。[49] 美国学者埃里克•沃格林说：“希腊城邦是牢固地基于部落氏族。”[50]

Ⅲ.古希腊经济。两位历史学家、教授沙伊德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雷敦（德国弗莱堡大学）两位教授指出：“古希腊的经济真的是相当原始。”[51] 两位丹麦学者、经济史家伊萨格和斯伽兹戈尔德说：“希腊农业在城邦国家阶段是相当原始的。”[52]

Ⅳ.古希腊是“前文字”的。古典学家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认为：“古希腊依靠口语表达，……口语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整个古典阶段。”[53]  

Ⅴ.古希腊社会属于战争部落。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林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始终是好战的。”[54] 许多历史学家共识：“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5]

Ⅵ.古希腊是反智主义的愚昧。古典学家、美国戴维逊学院教授皮特·阿仁斯道夫说：“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普遍而长期地迫害学者。”[56]

Ⅶ.古希腊不可能有“智慧”（科学与哲学）。历史学家乔治·詹姆斯说：古希腊的好战、频繁人祸、极度贫困和群氓迫害的情势，根本否定了产生任何学术的可能性。[57]

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和有关它的文献与文物都是被伪造的。[58]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被杜撰出来的。[59]

质言之，所谓的“希腊科学、希腊哲学”都是“近代现象”，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它们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然而，仅在华夏（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1492年）之后，它们“以空间换时间”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繁荣→毁灭”（基督教“创世→末日”）的前一段发挥“正能量”。[60] 但无论如何，希腊—西方知识系统不能单独存在于1492年之前的“国土环境”之中，否则便是直接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所以基督教禁锢人性人智）；而其雏形，只能存在于华夏智慧的框架之下，被培育、监护和驾驭。因此，欧美及现代文明的源流“在东不在西”（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历史的尽头》）。

2.“希腊语”不是希腊的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以“中国热”为内容的——实际上是中国在非宗教或俗世性（人文民本）的方面，“启蒙欧洲”。为了抵牾法国的中心地位（巴黎是文化中心），德国思想家一反莱布尼茨以来的亲华传统，开始树立希腊，挖掘西方自身的“文化源流”。不久，随着法国的“革命与战争”的陷入低潮（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尤其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波及欧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进军（包括鸦片战争），德国的“希腊主义”（古典主义）完全取代了已经冷却的“中国热”，而成为应运而生的泛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原旨。

1830年代，德国的（巴伐利亚）奥托王子在欧洲列强的安排下，“入主”希腊，开始了“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实践——用“古典文化”来激活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雅典仅有1万人口，全然像是贫民窟）。尽管当时的西方人知道此时的希腊人并非“原种”。即德国学者雅克比·菲利普·弗勒马瑞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1790—1861年）说：“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人的后代，而是在中世纪移民而来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61] 然而实际上，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都是很原始的；在透过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服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会。

奥托统治希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希腊语（Katharevousa），它是基于古代的“共通语”（Koine）；后者说是古代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泛希腊语”，实际上是曾是犹太—基督教徒的使用的语言。[62] 而与希腊地区的族群没有关系。（请读《新约圣经原文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圣经·新约》是中世纪伪造的，[63] 犹太—基督教曾使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同时和之前）。

在奥托推行希腊语（1830年代）之前，希腊人使用各种方言（号称“民间通俗语”Demotic.实际上是各地方言，不能联通）；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也从来不使用书面文字。

“‘希腊化’（Hellenistic）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于1840年左右在柏林大学构思出来的。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概念。他把许多分散和不一致材料融为一体，进行编造和杜撰……。”[64] 进而，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和“希腊文化”（Hellenism）概念，都是在1830—40年代虚构出来的。德罗伊森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立者，正是这位德国历史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拓王子的请求下，大胆虚构出了“古希腊”的概念。详述如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1833 年发生了什么？雅典及其周围地区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确切的说，……希腊独立乃欧洲列强之“赠予”，这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战略位置，来打通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众所周知，别人给你独立，别人就可以统治你。于是……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迎来了一位日耳曼统治者，奥托王子成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

奥托热爱这项工作。他关注如何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称其为“民族汤”（ethnic soup）；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雅典，该城以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为主。奥托邀请……27岁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后者先由学生转为编外历史教员，又被奥托任命为不拿工资的教授。……他被请来为雅典和希腊各族创造“新的历史”。

奥托让德罗伊森在语言方面给他一些思路，如何使各民族免于彼此火拼。德罗伊森起初建议可用当时大多数雅典人所操的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希腊的核心语言……。奥托不同意……。德罗伊森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传的阿提喀方言（koine。实际上是犹太—基督教曾使用的语言——引者）为主的希腊共通语。……奥托欣然接受德罗伊森的这个创意。……这个“共通语”第一次被作为知识语言推广开来，学校被要求采用，尽管老人不接受它。……奥托王子就称其为“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

……德罗伊森进一步帮助奥托来调和希腊的“民族汤”，而使“希腊文化”（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sm）这个词语诞生出来。……也就是说，是在1836年，Hellenism（希腊文化。音译：“海伦主义”）这个词被杜撰出来……！就这样，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那儿，获得了她的名称“希腊”（Hellas），进而“希腊共和国”（Hellenic Republic）……。[65]

在希腊，基于“古典”的希腊语（Katharevusa）在19世纪三十年代被创造和普及。直到1970年代，新语言的支持者（Katharevusa）和原生方言的支持者（Demotic，民间方言，已经文字化、民族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者取胜。[66] 即：最终于1976年，将以民间通俗语（Demotic）为基础的希腊语（属于中世纪部落方言），正式确立为希腊的官方语言。这就是说，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包装希腊”——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一种被称为（古典）“希腊语”强加于希腊人，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