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高华评《博古和毛泽东》作者：江东天狼
秦福铨在2009年出版的《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引用只注页码)对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以批判博古等错误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史、长征史等历史定论提出质疑。作者是博古的侄儿，依据他从长辈处听来的“故事”，在一系列重大史实方面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若能成立，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相关历史叙述。但是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特别是它未能引用有关文献和其他文字材料，作者又是博古的后人，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到该书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都是需要细加研判的。
一、对传统定论的反驳
秦福铨第一次对几十年来围绕博古的传统旧论提出反驳，计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
此书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书中举例：罗明等在江西苏区经常把“领袖毛主席”挂在嘴边，博古等认为，这是毛放任对他的“个人崇拜”。站在博古和中央的角度，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确是事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引用当事人的材料，说明在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只知朱、毛，不知博古、王明，此等情况很容易被博古等认为在中央苏区，党的生活不正常，党员只知个别领导，而不知党的集体。更早一些，毛任湘赣边区书记，党内对毛就有“书记专政”之批评，然而“个人崇拜”一词是1950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有这个词?将此词汇往前移置江西时期，当是作者和编者所为，那是不恰当的。
从秦书看，毛的实际影响力在长征前一直都是很大的，例如：毛提议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一定要带上妇女和机器等大物件，博古只能同意;毛甚至想抓谁就抓谁(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将领季振同等率部投奔红军，不久季振同、黄仲岳就对毛有不满之言，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以季、黄要投降国民党为名，下令李克农逮捕他们，周恩来同意毛的意见，项英反对也没有作用，最后导致季、黄等的被杀);宁都会议后，毛情绪不佳，撂挑子，“小病大养”，“专找拼命工作的副主席项英的差错”(页25)，中央无可奈何;他又经常散播对中央的流言蜚语，中央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是什么原因造成毛的自大?该书认为，关键是临时中央没权威。在一段时期内，临时中央只是上传下达的办事机构，特别是在财政上依赖江西苏区，而一方面军前委自作主张改变了税制，加之中央提款员两次被劫，使得中央的财政非常困难，在中央苏区那边就没了威信。1935年国民党“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也提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三国际已停止中国党之津贴，党之经济，全赖匪区供给，故留俄派对实力派，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此为留俄派全盛时期中之一大缺憾”，此恰和秦的书形成互证。但是，“中统”此说并不准确，1931年后，莫斯科对中共仍有经费支援，只是不像过去那样定时，才导致临时中央对江西苏区的财政依赖性加强，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莫斯科一直断断续续资助中共。秦书说，临时中央权威的建立是在宁都会议停止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共产国际来电明确临时政治局为临时中央，情况才改变。
(二)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问题
在传统党史中，博古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毛说这是“指鸡骂狗”，是针对他的。毛还具体指出，“反邓毛谢古”，是张闻天写的文章，罗迈(李维汉)负责落实。毛说的并不错，反罗明路线确实是针对毛的，但本书披露事情的起因却和过去的说法不一样：第一，罗明一口一个“领袖毛主席”，让博古听了气恼;第二，毛让前委秘书长古柏领导三个中心县委，以地方为优先考虑，截留税款，影响国库收入。最后，罗明不顾群众，遇敌就跑，这样就被认为是“右倾”，并被升格为“罗明路线”，挨了一阵批。其实也多亏了这场“斗争”歪打正着，原来与毛素无渊源的邓小平从此就一直被毛认为是自己人，得到毛的重用。
(三)陈云在“王明路线”时期的角色
陈云颇似周恩来，为中共几个历史时期的领导人，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倒。与周恩来相比，陈云还多一个优势，就是“工人”出身，因而长期受到莫斯科信任，从1931年9月进入临时政治局，到整个“王明路线”时期，都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春还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转道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以后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直到1937年11月，才与王明、康生等一同回到延安。
有关陈云与“王明路线”的关系，陈云本人倒是颇为坦率，他在毛上台后，特别是1940年代后说过，那个时期中央犯的错，他都有分。但是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并没有，一般只能以陈云在这一时期担任的几项工作加以推论，如陈云一度负责中央特科，到江西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党团书记、副委员长，于是判断陈云与核心层决策没有太多关系。新书提供了新的资料，这就是作为临时政治局成员，陈云与博古一道前往苏区，他与博古等在许多看法上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同意加强中央权威，反对毛的“个人崇拜”，秦书的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1935年夏，博古的弟弟杨琳(秦邦礼)与陈云等同船同车前往莫斯科，陈云到达莫斯科后，与王明等也相处较好(《王明回忆录》中可见反映)，以后陈云也没如康生那样去控诉王明。1962年夏之后，在毛的“一言堂”下，陈云以养生为重，避其锋芒，直到毛去世。作为历史见证人，在关键时刻出面说话，例如陈云和潘汉年是老战友，又在1935年夏一同前往莫斯科，1955年潘案发生，毛大怒，周恩来、陈云都不方便为潘说话，但在毛去世后，陈云为潘汉年的历史做了重要证明，若无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会那么顺利
在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还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张闻天，他们同为1931年9月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同为政治局委员，以后张闻天长期受毛排斥，以至于张有话不敢直接对毛说，而是托陈云与高岗帮他转说，而他们也愿意帮他转达，只是毛对张闻天成见太深，对张的一些请求往往置之不理。又是几十年后，1979年12月，中央为张闻天平反，陈云在杭州，特意致电中央请将张闻天的追悼会后延数日等他回京举行，果然是陈云亲自参加了张闻天的追悼会。
(四)长征前夕博古中央是否考虑把毛甩下?
旧说博古企图把毛留下，让他自生自灭。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康克清回忆录》中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朱对其妻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也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但是秦书却说，是毛主动要求留下：1934年10月初，毛派警卫员胡昌保、吴吉清给博古送来急信，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还提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也留下。周恩来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大雨中警卫在外守护一夜，周与毛通宵长谈，毛才改变主意，同意随大部队转移。
(五)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的问题
旧说湘江之败，责任全在长征之初博古中央带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围队伍行动迟缓，才遭此重大失败，此为经典叙述。此说还有重要细节做垫托，1980年代初，聂荣臻的回忆录问世，提到一关键细节：湘江之败，博古几乎崩溃，举枪要自杀，被聂制止，此情节后来还上了电视剧，影响很大。秦书提出：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在毛。博古原先的计划是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但毛不同意，因为机关人员中有老、女、病、孕，编到大部队，行走不便，他们也不愿分散到老乡家里去，有些农户也不愿接受。毛的意见是将他们集中，编成纵队西征，博古等最后接受了毛的意见。
“两顶轿子”，专指“红章”纵队和“红星纵队”。“红星”是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人员，“红章”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该书说，博古反对多带物资，遭毛的反对，毛的意见是“择要随行”(页98)。另外现在的“轿子”一词还专指毛之长征乃坐担架而行。1980年代，索尔茨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被译成中文，有“担架上的阴谋”一节，毛之长征坐担架，才广被人知。
秦书说，到达湘江之前，发生挑夫罢挑要求发钱回家，不愿再西行，博古急电叶剑英，发银元让挑夫回家，并要求将所有辎重一律抛弃，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中央纵队，不愿西行的，可以发回家路费，但此令未得执行，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小三人团”抵制。挑夫走了，辎重还得带上，叶剑英只能让八军团的新战士当挑夫，一天走不到四十里，“本来五千挑夫挑的东西，现在一个军团一万多人来挑也走不起来”。两个纵队三天只前进100华里，红九军团为保护这两个纵队，也被拖着走不快，首尾相差160华里，还得派红五军团34师死守在文市，以致延误渡江时机，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失败。
(六)遵义会议周扶毛上台与劝退博古
此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旧说对周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会议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提，此书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议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的总结。博古信任周，让周主持会议，并向周提出，此次会议应纠正“政府比党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内搞“中央三人组”小宗派的问题。所谓“中央三人组”是指编在“红章纵队”的毛、张闻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页105)，被认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团”之外的“小三人团”。
秦书认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周在会议前夕，将跟随毛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二十师调上来，替代1934年9月由项英挑选的忠诚可靠的干部组成的原中央警卫营，博古认为，“明摆着是武力威胁，不达目的就动武”(页123)，后经周的解释和宽慰，才使博古的心结释然。第二，周临时改变与博古商定的会议议程，支持张闻天的发言，还通过自我批判，把会议引到对中央的批判。第三，在会后与博古谈心，使博古心悦诚服地交出“总书记”一职。
周扶毛上台，难道不知毛的缺点?他在劝博古下台时谈到：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毛是借风使船，清除异己，以大手笔统一江西各路红军。周向博古解释，何以“老毛”缺点明显，但还要推毛出上，乃是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页128-129)。不久，博古和潘汉年谈话，叫他向王明汇报时详细记下他的话，其中就谈到博古为什么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有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虽然毛泽东有不少缺点，尤其是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排除异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没有一个像曹孟德那样的人还不行。(页140) .
(七)毛何以对徐向前长期不加重用
此在官方论说中不提，但在民间，特别是网络上，是军史爱好者长期讨论的热点，新说：明确点出乃是因徐向前不听毛的劝告，执意随张国焘南下，毛临离开前警告徐，勿忘黄仲岳之教训。以后事实说明，毛是说到做到，在收编了徐部后，徐向前果然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
(八)“潘汉年案”的终始原因
“潘案”的解释多有变化，从旧说“内奸”到1980年代平反，虽知此案与毛有较大干系，但一般都以为是潘私见汪精卫又长期不向组织汇报才致使毛震怒而不对潘宽恕。秦书提出，潘之结怨于毛，乃是潘与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于担任国内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唯一联系人，而潘身带莫斯科最新编制电讯密码九个月，却奉王明命，先与国民党谈判，不先回陕北交密码，从而不被毛信任。
(九)季、黄冤案与李特、黄超被秘杀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线，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投奔红军，史称“宁都起义”，随即成立红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副职;并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赵博生、董振堂后为中共烈士，事迹广为人知，但季振同、黄仲岳的史实却长期被埋没，两人直到1980年代才被平反，说是被极左路线杀害了。事实上，将彼等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虚无飘渺的“路线”，而是有具体的人。秦书说，最初毛要调黄的手枪营，黄不同意，毛大怒，以谋反罪要抓季、黄等。本来上海临时中央已同意黄等提出的去苏联学习的请求，毛担心他们去上海后会向临时中央告状，就给李克农下令，将几个人逮捕，周恩来也同意，季、黄后被公审判处死刑，由于项英坚决反对杀季、黄，才分别改判十年和八年监禁。季、黄被处死应是在长征前的1934年9月，但书中未加点明，只是模糊说季、黄“以后”被杀。季、黄究竟是谁杀的?博古在其中起何作用?博古对此是否认的(页182-183)，而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季、黄被杀负有责任。
另一桩秘杀案也是在1990年代末才在内部低调平反。李特是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是四方面军第五军政委，他们在张国焘和毛的争斗中支持张，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转战到迪化。秦书说：李、黄听说王明从苏联回国已到迪化，没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要求面见王明，向共产国际告毛状。李特、黄超在领事馆被康生截下，然后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机而来的苏联顾问，说此两人要谋杀王明，苏联顾问急忙报告苏联领事，后者与盛世才通电话，盛下令要领事馆的卫兵就地处理。几天后，黄、李死于督办地下室的麻袋里。康生回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受到毛赏识(页169-170)，而知道内情的李先念从此噤口不语。
(十)博古与米夫等的关系，博古与苏区肃反等关系
旧说都认为博古等是米夫的亲信，苏区肃反是“王明路线”的罪恶等，在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张闻天及周恩来等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说，他及中国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页179)。博古强调在苏区肃反时，他“绝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人”，“绝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针对康生等怀疑博古是奉国民党命在中共内部进行破坏的指控，博古申明，这是对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并与它做殊死斗争的，“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页180-183)。从该提纲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处决一事成为王明、博古失败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层整风会议上，对博古的批判火药味极浓，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书新说举其要者十端，与旧说差别之大，十分令人惊异。关注中共党史的人，自会知道秦书这些说法的巨大冲击性，并且自然会追问：作者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有什么证据，资料来源可靠吗?
