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乾嘉学术及西方历史之伪造

何新论学书札

论《诗经》、乾嘉学术以及西方历史之伪造 

XX兄：

     昨蒙赐教，谈及乾嘉学术、《诗经》考据以及《文学史》等。归而细思，言尚有未尽，兹借此函再陈陋见如下。

    一、关于《诗经》的考据类著作

乾嘉学派的《诗经》注疏，集大成者当以晚清王先谦著《诗三家义集疏》为著名。

     王先谦(1842～1917)，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晚清湘学之殿军人物，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并曾主持南岳书院多年，校刊古籍文献多种。

    乾嘉学派兴起在明末清初。其学术成就之集大成著作，则多出现在晚清。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收辑西汉以来齐、鲁、韩三家诗说，兼取宋元明清以下历代学者的疏解，折衷异同，加以考核说明。故此书可谓乾嘉学派《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但是对于现代不甚熟悉朴学的人，此书不好读。

    属于现代继承朴学遗风而比较好读的，有高亨《诗经今注》、《听高亨大师讲诗经》。高亨，齐鲁人，民国后期、建国初期著名学者。此外较为可读还有周振甫《诗经译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

    但是老实说，《诗经》中有一些老大难篇章，正如《尚书》、《周礼》、《周易》等儒家经典，自汉唐以来从未被搞懂。我记得王国维信札曾说“五经”自古盲人摸象，《尚书》十之七，《诗经》十之五，没人能懂。诸家异说，无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关于何新的《古经新解》

    我20年前的旧作：何新《风与雅：诗经新考》及《雅与颂·华夏上古史诗新考》，多有一些个人的发明及新义，自以为可以破解若干前人所未知。

    举个例子：《诗经》 第一篇“关关雎鸠”。雎鸠究竟是什么鸟？历来都以为是黑色的鱼鹰。鱼鹰是猛禽凶鸟，且貌丑，竟被诗人做为开篇起兴的男女愛情之象征，岂不奇怪？

   而我考证则证明，所谓“雎鸠”非鱼鹰，其实就是杜鹃鸟，也就是杜宇、子规鸟，布谷鸟。华夏自古有以报春鸟之杜鹃作为爱情象征的习俗，所谓“春心报杜鹃”。自以为此论可破千古之覆。

    又如《周南·兔罝》一篇，描写的是赳赳武士，而历代都解释兔罝为捕杀兔子的网笼。我指出古代江淮江汉的楚人称老虎为“於菟”，讹音即玉兔（所以月亮神话中吃月亮的虎神，汉代以后也变成了月神玉兔）。故诗中的兔罝不是兔子笼子，而是伏虎的网罗。

    《诗经》中的许多语句，貌似很难懂。但是我的书中运用训诂（很少有人知道此学为孔子、子夏所创）的音近义通的原理，打通了许多语言障碍。

    例如“关关雎鸠”的"关关"二字，其实就是现代语“咕咕”两字的转语，描写雎鸠的叫声。所谓“关关雎鸠”，不过就是“咕咕杜鹃叫”的意思，毫不深奥。

    又如《大雅·荡》的名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看起来难懂。其实靡就是莫的转字，无的意思。“鲜”就是稀少之“稀”字的转语，克就是可的转语。无不有初，稀（少）可有终——文从字顺，意思无非就是很难做到有始有终。

   再如《诗经·小雅》中的“不敢暴虎，不敢冯河”，这两句在《论语》中被孔子简化为四个字“暴虎冯河”。貌似很难懂，历来聚讼纷纭。以至南怀瑾在他的《论语别裁》中望文生义，竟然解释成“发了疯的暴虎站在河边跳河”，遗笑于后人。

   其实呢，暴虎之暴，就是搏斗的搏的通假字。冯河之冯，就是浮水之浮（古字为淜）的通假字。“不敢搏虎，不敢浮河”，就是不敢徒手搏斗老虎，不敢徒手浮渡大河——有何难懂？

[附注：“暴”为“虣”（音bào）的异文。毛传和《尔雅》释“虣”为“徒搏”，即徒手搏虎。“冯”（古音憑），段玉裁说为“淜”（音píng）的假借字。《说文》：“淜，无舟渡河也。”也就是游水，即浮河。淜，浮今音不同，古音通，是同源字。]

