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失掉大陆：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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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4-07-27

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然而，不过短短四年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却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之手毁灭之，此情此景将何以堪？”

这两段同样出自蒋介石自己的记叙的文字，犹如电影镜头的快速切换，将一个曾经志得意满的国民政府领袖变幻成一个落寞悲凉的老人。对比之强烈颇具戏剧效果。

那么，在这两个镜头切换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虽历经数十年却一直被后人反复追问：国民党为什么在短短4年内就失去了中国？

研究三年内战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观点都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民党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

比如“腐败论”与“内斗论”。这是主流说法。实际上，历史上有比国民党政权更腐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此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府? 历史上有很多腐败的王朝却能坚持很长的时间。最典型的是南明政权，腐败与内斗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但是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还是坚持了几十年。也有人提出，国民党腐败再加上有中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共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民党在仅仅3年多时间里就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实在是一个历史之谜。

“民心向背论”。诚然，解放军在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这让解放军作战时可以获得更好的后勤支持，更多的战场的情报——这对战争的胜利是有利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民心向背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么，世界史上就不会有侵略战争。

“经济崩溃论”。有一个观点很有市场。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内战产生的巨额军费，大肆印钞，结果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抑制导致经济崩溃。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同样让人困惑——战争对双方都是对等的，如果战争对国民党政府要产生巨额军费，那么对中共也同样是吞金兽。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经济实力与潜力都要远超过中共，战争还基本是在解放区展开，对解放区经济的破坏要远超过相对稳定的国统区。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拼消耗的结果反而是国民党政府先崩溃？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在重点进攻阶段，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关内后方的交通补给根据地胶东解放区被国军攻占，可以说国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那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在胡宗南压力下在陕北的山沟里甚至找不到一处安全的宿营地，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战，但却非常不顺利，中野12万人挺进中原，到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还不到7万，几乎损失过半。那个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而仅仅几个月后，三大战役一系列胜利，毛就估计推翻国民党政权大概只需要1年的时间了。

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即使是一线与国民党拼命厮杀的中共高层，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没预计到国民党政权会如此迅速的崩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民党迅速失掉了大陆？

让我们逐一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那4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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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篇

导读：

马歇尔为什么不看好国民党？

国民党表面上的巨大优势实际上充满隐忧

国军为什么无法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什么中共特工无处不在而国民党情冶系统一事无成？

戡乱动员令是一剂虎狼药

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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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失掉了大陆，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曾有过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认为若不是马歇尔在东北力主调停、偏袒中共，致使国军贻误战机，就不会有大陆惨败。国民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也持有类似看法，如陈立夫说，马歇尔让“共党藉谈判以争取时间”，得不偿失。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也持相同的观点：“从此（四平战役之后），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军队，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于是，两千辆汽车、七十六辆坦克、一百五十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武器这些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林彪军队。林彪四野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林彪大军节节挺进，直抵海南岛。蒋介石祇有逃往台湾一途。历史从此成了另一种样子。 ”总而言之，在蒋介石等国民党等高层看来，1945-1946年间，倘无美国对其和、战政策的干扰，国民党军队是能够战胜中共军队的。

公正的评价，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马歇尔偏袒了中共而失去了大陆未免过于偏颇。当时马歇尔调停东北停战固然给予林彪以喘息之机。但也绝对没到可以决定东北战场胜负的程度，更何况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了（这个在后面将专门分析）。

反倒是另一位国民党政府高官给予了另外的解读。

曾为蒋介石侍从官，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却持相反的观点。他相当赞同马歇尔的判断，认为国军自内战伊始，就已无力消灭中共：“马歇尔以其军事专业，判断不可能以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而战争持续，政府必败，故力劝蒋介石与中共和平共存之道。”“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马歇尔看来，当初蒋介石及其手下的国军将领，明显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误以为能在东北凭武力战胜中共，故而，“谋求东北国共争端的政治解决，对国民党是利多弊少的事情。”另一位美军将领魏德迈，曾于1944年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与蒋介石关系极好，但在1945年11月左右时，亦不看好国军的战斗能力，认为“国民党军队靠目前的力量——包括美国已经提供的援助在内，根本不可能稳定地控制华北，更不要说东北了。”

对马歇尔、魏德迈的看法，蒋介石显然未予重视。1946年9月，他还自信地表示，“要在六个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同年12月，马歇尔回国前，最后一次警告蒋介石，“这样大一个共产党集团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它摧毁。”

为什么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在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中共相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至少明面上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国民党表面上的优势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政府是中央政府，有大义名分，抗战胜利后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可望获得国际上支持。而中共无论如何只是当时国内一个政党，国际上除了苏联有限的认可，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

经济方面，中共占据地盘大致相当于全国1/4，人口9000多万，也是1/4.而国民党政府不仅地盘与人口是中共的3倍，而且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都是国统区。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上大致有价值9亿美金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另外还接收了价值4-8亿美金的日伪资产。而中共与此相比就更是可怜，把所有解放区财政刮干净也凑不出价值5000万美金的黄金或外汇。

