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往事》摘编
1941年王明生病住院是中央医院的一件大事。王明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医院最好的窑洞是二层的中央医院托儿所，医院领导马上决定把托儿所搬到山上去，腾出三间接口石窑给王明当病房。王明住一口窑洞，孟庆树带儿子小明住一口窑洞，警卫员住一口窑洞。还有三间平房做厨房等他用，他把整个家都搬来了。中央医院不但指派了专门的主治医生，还配备了特别护士轮流值班专门负责王明的护理工作。那时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一般级别的领导，都没有人知道王明犯了“错误”，更不知道在共产党内部的最级别的领导人中间有“阶级斗争”，医院接收王明住院，肯定要提供最好的医疗和休养条件。
王明、孟庆树（王明夫人）在苏联撰写《中共50年》一书中说：“……毛泽东决定甩开我。10月14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院金茂岳（金星父亲）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在医院里，金茂岳给我规定的治疗方法，摧残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的药物来毒害我。”
因为没有病历资料，当时我无言以对。2009年12月22日，我在《作家文摘》看到一篇《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的文章，通过《党史博览》编辑部，当天就和作者丁晓平联系上，第二天就见了面，在电脑上看见了用数码相机拍摄的那些资料照片，经文献部门鉴定是当年的真迹。因为作者有约，当时不能把文件的复制件给我。我一直耐心等到丁晓平的新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正式出版，于两年后的2011年12月5日才得到这些文件的影印件，共14件文献资料及王明的化验单。
这些尘封70年的资料成为目前揭开王明在延安“中毒”之谜的证据。而最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原始资料为什么被康生私藏，最后流入民间，而被农民赵景忠先生收藏？这也许可以说明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也许是这些资料“见不得人”。庆幸的是，如果不是被“私藏”，可能就没有今天“惊现”的可能性了。
现在，看到这些保存下来的文件，我知道，金茂岳是1943年5月份在枣园被绑走，撤销了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职务，接受审查。6月份开始组织延安部分医学专家进行病历研讨，他是先被抓起来后审查原因的，到8月份中央委员会审讯，就是围绕一个问题，王明告到中央，说金茂岳用甘汞毒害他，摧残了他的健康。王明是1942年3、4月服用过甘汞，1942年8月13日出院回到杨家岭。多少年来我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一年多以后才来“清算”呢？当年王明到底“中毒”了没有？
1986年中央档案馆采访过金茂岳，有一份口述记录稿。
王明1941年9月20日夜病，心慌、出汗、手足麻木。9月21日马海德、朱仲丽、鲁之俊、王斌各位医生舆论一次，注射一针具有中枢兴奋作用的樟脑，此药也可用于心脏衰弱及虚脱。9月27日又会诊一次。10月12日王明休克，也有说晕倒了，说心脏不好。中共中央书记处派李富春去探望，并召集马海德等会诊。10月13日于次会诊，心脏同以前一样，血压明显升高，会诊意见到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
王明本人指定金茂岳为主治医生。金茂岳说自己是妇产科大夫，王明是内科病，最好还是请内科大夫来管。李富春对金茂岳说：“还是你管比较合适。”金茂岳成为王明住院的主管医生。
王明入院诊断为大神经性心脏病。他虽多次心脏病发作史，起病原因也是各种各样，但都和情绪有关，确实没有大碍。王明曾经因心脏病三次大会诊，根据当时条件，的确无法确定心脏病的性质，决定继续休养。
到1942年3月，王明的病情稳定，可以走动了。因王明扁桃腺发炎，服用磺胺后腹痛，3月21日开始服用甘汞，这是经领导同意的，目的利胆、通便，保护胃粘膜。病程中没有记录慢性甘汞中毒的临床表现，如精神异常、震颤等具有诊断意义的症状。4月3日发烧，会诊讨论是肝病，停用甘汞。孟庆树的父亲是中医，她要求中医治疗，4月6日开始中医治疗四周。
5月22日记录一切情况好，停用药物。自己能大便，食欲增加，睡眠好，心脏没有变化，血压正常。6月29日记录，最近一星期内很好，能看报，吃饭。病例中无任何中毒症状的记录。
王明服用三次甘汞，第一次2月22日起服用5天，第二次3月21日至4月3日服用13天，第三次4月29日至5月5日服用7天。完全不是有人所说“从1942年9月起，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每天三次，以少量氯化低汞（甘汞）和重碳酸钠（苏打）长期作为缓下剂服用”。所以说，病历讨论必须以病历为依据，任何“回忆录”都不能用作病历讨论。
王明出院后，阿洛夫、金茂岳都去看望，他仍不断有腰痛、心慌、肚区疼痛、肝大和咽炎以及扁桃腺发炎、发烧等症状，给予对症治疗。这期间，金茂岳曾几次处方甘汞合剂，但王明都没有服用。
1943年整风期间，王明把金茂岳告到中央，说金茂岳受人指使，用含汞的药物暗害他。5月金茂岳被关在社会部隔离审查，在6月30日病历讨论会上说：我并不是故意用此药去毒死王明同志的。关于治病一人不能负责，且不能负责。当时没有检查条件，药品匮乏，没有其他更好的药，只能吃甘汞。如果我在治疗中开错了药，应该有人阻止他，应该马上讲，希望不要客气。病人认为开的药不对，也不讲，也不吃，吃了西药又吃中药，病人也不对，应该负责任。
关于诊断汞中毒，必须要有过量的汞吸收作为基础，而在药典中甘汞用于泻 剂，在规定课题内治疗是安全的，当然不易久服。当时王明服药剂量完全在安全范围内。
现在有了病历，有了甘汞的治疗剂量和具体的给药方式，在病历讨论中没有汞中毒的任何临床症状的记录。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说“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学者）也没有很具体的很详细的说明，因之在现在只是对症的治疗。”当时延安的条件，完全不掌握汞中毒的基本知识、检查手段和诊断技术。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王明的病症和中毒症状混为一谈，甚至用错误的分析观点强行确诊了“汞中毒”。