二、史源的疑问
编者说此书“先天不足”(页208)，应该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加之作者身份的特殊，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此书的史源和客观性格外关注。
作者说，本书所写的都是他从长辈中听来的“故事”，在人们一般的认识和理解中，“史”与“故事”是有区别的：演义或传奇可称为“故事”，其特点是有虚构，有想象和夸张;“史”，则应是非虚构的和确实曾发生的。
是不是未经整理或片段化的口述，即为故事?而经史家验定查证的，即为史?或由官家认定的才是史?虽然按“后现代”史观，故事可以就是史，史也就是“故事”。只是作者在谈他写的文字是“故事”的时候，不是用的“后现代视角”，他所强调的无非是，这些故事虽然是“真实的记述”，但是“毕竟不是讲述人当时的录音和记录，而是后来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页313)，书中所说的内容在未经正统党史“查证和确认”之前，可将其以“故事”视之，这大概就是作者使用“故事”一词的原因。
此书也不似一般口述史，将口述者的回忆准确地记录下来，再查证于史料，此所谓“口述史”，但也须有基本要素：口述者叙述的时间、地点，记录者旁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严格地说，此书尚不符合上述条件
在我看来，此书兼具回忆和研究的双重性质，但又不完全符合“回忆”与“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回忆主体模糊，例如：西路军、黄超、李特被杀等部分，是从哪儿听来的?秦书没有提供口述者具体回忆的时间、地点。其次，书中一部分内容明显是吸取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却没有为资料和观点注以出处。整理者虽然作了说明，似乎可谅，但如此这般就将“回忆”与“研究”煮成了一锅，无形中就误导了读者。例如“毛与李先念的一次谈话”，就是从朱玉主编的《李先念传》中的若干章节摘抄而改写的。以上特点使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而对于一般读者或历史研究者，他们最关心的是作者这种听来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证这个关键问题之前，首先须了解作者的身份及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来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儿，其父杨琳是资深中共党人，1930年代初就与陈云相识，在陈云领导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而周已撤离，在陈云的安排下，周恩来夫妇曾在杨琳开的文具烟酒店的阁楼上居住。1935年夏，杨琳与陈云、严朴等同船去苏联，又同坐一个火车包箱前往莫斯科，1938年被陈云派往香港为中共做资金调转、采买物资的工作，是今天著名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华润公司”的创办人，1960年出任外经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据作者称，他的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听之于其父，有关遵义会议前后的那些内容，就是其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里从陈云、严朴处听来的。到达莫斯科后，杨琳在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室工作，接触过一些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文件，还亲眼看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几次会议给国际的报告。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抗战前期的武汉，主要就是1938年，当时杨琳为押运物资并取回黄金，经常往返香港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在中共代表团任职的博古是有机会和住在武汉办事处的杨琳长谈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二个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汉年。作者说，1954年前他多次去上海潘家，有关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周、博谈话，博古和潘汉年的关系等内容，都是从潘汉年那儿听来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三个人是严朴。在中共党史上，严朴知名度不高，此人且于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病逝，其事迹就更少为人所知。1961年，其女严慰冰曾创作出版一部文学剧本《于立鹤》，就是以其父严朴为原型的。文革中，已去世多年的严朴受女婿陆定一和女儿严慰冰的牵连，墓地遭到毁坏。严朴和博古同为无锡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陈云交厚，1935年春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前去上海，再与杨琳等同船前往苏联远东边疆区转去莫斯科汇报。作者说，有关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九月军委会议，六届五中全会，都是从严朴那儿听到的。
和作者说的最多的还是其父杨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于世的特殊背景下，杨琳是有可能“放开”对其子说一些历史上的旧事的。当然，所有这些私下说话，在延安整风后都是犯忌的：延安整风之后，由毛与那些不了解苏区历史的笔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等共同创造的党史解释成为定论，毛已上升为神，加之不久全国革命胜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了解内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语，可是这几个人还是敢说，都是有特别原因的。严朴敢说，那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听的对象又是好友之后;杨琳愿意说，那是在文革中，又是对儿子说;潘汉年则情况特殊，经历过长期的党内斗争且曾遭打击，而且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的潘汉年怎么会对一个缺少阅历的年轻人谈那么机密的党内历史的秘事?但照此书说法，毛早在1936年就对潘有成见了，那么潘对毛也不会没有看法。潘缺少军队和根据地生活的长期淬炼，对毛之新权威多有隔阂，私下对好友之后说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义”，也不是不可能，这也说明就是在那个时代，毛也不见得能把每个人的嘴都堵上。
由此分析，该书的来源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还要看有无其他史料佐证，即需要查证作者所说的内容有无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以及有没有提供可资查询的“说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以这个标准看，该书部分章节既有所来源，也得到其他资料的旁证。
例如：关于临时中央财政非常困难，有赖于苏区提供，但苏区金钱支援中央也有限，就有俄国资料的旁证。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渡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两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发密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四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一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采取“专项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关于“两顶轿子”，也有重要旁证。最近披露的杨尚昆在1986年的回忆就提到“红章纵队”的问题。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说：前方的同志叫“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前方有时候要等两三天”才能等上中央纵队，前方同志还责怪“红章纵队”拖垮了部队，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秦书中关于查田运动毛的“左”，也有杨尚昆和刘英的旁证。杨认为，毛领导的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说她在于都第二次扩红，受毛的直接领导，毛给她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说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才把这些人放了。
虽然该书的一些说法有若干旁证，但总的说来，该书的许多提法和过去传统说法出入太大而证据薄弱。例如：现有不少旁证资料都证实博古中央要把毛留在苏区，不带毛突围，只是因为苏联反对，才允许毛上路。2003年出版的俄罗斯档案也如是说。该资料说：远东局“没有支持中央苏区要对毛泽东及其在江西的拥护者开展‘公开批评’并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的意见”(第246号文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反对这样做(第247号文件)。只是这份俄国资料没有具体说明苏区中央局“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是在什么时候?从上下文看，似应是博古去苏区不久反罗明路线那个阶段，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新的证据的出现。
秦书中更有不少内容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例如：第七章中的“季黄冤案和西路军”，作者在“对故事的说明”中说，这是从方华(刘述芳)那儿听到的，而此人是谁?结局怎样?作者并没有交代。有的内容虽是书中首次披露的，如黄超、李特被杀的详情，书中说，张怀礼(原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后在迪化被安排为王明的副官)对李先念说是康生杀黄、李的，可是张怀礼也不在现场，他何以知道?书中还说康生回到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毛很满意，那又有何证据?黄超、李特被杀是很大的事件，长久以来没有细节证据，今天作者提出新说，就需提出过硬的资料来源。
作者称，他对“故事”做了整理，连贯，“查了大量党史资料”，“核对日期”(“前言”，页Ⅳ)，这本来无可厚非，在口述史上也是需要的，但是过度整理，又会有加工之嫌，两者如何掌握，确是难题。鉴于以上各点，目前似应把此书看为一家之言--有某种特定背景的一家之言，书中存在的不明确或疑点之处，只能录以待考，留待将来中共方面有关档案开放后再加以印证。当然档案也并非只有中共一家，国民党方面也有某些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对了解当年有关博古等情况同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三、当年的国民党是如何看待博、毛、周的?
在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博古属于资历较浅的年轻一辈，他于1930年9月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中共所属的全国总工会做干事，和王明、王稼祥一起反“立三路线”及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十分危殆，中共主要领导人准备撤离上海，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指定博古在新成立的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博古在当年虽然是中共总书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之前为负总责)，可是知名度却不高，王明、博古何许人也，白区的党员不知道，甚至苏区的干部战士也没听说过。毛几十年后对美国人斯诺说，完全不搞个人崇拜就要垮台，用到博古身上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在上海共产党的圈子里和共产党“转变”人员那儿，秦邦宪还是颇有名气的，1933年，由中共叛徒、国民党“中统”要角丁默村主办的《社会新闻》，经常刊登有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在上海党争的秘辛，大都会提到秦邦宪的大名。1932-1935年，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连续被国民党破坏，一批批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叛变，照例他们写的“自首书”都会提到留俄派陈绍禹、秦邦宪如何“一步登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占据中共领导层，也都意气难平。
国民党有一奇怪也颇教条的逻辑，他们虽然知道博古是中共的总书记，却只认毛泽东，他们认为毛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就是“中国的列宁”了，因为列宁之为俄国领袖就是担任了俄国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中统”甚至认为，毛的“最高领袖之地位”是在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大会上确立的。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甚至说，1932年夏，毛“设计将王明诱至匪区，加以软禁，后由国际代表为之说情，始将其逐出中国，派赴莫斯科”。“中统”还说，自王明被逐后，上海中央顿失中心，“乃惟毛泽东之命是听，将伪中央迁至匪之伪都瑞金”。从此，党中央“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更可御用自由，周恩来以下，亦不得不阳示屈伏，从此毛泽东乃唯我独尊成为共党之唯一领袖”。
上述说法自然都是错误的，可是“中统”为什么会判断错误?除了信息不灵外，根本原因乃是：蒋介石和陈诚等都是迷信武力的枪杆子主义者，他们对不掌中共军权的留俄书生王明、博古、洛甫等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统”的眼里，开辟苏区的毛“自始至终”都是共区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匪区一切重要设施，毛泽东显然有决定之权力”。国民党看重毛，不仅仅因为毛握有枪杆子，还在于毛有“主义”和“理论”。除了毛以外，国民党不认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有何“理论”，国民党认为，中共所有理论都来源于共产国际，只有毛才有自己的东西。1935年，“中统”在全世界第一次创造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对毛的理论和政策做了初步的概括，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毛在遵义会议上复出。而早一年的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此次会议明明由博古主持并作政治报告，在最后选举阶段，毛因心情不畅，以生病为由请假缺席。但是，国民党“中统”却言之凿凿，声称此次会议“在毛泽东指导下召集”，“实际上为巩固毛泽东在党内之中心领袖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中统”想当然，也说明在国民党心目中，毛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蒋介石对毛之重要性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他从自己的几次江西赤区围剿失败得出的判断，但是他对江西苏区内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共高层情况的了解，则是相当隔膜的。国民党不知道进入江西苏区的秦邦宪在中共领导层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也搞不清博、周、毛等相互间的关系。1935年初，国民党“中统”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权之争”分为五组关系
1.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毛泽东欲削弱匪军中周恩来系势力，周恩来欲取毛泽东之伪主席代之。
2.毛泽东与秦邦宪之争--毛泽东现为匪区伪主席，即政治之最高领袖;秦邦宪为伪中央总书记，即党之最高领袖。毛泽东欲取秦邦宪之总书记而兼之，而秦邦宪则欲扩大力量，于伪政府方面。
3.周恩来与朱德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周恩来为党方之军事领袖，故两人争取军权亦甚烈。
4.朱德与毛泽东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但须受到毛泽东节制与命令。毛泽东为防止朱德势力之扩大，以免将来不易节制之故，对朱极力压迫。朱德自命为匪区开创人，以为劳苦功高，而不甘受毛之节制，尤不甘受毛之压迫，故朱毛之间，暗斗极烈。
5.秦邦宪与周恩来之争--周恩来与留俄派积不相容，最近为争党权，对立益尖锐。
上述判断大多似是而非，如周恩来欲取毛之主席位而代之，“周恩来与朱德之争”就纯属向壁虚构，造成此等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内高层动态无法掌握，国民党一直不能破译中区(共产党领导层在当时对中央苏区的简称)与上海电讯的密码，也不能破译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苏联的通讯密码，所以只能凭空演绎博、毛、周、朱的“争斗”。
“中统”不了解博、毛、周间的具体矛盾，但是对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矛盾主因还是大致掌握的。中统认为，“毛泽东等均为党内元老，且自以为在匪区数年挣扎，劳苦功高，故极自负，不料反受党内后辈陈绍禹之命令，于心特殊不甘服”，“留俄归国者，经验既不丰富，学识能力又极缺乏且自视甚高，自以为尽得俄毛子之秘诀，为列宁私淑之弟子，对于未留俄者，均加轻视，致惹起非留俄派之反感”，国民党就是凭着这条思路，演绎想象出王明被毛诳入苏区、遭扣压，复被驱逐的故事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出版时，遵义会议结束没几天，毛又重回权力中心，2月5日，博古才交出中央总书记一职，国民党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还在那儿说留俄派在上海如何如何。
专事反共的“中统”搞不清中共内部的关系，国统区老百姓看到博古、洛甫这些半洋不土的名字更是一头雾水：博古、洛甫的名字确实是从俄国而来的：博古是他的俄国名字“波戈列洛夫”的前两个字的中文谐音;洛甫--取其俄国名字“伊思美洛夫”的后两字的中文谐音。那些昔日在上海的中共要员进入中区后，受到红军的保护，不再有被国民党特务机构追捕之危险，以至于国民党了解中共高层情况主要还是依靠“收复”瑞金后在那儿虏获的中共文件。至于国统区人民知道陈绍禹、秦邦宪两人的大名，则要到抗战爆发后，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参政员，早已改用他们的中国名字，经常前往武汉和重庆出席参政会。
博与毛，谁是谁非?若以成败论英雄，答案是现成的，毛是开国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后者之“错误”且写在官书中，已是铁板钉钉，只是历史更复杂，非线条般简洁明晰。如今，博古的亲属写出书(以下简称秦书，引用只注页码)，仅江西一段，就举出了博古几个方面的“是”，秦书说，博古最大优点在于不擅权，不是独断专行之辈，此说大致可成立。该书还说，博古负责中央红军的大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是成功的，此一说法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点。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国民党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报”，当年负责江西剿共，“收复瑞金”的陈诚就承认：“共军封锁情报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围的成功。”他喟叹：“剿共数年，卒使共党分子数万突围，这是我们的失败”，“竭数年之力，糜巨万之饷，劳百万之师”，到了最后收尾阶段，“共党竟开始突围，其中渠魁如朱、毛等，尽皆漏网，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陈诚甚至自责道：“这让我们当时剿共有责的人，真不知应何以自处!”