军事方面，国军430万，陆海空齐全。中共军队120万，没有空军与海军，在重武器装备方面也是劣势。

现在问题出来了，国民党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为什么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他们既不认为国军可以“速战速决，消灭中共武力，”反而认为“战争持续，政府必败”，所以，在东北国军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时（四平战役），反倒压迫国民党政府停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在优势时取得一个更好的和平条件。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战就是烧钱。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是比拼双方的经济实力。国民党政府固然家底更厚，经济潜力也远大于中共。但是——请注意，经济潜力要变成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需要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想当年，满清GDP也号称占据世界1/3，结果还不是被英国一支小小的远征军打得满地找牙。如果鸦片战争胜负——技术不如人可以作为失败的理由，那么甲午战争时，大清人口国土均是日本10倍，财政收入是日本4倍，武器也并不落后，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结果如果？在国共内战时代，国民党政府动员组织能力也是一个渣，而中共，别说在国内，就是放到世界范围，如果中共自居组织动员能力第二，估计没有谁敢说自己第一。

为什么？

中共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天下

首先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革命的理论。什么是革命？就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暴力过程。古今中外，农民反抗剥削阶级压迫的史例可谓不绝于书。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造反最终都是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没有建立自己的根基。

农民要反抗剥削阶级的压迫，自然要面临统治者军队的镇压。

怎么对抗统治者的镇压呢？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消灭了剥削阶级，就可以建立了一个有效对抗统治者的经济结构。

假设农民耕种一块土地的收益是10，过去的分配方式是，地主拿去4—5，政府2，官吏盘剥2—3，农民只拿到1，现在剥削阶级（地主）被打倒了，官吏盘剥也没有了，农民收益即使翻番达到2，而反抗者建立的政权收益达到8！是传统政府收益的4倍！这就是消灭中间环节盘剥后（地主、官僚），政府与农民都成为受益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农民起义，消灭地主后是为了自己做地主，社会结构没发生变化，自然难以对抗统治者的镇压）

中共政权收益是国民党政权收益的4倍这还是理论数字。实际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组织系统效率低下而导致的瞒报、偷税以及国民党政权各级官吏贪污、腐败等因素，使国共政府实际收益比远远大于1：4.

以粮食为例。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仍然实行抗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1946年到1947年两年实际征收粮食7210万石，平均一年不过3600万石。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以及统治区的缩小则剧降到2000万石。（《民国财政史》）

而中共以山东解放区为例，虽然屡遭战争破坏，特别是19 4 7年3月, 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迸攻, 山东除渤海地区外都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残杀、抢掠和毁灭性的破坏, 损失极为惨重。据鲁中区14 个县的统计, 被抢劫耕畜达8 3 9 0 0 余头, 使1 20 万亩以上土地因无力耕种而荒芜, 有百万农民沧为灾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光是运送到前线的军粮就达到11亿多斤，近1000万石，后来解放区渡江南下，山东地区还运送军粮到一线部队1亿多斤，100万石。（《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而在东北地区，仅1949年度，中共东北局财政收入就折合1000万吨粮食，约1亿8000万石。由于当时中共在解放区采用粮本位经济制度，这1亿8000万石折合粮食收入如果有一半是实收粮食，也有9000万石，与国民党3年实收粮食总和相等。

另一方面，中共对社会基层管理也要超越所有的政权组织。封建政府包括国民党政权顶多能到县一级，对农村基层主要靠宗族与乡绅管理。这种对地方乡绅以及基层官吏的依赖性使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忍受这些中间环节分享本该是政府的收益——政府要从农民收益中通过税收拿1元，就不得不让基层乡绅与官吏先拿2元甚至3元，几千年历史概莫例外。

而中共政权之所以可以消灭剥削阶级等中间环节后，不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是因为中共组织系统可以建立到最底层：军队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工厂有支部，班组有党小组，农村支部都直接建立到村一级。这样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共超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础。（而中共其组织动员能力能超越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特色是因为其思想政治工作太出色了。）这种组织基础上加上“供给制”的分配制度，让中共能够最大程度集中资源办大事。

1947年，山东解放区财政负责人黎玉在《动员起来，经济上再打一个胜仗，保证战时供应的报告》中指出，过去军费占支出70%，现在军费增加，占90%！1949年4月，山东人民政府财政厅在当年收支概算的统计表中显示，军事费363.95亿元，占预算财政支出68%；战备费（全年兵工材料费）103.36亿元，占预算财政支出的19%，两项合计占总支出的87%。军费支出可以占到财政总支出的90%——这种资源集中的优势不要说效率低下的国民党政府，就是英美德等列强在二战最残酷的时期也做不到。