在1943年的病历讨论中，金茂岳最大的教训是，小儿科大夫李润诗在护理记录中发现，口服甘汞的医嘱已经停用，而夜班护士还在继续发药，这样造成甘汞最长一次服用13天（3月21日至4月3日）。因为服用剂量小，没有给病人造成脏器的损伤，这应该属于医疗中的差错，而且是由于夜班护士工作粗心大意造成的，本来与金茂岳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领导在找夜班护士谈话时，潘丽和乐峰也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在病历讨论时，金茂岳认为自己是主管医生，当时又是医务副主任，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差错，应该有责任，就主动承担了差错的责任。他是一个对医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医生，不会放过任何对病人不利的事件，这是他作为医生的品德，敢于担当，于负责任。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延伸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说他用甘汞毒害王明，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顿时沦为危害病人的凶手。
1943年的审查并不只是限于病历讨论来对疾病进行调查研究，中共中央组成调查委员会，在1943年8月6日对金茂岳进行正式审讯。到会的有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傅连暲等。面对首长的特别审讯，金茂岳回答比较简单，承认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基本按照1943年7月20日“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中的结论，承认了王明长期甘汞导致中毒，还承认服用磺胺也是中毒，也是不对的，虽说是无意，也承担了责任。但是审讯后的金茂岳继续关押。
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中央医院就抓出100多个特务。一场莫须有的汞中毒事件就这样落到了金茂岳的头上。
父亲金茂岳一生唯一的一次对我和金胜利讲述了延安整风时他的遭遇：“把我关在后沟的一间小屋里，日日夜夜‘审查’、写检查，问我怎么给王明下药害他，还拉到后沟要‘枪毙’我，没有打死又回来继续‘审查’，被逼、被诬蔑，当时我就想碰死……。”我这一生也就这一次看见父亲流下痛苦的眼泪。一个受人尊敬、有尊严的医生受到这样的折磨、打击、迫害，使他蒙受巨大冤屈，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他对我们谈起这段往事，依然非常痛心。可是他并没有王明编造的跪在他的床前求饶。
1943年8月14日，金茂岳大概悟出事态的严重，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亲爱的康生同志转中央各首长：这次我为王明同志治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因用药治病而加了其他别的病，因而使王明同志身体失了健康，而使党的事业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应完全负。现在我恳切的请求党宽大我，我将以更大努力将我生命为党工作。……我再诚恳的向党坦白的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诱威胁等等及得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用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在信首页的右上角，有两行红色的钢笔小字，“弼时少奇及委员会同志阅”。
直到1944年10月，审干最紧张的时期过去了，到了甄别阶段，金茂岳的事情还是不能处理。
2011年我找到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他说：李克农找到我，说金茂岳的事情中央认为现在要处理，不能老拖着。怎么处理呢？李克农说，你去延安市法院联系一下，找法院院长王裴然，给金茂岳判一下。我问怎么判呢？李克农说：判责任事故（据金茂岳回忆当时定的是技术事故），五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我到延安法院定了开庭的日子。开庭的那一天，我弄了一匹马，请金茂岳骑上，我步行跟在后面送他去法院。从枣园到南门外法院有十几里地。到了法院，开庭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一个法官，金茂岳对着法官站着，我就站在旁边，我们三个人开庭。法官宣判，判处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宣判结束后，金茂岳就骑着马回中央医院了。
就这样，关押了一年半的金茂岳回到中央医院。随后，李克农亲自到中央医院宣布：金茂岳没有政治问题，是个好同志，继续担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再后来，据金茂岳回忆说，在枣园的舞会上，是李克农、杨超两个同志带自己去的，他们两个引见他见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讲了这么几句话，金茂岳至今还记得：“茂岳同志是好同志，为党为国受了点委屈，站起来继续革命。”又有人说，在枣园一次舞会上，毛泽东见到金茂岳说，金大夫是老实人，是个好人。
这就是发生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真实的故事，这就是王明在中央医院住院期间的真相。可以肯定地说，1941年王明在中央医院住院期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汞中毒”，1943年整风期间所谓的汞中毒完全是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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