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
导读：
谁制造了恶性通货膨胀？
国民党如何在1年内将自己的家底败得精光？
金圆券改制为什么失败？
中共的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黄金美元？
中共为什么能获得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
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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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宋子文先生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公1944年担任行政院长，1947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黄金风潮而下台。此间风风雨雨，不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历史，更勾画出国民党政府经济由高峰而急速向下坠落的轨迹。经济的快速崩溃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决定性因素，宋氏也堪称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第一罪人。
这里多罗嗦一句。宋氏担任行政院长职务后，虽然交卸了外交部的职务，但由于其多年主管国民党政府外交，特别是其号称在英美友邦中人脉深厚，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其对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影响依然举足轻重。所以，国民党政府经济与外交两大领域基本是宋氏主导，这两大领域本应该是内战中为国民党政府加分的筹码，结果在宋氏主导下，经济固然是快速崩溃，外交则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读民国史，常使人感慨万千——国舅误国，宋氏堪称空前绝后！
外交是篇大文章，这里姑且放下。说说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轨迹。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此公上台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间掠夺黄金。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向民间推行了一项“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这项存款是用法币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黄金。当时推行这项存款对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黄金在乱世的保值功能强，老百姓纷纷将闲钱存入银行指望到期能获得黄金。据统计，该项存款达到624亿法币。到了45年6月，这项存款大部分即将到期，该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兑现黄金了。
宋子文却出台了“黄金购户四成捐献办法”的法令，以抗战为名勒令购买黄金客户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客户将其应兑现黄金一律扣减4成作为捐献！此法令截止到1946年，共从民间掠夺黄金达到820468两。
这尼玛什么政府法令？！！见过无耻的，但还没见过这样无耻的！ 捐献基本前提是靠民众自愿，有这样直接在民众存款中直接扣除的吗?还是扣除4成！这与赤裸裸的抢劫有什么区别？这么一个混账法令出台让外界怎么看到你国民党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
宋子文先生干的混账事还远不止这项，后面做的一件比一件混账，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
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颇有些家底。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达到历史最高峰；折合美金达到85805万美金（其中黄金约568万盎司），另外，接收日伪资产也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这个数字后世估计大致在4亿——8亿美金。如此雄厚的家底是国民党政府下决心军事剿共最大的依仗。蒋介石在纪念国父演说中就公然宣称；“本党的力量比起二十几年前，已经大过好几十倍，”后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目前财政足以支撑军事作战两年有余。”
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进攻。仅仅打了半年，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是后方经济危机爆发，国军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历史中往往一边倒的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因为全面进攻中部队损失过大。诚然全面进攻中国民党损失100多万军队，但是只要军费有保障，人员的损失很容易补充。1946年6月国军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兵力约200万人，直到1947年12月,国民党军(正规军)依然保持着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的编制,总兵力还是198万人，军力并没有下降（被歼灭的大都是地方杂牌部队，核心5大主力以及次5大主力基本保持完整）。但是财政危机让军费不得不大幅度削减，于是前线军事策略只得随着经济坠落的轨迹节节调整——由重点进攻到全面防御，到重点防御。48年7月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解放军立刻在军事上总摊牌——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无力回天。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号称经济专家、理财能手的宋子文先生如何在短短两年内将国民党政府十几亿美金的家底折腾得精光的！
抗战胜利，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次序。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国统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次序很快就可以恢复——要知道，当时的沦陷区囊括了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能迅速恢复经济次序，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为提升。
但是！国民党行政院与财政部官员们却偏偏要折腾！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
国统区民众特别是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是欲哭无泪，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破产!试想，假设现在告诉你——你手上的100元如果到上海江浙可以当400—600元用！大概没有人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于是国统区官员、民众铺天盖地拥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
以黄金为例，抗战胜利时昆明的金价折合法币65000元1两，而到了南京，才10000元1两！其他的物资包括棉纱、丝绸、煤炭、粮食……沦陷区的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这么严重不对称的物价，让所有人都对物价有了强烈上涨的预期。于是有钱有关系的大肆收购沦陷区物资炒作，没钱没关系的也拼命购买物资囤积。结果，抗战刚刚胜利，沦陷区先就陷入混乱。
这么一个脑残政策出台，带来三个后果。其一，沦陷区经济混乱，各种生产迟迟无法组织，更加剧了物资短缺，让大型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倒因为要给各种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负担；
其二，人心丧尽！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结果呢？“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用一个币值汇率政策就将所有沦陷区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其三，因为币值差异，导致后方到沦陷区大肆抢购物资，加上沦陷区生产无法组织，物资短缺，使物价开始难以控制——好吧，国民党政府给自己生生弄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