这种经济结构还有另一个优势。由于农村只有政府、农民2个阶层，经济结构最简单，自然最容易保持稳定。

国民党涣散的组织让自己力量无法发挥

与中共严密的组织、超强的动员能力相比，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涣散拖沓的组织就是一个渣。

27年国民党政府北伐时已经统一了两广。广西姑且不论，广东可是清季以降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以两广的经济实力加上当时苏俄的马克军援支持，国民党政府北伐时却仅能组织10万军队！反观中共在30年创建的中央苏区，也不过拥有贫穷的江西、福建二十几个县，人口400-500万，其经济实力比两广不知道要差几条街，却同样能组建10万军队！就这样的中共实力，国民党政府当时还要倾举国之力，经过5次围剿，最后还是中共内部出了问题，才勉强把中共驱逐出中央苏区！

1945年时，中共实力已经远超30年代，国共实力对比虽然国民党政府还是占据优势，但是已经不是30年代那种压倒性优势。以双方组织动员能力比较，实在难以让人相信，战争持续，国民党政府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就是马歇尔、魏德迈都不看好国民党政府的最大原因。

46年内战爆发，结果一如马歇尔、魏德迈预测，国民党政府貌视强大的力量结果根本发挥不出来。

以军事为例。1946年6月国军有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约200万人，再加上后勤，交警，机关，学校，海空军等等还有156万人。还有是非正规部队74万，一共是430万人。内战爆发后，号称全面进攻要3个月消灭中共的国民党政府一线进攻部队不过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力的30%，到了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进攻的部队也不过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0月最高峰时期，投入的力量大致是正规部队100万，加上空军、后勤，也不过150万。而中共当时光正规部队就有127万，加上200多万民兵（还不算后勤的民夫），国军在战场上兵力实际是劣势！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几个战场，除了苏北、中原，其他战区，国军连正规部队都是劣势：东北杜聿明部是7个军约20万人对林彪30万；华北傅作义7—8万人对聂荣臻20万，在山东与鲁南，陈毅与刘伯承两部近70万对国军50万，只有苏北国军12万对粟裕3万，中原则是国军30万将李先念5万人团团围住。结果呢？极具戏剧性，凡是国军兵力劣势的战区都取得胜利，反倒是国军绝对优势的2个战区——苏北，被粟裕7战7捷吃掉5.6万，中原李先念胜利突围，一根毛也没掉下。

这是军事方面，国军竟然无法投入自己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力量，国民党政府组织动员能力之低，可见端倪。

再看后勤组织动员方面。传统史料宣传解放军消灭了800万国军，事实远非如此。46年国军430万，当年国民党因为裁军（45年抗战胜利时国军总数大致有600多万）停止征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征兵68万人，同年还计划征兵100万，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说明该征兵情况，因为那时候局势已经恶化了，国统区在缩小而且有些与中共交战的地区，民政已经被打乱。人民离乱，就算征兵达到一半50万，然后是49年再征兵20万，这么加起来总共就是570万，另外再减去撤守台湾的58万军队，实际上被解放军消灭数量是510万左右，这就是3年内战被解放军消灭的国军总和。也就是说，3年内战，国民党政府以国统区3亿人口规模不过征兵138万！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征兵数量还引得后方批评不断，生生背负一个“抓壮丁”的恶名！

反观中共，在东北三省，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记载：三年来东北人民以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九百零九人的子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参军人数接近100万。当时东北人口不过3000万，中共就可以20：1征兵近150万而波澜不惊。而山东人口不过2000多万，而中共同样可以征兵100万。两个解放区征兵人数已经是国统区征兵总数近2倍——这还不包括民兵等准军事组织的数量以及规模更庞大的支前民工数量——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地区支前民工总数都是以千万计。在这压倒性力量对比面前，什么谋略都是渣啊！

后世把三大战役拍成电影。其中淮海战役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里面毛泽东在战役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60万对80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吸一口烟，毛氏毅然以挥手：“夹生就夹生！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在艺术塑造上伟人形象真可谓光辉夺目。

事实是怎样呢?撇开当时经济财政因素不论（这个也很致命），只说人力对比，国军80万是在淮海战役投入84个军满编状况下的兵力，但是因为频繁的战争消耗以及后方财政的恶化，没有一只国军部队编制完整，实际上当时国军投入战场总兵力不过51万。而解放军60万仅仅是算了正规野战部队，还有大量的军区部队、民兵、后勤民工没有计算在内，即使只计算解放军野战部队与军区地方部队，其投入淮海战场总兵力已经超过110万，是国军的2倍。如果再计算民兵与后勤保障的民工，解放军与国军力量对比绝对是压倒性的。陈毅在战后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550万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据《淮海战役支前记》记载，淮海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共543万人，担架 20.6 万副，大小车辆 88.1万辆，挑子 30.5 万副，牲畜 76.7万头，船 8539只，汽车 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 9.6 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543万农民为华野提供后勤！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就算民兵等准军事人员包含在这543万以内，淮海战役双方的人力也不是什么“60万对80万”，而是50万对640万！这样压倒性的人力对比面前，那里是什么“夹生饭”，明明是一锅香喷喷的八宝饭！

