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文革研究史料》： 戚本禹回忆江青 （中）作者：古镇三月雨
戚本禹回忆江青 （中）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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