本来抗战胜利，为国民党政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局面。以物价为例，因为沦陷区的接收，法币使用范围扩大，加上抗战胜利民众对未来物资短缺的心理得以消除。一度使全国特别是沦陷区物价急剧下降。当时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1/3，黄金价格为高峰时1/5，美元兑换价格也下降40%。而在沦陷区以上海为例，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36%，黄金与中储券的比价只达到高峰时1/6。结果财政部法币与伪币1：200兑换比率政策一出，形势顿时逆转。11月起，从沦陷区波及全国的物价重新上涨，12月全国物价已经恢复到8月水平，而在沦陷区情况更为严峻，以上海为例，11月物价较9月上涨达到1.87倍，涨幅超过抗战最严峻的时期！
哈佛大学经济系高才生、财经专家宋子文先生，生生为自己造了一个远比中共更可怕的对手：恶性通货膨胀。从此，这个对手就一直成为悬在国民党政府头上的的达摩克斯之剑。48年剑锋落下，国民党政府轰然倒地——所谓的三大战役的胜利不过是解放军在国民党政府倒地后再踏上了一只脚。
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为了对付这个被自己制造的对手——通货膨胀，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政的第二招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正是这个恶政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何为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以稳定币值。同时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另外就是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三管齐下，目标都是一个：控制物价！
我该怎么来评价这个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呢？话说历史上执政者不是没出过败家子，但国舅这样的败家子纵观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以中央大义名分加绝对权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有无数货币工具、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国舅爷的办法偏偏是最笨最愚蠢的办法！
首先，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最起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宋氏地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国共必有一战（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大致是从1946年3月开始实施，标志性事件就是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一触即发）。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实行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是在鼓励民间踊跃投机吗？关于战争期间为什么投机市场会活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茅盾的《子夜》。这本书形象的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希望在民族工业领域作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战争必然带来物价波动，政府第一该做的是严厉打击投机而不是相反。战争本来就为投机创造了丰富的机会，如果投机可以获取暴利，那么谁愿意去老实巴交的生产？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舅爷这个财经专家怎么不明白？？？
再看看国舅爷三大稳定物价的举措。
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好吧，一旦法币贬值——不管是因为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那么就只能政府买单，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进口物资需要外汇，好吧，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一年就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金融投机盛行。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任何人都希望找到可靠的渠道保护自己的财富。好吧，现在国民党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买黄金。于是大量的资金狂潮般涌进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长官，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黄金。各地银行也纷纷抢做上海汇款，甚至有包机运送现款到上海抢购黄金。比如当时徐州并非工商码头，而是军事重镇。但银行钱庄却纷纷到徐州开设分行，将军饷套出来做黄金投机生意。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奇观，中央银行由南京向北运输钞票（主要是军饷）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调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实际直接开往上海）。黄金投机如此剧烈，宋子文当局竟无任何应对措施——比如控制银根等等——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而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大量发放的贷款加上各地流向上海6000亿资金以及上海2000亿游资——不算生产贷款，光是涌到上海投机黄金的资金就是8000亿，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与法币的挂牌价大致是4000元/条，那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计算出，要全部吃下这些游资要2亿条黄金，就算是一半也要1亿条，1条黄金按10克计算1亿条黄金就是2000万两；2亿条黄金就是4000万两，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000万两，宋国舅只要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应该知道，手里那点黄金储备根本就无法平息汹涌的黄金投机潮。
但是，宋国舅不仅算术水平糟糕，还偏偏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初就放出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谁知道其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执行还不到1年，到1947年元月黄金价格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趋势。
时间（1947年）黄金最高价格千元/条黄金最低价格千元/条
1月4日45803954
1月31日46304190
2月4日47004400
2月7日53304840
2月10日72005430
2月11日73405810
2月13日78006700
中央银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用完，更租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救急，但是在庞大的抢购黄金资金面前，运来的黄金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央行抛出的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整个2月的上半个月，一共只抛售10900条。央行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而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商们已经觉察到央行库存黄金快要见底的信息，特别是抢购黄金中发现重庆印钞厂的印记。于是市面恐慌，掀起抢购黄金的高潮。
2月15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宋子文终于认输，宣布央行停止抛售黄金。顿时，上海黄金市场变成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民众集中抢购黄金与物资。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就是一张废纸！黄金一停售，物价立刻狂涨。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568万盎司的黄金储备减少了331万盎司——大半家底没有了，物价也没控制住，成了双输的局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宋子文先生第二个举措：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