下面，再看看工厂组织与生产。

1946年，国军在四平击溃林彪主力，一路高歌猛进，东北除了哈尔滨，精华地区全为国军所占据。而东北的工业体系冠绝全国，在世界上也能排名第六。当年张作霖以此可以争天下，小日本更牛逼，以东北为基地不仅可以北据苏俄，还可以南略中国。太平洋战争以老美的国力还打得如此艰苦死伤惨重，核心抵抗力量就是日本在东北的军力与物力。

当时东北的工业设备固然相当部分被苏联拆走，但是产业熟练工人还在，剩余设备合理组织，也不是不能恢复相当的生产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共东北局，依靠收集关东军遗留的设备、配件（苏联支持了一部分设备）生生组建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不仅能够支撑东北林彪部百万大军作战，还能给关内解放军以极大的支持。当时东北中共最大的兵工基地——大连建新公司（包含钢铁厂、化工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金属厂的一个完整体系）主要供应华东战场，内战期间为华东供应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炸药450吨，迫击炮1200门以及其他大量武器。没有建新公司的支援，粟裕根本无法组织淮海这样规模的战役！所以，淮海战役后，当陈毅发表了那个550万的感慨后，粟裕连忙补充：“还要感谢大连的炮弹。”

反观国军。占据地区可谓东北的精华——抚顺有煤、鞍钢有钢、辽中平原是东北传统粮仓、沈阳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小丰满电力可以供应全东北。这样的基础怎么也比中共强上无数倍，结果东北这些资源不仅不能支撑东北国军作战，反倒要中央财政每年补贴1亿美金军费！国民党政府东北主政首脑可谓无能到极点！

所以，国民党丢掉东北，不怪马歇尔，也不怪杜聿明，第一该杀的就是主政的熊式辉！少年时期曾经读过一部小说——《蔚蓝天空的脚印》。这部小说讲述的却是一件惊人的史实——中共曾经靠捡关东军的破烂，居然造出了飞机，还上天执行的任务！后来回想不仅感慨万分——当年东北主政的熊式辉有高岗团队一半的本事，国民党政府何至于丢掉东北？

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情冶系统的效率其实也是一个组织层面上问题，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情冶系统全面溃败反映了国民党组织系统的混乱，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可以称作是一种人脉式的管理，多是同乡、师生、亲缘关系。其组织系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选拔，而是私相授受，其严谨性甚至是连封建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间谍组织很多就是通过这种人脉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国民党核心部门。例如中共早期的龙潭三杰之钱壮飞就是被当时中统头子徐恩曾引为同乡而加以信任，而酿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国民党情治系统的全胜之局——在武汉抓获了中共领导秘情工作的首脑顾顺章，从而破获了中共几乎是全部的高层组织成员的名单和住址——变成了完败之局，本来可以一网打尽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博古，聂荣瑧等高级领导人得以从容潜逃。

国共内战中对国民党的完败，红色特工到底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因相关的一些档案并没完全公开，但其对中共赢得胜利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看看红色特工身居的职位，大家就能够作出个人的判断。刘斐，国防部次长。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的厅长。吴石，参谋本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熊向晖，西北军政领导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其向中共通报了胡部将要进攻延安的计划。还有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据《南方周末》文章《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这篇文章明确无误表明了卫在辽沈战役中的“特殊作用”。

红色特工除了活跃在国民党高层，在一线作战部队也处处可见红色特工的身影。据《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记载，国民党将领邓文仪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这种提法未免过于夸大，但是红色特工在国共内战中帮助中共取得最后的胜利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何基沣，中共党员。先后担任国民党军77军军长、33集团军副司令、徐州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与同为中共党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率59军、77军于贾旺、台儿庄起义。因为三绥靖区开了这个口子，让华野长驱直入将正在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团团围住，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韩连城，46军军长。43年秘密面见周恩来参加中共。在莱芜战役关键时刻突然消失，迟滞了国民党军突围2个多小时时间，让李仙洲兵团上下失控，乱成一团。帮助粟裕以几千人轻微代价全歼李仙洲兵团5.6万人。

廖运周，85军110师师长，中共党员。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率部阵前起义。导致黄维兵团军心大乱，彻底陷入中野合围。

1948年4月山东潍县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中共党员。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解放军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

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

与在国民党军队中活跃的红色特工相比，国民党情冶系统不仅毫无作为，而且在战争关键时刻经常被错误信息误导，从而导致军事作战的失利。这类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1946年8月，国民党郑州绥署获得解放军散布之假情报：“荷泽附近民主联军，正弃城向北溃退”，该绥署认为机不可失，立即下令整编第3师率整编20旅，于3日晨轻装向荷泽挺进，乘虚占领该城。结果在定陶西南大黄集附近被中野4个纵队伏击，整3师被全歼。