秦书也不讳言博古之错，指出其最大的“错”在于不懂军事，听信李德，甚至纵容李德。至于博古其他的“错”，作者都是照搬《历史决议》，只是此书和《历史决议》一样，未点出博古问题的真正实质，乃是他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往来电报清楚无误地证明了这点，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几年，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执行了国际的路线，甚至五中全会的决议案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埃维特起草的。博古主政中共期间，举凡一切重大政治、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都事先请示或事后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比较重大的几件事，事先请示的有：临时中央请求迁往中央苏区;伊思美洛夫(张闻天)要求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电说，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处境很危险，到处都在搜捕他，中央想派他去北京，“因他在那里不出名，但他反对，不愿去，他自己想去中央苏区，请国际急复意见”];拟担任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的名单等。事后汇报的有：宁都会议上的争论等。
博古在中共党内执政前后四年(1931.9-1935.1)，可分前后两段：前段在上海(1931年9月-1933年1月)，秦福铨的书几乎没有交代博古做的工作，这是该书的一大不足。这个时期是中共在上海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去苏区了，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以一个24岁的小青年担任中共总负责人。秦书说，博古受命于危难时期，这是成立的。在国民党特工组织逮捕、威胁的险恶环境下，到了1932年12月，就在博古去苏区前一个月，上海中央机关还有大约100人，主要从事联络、印刷、保卫等工作。
面对领导中央的繁重工作，博古其实很盼着王明早点回国，1932年3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临时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请求“伊万洛夫(王明)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共产国际也一直考虑王明回国的路线，1932年12月21日，甚至指示急于要开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一定要等王明进入中央苏区才能召开，而且要由王明担任全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次日，又电问中央，王明是否可直接去香港?可否把王明夫妇从香港接到中央苏区?后因返回的安全性无法确保，王明一直没能回来，一直到了1937年11月底才回到延安。
在上海时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1.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另在上海与国际代表沟通。
2.指导上海与全国的工运、兵运。
3.保持与江西和其他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以电台指导江西苏区的工作。
4.应付国民党中统对上海及白区党组织的破坏。
在这几样工作中，最有成绩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区以及与苏联的秘密电讯和地下交通线的畅通。1932-1934年间，在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破坏和威胁下，上海地下电台与苏区的联系虽然经常中断或重新建立联系，但在瑞金和上海的电报联系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临时中央通往莫斯科的电报是由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代表掌控的电台进行的，而与江西联系的电台是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功率较小电台进行的。由此，我们才可以从前些年俄国的解密档案看到当年周恩来(莫斯克文)、王稼祥(科穆纳尔)、任弼时(布林斯基)、朱德等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张闻天(伊思美洛夫)给莫斯科的电报。莫斯科为保障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构、国际代表以及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他们还有另一条最安全、“最可靠”的联系管道，这就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直属机关与其在上海的秘密机构的电台，他们用这个管道传递最重要的情报和指示。1932年7月，共产国际就是通过这个电台要求苏联军方在华间谍佐尔格紧急支援上海临时中央一万美元，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已有四个月没有从莫斯科得到经费。
为了保证电台所需的工作人员，临时中央在沪还创办了秘密的无线电报务员学校，有学员十多人，还秘藏着准备运往苏区6台或8台无线电发射机和13台接收机，只是运输困难，才暂时搁在上海的仓库里。1931年11-12月，因怀疑国民党已破译了密码，上海中央和苏区的所有电报都停止，但是12月后，苏区使用了根据莫斯科密码编制的新密码，就又恢复了与临时中央的联系。1934年9月26日，就在主力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不久，连接瑞金和国际执委会的直接电报线就建立了起来，然而根据潘汉年一年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说，当时中央苏区的电讯部门只能听到莫斯科来的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的功率太小”，随着红军突围西征，电台联系很快就中断了(而潘汉年说，“向西部进发时没带这套设备”)。
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挽回中共在上海等城市的整体性的失败，正是在博古领导党的时期，中共在上海等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毁灭性的破坏：1931-1935年，大批中共要员投降自首，甚至上海中央局的两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他们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成员)，在1934年6月和10月分别被捕后，也向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在1934年10月后还破获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联络苏区的较小功率的电台，使得与莫斯科和江西苏区的电讯中断(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开始突围转移)。国民党大量收编前中共人士，“中统”一半人员为“转变”分子，依靠这批人，国民党又抓捕了更多的共产党，以至于恶性循环，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国民党以“共”制“共”的策略大获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国人对中共无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农村的激烈行动经国民党曝光，吓坏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30年代初的中共，只关注“下层统一战线”，对高举全民族抗日旗帜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也影响国人对中共的观感。几年后，《八一宣言》发出，情况才好转。
由于上海太危险，“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1932年11月2日，王明给联共(布)驻国际代表团写信，请求帮助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1932年12月3日，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讨论通过王明的建议，同意将中央、团中央和全总迁往江西苏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1月，博古和陈云进入中央苏区。
四、从博、毛、周鼎立到毛“一股独大”
博古来中央苏区后，首要问题是调整或处理和毛的关系，确立中央权威。毛是江西苏区开创者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对红军和苏区的扩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苏联和国民党都因此而重视他。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准两项任命：一是批准中共临时政治局成员名单;第二就是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毛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然而江西时期的博、毛、周尤如东汉末年的魏、蜀、吴，各有所恃，却无一方占绝对优势，只能鼎足而立：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相比于创立了江西根据地，又具有国际名声的毛，博古等不仅名气不响，更是外来户，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早，1932年1月就到了瑞金。国民党判断周与毛将有大的矛盾：“足与毛对抗者，唯一周恩来，周之能力，固不及毛泽东，但因共党之军事工作，历史上即由周一人包办，故在匪军中，周恩来之力量，殊不可轻视。”“中统”的上述描述，基本正确，但国民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看到周、毛矛盾的一面，却没看到周、毛共同的一面，这就是他们都要对付国民党，都关注怎么打破国军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周虽有军队的拥戴，却不是枭雄类的人物，他比较早地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后，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的理由，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由别人去管，也就减少了和毛的冲突，这是周的“聪明”之处。
博古聪明能干，比周年轻，但缺乏周的灵活性或妥协性，更没有毛那般成熟、老到。博古以前虽然和毛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对毛还是有所了解。1931年春在上海，他曾接待来告毛状的赣南共青团代表，知道毛的“肃AB团”及富田事变的原委，以后也知道毛的“右倾避敌”，孤高自傲，但莫斯科一再要求中国党尊重毛，所以博古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当面是客气和克制的，尽量避免和毛的直接冲突;同时又是反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毛藐视中央，藐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
毛历来看不起“洋房子先生”，他对留俄生的藐视，从1931年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时就有了，而博古所面临的毛的藐视尤甚之，是博古进入苏区后面临的头等压力，因为他没有经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步就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甫进入苏区的博古没有威信，全靠周恩来的扶持和配合，为了确立中央权威，也是为了贯彻国际进攻路线，博古到达后就抓住两件事：
1.大张其鼓的反“罗明路线”。
2.另一件是静悄悄的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层，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派去军队担任要职，如派杨尚昆去三军团任政委，派朱瑞去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等。1932年9月30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批评毛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毛固然有这些问题，可是博古等在用人方面何尝没有倾向性?
毛的自傲与他的极强的自信心相联系，1935年初，国民党就说过：“毛泽东为一自信力极强之人”，他素有大志，有极高的自我体认，在江西滚爬几年，对当地民情、地情有深入了解，这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视甚高，脾气大，语多讥讽，瞧不起博古、更瞧不起洛甫，对留俄派，是整体看不起。“中统”当时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陈绍禹籍国际代表米夫之奥援，居然为伪总书记，其资望能力学识气度，更不足论。毛泽东实系轻视之而非畏惧之”。
留俄派也确有被毛轻视的地方，站在毛的角度，他们在上海滩混不下去跑到毛的地盘上来，一来就指手划脚，既然这么有能耐，怎么不在上海混呢?既然都是响当当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一被国民党抓住就叛变呢，仅几年，被抓叛变的“二十八个半”就达13人之多，这让毛怎么看得起他们呢(因信息不通，毛当时并不了解“二十八个半”被捕叛变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
在博古这边，毛利用肃反清洗大批同志，实属“个人野心家”(页122)，博的这个态度与莫斯科明显不同，共产国际并没有就此问题批评毛。可能是因为博古身处苏区，与毛有较多的接触，对毛的负面性格体会较深，才会对毛有此评语。但是周却不这么看，也从没使用这种语言评价毛。周固然不会如毛这样去打“AB团”，但他理解毛如此做在客观上促成了江西红军的统一，故称其为“大手笔”。或许周恩来知道革命不能戴白手套进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种“大手笔”的气质，而毛则有这种做革命领袖不可或缺的气质和胆魄，那就不应批评毛的“肃反”错误了。有了莫斯科和周恩来对毛的偏袒，即使博古、项英对毛的“肃AB团”有意见，中央内部也没有形成对批评毛肃反错误的决议。莫斯科虽然对毛的“右倾”(“规避打大城市”，“遇敌就跑”)有所批评，但看重毛的军事才能，博古就只听莫斯科的。毛被赶出军队后，博古等对毛留有余地，念其开辟根据地有功劳，团结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却在宁都会议后“小病大养”，使博、周颇为难堪。
毛之桀骜不驯，博、周无可奈何。十年后，蒋介石在重庆见过毛后在日记中评论毛：阴阳怪气，绵里藏针。这个观察可能不错，因为和毛有过较多接触的民盟人士周鲸文也认为毛的性格属“阴柔”。毛不是直率之人，尽管他很喜欢性格直率又听话的人。毛还有喜欢骂人、发脾气的另一面，但是国民党方面并不了解，因为毛骂人多在党内。杨尚昆回忆毛因党内同志反对他和江青结婚，“经常开会就骂”，“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非常人也，意志力极坚定，自信心极强。从秦福铨的书中，我们还看到毛常常一人说了算，江西时期，周恩来每次开军事会议，都得看毛的眼色(页12)，否则毛就自说自话，海阔天空，甚至一走了之。龚楚的《我与红军》对此也有描述，两书可形成对照。
杨尚昆在1986年回忆张闻天时也多次提到毛的负面性格的问题，如极左，十分多疑，对权力特别看重，记性也非常好，谁反对过他，记得一清二楚。杨尚昆说的非常客观，事实就是这样。毛可以让别人吃冤枉，他写于1930年的《总前委答辩书》批评那些在“打AB团”中身受酷刑乱咬口供的同志“不能经得住考验”，他写道：纵是冤枉，也有被洗刷的一天。但他自己是一点冤枉也不能吃的，他在江西受委屈没几年，却倒苦水40年，从延安讲到北京，从中国人讲到外国人。早期元老多了解他，至延安整风，毛提拔一些对江西苏区历史不了解的人，如刘少奇系的××等人，在他们帮助下，造成“势”，使了解内情的人从此噤口。一段时间，延安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四个：毛、刘、康生、彭真。
在这几人中间，毛是领袖，刘等是学生，他们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上下的关系。1943年毛在刘给续范亭的一封谈人性善恶问题的长信上做了大量批注，对刘少奇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启蒙教育，刘如同一位不及格的小学生。而毛暂时让周恩来出局接受康生等的批判，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用他，因为毛也离不开周。
毛一时冷冻周恩来，乃是因为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当家人，最让毛不舒服的王明、博古，就是周扶上台的。1931年6月，是周和共产国际顾问商议，增补王明为常委(页7)，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是周向国际顾问建议的。由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就是他和王明两人决定的，这在组织手续上是严重欠缺的。博古年轻，世故不深，也可能是深感责任重大就坦然挑起了领导中共的担子，却没有意识到王明、周恩来的这项任命在“法源”上有其先天不足，将会给他本人和党带来许多麻烦。果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毛就提出王、博“篡党”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才把王、博问题视为“党内问题”。
现在真相大白：王明、周恩来对临时政治局人员的安排是先斩后奏的，以往的文献都说，临时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这不错，但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中共临时政治局的人选是有疑问的。1931年10月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签署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中有以下的话：
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来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即黄平，1932年夏被捕叛变)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意见。
事实是，在当时的紧迫环境下，王、周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决定临时政治局的名单，有关人选就是王、周两人商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这么重大的事，就由他们两人决定了。幸而延安整风期间，毛手中还没有掌握这条档案，否则周恩来、王明、博古将为此受到更多的责难和惩罚。
共产国际档案证实，在博古去苏区前，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反毛。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在瑞金联名给上海临时中央写信，批评毛不打大城市的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表示他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
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临时中央发电报说，他们在传阅了国际5月15日关于毛的电报后，召开了中央局会议，“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电报说，毛“在会上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而他们的“讨论是同志式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中央局并表示，会议之后“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然而毛的所谓“承认错误”是表面的，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再发电报给临时中央，说毛忽视党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军事主张，和毛在一起的周恩来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等等，因此苏区中央局请示上海临时中央，他们要把毛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宁都会议，毛的军权被周恩来接管。然而在对毛的人事安排上，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并不一致，博古支持批评毛的“右倾”，但反对将毛调离军队。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和博古持同样态度。1932年10月8日，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书记的信中明确提出，苏区中央局未告知国际代表，就自主作出了批评毛和撤销毛军中职务的决定。他在信中抱怨道，苏区中央局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书记的同意，“是不能做出这种决定的”。他甚至说，苏区中央局干预苏区军事行动的领导，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说明，苏区中央局成员，他们对毛的态度比博古，比共产国际代表激烈得多。
几个月后，1933年1月，博古到达江西苏区，在上海，虽然他同意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但是他和毛没有直接冲突，进入苏区后，他和毛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博古的个人风格是敢做敢当，周恩来又予以配合，中央权威在苏区才得到真正确立。所以毛在延安整风时指责周说：“经验宗派”扶持“教条宗派”，并不冤枉。对于苏区失败，周也有责任。因为周提出的“六路分兵拒敌”的主张(页81-82)，导致了苏区军事全面危机，最后迫使红军突围转移。
但是周恩来等谈不上有一个“宗派”，当初成立临时政治局，把博古“扶上去”的是周恩来，现在动员博古下台也是他!而且是周最早发现毛之才能，为毛的复出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帮毛从孤立和自我孤立状态下解放出来，是周向博古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政治局委员。长征后，又通过几次会议，恢复了毛的发言权。在遵义会议前夕，临时调换中央警卫营(依此书说，页130-131)。在会上，又临时改变原和博古商定的会议程序，支持毛和张闻天的发言，会后又成功说服博古下台交权。其后，毛的军事领导因土城战斗失败出现危机，又是周帮了大忙。三渡赤水后，部队怨言多，周开始宣传毛如何神机妙算，封锁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破译敌人密码一事，毛再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握电讯往来的秘密(页151)。周制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舆论，帮毛树立威信(页152)。正是由于周的弃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党统军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独大!