    在我的《古经新解》中此类新义颇多。我自认为何氏《古经新考》是效仿乾嘉余绪的考据之作，是我平生著作中很以为自豪的一套有趣之书。化深奥为简单，化幽深为平易，所以20年来已经多次修订和重印，发行量不小。

      惭愧老何之谬种流布天下，此也其一，自然也会气煞某些专业人士，一笑。

    三、关于刘大杰的《文学史》

    关于古代文学史的著作，我认为目前最好的一部，仍然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本书写于一九三九年，成书于一九四八年。

    此书是一部三卷本巨著，上起殷商，下迄晚清，全面地概述中国文学诗词歌赋、散文、小说及戏剧的发展历程。

　作者效法法国人朗松Lanson，Gustave（1857～1934）的名著《法国文学史》，注重描述历史思潮和变迁，从诗人、作家的身世、性格与社会背景的结合，发现并阐发作品的个性。全书论述颇见精彩，文采焕然，咀百家英华而成一家之言，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

    酷爱古代文学的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就读过此书，颇有好印象。所以建国后，直到文革前夜的1965年，毛泽东曾经多次接见刘大杰，与之畅谈文学史及历代诗文。

    刘大杰得到毛泽东鼓励，对此书多有修订，于是新版中留下了当年许多革命意识形态的痕迹。

　而人们的评价却是愈改愈差，愈改文学味愈少，政治意识形态偏见愈浓。故此书新版反而不如旧版——读此书要读解放前的旧版本或者文革前版本。

    【据朱永嘉说：毛泽东非常爱读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过你以后再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牢记毛这句话。

     文革期间刘大杰第三次重新改写文学史，第一、二册改完以后，立即排大字本报送给毛。全书公开出版后，他写信给毛汇报。毛在1976年给他回信。毛1975年要江青少管政务闲事，要她去读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三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一书的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关怀。但关于韩愈问题，仍有疑虑。现在报刊文章，对韩愈全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关于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刘大杰在信中还附有他作的《七律呈主席》和《沁园春·七一感赋毛主席》两首诗词。】

    文革后期的1975年，此书新版竣工，8月3日刘大杰将此书邮寄给毛泽东。至次年，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曰：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以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这是毛泽东生前写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足见毛泽东对其爱重之深。

    四、关于乾嘉学术

     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述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刘大杰、周谷城谈话，有陈丕显、江青参加，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

    据《年谱》记：

    “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

    毛泽东答：“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

    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

乾嘉学派创始者为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方以智、顾炎武，大成于戴震、钱大昕等，标榜复兴“汉学”（恢复汉儒之学），其实暗含不忘汉地民族本源的政治涵义。

针对宋明理学玄谈心性、义理、纲常，“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形而上风尚，汉学家转而提倡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主张由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所谓“小学”考据入手，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主张恢复汉代尊古、尚朴的学术精神，故也称为“朴学”（朴素之学）。

    “乾嘉学派”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其学则并非仅在乾隆、嘉庆两朝。 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顾炎武是吴人，戴震是皖人，所以乾嘉考据学派兴起于吴学和皖学。

乾嘉学术中微观考据学（所谓“小学”）最著名，主张：“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所以乾嘉学术以文字、训诂学、《说文》研究为显学。

     嘉庆时代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开埠，思想界遭受西学、新学及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在北方及东南沿海，乾嘉学派遂趋衰落。

    但在内地之湖南、四川则仍盛行，晚清出现湘学（王先谦等）、蜀学（廖平、蒙文通等）。毛泽东早年从学时代，也曾受乾嘉余绪之湘学影响，故一度也对考据学短暂地发生过兴趣。

五、清代精英耽迷考据学而误国

但我个人认为，纵观有清一朝，满人奴视华族文化，败坏中国文化最为猛烈。蓄辫子的汉人早已不是华夏衣冠。满清时代，无论皇家所倡导的宋学（理学），还是士大夫以下民间盛行的所谓汉学即乾嘉学术，可以说并误中国三百年。

    何以言之？盖满清立国前，自汉唐至晚明，中国之文明、学术及科技均领先于世界包括欧洲（明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可以证明）。