1946年10月，郑州绥署依据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下黄河小组情报人员密报：“鄄城以北没有民主联军一兵一卒”，该绥署居然没吸取整3师于定陶附近被歼之教训，令荷泽整68师乘虚占领鄄城，整68师整119旅进抵鄄城南约5公里，遭遇中野主力第2、第3、第6纵队攻击，3日后整119旅被全歼。

最奇葩莫过于国民党整26师与快速纵队被歼灭的战例。

1946年12月，山野在宿迁、仁和圩附近歼灭国民党整69师后，依预定计划准备围歼向城附近国民党整26师及快速第1纵队，战前山野司令员陈毅所下达的作战命令恰被国民党整26师截获，整26师获得此命令立刻又被26师内中共情报人员侦知并及时传递给山野，陈毅立刻命令向作战目标区集中的山野主力在严密情报封锁下昼伏夜行，到达目标区附近仍在严密情报封锁下隐匿埋伏，待命行动。整26师截获该情报虽然向徐州绥署报告，并建议调整战线后退至博山口，与整51、整77师取得联系，徐州绥署据报令空军反复侦察，未发现敌情，先入为主误判为共军散布的伪情报，对整26师之建议未予批准。结果山野部署完毕后，又安排峄县城内中共情报人员伪装城内民众领袖，以感谢整26师师长马励武德政并表彰其战功的名义，向该师留守处接洽于新年元旦向马励武献旗；马励武果然中计，在未向徐州绥署请假的情况下即擅离防地，趋车至后方峄县过年（此公自己截获华野情报，居然轻率相信国防部的判断，已经认识到部队态势过于突出，却不作任何防御准备就离开部队，实在让人费解）。47年元月2日，山野主力发动突然袭击，因马励武擅离防地，群龙无首，国民党整26师一片混乱，2日后整26师被全歼，还搭上一个快速纵队。这场战役，整26师本来缴获山野作战计划，在情报上获得优势，结果由于组织系统的混乱，反倒被我军情报人员利用，生生创造出一个全歼国民党整26师的一个良机。国民党情冶系统的无能可见一斑。

淮海战役，中共特工玩弄国民党高层如股掌之间

中共红色特工最出色表现是在淮海战役。在这种决定国运的决定性战役中，中共红色特工“下了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1948年11月初，济南战役后国民党侦听机构发现解放军有几十部电台由济南向临沂方向移动，判断其有进攻徐州的意图。当时国民党国防部拟定的对策是：“以主要城市（徐州）为战略要点，同时以精锐主力组成机动应援兵团。”按照这个方针，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等主力都要收缩到徐州附近。这4个兵团一后撤，东侧第九绥靖区就孤悬在外了。原本驻守在连云港的第44军就必须撤退。

44军撤退路线有两个方案。一个走水路，安全但是耗时长；一个沿陆路向西直接向徐州靠拢，但是这条路并不安全。怎么定呢？当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是装门面的，什么事都不做决策；副总杜聿明又在葫芦岛指挥撤军。于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赶到徐州客串指挥。顾祝同自己平庸无能，决策倚重国防部有“才子”之称的郭汝瑰。而郭汝瑰偏偏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郭汝瑰很容易说服顾祝同选择陆路方案，为了取得一线兵团司令官的支持，还提出将原属李延年兵团的44军划归黄百韬兵团建制。黄百韬能拒绝增加一个军编制的诱惑吗？当然不能。于是，黄百韬不但支持陆路方案，并且同意让自己的7兵团暂时停止后撤，等待44军归建。黄百韬自己的算盘是，暂缓后撤虽然有风险，但是北面还有三绥靖区两个军顶着，华野主力如果南下，三绥靖区部队将给自己足够的预警时间。谁知道三绥靖区两个副司令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司令冯治安又被软禁在徐州。在黄兵团等待44军的关键时刻，三绥靖区突然起义，华野主力长驱直入，将猝不及防的黄兵团围在碾庄。