周之一生服膺党内强者，1935年前，服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后来，服从于毛，尽管中间有反复。周恩来一向对毛妥协，1931年之前，毛在江西“当家”，周去江西后，毛还是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毛与周的权责模糊，周虽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理应是第一号人物，但毛掌军队，使得周很难主持全面工作。国民党当时所看到的，就是周恩来抵达后，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匪区形成两个统治权”，即“周的党权和毛的政权”，他们由此推论毛与周将由此而争，却不知道毛的红一方面军才是苏区的重中之重，周虽为中央局书记，却一切从党和红军最高利益出发，根本不愿和毛争。直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的军权被拿下，周才掌权。也就是在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周不再请教毛了，使得毛特别压抑，“小病大养”，而周又放手不管，只有年轻的博古傻乎乎去得罪毛。
周何以一向对毛妥协?一则是周的性格本来就具妥协的因子，二则因为王明、博古的背后有莫斯科支持。周到苏区后发现毛的军事才能和统帅素质，加之莫斯科又来电，要求团结毛，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周就对毛多有扶助。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召开延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的背后是斯大林，周就站在王明一边。然而1935年后，共产国际工作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于是毛的腰杆又慢慢硬起来了，到这时，周就更多顺着毛。
从江西苏区到1976年初周恩来的去世，周恩来等为了党和军队的利益，“顾全大局”，对毛一再妥协，这其中周起的作用最大。周知道毛的性格上的缺点，似乎也希望政治局内有制衡毛的力量，可一旦有可能形成这种苗头时，也是周把它掐灭。1938年在武汉，他劝张国焘时说过此类话，张知道这不可能，还是没听周的劝告，坚持出走，投靠了国民党。
朱德、陈毅等也是知情者，朱德虽对毛也多有妥协，但与周有很大的差别。1959年庐山会议后，陈毅面对面批朱德，批张闻天。1966年5月23日，又当面开重炮批朱德。周知道他必须发言，也在这天的会议上当面批了朱德，只是他批评的口气比较缓和，在谈到朱德所犯的“历史错误”时，也把自己放了进去。陈毅、周恩来等批朱德自然是为了取悦于毛。如果说建国前，周等的检讨、自贬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夺取共产党的天下而突出毛的威信，尚情有可原--他们看到毛天纵神明，文韬武略，早已心悦诚服;那么在这之后，就是惧怕毛了。
为了历史上几次与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来几乎检讨了大半辈子。“文革”前周恩来去哈军工视察，校方介绍在那儿学习的高干子女与周见面，周对林彪的女儿等亲切有加，独对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到了1960年代初，看饿死人太多，单枪匹马，对毛稍有点抗争，要求对百姓实行让步，此是刘一生中对国家对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但多数时候，对毛也是处处卫护。李医生回忆说，1960年代初，毛的老秘书叶子龙私下对毛多有不敬议论，某次刘少奇闻之大怒，下令枪毙叶，后经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最近，这一段历史由刘少奇之子刘源说出来，不仅可和李医生所述互为佐证，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刘源说，叶子龙是“近而不恭，熟不拘礼”，因被下放而对毛发牢骚。叶子龙发了什么“牢骚”，刘源没有说，只说彭真在政治局会议上“顺口说笑了一句”，引致刘少奇大怒，两次下令：“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刘源还说，“文革”中叶子龙闻刘“反毛”，始终不信，王光美出狱后第一个前来探望的就是叶子龙。
周、刘等的帮忙，使毛踌躇满志，率性而为，到了1960年代后，他明知大跃进闯下大祸，还理直气壮，毫无任何道德障碍，整治正确的彭德怀。刘还是配合毛，最后整到自己头上，刘的嘴巴被毛和自己双双封住，正是胜利者写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20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中共自五四而来，三、四十代还带有不少五四痕迹，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的卷入，将青春、理想、热情和生命都献给了这场革命，“抢救运动”将五四个性自由的精神清刷干净，他们怎么知道红太阳下也有“阴影”。1949年后就是毛的乾纲独断，他让所有人都感意外，从他的战友、民主党派领袖到大、小知识分子，都从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揣度毛，结果毛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五、此书的其他不足
博古被概念化、符号化数十年，此书作者为博古的后人，意在为博古辩诬，作者举事实说明博古之书生气及单纯，使之与毛的老道深沉形成对比，这大致可以成立，从这个角度看，该书可以说是“恢复了历史原貌”。
可能有人会认为此书是“翻案”之作，如果案有冤屈，加以澄清，又有何错?陈寅恪先生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言极是，所以，作者澄清历史事实是有正当性的。毛熟读中国古史，重视把政治上的胜负以史的形式敲定下来，他还喜欢叫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参与写史。例如：1944年，张闻天、博古都参与了《历史决议》的写作。1975年，毛又命邓小平主持写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被邓婉拒。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建国后，一些历史当事者，被迫自打嘴巴，写出自诬文字，这种权力意志下的书写，在事过境迁后，由当事人或亲属写出文字来澄清事实，是合情合理的。但亲属写回忆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就是“为亲者讳”的问题，即使一些写得不错的回忆录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博古侄儿的这份兼有回忆和研究性质的文字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也是读者不得不存疑的。
此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存有矛盾性。书中有一些内容是说博古与毛的友好和合作，历史上确有一段时间博与毛是合作的，主要在遵义会议后长征途中和张国焘的对立中，博古与毛都是“中央派”，故张国焘提出：打倒毛、洛、周、博的口号。但是在王明回国后的长江局的时期，博古与王明、周恩来又是比较接近的，故再度引致毛的不满。没有几年，在延安整风中，博古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特别是遭到康生等的围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博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完全没有涉及延安整风时期博古被整的情况。该书虽然收入了博古在1943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但是没有提供博古在整风期间和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检讨报告，而博古之弟杨琳是有可能了解其中一部分情况的，因为博古之妻张越霞当时就在延安，建国后两家在北京还是有来往的。作者对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整的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不知，也可能是知而不说，而对博和毛的合作，又说的很多，这是不是就因为毛是开国首领，就有意无意想多说博古与毛的合作来表扬博古的功劳?看来作者对毛又敬又惧，还是不免要为先人在功臣簿争席位。
另外，作者虽然已尽可能对所涉及的史实作了考证和查核资料的工作，但还是存在一些错误：
1.书中说刘少奇是1931年5月去了中央苏区(页7)，实际上刘是1933年才去的。
2.又说卢福坦在1931年去苏区了，这完全错了，他从没去过苏区。
3.说1933年10月15日开军委扩大会议，李卓然作为毛办主任参加(页62)，此不确，那时还没这建制。
当然，对绝大多数非专业者，本书内容都很隔膜，尤如远古年代的传说，加之现在早不是全民学“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代了，若以民间角度观之，毛、周、博的是非恩怨都是他们的家务事，正之、反之，和老百姓又有何干系呢?若以专业的角度审视此书，该书确实存有诸多遗憾，但是作者毕竟披露了若干史实，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虽然还嫌单薄，作为一家之言还是可以成立的。退而言之，又何以指望从一本书或几本书就能探寻历史的真实?恰是因为资料有限，历史学家才有了上下探究的用武之地，方能运用史家对这段历史的整体性的理解，由此及彼，寻觅这些资料后面所蕴涵的内容，庶几尽可能地去接近这段历史真实。笔者希望这篇文字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一、对传统定论的反驳
秦福铨第一次对几十年来围绕博古的传统旧论提出反驳，计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
此书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书中举例：罗明等在江西苏区经常把“领袖毛主席”挂在嘴边，博古等认为，这是毛放任对他的“个人崇拜”。站在博古和中央的角度，毛在江西的“个人崇拜”确是事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引用当事人的材料，说明在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只知朱、毛，不知博古、王明，此等情况很容易被博古等认为在中央苏区，党的生活不正常，党员只知个别领导，而不知党的集体。更早一些，毛任湘赣边区书记，党内对毛就有“书记专政”之批评，然而“个人崇拜”一词是1950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有这个词?将此词汇往前移置江西时期，当是作者和编者所为，那是不恰当的。
从秦书看，毛的实际影响力在长征前一直都是很大的，例如：毛提议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时，一定要带上妇女和机器等大物件，博古只能同意;毛甚至想抓谁就抓谁(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将领季振同等率部投奔红军，不久季振同、黄仲岳就对毛有不满之言，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以季、黄要投降国民党为名，下令李克农逮捕他们，周恩来同意毛的意见，项英反对也没有作用，最后导致季、黄等的被杀);宁都会议后，毛情绪不佳，撂挑子，“小病大养”，“专找拼命工作的副主席项英的差错”(页25)，中央无可奈何;他又经常散播对中央的流言蜚语，中央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是什么原因造成毛的自大?该书认为，关键是临时中央没权威。在一段时期内，临时中央只是上传下达的办事机构，特别是在财政上依赖江西苏区，而一方面军前委自作主张改变了税制，加之中央提款员两次被劫，使得中央的财政非常困难，在中央苏区那边就没了威信。1935年国民党“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也提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三国际已停止中国党之津贴，党之经济，全赖匪区供给，故留俄派对实力派，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此为留俄派全盛时期中之一大缺憾”，此恰和秦的书形成互证。但是，“中统”此说并不准确，1931年后，莫斯科对中共仍有经费支援，只是不像过去那样定时，才导致临时中央对江西苏区的财政依赖性加强，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莫斯科一直断断续续资助中共。秦书说，临时中央权威的建立是在宁都会议停止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共产国际来电明确临时政治局为临时中央，情况才改变。
(二)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问题
在传统党史中，博古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反“罗明路线”与“反邓毛谢古”，毛说这是“指鸡骂狗”，是针对他的。毛还具体指出，“反邓毛谢古”，是张闻天写的文章，罗迈(李维汉)负责落实。毛说的并不错，反罗明路线确实是针对毛的，但本书披露事情的起因却和过去的说法不一样：第一，罗明一口一个“领袖毛主席”，让博古听了气恼;第二，毛让前委秘书长古柏领导三个中心县委，以地方为优先考虑，截留税款，影响国库收入。最后，罗明不顾群众，遇敌就跑，这样就被认为是“右倾”，并被升格为“罗明路线”，挨了一阵批。其实也多亏了这场“斗争”歪打正着，原来与毛素无渊源的邓小平从此就一直被毛认为是自己人，得到毛的重用。
(三)陈云在“王明路线”时期的角色
陈云颇似周恩来，为中共几个历史时期的领导人，历经几十年风雨而不倒。与周恩来相比，陈云还多一个优势，就是“工人”出身，因而长期受到莫斯科信任，从1931年9月进入临时政治局，到整个“王明路线”时期，都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春还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转道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以后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直到1937年11月，才与王明、康生等一同回到延安。
有关陈云与“王明路线”的关系，陈云本人倒是颇为坦率，他在毛上台后，特别是1940年代后说过，那个时期中央犯的错，他都有分。但是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并没有，一般只能以陈云在这一时期担任的几项工作加以推论，如陈云一度负责中央特科，到江西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党团书记、副委员长，于是判断陈云与核心层决策没有太多关系。新书提供了新的资料，这就是作为临时政治局成员，陈云与博古一道前往苏区，他与博古等在许多看法上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同意加强中央权威，反对毛的“个人崇拜”，秦书的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1935年夏，博古的弟弟杨琳(秦邦礼)与陈云等同船同车前往莫斯科，陈云到达莫斯科后，与王明等也相处较好(《王明回忆录》中可见反映)，以后陈云也没如康生那样去控诉王明。1962年夏之后，在毛的“一言堂”下，陈云以养生为重，避其锋芒，直到毛去世。作为历史见证人，在关键时刻出面说话，例如陈云和潘汉年是老战友，又在1935年夏一同前往莫斯科，1955年潘案发生，毛大怒，周恩来、陈云都不方便为潘说话，但在毛去世后，陈云为潘汉年的历史做了重要证明，若无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会那么顺利
在上海临时中央、中央苏区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还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张闻天，他们同为1931年9月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同为政治局委员，以后张闻天长期受毛排斥，以至于张有话不敢直接对毛说，而是托陈云与高岗帮他转说，而他们也愿意帮他转达，只是毛对张闻天成见太深，对张的一些请求往往置之不理。又是几十年后，1979年12月，中央为张闻天平反，陈云在杭州，特意致电中央请将张闻天的追悼会后延数日等他回京举行，果然是陈云亲自参加了张闻天的追悼会。
(四)长征前夕博古中央是否考虑把毛甩下?