这个举措简单的说就是高估法币币值来刺激进口。好吧，宋子文先生又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为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来刺激进口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本国生产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个政策一出台，大量美国货潮水般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都是USA制造！国内民营企业几乎无法生存，纷纷倒闭。
当全民都开始使用美国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货要用国家外汇来换，美国货盛行相当于老百姓吃穿用度都在用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这么干别说是民国，就是美国也扛不了几天啊！
所以，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的政策一实行，立刻出口基本萎缩未0，而外贸入超猛增——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金！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没有了。
看到这样的局面，宋子文先生又慌了手脚，终于在1947年2月5日，颁布了“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即自2月16日起，对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出口价格给予百分之百的补助；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但是对于机器、棉花、米麦、煤油等美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
即使这样委曲求全，美国老爷依然不答应。
鼓励出口法令一出台，美国驻沪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国民党政府各轮船公司，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以及美国海关税则有冲突，所以，领取国民党政府津贴的货物到达美国后将特别课税——也就是说，你国民政府对出口商品补贴多少，美国政府将加征多少。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完全被美国垄断，美国强硬的反对，宋子文这个鼓励出口的法令也就无疾而终。
出口打不开局面，进口却依然无法控制，虽然国民党政府大量出售了日伪资产来平衡收支，但是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了45372万美金！换句话说，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8.5亿美元的家底，被宋氏一年就亏空5亿多美元，剩余家底不到2亿！如果加上出售日伪资产、物资的收益，宋氏花掉的将达到7—8亿美金！要知道46年一年的军费也不过1亿多美金！
宋氏败家行为，莫过于“美军垫款案”为甚。
1942年，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美签订“中美互助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军驻华费用由国民党政府垫支，最后由美国买单。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只支付了2.5亿美元。1946年8月，美国派人来华与宋协商垫支费用问题，宋竟然私自答应，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巨额美元外汇现款，反倒承受巨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以法币价值高估为借口只认账2.5亿美元（美国大量出口中国物资时怎么不提法币高估？）。国民党政府已经吃亏很大。可是，从1945年到1946年8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又为美军垫付1300亿费用，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价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剩余物资抵账，国民党政府反倒要为这些废品支付巨额美元外汇的运输费用。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导的几大政策，通俗点讲，法币对伪币汇率政策就是说：“去抢沦陷区吧！”，金融自由化政策更神奇：“来抢国库吧！”出口补贴政策美国大爷不答应，宋内阁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美军垫款案”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可以获得美元外汇的事情，偏偏宋国舅要倒贴运费收回来一堆破铜烂铁！
这就是这个经济专家、理财圣手在抗战胜利后1年内干的几件大事！多大的家当也经不起国舅爷如此折腾啊！
套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国舅爷起了我军想起而未能起的作用；干了我军想干却未能干的事情！
最奇葩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45年8月，法币发行量不过5569亿元，到了47年2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48378亿元，货币超发已经突破8倍！货币超发自然引发物价飞涨。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时期，国统区物价指数不过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一年则物价指数超过货币发行倍数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
1945年9月100法币可以买2只鸡，1946年1月只能买2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能买两粒煤球了。内战还没爆发，法币已经开始已惊人速度贬值。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政策失误没有第二个解释。
内战一爆发，军费开支巨大，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两个因素一叠加，法币贬值速度更为惊人。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 可买牛两头
1941年 可买猪一头
1945年 可买鱼一条
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家底被亏掉大半，还带来经济危机。正是这样的经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在前线军事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被迫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
为什么宋氏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的第一罪人？前面已经分析过，宋氏最无能的还不仅仅是1年时间亏空掉国民党政府大半个家底（至少是7-8亿美金）。最让人无语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也就是说，这7-8亿美元政府没用上，老百姓没用上，军队也没用上（政府与军队费用靠印钞来维持，老百姓白白被通胀掠夺）那么，这7-8亿美金那里去了？很简单，被金融投机者与洋商（巨额入超）拿走了。
如果，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比如，把宋氏换成孔氏担任行政院长（44年前就是孔氏主政），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不指望他能振兴经济，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8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
如果45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第一，法币与伪币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15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5-6年。要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
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5-6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举一个例子，30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5-6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
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
艰难的工业