这是中共特工在解放战争期间最精彩的布局。以44军为饵，在三绥靖区部下伏兵，一举将国民党一个主力兵团围住。立刻在淮海战役开始阶段为解放军赢得主动权。

与中共特工精彩的表现相比，国民党情冶系统在战役中表现实在无能。

黄百韬兵团被困碾庄之后，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回到徐州便迅速拿出两个解救七兵团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会合第十二兵团先击破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华东野战军以解黄百韬之围。第二个方案是：以第十六兵团守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之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同时令第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据杜聿明后来回忆，在他内心中认为第一方案是争夺战役主动权的上策，而第二方案不过是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的下策（具体分析见后面战事评述）。但是把这两个方案在总部提出商讨时，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对第一方案摇首反对。刘峙说：“黄百韬决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何况中原解放军的情况尚未完全明白，万一它的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又被吃，责任重大，谁来负呢？”第一方案否定了，第二方案获得通过。实际上黄百韬是当时国军最善战的将领，豫东战役中黄百韬以不到3万之众面对华野5个主力纵队10余万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仅坚守到最后援军赶到，还创造了以兵团司令亲自带队冲锋的先例。真正没把握的还是对中原解放军是否在涡、蒙一带的情报。这个情报不落实，谁也不敢拍板决定几十万军队作战方向。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在徐州附近人民支持下，对于国军成功实行了严密的情报封锁，国军的情报人员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情报机关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军得到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如此混乱、错误的情报让徐州剿总完全不清楚解放军的真实动向。

结果，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16万人去进攻华野30万阻援部队，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又扎进中野在涡、蒙一带布下的口袋。战局便急转而下。

国共内战，虽然大部分战役都在解放区展开，解放军有民众支持，有内线作战的优势。但是，大军作战——特别是几万十几万部队的调动，实在有太多线索可以侦知轨迹：宿营地的痕迹、物资的采购、民工的动员、掉队的士兵，这些基础情报不难采集，如果有一个可靠的情报分析部门将这几方面基础情报一汇总分析，不难发现解放军主力动向。特别是解放军虽然是内线作战，但是其后勤主要靠大量的支前民工随军运动，所以，即使解放军能够昼伏夜行大踏步快速运动，但是支前几万十几万民工很难有军队那么严密的组织——国民党还有空军协助侦察，找不到几十万解放军的踪迹还找不到几十万民工的踪迹吗？找到民工运动的轨迹也就找到了解放军的动向，掌握了解放军主力的动向，很多战役也许就是两个样子。

据《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描述莱芜战役地方支前解放军情况, 华东野战军原来准备集中主力歼灭自陇海路新安镇两侧北进之敌，于是地方政府动员各路支前大军随同部队纷纷向鲁南开进, 后来情况突然变化, 华野决心以主力星夜转头北上, 经了300里急行军迎歼由胶济路深入莱芜的敌军，50万各路支前大军便也肩挑马驮, 匆忙向北转进, 以保证对主力的供应——如此大规模地方民工运动，国民党从空军侦察到情报机关居然一无所知，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过去看一些解放战争的老电影，在战争失败后，国民党高官总会说一句：“美国顾问团又要骂我们无能了。”此语可以作为国民党情冶系统最好的注脚。

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不喜欢的同学可以跳过不看）

戡乱动员令出台背景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层自信满满，以为能迅速取得胜利。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国民党就因为前线损兵折将以及后方经济危机，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对山东的进攻很快就遭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重大失利，在东北战场中共也挫败了国军的攻势并发动反攻。军事形势的恶化彻底震撼了国民党高层。到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军事失利还只是国民党统治危机的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同样未能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将中间力量越推越远；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经济次序一片混乱；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频频失利，国际援助远低于预期；甚至在党内，执政的危机让派系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而难以调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形势恶化之快，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预料，导致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乐观，现在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态消沉，对前途悲观绝望。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此等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

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日益冷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濒危阶段”、“非生即死”等用语，形容1947年中之局势，认为：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他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质问：“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 实行“戡乱动员”，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就是蒋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气精神”的重要举措。

战争确乎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全面内战开始后，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迟迟未能进行公开的战争总动员。战争之初，为了对外维持“和谐”、“和平”的国家形象，国民党动武的名义是“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等名义。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虽然断绝了国共关系，但用兵名义仍为“绥靖”，即清除地方之“不靖”，以缓和舆论要求和平之压力。

当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并面临统治危机时，国民党已经意识到，仅靠军事力量无法打败中共。蒋介石在《剿匪战事之检讨》中明确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

1947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如何整合力量“讨伐”中共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实行案》，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萧铮、任卓宣等提出：共产党问题是今天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感受威胁，在舆论上受到压迫，应该转变空气。大连市党部、重庆市党部等向全会提出议案，要求下令否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予明令讨伐。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全会公开宣示，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其后，国民党在山东和东北战场接连失利，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学潮，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强烈的震憾，实行总动员、以全国之力与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渐强烈。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政府应变成战时体制，使能担任全国总动员之任务，以全面之力量，攻击全面叛乱之敌人。徐永昌和贾景德也向蒋介石提出：“现在我方是以经常应付非常，应以非常应付非常，一切以灭共为目标。吾人应承认，今日之中国，可能成为共党之中国，吾人应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灭共”。蒋介石于此认为：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戡乱动员”因此而呼之欲出。

戡乱动员令实施

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声称“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表示“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戡乱动员”由此成为国策。与此相配合，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强调“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大力组训民众，协助征兵征粮，确立国民党对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的领导地位，发起“戡乱建国”总动员运动。