旧说博古企图把毛留下，让他自生自灭。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康克清回忆录》中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朱对其妻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也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但是秦书却说，是毛主动要求留下：1934年10月初，毛派警卫员胡昌保、吴吉清给博古送来急信，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还提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也留下。周恩来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大雨中警卫在外守护一夜，周与毛通宵长谈，毛才改变主意，同意随大部队转移。
(五)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的问题
旧说湘江之败，责任全在长征之初博古中央带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围队伍行动迟缓，才遭此重大失败，此为经典叙述。此说还有重要细节做垫托，1980年代初，聂荣臻的回忆录问世，提到一关键细节：湘江之败，博古几乎崩溃，举枪要自杀，被聂制止，此情节后来还上了电视剧，影响很大。秦书提出：湘江之战的失败责任在毛。博古原先的计划是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但毛不同意，因为机关人员中有老、女、病、孕，编到大部队，行走不便，他们也不愿分散到老乡家里去，有些农户也不愿接受。毛的意见是将他们集中，编成纵队西征，博古等最后接受了毛的意见。
“两顶轿子”，专指“红章”纵队和“红星纵队”。“红星”是中央机关、军委机关人员，“红章”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该书说，博古反对多带物资，遭毛的反对，毛的意见是“择要随行”(页98)。另外现在的“轿子”一词还专指毛之长征乃坐担架而行。1980年代，索尔茨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被译成中文，有“担架上的阴谋”一节，毛之长征坐担架，才广被人知。
秦书说，到达湘江之前，发生挑夫罢挑要求发钱回家，不愿再西行，博古急电叶剑英，发银元让挑夫回家，并要求将所有辎重一律抛弃，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个中央纵队，不愿西行的，可以发回家路费，但此令未得执行，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小三人团”抵制。挑夫走了，辎重还得带上，叶剑英只能让八军团的新战士当挑夫，一天走不到四十里，“本来五千挑夫挑的东西，现在一个军团一万多人来挑也走不起来”。两个纵队三天只前进100华里，红九军团为保护这两个纵队，也被拖着走不快，首尾相差160华里，还得派红五军团34师死守在文市，以致延误渡江时机，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失败。
(六)遵义会议周扶毛上台与劝退博古
此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旧说对周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会议做的准备工作，完全不提，此书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议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的总结。博古信任周，让周主持会议，并向周提出，此次会议应纠正“政府比党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内搞“中央三人组”小宗派的问题。所谓“中央三人组”是指编在“红章纵队”的毛、张闻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页105)，被认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团”之外的“小三人团”。
秦书认为，周恩来对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周在会议前夕，将跟随毛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二十师调上来，替代1934年9月由项英挑选的忠诚可靠的干部组成的原中央警卫营，博古认为，“明摆着是武力威胁，不达目的就动武”(页123)，后经周的解释和宽慰，才使博古的心结释然。第二，周临时改变与博古商定的会议议程，支持张闻天的发言，还通过自我批判，把会议引到对中央的批判。第三，在会后与博古谈心，使博古心悦诚服地交出“总书记”一职。
周扶毛上台，难道不知毛的缺点?他在劝博古下台时谈到：老毛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肃反扩大化”，责任在中央，毛是借风使船，清除异己，以大手笔统一江西各路红军。周向博古解释，何以“老毛”缺点明显，但还要推毛出上，乃是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页128-129)。不久，博古和潘汉年谈话，叫他向王明汇报时详细记下他的话，其中就谈到博古为什么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有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虽然毛泽东有不少缺点，尤其是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意识，排除异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没有一个像曹孟德那样的人还不行。(页140) .
(七)毛何以对徐向前长期不加重用
此在官方论说中不提，但在民间，特别是网络上，是军史爱好者长期讨论的热点，新说：明确点出乃是因徐向前不听毛的劝告，执意随张国焘南下，毛临离开前警告徐，勿忘黄仲岳之教训。以后事实说明，毛是说到做到，在收编了徐部后，徐向前果然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
(八)“潘汉年案”的终始原因
“潘案”的解释多有变化，从旧说“内奸”到1980年代平反，虽知此案与毛有较大干系，但一般都以为是潘私见汪精卫又长期不向组织汇报才致使毛震怒而不对潘宽恕。秦书提出，潘之结怨于毛，乃是潘与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于担任国内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唯一联系人，而潘身带莫斯科最新编制电讯密码九个月，却奉王明命，先与国民党谈判，不先回陕北交密码，从而不被毛信任。
(九)季、黄冤案与李特、黄超被秘杀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线，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投奔红军，史称“宁都起义”，随即成立红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副职;并以萧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赵博生、董振堂后为中共烈士，事迹广为人知，但季振同、黄仲岳的史实却长期被埋没，两人直到1980年代才被平反，说是被极左路线杀害了。事实上，将彼等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虚无飘渺的“路线”，而是有具体的人。秦书说，最初毛要调黄的手枪营，黄不同意，毛大怒，以谋反罪要抓季、黄等。本来上海临时中央已同意黄等提出的去苏联学习的请求，毛担心他们去上海后会向临时中央告状，就给李克农下令，将几个人逮捕，周恩来也同意，季、黄后被公审判处死刑，由于项英坚决反对杀季、黄，才分别改判十年和八年监禁。季、黄被处死应是在长征前的1934年9月，但书中未加点明，只是模糊说季、黄“以后”被杀。季、黄究竟是谁杀的?博古在其中起何作用?博古对此是否认的(页182-183)，而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季、黄被杀负有责任。
另一桩秘杀案也是在1990年代末才在内部低调平反。李特是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是四方面军第五军政委，他们在张国焘和毛的争斗中支持张，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转战到迪化。秦书说：李、黄听说王明从苏联回国已到迪化，没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要求面见王明，向共产国际告毛状。李特、黄超在领事馆被康生截下，然后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机而来的苏联顾问，说此两人要谋杀王明，苏联顾问急忙报告苏联领事，后者与盛世才通电话，盛下令要领事馆的卫兵就地处理。几天后，黄、李死于督办地下室的麻袋里。康生回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受到毛赏识(页169-170)，而知道内情的李先念从此噤口不语。
(十)博古与米夫等的关系，博古与苏区肃反等关系
旧说都认为博古等是米夫的亲信，苏区肃反是“王明路线”的罪恶等，在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张闻天及周恩来等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说，他及中国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页179)。博古强调在苏区肃反时，他“绝没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杀任何人”，“绝未使用保卫机关作党内斗争的工具”。针对康生等怀疑博古是奉国民党命在中共内部进行破坏的指控，博古申明，这是对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坚决反对国民党并与它做殊死斗争的，“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绝对没有一点自觉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页180-183)。从该提纲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处决一事成为王明、博古失败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层整风会议上，对博古的批判火药味极浓，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书新说举其要者十端，与旧说差别之大，十分令人惊异。关注中共党史的人，自会知道秦书这些说法的巨大冲击性，并且自然会追问：作者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有什么证据，资料来源可靠吗?