经济重建首先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 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 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从宋子文公布的经济政策纲领来看，其无一策关注生产的组织与恢复。而其主导的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生产企业几乎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当时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大增。接着是人力成本大增——因为物价飞涨，为了平息民怨，宋子文当局在1946年4月宣布“全民涨工资”！不仅是公务员与军人涨工资，还规定了企业职员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策对日益艰难的企业是雪上加霜。等到好不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了，结果又遇到廉价美国货的竞争！因为法币币值被人为高估，所以原本卖2元的美国货现在只卖1元，这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怎么活？所以，当时民营企业纷纷把厂子关掉，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物资。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企业都放弃实业去做投机生意，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产业空心化”。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
1947年全国各行业产量与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 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全国轻工业产量大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与战前相比差距更大。
工业生产的倒退不仅导致社会物资短缺，对军工生产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139200支,机枪20400挺,82迫击炮2520门,79步枪子弹252000000发,山野炮弹780000发,82迫击炮弹 2140000发,手榴弹5100000枚,60炮可月产350门,60炮弹月产10万发。
而到了内战时期的1948年上半年,月产中正式步枪 13000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 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日伪军工企业——产量比较大的包括武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但是即使包括这些接受工厂产量在内,除了60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其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有所退步,如果扣除这些接受工厂的产量，原有兵工企业产量相比抗战期间出现大幅度减产。
战争期间，为什么兵工生产会减产？不是国民党政府不重视，而是兵工生产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来支撑——包括化工、机械、重工业等等，当全社会工业生产都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在倒退时，兵工生产很难不受影响。
民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廉价美国货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官僚资本的压力——好吧，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民国版的“国进民退”。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赤字 银行对政府垫款 钞票增发额
1946年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年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年1～7月 434,565,612 434,565,612 341, 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 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 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 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 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 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 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9、47、95页。）。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四）全面内战破坏了生产力，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为了支持战争，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民生领域百业萧条，因此催动消费类物价的持续上涨。而在农村地区，大量农田成为战场，劳动力被成批成批地征兵入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了极点。 （五）市场分裂，导致原料紧缺。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从这些地区被解放军夺取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汇编》显示，当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 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和制药工业，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区，形同孤岛。到了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全数停摆。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这才解了上海的断煤之虞。由此事可见，强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转之事实。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翁文灏本人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和粮食部长关吉玉都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是巴黎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唯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炫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翁内阁倒台后，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物价狂涨速度甚至超过改革前。]
失控的官僚资本
战后由于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出售外，其它部分都成为国家资本。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的影响，使民间投资与外资在中国投资都在逐年萎缩，而国家资本反而急速膨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 势。1936—1948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16. 35%，民营资本年均下降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6.72% 0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 资本总值（142亿元）的54% (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 64% (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 (战前为59%)——如果抗战胜利后执政党不是国民党，这样的经济基础差点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 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 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 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于1945年12月成立国家控股 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 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 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7.5万人，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 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 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 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拋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
