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带来的直接后果。
二，已经摊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收入下降很多。
针对此，陈云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
把1963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放慢速度，进行调整。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至五年。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陈云认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应在1961年已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继续压缩，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并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以补充营养；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除了增产粮食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如棉农交售一斤棉花供应二斤粮食，使棉农有足够的口粮。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刘少奇建议会后再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
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 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他在西楼会议所讲的内容。
参加了会议的邓力群回忆说：“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陈云同志也越讲越兴奋，身上出汗了，他就脱掉毛衣继续讲。”陈云的报告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进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
据邓力群回忆，陈云讲话时，“原本秀才们（指当时在钓鱼台与邓力群一起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几位同志——作者注）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
【会后经济调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国务院扩大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提出将陈云的讲话批转全国，使更多人了解会议的精神。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经毛泽东审阅，于3月18日下发。
刘少奇极力促成陈云出山，重新担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任务。在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经济工作时，他提议陈云出任组长。当时陈云没有参加会议，他知道后一再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刘少奇去陈云家里劝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为刘少奇真情所动，终于同意出任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
4月16日，刘少奇又将整理的有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及一万多字的摘要送给毛泽东审阅。之后，将这个材料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毛泽东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矗。
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主持下，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调整工作不再是修修补补，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西楼会议后的经济调整】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
——根据陈云“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把十年规划分为调整和发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有部分的恢复。这就使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于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根据陈云“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的意见，大幅度调整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在1962年3月7日至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按照不怕“伤筋动骨”的精神，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的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产量从2.5亿多吨降为2.39亿吨，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经过调整，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的步伐，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础。
——根据陈云“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的意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1960年全国城镇达到1.3亿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城镇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为此，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1亿2000多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说，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这对加强农业战线，减少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陈云“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的意见，增加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卖高价的商品主要有高档烟、酒、糖果、点心以及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等。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本来卖二三百元的，最高卖到1200元。后来陈云回忆说：三年困难时期，“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另外60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另外，中央还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平衡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以制止通货膨胀。
——根据陈云“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意见，除城市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外，1962年3月7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又提出“要拨一点钢材，造一些机帆船（装有动力机械如柴油机的帆船），争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还要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争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陈云说：“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
——根据陈云“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材料分配上优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尽可能挤出一部分原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以1962年为例，在可供分配的500万吨钢材中，划拨75万吨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8.5万吨；在可供分配的2158万立方米木材中，划拨310万立方米用于农业，比原计划增加50万立方米，基本上满足了生产大、中、小型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的需要。并且把机械工业的10个企业转产农业机械。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供应量。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
到1963年，经过继续贯彻调整方针，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西楼会议”对陈云政治生涯的影响】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虽然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为“西楼会议”讲话吃尽苦头，几乎每次中央全会都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陈云也多次为此检讨。
自从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而受到不点名批判以后，加上身体时好时差，他实际上就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从那时到1966年6月，他的绝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疗养。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陈云已感觉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印发了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其中“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话语，实际上也点到了陈云。此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副主席，但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至第十一，即最后一个。
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外，还对陈云进行了批判。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接着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随后被发配到江西蹲点。林彪事件后，陈云结束在江西蹲点的生活，于1972年4月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