二、史源的疑问
编者说此书“先天不足”(页208)，应该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加之作者身份的特殊，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此书的史源和客观性格外关注。
作者说，本书所写的都是他从长辈中听来的“故事”，在人们一般的认识和理解中，“史”与“故事”是有区别的：演义或传奇可称为“故事”，其特点是有虚构，有想象和夸张;“史”，则应是非虚构的和确实曾发生的。
是不是未经整理或片段化的口述，即为故事?而经史家验定查证的，即为史?或由官家认定的才是史?虽然按“后现代”史观，故事可以就是史，史也就是“故事”。只是作者在谈他写的文字是“故事”的时候，不是用的“后现代视角”，他所强调的无非是，这些故事虽然是“真实的记述”，但是“毕竟不是讲述人当时的录音和记录，而是后来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页313)，书中所说的内容在未经正统党史“查证和确认”之前，可将其以“故事”视之，这大概就是作者使用“故事”一词的原因。
此书也不似一般口述史，将口述者的回忆准确地记录下来，再查证于史料，此所谓“口述史”，但也须有基本要素：口述者叙述的时间、地点，记录者旁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严格地说，此书尚不符合上述条件
在我看来，此书兼具回忆和研究的双重性质，但又不完全符合“回忆”与“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回忆主体模糊，例如：西路军、黄超、李特被杀等部分，是从哪儿听来的?秦书没有提供口述者具体回忆的时间、地点。其次，书中一部分内容明显是吸取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却没有为资料和观点注以出处。整理者虽然作了说明，似乎可谅，但如此这般就将“回忆”与“研究”煮成了一锅，无形中就误导了读者。例如“毛与李先念的一次谈话”，就是从朱玉主编的《李先念传》中的若干章节摘抄而改写的。以上特点使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而对于一般读者或历史研究者，他们最关心的是作者这种听来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证这个关键问题之前，首先须了解作者的身份及这本书主要内容的来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儿，其父杨琳是资深中共党人，1930年代初就与陈云相识，在陈云领导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而周已撤离，在陈云的安排下，周恩来夫妇曾在杨琳开的文具烟酒店的阁楼上居住。1935年夏，杨琳与陈云、严朴等同船去苏联，又同坐一个火车包箱前往莫斯科，1938年被陈云派往香港为中共做资金调转、采买物资的工作，是今天著名的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华润公司”的创办人，1960年出任外经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据作者称，他的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听之于其父，有关遵义会议前后的那些内容，就是其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里从陈云、严朴处听来的。到达莫斯科后，杨琳在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室工作，接触过一些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文件，还亲眼看过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几次会议给国际的报告。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抗战前期的武汉，主要就是1938年，当时杨琳为押运物资并取回黄金，经常往返香港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在中共代表团任职的博古是有机会和住在武汉办事处的杨琳长谈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二个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汉年。作者说，1954年前他多次去上海潘家，有关湘江之战，遵义会议，周、博谈话，博古和潘汉年的关系等内容，都是从潘汉年那儿听来的。
向作者说“私房话”的第三个人是严朴。在中共党史上，严朴知名度不高，此人且于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病逝，其事迹就更少为人所知。1961年，其女严慰冰曾创作出版一部文学剧本《于立鹤》，就是以其父严朴为原型的。文革中，已去世多年的严朴受女婿陆定一和女儿严慰冰的牵连，墓地遭到毁坏。严朴和博古同为无锡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陈云交厚，1935年春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前去上海，再与杨琳等同船前往苏联远东边疆区转去莫斯科汇报。作者说，有关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九月军委会议，六届五中全会，都是从严朴那儿听到的。
和作者说的最多的还是其父杨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于世的特殊背景下，杨琳是有可能“放开”对其子说一些历史上的旧事的。当然，所有这些私下说话，在延安整风后都是犯忌的：延安整风之后，由毛与那些不了解苏区历史的笔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等共同创造的党史解释成为定论，毛已上升为神，加之不久全国革命胜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了解内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语，可是这几个人还是敢说，都是有特别原因的。严朴敢说，那是因为身体非常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听的对象又是好友之后;杨琳愿意说，那是在文革中，又是对儿子说;潘汉年则情况特殊，经历过长期的党内斗争且曾遭打击，而且是情报工作负责人的潘汉年怎么会对一个缺少阅历的年轻人谈那么机密的党内历史的秘事?但照此书说法，毛早在1936年就对潘有成见了，那么潘对毛也不会没有看法。潘缺少军队和根据地生活的长期淬炼，对毛之新权威多有隔阂，私下对好友之后说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义”，也不是不可能，这也说明就是在那个时代，毛也不见得能把每个人的嘴都堵上。
由此分析，该书的来源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还要看有无其他史料佐证，即需要查证作者所说的内容有无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以及有没有提供可资查询的“说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以这个标准看，该书部分章节既有所来源，也得到其他资料的旁证。
例如：关于临时中央财政非常困难，有赖于苏区提供，但苏区金钱支援中央也有限，就有俄国资料的旁证。1932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莱谢在给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关于在华工作报告中提到，由于中共“经费困难，党的活动严重瘫痪”。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对莱谢说，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党从苏区收到1万或1.3万墨西哥元，自那以后，就没钱了。张闻天要莱谢给中共弄钱，甚至提出应从在上海的苏联贸易组织那儿弄些钱。莱谢则要求中国同志“严加节约，以便渡过困难时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大手大脚花惯了钱，似乎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钱”。为了帮中国同志“维持生计”，莱谢甚至从更加秘密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驻上海人员那儿“借了1500元”，从另一个俄国在华机构的代表那儿“借了1000元”。资料证明，临时中央收到不少从莫斯科转来的钱：1932年4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黄平(沃罗夫斯基)来信，说从1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1.03万美元，1000银两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万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万美元。
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发密电给在上海的苏军情报机构在华人员佐尔格(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1931年12月-1932年1月，给他们转去3万美元转给中共，皮亚特尼茨基查问他们收到多少，确切交给中共多少?然而，1932年3、4月后，中共中央的财经来源确已中断。1932年7月14日、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王明发电报，要求紧急汇钱，称“财政状况极其困难”，有四个月没有收到国际的金钱援助，中央与苏区的交通也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还说，前不久收到的一万美元，都用来救牛兰夫妇了，“我们一点儿也没剩下”。由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再发密电给在上海的佐尔格，要他把收到的2万美元中的1万，“立即转给中国朋友”。以后，共产国际给中共金钱援助就采取更加多样的方式，并采取“专项拨款”的方式来进行，1934年给中共确定的每月预算是7400多美元。
关于“两顶轿子”，也有重要旁证。最近披露的杨尚昆在1986年的回忆就提到“红章纵队”的问题。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说：前方的同志叫“红章纵队”为“混账纵队”，“前方有时候要等两三天”才能等上中央纵队，前方同志还责怪“红章纵队”拖垮了部队，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秦书中关于查田运动毛的“左”，也有杨尚昆和刘英的旁证。杨认为，毛领导的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说她在于都第二次扩红，受毛的直接领导，毛给她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说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才把这些人放了。
虽然该书的一些说法有若干旁证，但总的说来，该书的许多提法和过去传统说法出入太大而证据薄弱。例如：现有不少旁证资料都证实博古中央要把毛留在苏区，不带毛突围，只是因为苏联反对，才允许毛上路。2003年出版的俄罗斯档案也如是说。该资料说：远东局“没有支持中央苏区要对毛泽东及其在江西的拥护者开展‘公开批评’并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的意见”(第246号文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反对这样做(第247号文件)。只是这份俄国资料没有具体说明苏区中央局“要把毛泽东派到苏联去”是在什么时候?从上下文看，似应是博古去苏区不久反罗明路线那个阶段，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新的证据的出现。
秦书中更有不少内容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例如：第七章中的“季黄冤案和西路军”，作者在“对故事的说明”中说，这是从方华(刘述芳)那儿听到的，而此人是谁?结局怎样?作者并没有交代。有的内容虽是书中首次披露的，如黄超、李特被杀的详情，书中说，张怀礼(原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后在迪化被安排为王明的副官)对李先念说是康生杀黄、李的，可是张怀礼也不在现场，他何以知道?书中还说康生回到延安后向毛汇报此事，毛很满意，那又有何证据?黄超、李特被杀是很大的事件，长久以来没有细节证据，今天作者提出新说，就需提出过硬的资料来源。
作者称，他对“故事”做了整理，连贯，“查了大量党史资料”，“核对日期”(“前言”，页Ⅳ)，这本来无可厚非，在口述史上也是需要的，但是过度整理，又会有加工之嫌，两者如何掌握，确是难题。鉴于以上各点，目前似应把此书看为一家之言--有某种特定背景的一家之言，书中存在的不明确或疑点之处，只能录以待考，留待将来中共方面有关档案开放后再加以印证。当然档案也并非只有中共一家，国民党方面也有某些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对了解当年有关博古等情况同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三、当年的国民党是如何看待博、毛、周的?
在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博古属于资历较浅的年轻一辈，他于1930年9月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中共所属的全国总工会做干事，和王明、王稼祥一起反“立三路线”及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十分危殆，中共主要领导人准备撤离上海，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指定博古在新成立的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博古在当年虽然是中共总书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之前为负总责)，可是知名度却不高，王明、博古何许人也，白区的党员不知道，甚至苏区的干部战士也没听说过。毛几十年后对美国人斯诺说，完全不搞个人崇拜就要垮台，用到博古身上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在上海共产党的圈子里和共产党“转变”人员那儿，秦邦宪还是颇有名气的，1933年，由中共叛徒、国民党“中统”要角丁默村主办的《社会新闻》，经常刊登有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在上海党争的秘辛，大都会提到秦邦宪的大名。1932-1935年，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连续被国民党破坏，一批批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叛变，照例他们写的“自首书”都会提到留俄派陈绍禹、秦邦宪如何“一步登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占据中共领导层，也都意气难平。
国民党有一奇怪也颇教条的逻辑，他们虽然知道博古是中共的总书记，却只认毛泽东，他们认为毛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就是“中国的列宁”了，因为列宁之为俄国领袖就是担任了俄国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中统”甚至认为，毛的“最高领袖之地位”是在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大会上确立的。中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甚至说，1932年夏，毛“设计将王明诱至匪区，加以软禁，后由国际代表为之说情，始将其逐出中国，派赴莫斯科”。“中统”还说，自王明被逐后，上海中央顿失中心，“乃惟毛泽东之命是听，将伪中央迁至匪之伪都瑞金”。从此，党中央“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更可御用自由，周恩来以下，亦不得不阳示屈伏，从此毛泽东乃唯我独尊成为共党之唯一领袖”。
上述说法自然都是错误的，可是“中统”为什么会判断错误?除了信息不灵外，根本原因乃是：蒋介石和陈诚等都是迷信武力的枪杆子主义者，他们对不掌中共军权的留俄书生王明、博古、洛甫等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统”的眼里，开辟苏区的毛“自始至终”都是共区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匪区一切重要设施，毛泽东显然有决定之权力”。国民党看重毛，不仅仅因为毛握有枪杆子，还在于毛有“主义”和“理论”。除了毛以外，国民党不认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有何“理论”，国民党认为，中共所有理论都来源于共产国际，只有毛才有自己的东西。1935年，“中统”在全世界第一次创造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对毛的理论和政策做了初步的概括，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毛在遵义会议上复出。而早一年的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此次会议明明由博古主持并作政治报告，在最后选举阶段，毛因心情不畅，以生病为由请假缺席。但是，国民党“中统”却言之凿凿，声称此次会议“在毛泽东指导下召集”，“实际上为巩固毛泽东在党内之中心领袖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中统”想当然，也说明在国民党心目中，毛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蒋介石对毛之重要性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他从自己的几次江西赤区围剿失败得出的判断，但是他对江西苏区内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共高层情况的了解，则是相当隔膜的。国民党不知道进入江西苏区的秦邦宪在中共领导层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也搞不清博、周、毛等相互间的关系。1935年初，国民党“中统”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权之争”分为五组关系
1.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毛泽东欲削弱匪军中周恩来系势力，周恩来欲取毛泽东之伪主席代之。
2.毛泽东与秦邦宪之争--毛泽东现为匪区伪主席，即政治之最高领袖;秦邦宪为伪中央总书记，即党之最高领袖。毛泽东欲取秦邦宪之总书记而兼之，而秦邦宪则欲扩大力量，于伪政府方面。
3.周恩来与朱德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周恩来为党方之军事领袖，故两人争取军权亦甚烈。
4.朱德与毛泽东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但须受到毛泽东节制与命令。毛泽东为防止朱德势力之扩大，以免将来不易节制之故，对朱极力压迫。朱德自命为匪区开创人，以为劳苦功高，而不甘受毛之节制，尤不甘受毛之压迫，故朱毛之间，暗斗极烈。
5.秦邦宪与周恩来之争--周恩来与留俄派积不相容，最近为争党权，对立益尖锐。
上述判断大多似是而非，如周恩来欲取毛之主席位而代之，“周恩来与朱德之争”就纯属向壁虚构，造成此等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内高层动态无法掌握，国民党一直不能破译中区(共产党领导层在当时对中央苏区的简称)与上海电讯的密码，也不能破译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苏联的通讯密码，所以只能凭空演绎博、毛、周、朱的“争斗”。
“中统”不了解博、毛、周间的具体矛盾，但是对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矛盾主因还是大致掌握的。中统认为，“毛泽东等均为党内元老，且自以为在匪区数年挣扎，劳苦功高，故极自负，不料反受党内后辈陈绍禹之命令，于心特殊不甘服”，“留俄归国者，经验既不丰富，学识能力又极缺乏且自视甚高，自以为尽得俄毛子之秘诀，为列宁私淑之弟子，对于未留俄者，均加轻视，致惹起非留俄派之反感”，国民党就是凭着这条思路，演绎想象出王明被毛诳入苏区、遭扣压，复被驱逐的故事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出版时，遵义会议结束没几天，毛又重回权力中心，2月5日，博古才交出中央总书记一职，国民党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还在那儿说留俄派在上海如何如何。
专事反共的“中统”搞不清中共内部的关系，国统区老百姓看到博古、洛甫这些半洋不土的名字更是一头雾水：博古、洛甫的名字确实是从俄国而来的：博古是他的俄国名字“波戈列洛夫”的前两个字的中文谐音;洛甫--取其俄国名字“伊思美洛夫”的后两字的中文谐音。那些昔日在上海的中共要员进入中区后，受到红军的保护，不再有被国民党特务机构追捕之危险，以至于国民党了解中共高层情况主要还是依靠“收复”瑞金后在那儿虏获的中共文件。至于国统区人民知道陈绍禹、秦邦宪两人的大名，则要到抗战爆发后，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参政员，早已改用他们的中国名字，经常前往武汉和重庆出席参政会。
博与毛，谁是谁非?若以成败论英雄，答案是现成的，毛是开国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后者之“错误”且写在官书中，已是铁板钉钉，只是历史更复杂，非线条般简洁明晰。如今，博古的亲属写出书(以下简称秦书，引用只注页码)，仅江西一段，就举出了博古几个方面的“是”，秦书说，博古最大优点在于不擅权，不是独断专行之辈，此说大致可成立。该书还说，博古负责中央红军的大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是成功的，此一说法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点。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国民党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报”，当年负责江西剿共，“收复瑞金”的陈诚就承认：“共军封锁情报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围的成功。”他喟叹：“剿共数年，卒使共党分子数万突围，这是我们的失败”，“竭数年之力，糜巨万之饷，劳百万之师”，到了最后收尾阶段，“共党竟开始突围，其中渠魁如朱、毛等，尽皆漏网，遂使九仞之功，亏于一篑”。陈诚甚至自责道：“这让我们当时剿共有责的人，真不知应何以自处!”