“戡乱动员案”通过之后，对于如何实行“戡乱动员”，国民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可继续实行1942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也有人认为，《国家总动员法》为因应对日抗战而制定，继续沿用于“戡乱”，有使中共成为交战团体之顾虑，不如另订“实施纲要”较为方便与灵活；结果后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案与4日国民政府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案”一般并称为“戡乱动员令”），规定在“戡乱动员”时期，应积极动员兵役、工役及各项资财，凡有规避妨碍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日用品价格、工薪及物资、资金、金融业务，得加以限制或管理；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根据这个纲要，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实行“戡乱动员”的具体政策措施。27日，国防部命令各地警备司令部：对游行、请愿、罢工、罢课之处理，除出动警察外，必要时可出动宪兵、警备部队协助；如发生暴动抗乱情事时，警备部队可在请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后出动镇压。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规定禁止罢工怠工，遇有劳资纠纷，由县市政府设立劳资纠纷委员会裁决，并得强制执行。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学生自治会不得参加校外团体活动或有校际间联系组织，校方可审核撤换其负责人，并可在其违反规定时撤销解散之。9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实行征兵征粮；征调、征用或租用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民间运输工具器材；必要时得停止或酌减客货运输；国营工厂生产应优先供应军用；民营工厂生产应以军需为要求，可以征用改造等。

戡乱动员令——动员资源效果甚微

国民党出台“戡乱动员案”，实际上期望将国家转成战时体制。通过严峻法令，稳定后方统治，最大程度调动国统区资源，来支撑与中共的战争。

任何政策都要靠组织系统来执行。中共就曾多次强调：正确的路线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国民党由于组织系统涣散而低效，党内干部贪污腐败盛行，所以，国民党虽然以“戡乱动员案”法律层面明确了国统区进入战时体制。但是其在动员资源层面收效甚微。

以粮食为例。1947年全国稻、麦登六种主要粮食产量为22.5亿市担，约占1936年产量的97%。也就是说，粮食生产与战前并无变化。而1936年的中国人口为5.7亿（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由于战争的影响，1947年中国人口仅有4.06亿。人口在减少，粮食生产却没有下滑，应该粮食供应很充裕。

但是，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国民党组织效率的低下以及错误的经济政策，作为民生最基本的粮食问题一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难题。城市粮食消费有增无减，各地粮价不断上涨。据《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种全会辑要》记载“各地粮情之紊乱，粮价之暴涨，无凭遏止”。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竟高达 446万吨，而粮食进口因国际配额管制，只能弥补供应缺口的 1/10。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实行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在其涣散低效的组织执行下，粮食实征数竟节节下降。战后初期的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在“戡乱动员案”实施第一年度——1948年粮食征收反而剧降为2000万石。由于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在城市里经常发生抢购粮食风潮，加剧了社会动荡。

反观中共，其解放大城市后，通过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几个区域粮食统筹调配，很快就让粮食供应稳定充足，粮价趋于平稳。所以，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根本还是一个组织系统的问题，即使有“戡乱动员案”法律层面的支持，没有一个完善有效的组织系统，所谓动员资源也就是一句空话。

虽然，“戡乱动员案”在动员资源方面收效甚微，但是在钳制舆论、打击中间以及进步势力方面倒是效果显著，但一味高压，反而让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执政当局更加离心离德。

政治高压让社会各阶层离心离德

“戡乱动员令”发布后，除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支持战争之外，其最大影响在于对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之限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舆论压力下曾废除若干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法规。1946年12月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人民自由权利也有较为宽松之规定。但不等这些规定落在实处，随着民间反战运动的高涨，尤其是中共对反战运动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战学潮，使国民党后方城市局势动荡，直接影响其统治的稳定，迫使国民党不能不加强统治，更多地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戡乱动员”则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合法”依据。1947年12月25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施行的当天，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例”的施行区域，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或“绥靖区”，1948年11月4日，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动摇之际，由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

194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规定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若干地点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审理与“戡乱”有关的案件；判决后不得上诉或抗告，但处五年以上徒刑者可向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申请复判。国民党设立特刑庭的目的，是“与戡乱建国相辅而行，审判案件应与国策配合”，避免出现一般司法审判须经多级审理、需时较长的情况，以迅捷强力手段镇压中共及国统区民主运动，安定后方形势。为了保证特刑庭的审理能够配合“戡乱建国”之国策，蒋介石指示应尽量由军法机关人员兼办特刑庭的业务，各地军政机关和军警部队并应切实协助特刑庭的工作。军事当局甚至主张，不仅在每一绥靖区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设立特刑庭，并随军队进止而随时判案，只是格于司法当局之不同意见而未实行。根据194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决定，各地国民党干部联席会议于必要时得邀请当地特刑庭负责人参加，并随时提供情报供其参考；特刑庭于承办案件发生困难时，亦得商请各单位予以协助。特种刑事法庭因此成为国民党镇压反抗、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