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 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 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 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 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96个 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 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 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资源委 员会1946年盈余365亿元，1947年盈余1317亿元，但盈余率由 1946年的13. 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 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 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
国进民退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伤害。国家资本依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与民企完全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资本愈是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愈小，社会经济活力愈低。但是，国家资本扩张对国民党政府却又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国家资本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大量油水丰厚的职位可以安插权贵私人，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扩张可以方便政府更好的掌控经济，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让政府多了一个“钱袋子”。
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 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等等（对比当前的垄断央企，借助垄断权力与国家巨额补贴每年摄取丰厚的利润，但是上缴红利却不到5%，连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远远不如，还得意洋洋自诩“共和国之子”——真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 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
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 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 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 量只占61%，由于国营企业占据很多资源却只能产出很少效益，按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评述：“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资本扩张的批评达到顶峰。
1946年3月5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 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 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 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 指摘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 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凡是利 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 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
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 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 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 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
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 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 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
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 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 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 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 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
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 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 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 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 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
这些言论 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 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 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 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最后一搏——强行推动金圆券改制。为此蒋经国亲赴上海坐镇“打虎”。最后还是因为官僚资本的阻碍（杨子公司案），让金圆券改制功亏一篑。
以史为鉴，对当下国企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不无意义。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
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两白一黑”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行驶，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基本上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命运。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 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 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 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尔后， 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 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 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 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蒋太子上海打虎记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组织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管制层面。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峻刑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到28 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 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对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调集则缺乏基本的重视。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杨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杨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杨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守刮了大量金银。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他们支撑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另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中共经济篇：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
在过去几十年解放战争电影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可以耳熟能详：“我们是以小米+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
这句名言意义深远。
首先，这句名言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过于重视军事力量，而忽略经济建设。这基本是史实。其次，这句名言还深刻揭示出，中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充分依靠了粮本位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小米”的神奇威力。
何谓粮本位经济基础？就是在解放区，所有经济运行都是建立在粮食（或物资）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经济结构。解放区的货币不能兑换金银，但是可以兑换粮食与物资。这种特殊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与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首先，解放区的粮食或物资就是货币，所以，要筹集更多的军费支撑前线解放军作战，那么中共就必须把物资生产放到第一位，中共的财经工作基本就是恢复与扩大生产的工作——这与国民党政府财经工作把金银外汇放到第一位有天壤之别。
中共财经工作重中之重是农业生产。这主要通过“土改”来实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自然大幅度提高。
然后是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据1 9 4 6年胶东解放区统计, 已设立农业指导所14 处, 示范农场14 处, 蚕丝指导所2 处, 林场苗圃20 余处。山东省农业厅在营南设立农业指导所一处, 并附设了示范农场, 进行深耕细作, 试验示范, 及时推广和交流经验, 使粮棉产量都得到较大增长。滨海区由于推广了新的植棉技术, 每亩棉花增产皮棉15 斤, 比1 9 4 5年增产一倍 。
三是兴修水利, 增加了土地灌溉面积, 减少早涝灾害。解放战争时期, 山东解放区各级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打井修渠, 疏通河道, 粮棉产量得到较大增长。据渤海、鲁中、滨海、鲁南、胶东5个区的统计, 1 9 4 6年打井6 万余眼, J流通河道5 3 9 条, 筑堤9 3 3道。使土地增加灌溉而积85 万亩, 保护土地2 05 万亩。由于增加了抵抗早捞自然灾害的能力, 使全省增产粮食8 6 70 余万斤。
对于工业生产，中共并没有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而采用更务实的态度来恢复与扩大生产。在这个方面，东北解放区财经负责人陈云可谓一个典型。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陈云提出一系列主张。（一）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陈云在第6届全国劳动大会上对工人作报告时，把企业管理民主化讲得通俗易懂：“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陈云详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指出企业民主化是同严格的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提出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的具体措施。（二）要正确对待企业中的旧职员。为了正确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分析了工人与职员和下级职员与中高级职员的不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批评了在接收东北一部分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犯的右的或“左”的错误。 指出：要认识到，职员、工程师、管理人员都是生产中所不可缺少的。除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外，绝大多数职员是可以团结的，要让工人同职员搞好团结，这样才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三）倡导企业化经营和培养技术、管理人才。陈云认为，要办好人民民主企业，除了依靠管理的民主化之外，还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的原则和经济核算制。他在东北局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时指出：对旧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他指出：“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管理工作，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个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耗费。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四）实行工薪改革，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劳动竞赛，反对形式主义。1947年陈云主持制定了新的工薪改革方案， 反对平均主义。 他就新颁布的工薪标准执行问题向东北各省政府负责人发出指示说：新的工薪标准的基本精神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技术。因此，取消了过去以中等工薪作为评定工薪的办法，着重了交叉累进等级工薪制，以克服平均主义。新标准将普通职工的最低工薪由原来的40分提高到60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最高工薪提高到300分，在执行中，要严防将所有职工的工薪都提高20分和向300分看齐的平均主义作法。
正是由于中共空前重视农业生产与对工业生产的务实态度，这才奠定了解放区支撑战争的经济基础。
以山东为例，从1945年9月至1949 年10 月的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 山东人民先后出动1000多万民工, 10 多万大小车辆, 往前线运送了10 余亿斤粮食,数1 0亿斤弹药及作战物资, 转运了24 万余名伤员。支援我军胜利地进行了定陶、鲁南、莱芜、孟良尚、鲁西南、潍县、济南、淮海等50余个战役。而在东北解放区，中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7个兵工生产基地，这些兵工基地生产的产品（加上外部的援助）不仅能够支撑林彪百万大军作战消耗，还能援助关内解放军作战，成为整个解放战争供血的心脏！