秦书也不讳言博古之错，指出其最大的“错”在于不懂军事，听信李德，甚至纵容李德。至于博古其他的“错”，作者都是照搬《历史决议》，只是此书和《历史决议》一样，未点出博古问题的真正实质，乃是他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往来电报清楚无误地证明了这点，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几年，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执行了国际的路线，甚至五中全会的决议案也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埃维特起草的。博古主政中共期间，举凡一切重大政治、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都事先请示或事后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比较重大的几件事，事先请示的有：临时中央请求迁往中央苏区;伊思美洛夫(张闻天)要求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电说，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处境很危险，到处都在搜捕他，中央想派他去北京，“因他在那里不出名，但他反对，不愿去，他自己想去中央苏区，请国际急复意见”];拟担任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的名单等。事后汇报的有：宁都会议上的争论等。
博古在中共党内执政前后四年(1931.9-1935.1)，可分前后两段：前段在上海(1931年9月-1933年1月)，秦福铨的书几乎没有交代博古做的工作，这是该书的一大不足。这个时期是中共在上海最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去苏区了，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以一个24岁的小青年担任中共总负责人。秦书说，博古受命于危难时期，这是成立的。在国民党特工组织逮捕、威胁的险恶环境下，到了1932年12月，就在博古去苏区前一个月，上海中央机关还有大约100人，主要从事联络、印刷、保卫等工作。
面对领导中央的繁重工作，博古其实很盼着王明早点回国，1932年3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临时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请求“伊万洛夫(王明)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共产国际也一直考虑王明回国的路线，1932年12月21日，甚至指示急于要开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五中全会一定要等王明进入中央苏区才能召开，而且要由王明担任全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次日，又电问中央，王明是否可直接去香港?可否把王明夫妇从香港接到中央苏区?后因返回的安全性无法确保，王明一直没能回来，一直到了1937年11月底才回到延安。
在上海时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1.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另在上海与国际代表沟通。
2.指导上海与全国的工运、兵运。
3.保持与江西和其他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以电台指导江西苏区的工作。
4.应付国民党中统对上海及白区党组织的破坏。
在这几样工作中，最有成绩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区以及与苏联的秘密电讯和地下交通线的畅通。1932-1934年间，在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破坏和威胁下，上海地下电台与苏区的联系虽然经常中断或重新建立联系，但在瑞金和上海的电报联系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临时中央通往莫斯科的电报是由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代表掌控的电台进行的，而与江西联系的电台是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功率较小电台进行的。由此，我们才可以从前些年俄国的解密档案看到当年周恩来(莫斯克文)、王稼祥(科穆纳尔)、任弼时(布林斯基)、朱德等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张闻天(伊思美洛夫)给莫斯科的电报。莫斯科为保障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构、国际代表以及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他们还有另一条最安全、“最可靠”的联系管道，这就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直属机关与其在上海的秘密机构的电台，他们用这个管道传递最重要的情报和指示。1932年7月，共产国际就是通过这个电台要求苏联军方在华间谍佐尔格紧急支援上海临时中央一万美元，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已有四个月没有从莫斯科得到经费。
为了保证电台所需的工作人员，临时中央在沪还创办了秘密的无线电报务员学校，有学员十多人，还秘藏着准备运往苏区6台或8台无线电发射机和13台接收机，只是运输困难，才暂时搁在上海的仓库里。1931年11-12月，因怀疑国民党已破译了密码，上海中央和苏区的所有电报都停止，但是12月后，苏区使用了根据莫斯科密码编制的新密码，就又恢复了与临时中央的联系。1934年9月26日，就在主力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不久，连接瑞金和国际执委会的直接电报线就建立了起来，然而根据潘汉年一年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说，当时中央苏区的电讯部门只能听到莫斯科来的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的功率太小”，随着红军突围西征，电台联系很快就中断了(而潘汉年说，“向西部进发时没带这套设备”)。
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挽回中共在上海等城市的整体性的失败，正是在博古领导党的时期，中共在上海等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毁灭性的破坏：1931-1935年，大批中共要员投降自首，甚至上海中央局的两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他们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成员)，在1934年6月和10月分别被捕后，也向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在1934年10月后还破获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联络苏区的较小功率的电台，使得与莫斯科和江西苏区的电讯中断(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开始突围转移)。国民党大量收编前中共人士，“中统”一半人员为“转变”分子，依靠这批人，国民党又抓捕了更多的共产党，以至于恶性循环，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国民党以“共”制“共”的策略大获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国人对中共无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农村的激烈行动经国民党曝光，吓坏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30年代初的中共，只关注“下层统一战线”，对高举全民族抗日旗帜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也影响国人对中共的观感。几年后，《八一宣言》发出，情况才好转。
由于上海太危险，“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1932年11月2日，王明给联共(布)驻国际代表团写信，请求帮助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1932年12月3日，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讨论通过王明的建议，同意将中央、团中央和全总迁往江西苏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1月，博古和陈云进入中央苏区。
四、从博、毛、周鼎立到毛“一股独大”
博古来中央苏区后，首要问题是调整或处理和毛的关系，确立中央权威。毛是江西苏区开创者和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对红军和苏区的扩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苏联和国民党都因此而重视他。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批准两项任命：一是批准中共临时政治局成员名单;第二就是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毛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然而江西时期的博、毛、周尤如东汉末年的魏、蜀、吴，各有所恃，却无一方占绝对优势，只能鼎足而立：
博古，有“总书记”的名号，也有俄国人支持，对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军事，因而丧失了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发言权，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来。
毛泽东，有名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兼有国际声望，此为毛的巨大无形资产，又是军政双才，有主见，也有“狠”劲，更有强烈的领袖欲，但在一些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意见相左，对留俄派整体轻蔑，博、周联合后，毛暂时受挫，共产国际虽然对毛的“避敌”、“右倾”有批评，但又看重毛的军事才华，毛随时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东山再起。
周恩来，掌军权，在党、军都有雄厚基础，性情和善，无领袖欲，甘做辅助，对毛、博皆亲善，在博、毛之间，无论倾向哪边，都会影响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发号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汉献帝”，只能拱手交权。
相比于创立了江西根据地，又具有国际名声的毛，博古等不仅名气不响，更是外来户，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早，1932年1月就到了瑞金。国民党判断周与毛将有大的矛盾：“足与毛对抗者，唯一周恩来，周之能力，固不及毛泽东，但因共党之军事工作，历史上即由周一人包办，故在匪军中，周恩来之力量，殊不可轻视。”“中统”的上述描述，基本正确，但国民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看到周、毛矛盾的一面，却没看到周、毛共同的一面，这就是他们都要对付国民党，都关注怎么打破国军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周虽有军队的拥戴，却不是枭雄类的人物，他比较早地知道毛的军事才华，自知军事才能不及毛。项英，更是缺少军事领导的能力。李德进入苏区后，周认定毛的军事主张，明显比李德高明，所以对毛一向迁就。周虽是顶了毛的位置，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却以“军事第一”的理由，基本在前线处理军务，党的许多事放由别人去管，也就减少了和毛的冲突，这是周的“聪明”之处。
博古聪明能干，比周年轻，但缺乏周的灵活性或妥协性，更没有毛那般成熟、老到。博古以前虽然和毛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对毛还是有所了解。1931年春在上海，他曾接待来告毛状的赣南共青团代表，知道毛的“肃AB团”及富田事变的原委，以后也知道毛的“右倾避敌”，孤高自傲，但莫斯科一再要求中国党尊重毛，所以博古对毛的态度是矛盾的：当面是客气和克制的，尽量避免和毛的直接冲突;同时又是反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毛藐视中央，藐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
毛历来看不起“洋房子先生”，他对留俄生的藐视，从1931年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时就有了，而博古所面临的毛的藐视尤甚之，是博古进入苏区后面临的头等压力，因为他没有经过中央委员的台阶，一步就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甫进入苏区的博古没有威信，全靠周恩来的扶持和配合，为了确立中央权威，也是为了贯彻国际进攻路线，博古到达后就抓住两件事：
1.大张其鼓的反“罗明路线”。
2.另一件是静悄悄的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层，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派去军队担任要职，如派杨尚昆去三军团任政委，派朱瑞去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等。1932年9月30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批评毛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毛固然有这些问题，可是博古等在用人方面何尝没有倾向性?