但是，政治高压并没换来统治的稳定。

中央特刑庭成立的第一个月，仅审理南京上海二地的复判案件即有二三百件，可见特刑庭的判案数量不在少数。但即便如此，国统区各城市的“危害治安”案件仍层出不穷，社会动荡有增无已，仅1948年上半年比较有影响的学潮和工潮就有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潮，2月上海申新工潮，4月北平学潮，6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全国性学潮。为了遏制形势的恶化，8月17日行政院又发布命令，规定：一、司法警察机关于情形紧迫时可无搜索票而迳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二、对于罢工及其他妨害生产之行为严予禁止，违者移送特刑庭；三、对于学生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口头煽惑、破坏秩序者，切实禁止或解散，重要者送特刑庭；四、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应切实负责维持秩序，发现违法者应向治安机关陈报，并尽可能协助侦取证据，违者应予惩处。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之下，也由于中共根据形势变化而适度改变了城市斗争策略，1948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学潮和工潮的发生频率有所下降，但是国统区形势并未因此而平静，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对中间势力打压，给国民党制造更多的对立面

国共内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主要党派中，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先后站到了国民党方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并因此以政府成员的身份，支持“戡乱动员”，成为国民党的友党。中国民主同盟则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要求实行政协决议，成为中共的盟友。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民盟及其领导人也还与国民党维系着一定关系，仍然参加一些由国民党主导的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并且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内战初期，当国民党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共问题时，虽对民盟亲中共的立场颇为不满，但为对外显示其“民主”形象，仍对民盟保持了一定的容忍。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而民盟又不断批评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尤其是在“戡乱动员令”发布后，民盟公开表示“痛心”和异议，使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

“戡乱动员令”发布后，7月7日，有记者问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政府对于反对内战派如民盟，今后态度如何？”孙科当即表示：“动员令颁布后，反对内战等于反对国策，亦即反对政府，当然要取缔，不容其存在。”孙科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鸽派人物，连他对民盟都有如此严厉的态度，预示着国民党对民盟态度的重大变化。

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之罪名，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处以死刑。民盟南京办事处也受到警察的监控，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如此种种强烈的信号，显示民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

面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民盟领导人在上海连日会议，讨论对策。鉴于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一向为公开活动之政党，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安全，暂避镇压之锋芒，他们在27日决定，派黄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国民党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则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

但国民党为杀鸡骇猴，已经等不及民盟的表态，而于27日由内政部发布公告：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声明“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命令既下，黄炎培亦到南京，与已在南京的罗隆基等，连日与张群、吴铁城、邵力子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涉，提出解决问题的善后办法。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动，解散总部，领导人辞职，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员的责任，并保证他们的自由权利。虽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论行动为国民党所强烈不满，但民盟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其领导人多为有地位有声望之人士，其中一些人还与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方面有一定的个人关系，国民党出于各种考虑暂不便断然予以镇压。已经退出民盟、并且与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民社党和青年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李璜亦专函致行政院长张群，希望“政府适可而止，不必株连，以安人心”。在民盟愿意自行停止活动、国民党借此警告所有反对派的目的已达的情况下，国民党亦考虑留有余地，对民盟成员故示宽大。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长张群和黄炎培谈话，表示经过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结束，不再下解散令；黄炎培则要求，民盟成员一律免除登记，被捕者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得张首肯。11月5日，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与国民党商谈结果及民盟停止活动等事宜。沈钧儒、史良等对公告有所异议，但“终以大局被迫至此，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其后，民盟发布公告，声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决定民盟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

至此，曾在战后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停止公开活动。在此前后，农工民主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镇压，也陆续停止公开活动。

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固然使其统治少了公开的批评者，耳根清静了不少，但却在政治上大大丢分，严重影响其极力对外展示的“民主”形象，并未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反而促使民盟此后更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共方面，增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力量。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可谓战后中间道路走向的转折点，此后，民盟等中间党派转而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对中间势力的镇压不仅没有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反而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对立面，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1948年年末。因币值改革失败以及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学潮、工潮、抢粮风潮如风暴一般席卷江南，“戡乱动员令”形同虚设，国民党的统治基本瓦解。政府、军队或公开起义，或等待中共接收。国民党政令不出总统府。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所到之处几乎传檄而定。

“戡乱动员”是国民党在统治危机时的应变之举。但是，国民党的溃败是其组织系统的全面溃败。仅靠一个“戡乱动员”显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戡乱动员”实行一年之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不得不承认：“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至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戡乱动员”不但没能动员资源支持其反共战争，反倒因为钳制舆论、限制民众自由权力、打击中间势力，让社会各个阶层对国民党更加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本来就沉疴已深，偏要用虎狼之药——国民党迅速溃败当为此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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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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