     但满清开国后的17世纪以下，欧洲进入恩格斯所谓“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后，17世纪启蒙运动兴起，近代科学及实证哲学陆续开创建立，文化科技日新月异。此时期欧洲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出现了莎士比亚、培根、牛顿、笛卡尔、洛克、康德、贝多芬、莫扎特等众多文化巨人。

而此时期满清治下之中国精英，则完全蒙昧于世界之进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举国知识分子沉湎于乾嘉学术，即饾飣考据，“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晚清魏源语）。

中国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及世界文明的隔绝与落后，就是从满清闭关锁国统治下的这三百年而拉开巨大距离的。浸润朝野精英们的所谓“乾嘉学术”亦难辞其咎。

六、考据学其实多为语言猜谜游戏

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许多研究对象不过是一些有趣的语言猜谜游戏。

譬如，无论“雎鸠”是鱼鹰或是杜鹃，“关关”之拟声是咕咕或者呱呱，于国计民生又有何益？就算南怀瑾把“暴虎冯河”解释成“发了疯的暴虎站在河边跳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错。

胡适声称勘破一个字的新意义如同欧人发现一颗新星，纯属吹牛（而且胡适毕生没有勘破过一个字。他英语好于中文，完全不懂训诂学）。

 曾国藩曾经批评考据学说：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曾文正公集》卷一)

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新史学》也批判乾嘉考据学风，说其：“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

但是，乾嘉学派中特有一派（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比较注重历史及地理（如阎若璩、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学 ），至晚清代表人物则有王国维。

这一派由史学考据转入历史的清算总结，研究华夏历史地理的古今沿革与变迁，至今仍然颇有实际价值。

此派证古者之学术成果、实用意义高于治语言、文字、版本的考据一派。

七、考据学后期有人走火入魔

版本考据一派，在崔东壁后走火入魔，几乎无书不可证伪（《崔东壁遗书》）。

由伪书考再到伪史考，再到后来顾颉刚的“古史辩”，涂抹中国古史自伏羲、炎黄、尧舜禹至夏代以上，皆为一片空白。数典忘祖，荒谬之极！

八、西人古史多出神话及伪造

然而西方学术至今没有伪史、伪书考。

西方白人本来与印度一样，无书面历史。

中国历史书，春秋时代即有《春秋》，战国时有《战国策》，而后《史记》、《汉书》也都是本朝人的著作，为一代实录。而西方的史书都是出自文艺复兴以后的所谓“重新发现”，而且未存古早版本之原著，又经辗转翻译，若以清代版本考据的严苛眼光无一部不是伪书。实际也皆非实录，根本不足以视为信史。这些文艺复兴以后才被西方“重新发现”而来历待考的书，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荷马的史诗，以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的全部名著。

印度古代本非统一国家，自古也无文字历史。所谓梵文究竟是古尼泊尔、巴基斯坦或者西域波斯文字，还是真正的印地文字，至今还是问题。最早一部成文的印度史，竟然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国人替印度人写的国别历史。

需要找到文化自尊的欧洲白人，18、19世纪以来主要根据《圣经》（本来是东方叙利亚人的信仰）和荷马神话（本是小亚细亚的民间传说）来造西方的古代历史。

所以近代西人以考古证神话，以神话造历史，又发明根据语法、语族的相似性划分种族的伪人类学，于是而有所谓“雅利安人”的分类，于是而有所谓的古希腊史、亚历山大东征史，以及什么拜占廷史、古印度史等等，本来一片空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上古史多数是凭空制造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而多数中国学人至今对西方伪造之上古史懵然无觉，以盲目崇拜心理迷信而不疑。可悲、可笑、可叹！

其实西人近代的一些所谓的考古发现也是可疑的，不乏伪造品。例如卢浮宫的一些希腊文物即有人揭露过多为文艺复兴后制造之赝品、伪品，包括传为米开朗琪罗所伪造之希腊大师作品“拉奥孔”等。

盖历史塑造关乎民族祖宗文明之形象，西人深通其奥秘。而中国迂腐文人自卑已久，对伪造的西方古史一直不敢抬起头而直视。

    以上由所论《诗经》及考据学，到疑古学而生发之余论，乃鄙人一己之私见。

    在下于学术界、理论界一向独往独来，然而孤陋寡闻，以上所说或甚荒谬。敬请海涵。顺颂

秋祺！                        

                                                                                                                                      何 新 再拜谨上

201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