毛的自傲与他的极强的自信心相联系，1935年初，国民党就说过：“毛泽东为一自信力极强之人”，他素有大志，有极高的自我体认，在江西滚爬几年，对当地民情、地情有深入了解，这是其他任何领导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视甚高，脾气大，语多讥讽，瞧不起博古、更瞧不起洛甫，对留俄派，是整体看不起。“中统”当时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陈绍禹籍国际代表米夫之奥援，居然为伪总书记，其资望能力学识气度，更不足论。毛泽东实系轻视之而非畏惧之”。
留俄派也确有被毛轻视的地方，站在毛的角度，他们在上海滩混不下去跑到毛的地盘上来，一来就指手划脚，既然这么有能耐，怎么不在上海混呢?既然都是响当当的布尔什维克，怎么一被国民党抓住就叛变呢，仅几年，被抓叛变的“二十八个半”就达13人之多，这让毛怎么看得起他们呢(因信息不通，毛当时并不了解“二十八个半”被捕叛变的具体情况，但他知道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
在博古这边，毛利用肃反清洗大批同志，实属“个人野心家”(页122)，博的这个态度与莫斯科明显不同，共产国际并没有就此问题批评毛。可能是因为博古身处苏区，与毛有较多的接触，对毛的负面性格体会较深，才会对毛有此评语。但是周却不这么看，也从没使用这种语言评价毛。周固然不会如毛这样去打“AB团”，但他理解毛如此做在客观上促成了江西红军的统一，故称其为“大手笔”。或许周恩来知道革命不能戴白手套进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种“大手笔”的气质，而毛则有这种做革命领袖不可或缺的气质和胆魄，那就不应批评毛的“肃反”错误了。有了莫斯科和周恩来对毛的偏袒，即使博古、项英对毛的“肃AB团”有意见，中央内部也没有形成对批评毛肃反错误的决议。莫斯科虽然对毛的“右倾”(“规避打大城市”，“遇敌就跑”)有所批评，但看重毛的军事才能，博古就只听莫斯科的。毛被赶出军队后，博古等对毛留有余地，念其开辟根据地有功劳，团结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却在宁都会议后“小病大养”，使博、周颇为难堪。
毛之桀骜不驯，博、周无可奈何。十年后，蒋介石在重庆见过毛后在日记中评论毛：阴阳怪气，绵里藏针。这个观察可能不错，因为和毛有过较多接触的民盟人士周鲸文也认为毛的性格属“阴柔”。毛不是直率之人，尽管他很喜欢性格直率又听话的人。毛还有喜欢骂人、发脾气的另一面，但是国民党方面并不了解，因为毛骂人多在党内。杨尚昆回忆毛因党内同志反对他和江青结婚，“经常开会就骂”，“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毛，非常人也，意志力极坚定，自信心极强。从秦福铨的书中，我们还看到毛常常一人说了算，江西时期，周恩来每次开军事会议，都得看毛的眼色(页12)，否则毛就自说自话，海阔天空，甚至一走了之。龚楚的《我与红军》对此也有描述，两书可形成对照。
杨尚昆在1986年回忆张闻天时也多次提到毛的负面性格的问题，如极左，十分多疑，对权力特别看重，记性也非常好，谁反对过他，记得一清二楚。杨尚昆说的非常客观，事实就是这样。毛可以让别人吃冤枉，他写于1930年的《总前委答辩书》批评那些在“打AB团”中身受酷刑乱咬口供的同志“不能经得住考验”，他写道：纵是冤枉，也有被洗刷的一天。但他自己是一点冤枉也不能吃的，他在江西受委屈没几年，却倒苦水40年，从延安讲到北京，从中国人讲到外国人。早期元老多了解他，至延安整风，毛提拔一些对江西苏区历史不了解的人，如刘少奇系的××等人，在他们帮助下，造成“势”，使了解内情的人从此噤口。一段时间，延安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四个：毛、刘、康生、彭真。
在这几人中间，毛是领袖，刘等是学生，他们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上下的关系。1943年毛在刘给续范亭的一封谈人性善恶问题的长信上做了大量批注，对刘少奇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启蒙教育，刘如同一位不及格的小学生。而毛暂时让周恩来出局接受康生等的批判，是为了将来更好地用他，因为毛也离不开周。
毛一时冷冻周恩来，乃是因为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当家人，最让毛不舒服的王明、博古，就是周扶上台的。1931年6月，是周和共产国际顾问商议，增补王明为常委(页7)，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是周向国际顾问建议的。由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就是他和王明两人决定的，这在组织手续上是严重欠缺的。博古年轻，世故不深，也可能是深感责任重大就坦然挑起了领导中共的担子，却没有意识到王明、周恩来的这项任命在“法源”上有其先天不足，将会给他本人和党带来许多麻烦。果如此，在延安整风期间，毛就提出王、博“篡党”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才把王、博问题视为“党内问题”。
现在真相大白：王明、周恩来对临时政治局人员的安排是先斩后奏的，以往的文献都说，临时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这不错，但是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中共临时政治局的人选是有疑问的。1931年10月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签署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中有以下的话：
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来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即黄平，1932年夏被捕叛变)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意见。
事实是，在当时的紧迫环境下，王、周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决定临时政治局的名单，有关人选就是王、周两人商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这么重大的事，就由他们两人决定了。幸而延安整风期间，毛手中还没有掌握这条档案，否则周恩来、王明、博古将为此受到更多的责难和惩罚。
共产国际档案证实，在博古去苏区前，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反毛。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在瑞金联名给上海临时中央写信，批评毛不打大城市的主张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表示他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
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给上海临时中央发电报说，他们在传阅了国际5月15日关于毛的电报后，召开了中央局会议，“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电报说，毛“在会上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而他们的“讨论是同志式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中央局并表示，会议之后“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然而毛的所谓“承认错误”是表面的，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再发电报给临时中央，说毛忽视党的领导，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军事主张，和毛在一起的周恩来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等等，因此苏区中央局请示上海临时中央，他们要把毛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宁都会议，毛的军权被周恩来接管。然而在对毛的人事安排上，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并不一致，博古支持批评毛的“右倾”，但反对将毛调离军队。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埃韦特和博古持同样态度。1932年10月8日，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书记的信中明确提出，苏区中央局未告知国际代表，就自主作出了批评毛和撤销毛军中职务的决定。他在信中抱怨道，苏区中央局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书记的同意，“是不能做出这种决定的”。他甚至说，苏区中央局干预苏区军事行动的领导，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说明，苏区中央局成员，他们对毛的态度比博古，比共产国际代表激烈得多。
几个月后，1933年1月，博古到达江西苏区，在上海，虽然他同意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但是他和毛没有直接冲突，进入苏区后，他和毛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博古的个人风格是敢做敢当，周恩来又予以配合，中央权威在苏区才得到真正确立。所以毛在延安整风时指责周说：“经验宗派”扶持“教条宗派”，并不冤枉。对于苏区失败，周也有责任。因为周提出的“六路分兵拒敌”的主张(页81-82)，导致了苏区军事全面危机，最后迫使红军突围转移。
但是周恩来等谈不上有一个“宗派”，当初成立临时政治局，把博古“扶上去”的是周恩来，现在动员博古下台也是他!而且是周最早发现毛之才能，为毛的复出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帮毛从孤立和自我孤立状态下解放出来，是周向博古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毛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政治局委员。长征后，又通过几次会议，恢复了毛的发言权。在遵义会议前夕，临时调换中央警卫营(依此书说，页130-131)。在会上，又临时改变原和博古商定的会议程序，支持毛和张闻天的发言，会后又成功说服博古下台交权。其后，毛的军事领导因土城战斗失败出现危机，又是周帮了大忙。三渡赤水后，部队怨言多，周开始宣传毛如何神机妙算，封锁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破译敌人密码一事，毛再亲自主管一科，直接掌握电讯往来的秘密(页151)。周制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舆论，帮毛树立威信(页152)。正是由于周的弃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党统军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独大!
周之一生服膺党内强者，1935年前，服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后来，服从于毛，尽管中间有反复。周恩来一向对毛妥协，1931年之前，毛在江西“当家”，周去江西后，毛还是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毛与周的权责模糊，周虽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理应是第一号人物，但毛掌军队，使得周很难主持全面工作。国民党当时所看到的，就是周恩来抵达后，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在匪区形成两个统治权”，即“周的党权和毛的政权”，他们由此推论毛与周将由此而争，却不知道毛的红一方面军才是苏区的重中之重，周虽为中央局书记，却一切从党和红军最高利益出发，根本不愿和毛争。直到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的军权被拿下，周才掌权。也就是在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周不再请教毛了，使得毛特别压抑，“小病大养”，而周又放手不管，只有年轻的博古傻乎乎去得罪毛。
周何以一向对毛妥协?一则是周的性格本来就具妥协的因子，二则因为王明、博古的背后有莫斯科支持。周到苏区后发现毛的军事才能和统帅素质，加之莫斯科又来电，要求团结毛，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周就对毛多有扶助。1937年11月末，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召开延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的背后是斯大林，周就站在王明一边。然而1935年后，共产国际工作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于是毛的腰杆又慢慢硬起来了，到这时，周就更多顺着毛。
从江西苏区到1976年初周恩来的去世，周恩来等为了党和军队的利益，“顾全大局”，对毛一再妥协，这其中周起的作用最大。周知道毛的性格上的缺点，似乎也希望政治局内有制衡毛的力量，可一旦有可能形成这种苗头时，也是周把它掐灭。1938年在武汉，他劝张国焘时说过此类话，张知道这不可能，还是没听周的劝告，坚持出走，投靠了国民党。
朱德、陈毅等也是知情者，朱德虽对毛也多有妥协，但与周有很大的差别。1959年庐山会议后，陈毅面对面批朱德，批张闻天。1966年5月23日，又当面开重炮批朱德。周知道他必须发言，也在这天的会议上当面批了朱德，只是他批评的口气比较缓和，在谈到朱德所犯的“历史错误”时，也把自己放了进去。陈毅、周恩来等批朱德自然是为了取悦于毛。如果说建国前，周等的检讨、自贬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夺取共产党的天下而突出毛的威信，尚情有可原--他们看到毛天纵神明，文韬武略，早已心悦诚服;那么在这之后，就是惧怕毛了。
为了历史上几次与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来几乎检讨了大半辈子。“文革”前周恩来去哈军工视察，校方介绍在那儿学习的高干子女与周见面，周对林彪的女儿等亲切有加，独对博古之女十分冷淡。
被毛提拔起来的刘少奇，到了1960年代初，看饿死人太多，单枪匹马，对毛稍有点抗争，要求对百姓实行让步，此是刘一生中对国家对民族做出的最大贡献，但多数时候，对毛也是处处卫护。李医生回忆说，1960年代初，毛的老秘书叶子龙私下对毛多有不敬议论，某次刘少奇闻之大怒，下令枪毙叶，后经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最近，这一段历史由刘少奇之子刘源说出来，不仅可和李医生所述互为佐证，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刘源说，叶子龙是“近而不恭，熟不拘礼”，因被下放而对毛发牢骚。叶子龙发了什么“牢骚”，刘源没有说，只说彭真在政治局会议上“顺口说笑了一句”，引致刘少奇大怒，两次下令：“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刘源还说，“文革”中叶子龙闻刘“反毛”，始终不信，王光美出狱后第一个前来探望的就是叶子龙。
周、刘等的帮忙，使毛踌躇满志，率性而为，到了1960年代后，他明知大跃进闯下大祸，还理直气壮，毫无任何道德障碍，整治正确的彭德怀。刘还是配合毛，最后整到自己头上，刘的嘴巴被毛和自己双双封住，正是胜利者写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20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中共自五四而来，三、四十代还带有不少五四痕迹，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的卷入，将青春、理想、热情和生命都献给了这场革命，“抢救运动”将五四个性自由的精神清刷干净，他们怎么知道红太阳下也有“阴影”。1949年后就是毛的乾纲独断，他让所有人都感意外，从他的战友、民主党派领袖到大、小知识分子，都从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揣度毛，结果毛让他们的希望落空。
五、此书的其他不足
博古被概念化、符号化数十年，此书作者为博古的后人，意在为博古辩诬，作者举事实说明博古之书生气及单纯，使之与毛的老道深沉形成对比，这大致可以成立，从这个角度看，该书可以说是“恢复了历史原貌”。
可能有人会认为此书是“翻案”之作，如果案有冤屈，加以澄清，又有何错?陈寅恪先生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言极是，所以，作者澄清历史事实是有正当性的。毛熟读中国古史，重视把政治上的胜负以史的形式敲定下来，他还喜欢叫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参与写史。例如：1944年，张闻天、博古都参与了《历史决议》的写作。1975年，毛又命邓小平主持写有关“文革”的历史决议，被邓婉拒。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建国后，一些历史当事者，被迫自打嘴巴，写出自诬文字，这种权力意志下的书写，在事过境迁后，由当事人或亲属写出文字来澄清事实，是合情合理的。但亲属写回忆录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这就是“为亲者讳”的问题，即使一些写得不错的回忆录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博古侄儿的这份兼有回忆和研究性质的文字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也是读者不得不存疑的。
此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存有矛盾性。书中有一些内容是说博古与毛的友好和合作，历史上确有一段时间博与毛是合作的，主要在遵义会议后长征途中和张国焘的对立中，博古与毛都是“中央派”，故张国焘提出：打倒毛、洛、周、博的口号。但是在王明回国后的长江局的时期，博古与王明、周恩来又是比较接近的，故再度引致毛的不满。没有几年，在延安整风中，博古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特别是遭到康生等的围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博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本书最大的缺点是完全没有涉及延安整风时期博古被整的情况。该书虽然收入了博古在1943年所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但是没有提供博古在整风期间和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检讨报告，而博古之弟杨琳是有可能了解其中一部分情况的，因为博古之妻张越霞当时就在延安，建国后两家在北京还是有来往的。作者对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整的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不知，也可能是知而不说，而对博和毛的合作，又说的很多，这是不是就因为毛是开国首领，就有意无意想多说博古与毛的合作来表扬博古的功劳?看来作者对毛又敬又惧，还是不免要为先人在功臣簿争席位。
另外，作者虽然已尽可能对所涉及的史实作了考证和查核资料的工作，但还是存在一些错误：
1.书中说刘少奇是1931年5月去了中央苏区(页7)，实际上刘是1933年才去的。
2.又说卢福坦在1931年去苏区了，这完全错了，他从没去过苏区。
3.说1933年10月15日开军委扩大会议，李卓然作为毛办主任参加(页62)，此不确，那时还没这建制。
当然，对绝大多数非专业者，本书内容都很隔膜，尤如远古年代的传说，加之现在早不是全民学“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代了，若以民间角度观之，毛、周、博的是非恩怨都是他们的家务事，正之、反之，和老百姓又有何干系呢?若以专业的角度审视此书，该书确实存有诸多遗憾，但是作者毕竟披露了若干史实，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虽然还嫌单薄，作为一家之言还是可以成立的。退而言之，又何以指望从一本书或几本书就能探寻历史的真实?恰是因为资料有限，历史学家才有了上下探究的用武之地，方能运用史家对这段历史的整体性的理解，由此及彼，寻觅这些资料后面所蕴涵的内容，庶几尽可能地去接近这段历史真实。笔者希望这篇文字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