中共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又采取战时“供给制”。所谓的战时“供给制”就是对财政负担人员——包括军队、机关人员、工厂职工按照基本生活标准供应粮食与物资。这种模式可以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从而最大程度集中资源支持前线战争。由于中共组织高效而严密，供给制又将行政开支压缩到极限，所以，中共财政在军费支出上竟能达到90%而且同时可以保持解放区经济形势的稳定——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奇迹！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间里, 并不富裕的解放区人民为什么能够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让解放军越打越强, 而人民的力量没有枯竭? 究其原因, 就是中共粮本位经济基础+中共严密的组织体系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粮本位体系不仅有力于恢复生产，更奇妙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在稳定经济，防止金融动荡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老蒋手下的财经专家，始终没搞明白一个剑桥、哈佛不会在课堂上教给他们的道理——光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但同时没有相匹配数量的生活物资、生产资料、工业品、农产品作为对应，货币依然只是一张印了数字符号的纸而已，不具备任何意义……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美元外汇，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不能用，而能换取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的纸币，在老百姓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发生战争的时候，为这样有威信的政府去流血牺牲才值得…………
很可惜，中共的人实在太土了，跟老蒋的留学生比拼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炒国债、玩投机、玩囤积居奇，是绝对斗不过的，这帮土老帽，眼睛里就只能看见柴米油盐酱醋茶、耕牛、火柴……什么大生产运动、什么南泥湾、什么三五九旅，全是为了搞这些东西的，把这些东西搞出来后，再印刷出没有黄金白银、美元外汇作抵押的纸币，让这些商品在自己的根据地里流通起来，居然老百姓就接受了这种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及格的货币，抛弃了老蒋按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发行出来的法币……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共一个根据地发行货币的历史，看看这种粮本位货币在战争中发挥的奇妙作用。
中共版的货币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很快沦陷，于是土八路挺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很快站稳脚跟，可是，没过多久，不满八路军势力扩张太快的老蒋，开始耍无赖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山东土八路一下子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你不给老子发法币，老子不会自己印钱啊？？俺们当年印红军币，信用那是杠杠的！”
于是自1938年起，山东根据地政府自己开始发行根据地货币——俗称山东币，但山东币刚出来时就遇到问题，就是其信用比不上在市面上同时流通的法币……
根据地一幕：
“吃得真饱啊，老板，结账。”
“几位八路首长，给你们打个八折，二十元。”
“给，二十元山东币。”
“几位首长，能不能给法币啊，我给伙计发工资，去买米买菜都得使法币，山东币不好使啊。”
“为什么伙计、卖米卖菜的都只收法币呢？”
“因为法币毕竟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嘛，有黄金储备，有信用，而且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可以换外汇哦，连日伪都在沦陷区收集法币，套购外汇呢，而山东币嘛，这个……那个……，八路首长，我是不是伤你自尊了啊，这样吧，这顿饭不收钱了，当请你们的。”
“这可不行，八路军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蹭饭吃了！”
“那首长给打个欠条行吗，以后有法币了再来还……别不好意思，日后的美国也是这样给全世界打欠条换东西的……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难道八路军还会吃饭不给钱吗？？哎呀，是不是又伤你自尊了啊？”……
………………
于是几个八路首长打了欠条，哭着回家了……伤自尊啊，太伤自尊了，你口口声声说“八路军嘛，咱老百姓信得过”，可是为什么就信不过八路军发行的纸币呢？？？
八路首长回家痛定思痛：这也不能怪老百姓，山东币的确是在完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凭空印出来的……可是今天的山东土八路，从首长到战士个个穷得叮当响，跟日本鬼子的战斗，能缴获几条枪、几十发子弹就很不错了，哪来的金银啊？？要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该怎么办呢…………
而到了国民政府实施外汇管制之后，情况更加严重了，日伪手里掌握着从沦陷区收集的几十亿法币，既然不能再用来套购外汇了，那就用来作为发动货币战争的武器，把这些钱涌进国统区、中共根据地抢购物资……
山东根据地，在一年之内涌进来几亿元法币，而当时山东年产粮油蔬果几百万吨，本来价值几千万元法币，可是市面上忽然多出来了几亿元法币，等于货币增发了十倍，但相应的粮食却没有增产十倍，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产粮大省山东，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粮价一年内涨了十倍，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当时八路首长的处境、心情，跟1947年的宋子文是一样的……
由于法币本来是在山东根据地合法流通的货币，所以日伪用法币打法币这一招实在是太毒，根据地政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物资被日伪疯狂抢购走私，物价每天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八路军战士们紧握武器，空有杀敌之志，却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
根据地陷入了经济危机，但也出现了机遇——山东币的竞争对手法币，由于严重贬值，不再被百姓所信任了，于是根据地政府顺水推舟的禁止了法币在山东根据地流通，先把日伪发动货币战争的源头掐掉……可是百姓不信任法币，不代表他们就会信任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啊，如果退回到原始社会般的以物换物交易，只会令经济更加凋敝，可能不用日伪来打，山东根据地自己就垮了……
问题是如何在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建立起山东币的货币信用呢，土八路里面没有哈佛、耶鲁的高材生，再说就算有，哈佛、耶鲁也没有教过这些完全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啊……当时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兼货币政策主持人，是薛暮桥，其在根据地政府的作用，大概相当于1946-1947年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但是这位薛局长却只有小学文化，要比学历，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宋院长那是没法比的。
但是小学文化的薛部长偏偏有奇招。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今天我们看财经新闻，通常是这么说的：“今天人民币的外币兑换官方牌价：兑美元7比1，兑欧元10比1，兑英镑11比1，兑日元1比8……美元最近快速贬值，预计未来处于下跌通道，大家手上有美元的快抛……”……
而如果你身处当年的山东根据地，你听到的财经新闻是这样的：“今天山东币的物资兑换官方牌价：兑大米7比1，兑花生油10比1，兑棉布11比1，兑花生1比8……最近两月花生涨价两成，黑市价更是涨了三成，连带花生油也涨价了，乡亲们，要多赚钱今年得多种花生啊，赶紧的……”
山东根据地政府宣布了全新的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只允许山东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流通，原先使用的法币、金银全部禁止流通，并按市价兑换成山东币；今后每发行100元山东币，工商局会用其中50元用来购买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农产品与生活物资，作为山东币发行的物资储备，其余50元则进入市场流通，根据地政府承诺以后无论谁拿着山东币，如果在商店买不到这些物资，都可以到工商局按政府规定的平准价格换取到一定数量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因为山东币与这些物资是挂钩的……
山东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充满创意、独一无二的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但其币值却很稳定，市场物价也很稳定……因为根据地工商局手里掌握着大量物资，如果发现社会物价上升，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少了，而流通的货币多了，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工商局就向市场出售储存的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而如果发现物价下降，说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了，而流通的货币少了，这样会谷贱伤农的，根据地政府就增发货币，开动印钞机印钱，收购大米、棉花、棉布、花生、食盐、花生油等等物资，充实库存……通过大量物资储备、控制货币流通数量的创新货币政策，山东根据地政府的山东币，实现了与实行金本位的美元一样的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在几十年后，西方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才提出相似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而在这位大经济学家还在念大学时，山东土八路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了……
山东币，终于成为了山东根据地百姓放心持有的专属货币了，市场物价稳定，商业贸易越来越繁盛，人们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经济越来越好，老百姓们很满意啊……
山东根据地政府就更满意了——终于可以自己印钱自己花了，从此政府日常运作开销、购买军需、军费开支全都不成问题了，不用看国民政府的脸色了，更不用怕日伪的货币战争了，而且，还有财政余力支援附近的兄弟根据地、和在陕北穷山沟里的中共中央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金融运作越来越有经验，现在轮到山东土八路开始准备要向日伪发动八路版的货币战争，报上次的一箭之仇了……
山东靠海，所以随着势力、地盘不断扩张，山东根据地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资源——海盐……
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政府重点管控的关键资源，山东土八路当时控制了山东所有的海盐盐场，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食盐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另外山东盛产花生，出产的花生油香浓好吃，而食用油也是人类生活的其中一种必需品，山东土八路当时也等于是控制了山东周边区域的花生油供应权，包括沦陷区……
掌握了这两种战略武器，小学毕业生薛局长开始筹划他的货币战争计划了……
首先，把之前在食盐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转手倒卖的二道盐贩子全部清除，由工商局取而代之，从此食盐全部由工商局属下的商店统购统销，无论是谁，要买卖食盐必须经过工商局……
然后，工商局把花生油也纳入了统购统销的范围……我们可以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名词来给山东根据地工商局起外号——“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
一切准备就绪后，“食盐垄断托拉斯”“花生油欧佩克”宣布，从今天起，无论谁要购买山东的食盐、花生油，都必须使用根据地政府发行的山东币……
根据地的百姓倒是没所谓，反正早已经习惯用山东币买东西了，可是日伪占领区那边马上就傻眼了……之前日伪占领区那边的商家都是通过地下的二道贩子购买根据地里的食盐、花生油的，用法币、用汪伪发行的伪币、甚至硬通货，什么都行……上次货币战争用海量法币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日伪还在回味无穷呢……之前发现根据地在打击二道贩子，实行食盐、花生油专卖的时候，日伪那边的商家就觉得有点不对，然后现在才发现，这个薛局长真不简单啊，我到哪里找山东币来向你买东西呢……
对于沦陷区商人的“困境”，根据地政府及时给出了解决方案：
“笨蛋啊，你卖一些中共需要的物资给根据地政府，然后根据地工商局付给你们山东币不就行了吗？你们就可以用来买食盐、花生油了嘛，而且算起来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呢……”
“那根据地需要一些什么货呢？？”
“什么钢材啊，医疗器械啊，药品啊，你有多少我吃多少，不就是山东币吗，就是咱家印出来的啊……”
“可是钢材、医疗器械、药品什么的都是日伪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产品啊……”
“那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山东币，想要就拿钢材、医疗器械、药品来换，然后再来买我们的食盐、花生油，不干拉倒……”
“可你们的山东币只是用纸张、油墨印刷出来的，基本是零成本，就这么来换我们的钢材、医疗器械、药品这些紧俏商品，你们也太占便宜了吧……”
“滚你的，就算钢材、医疗器械是紧俏商品，但我们还有其他渠道弄到这些东西，就算弄不到，我们没有这些紧俏商品又不会死，你们就试试平日吃饭、炒菜不加食盐、不用油吧，应该也不会死的……”
“大哥，别走啊，这生意我做，我做了……”
不久之后，日伪惊恐的发现，不知为何针对根据地的贸易制裁完全崩溃了，各种原先被严令禁止向根据地输出的管控商品，源源不断的被沦陷区的商家向根据地贩卖，换回山东币，而这些商家，正是上次货币战争里，配合日伪向根据地输入海量法币，抢购物资的人……
怎么回事，怎么这帮墙头草全倒戈了？？日伪政权下令在与根据地的交界处加强巡逻检查，可是，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伪投降，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日伪的巡逻队不是没截获过这些管控产品，但都是收了钱后就放行了，这无关他们是否尽忠职守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巡逻队就算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但他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吃上盐、吃上花生油啊……
结果，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而且由于山东币的信用好，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成为了周边地区的储备货币……
小学毕业生薛局长的这个货币战略，其实跟今天的美元战略是一样的，就算以后美国把所有军队都缩回本土，减少军费开支，只要中东石油依然用美元结算，美元就可以继续保持国际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
因为你可以不用F22、航空母舰，你可以不用GPS卫星、波音大飞机，你可以不用苹果六代、六袋苹果……不用这些高科技产品，是不会死的，甚至你努力一把，这些高科技产品还可以自产自销呢……
但是，你不能不用石油，这是会死人的……你要换石油，就要先用你的产品，换美国印刷的美元……
这一手，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已经玩得很熟练了，要是有人认为中共只会玩枪杆子、不会玩货币战争，那活该他被中共玩到死，想一想，全世界直到70年代才取消金本位体制，才明白物资供应才是货币稳定的根本，好吧，洋人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比中共落后了30年……
但是，还有一批人在40年代认为中共是土共，以为用经济金融手段就可以轻易玩死中共，于是，一场新的大戏在上海摊即将拉开帷幕，这场大戏的主角是48年让国民党金圆券改制一败涂地的投机商们，他们的对手换成刚刚进入上海的中共……
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首先是银元之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便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两黑一白战争策略：你落一个子，我落十个子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宣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颈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于是，中共充分发动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人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几亿多斤大米，几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十几座这样的米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小米+步枪”中“小米”的威力确实不同凡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步枪”。
“步枪”是军火。以解放区薄弱的工业基础，很难相信，仅靠解放区那么一点兵工产业，不仅能让解放军从内战爆发时120万军队，3年后壮大到600万；还能支撑数百万军队频繁高强度作战。
所以，“步枪”的准确含义是军火外援。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当时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央大义名份，国际地位在抗战胜利后一跃而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优越的条件却在外交上频频失误，其所获得的国际援助不仅少得可怜，甚至与中共相比也相差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