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两次发生“炮打张春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张春桥妻子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文静生于1916年，原名李淑芳、笔名李若文，比张春桥大一岁。1933年加入共青团，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在党校学习后于1943年春分配至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当时张春桥也在此任干事。两人相识、相恋。当年12月8日在日军扫荡中文静被俘，经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敌、叛变，编入日军“宣传班”任班长，编写《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节目，鼓吹“中日亲善”，并亲自讲演、演出。还参加日军的“反共同盟”，与日军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发反共传单，策反劝降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干部。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无处可藏，来到晋察冀投奔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他收留了李淑芳，给她改名为文静。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张春桥随报社一起进入张家口，此时编辑部恢复部长制，张任部长，将文静安排在编辑部资料科任编辑。因为李淑芳被俘、叛变在晋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静的人相对少一些。1945年12月15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制履历表》时，对爱人文静加了一个小注：
已否结婚：未。爱人姓名：文静。是否党员：是
他(她)过去负何职务：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干事
现在何处负何职务：日报社资料科编辑
是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1943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他有意不写文静何时、何地参加共产党，因为到党校学习的人并不都是党员。更不写文静叛变的事实，却含糊地写“她的组织问题”，“据称”“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1947年9月21日，他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然写道：
爱人的家庭情况：文静本人则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C.Y(共青团的代称)，中间失掉过关系。1942年来解放区，在分局党校学习，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1943年反扫荡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
关于文静的历史问题，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
文静的历史污点仍是张春桥的心病，在张的努力下，夫妻俩终于离开了晋察冀干部集中的华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张春桥刚到上海立足未稳，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李若文)现在石家庄日报任编辑，是党员，曾被俘，尚未恢复关系。”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任石家庄日报社长，安排文静任石家庄日报任编辑并不困难。此时文静由“李淑芳”改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经被他明确为“是党员”了。
1959年张春桥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写道：文静：党员，上海新华社记者。
1950年6月起，张春桥任新华通讯社华东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副部长。上海分社曾经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打报告提升文静为副社长，宣传部部长杨西光将报告转到上海市委，但是没有被批准。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在晋察冀工作，担任过石家庄市长，是张春桥的老领导。文静的历史问题让上海市委、华东局更多的干部知道了。1959年1月张春桥进入上海市委常委，不久将文静从新华社分社调到市委办公厅，避免出头露面，又通过做调研、编简报掌握全局情况。
文革中捉叛徒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文静坐卧不安。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要长住北京，临走前对文静说：“你还(是)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给文静吃了一颗定心丸。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张春桥任革委会主任。1971年上海市委成立，张春桥任第一书记。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张在上海当了10年的第一把手。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改为调查研究组)工作，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她虽然没有职务，却是实际负责人，享受着相当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文件，由徐景贤提出，张春桥同意，也发给她。注6文静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盛气凌人，马天水、徐景贤有事都要同她商量。
九大以后开展整党运动，其中一项内容是把有确凿证据的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文静惴惴不安。张春桥要她请假休息，不参加运动。表面上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称病在家。实际上秉承张的旨意，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照旧将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文静仍然过问联络组的工作，经常把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家里出谋划策。王洪文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事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来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才停发文静的文件。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等人的主要攻击对象。由于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张春桥过关了，但他知道今后还有风险。9月28日，他给文静写信说了些一语双关的话：
如果发生问题，一切从简，不要惊动什么人。弟弟们可以通知一声，但是，要他们不要到上海来，此事，应由佩英(注：张的妹妹)通知。
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垮台。1972年底，张回上海在兴国饭店和文静生活在一起，做了安排。
1973年十大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再次出手。在九大前后，周恩来曾三次写报告要求审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在当时是唯一能打击或停止张工作的正当理由。但是他的报告石沉大海。所以张春桥敢明白地告诉文静：“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文静的历史问题)打倒我。
周恩来另辟蹊径，1973年9月陪法国总统访问上海，邓颖超同行。晚上到康平路市委领导的家串门，但是独独不进文静的家门。这个动作吓得文静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
消息迅速传到北京，张春桥决定与文静离婚，托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转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离婚的决定。王洪文说：“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要考虑到影响。”从此张春桥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文静也从未到过北京。但是，孩子们可以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张春桥通过孩子们和文静保持来往。1976年10月当王秀珍电话找不到张春桥时，10月8日一大早向文静打听消息。注13可见，文静与张春桥的联系之密切。
文静不搬出康平路，明着说是对孩子们好。其实，张春桥是怕文静搬出去，落到别人手中对他不利。1969年2月，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去世。姚蓬子是叛徒，又当过国民党特务，如何安置姚文元的母亲成了难题。张春桥亲自找姚文元妻子金英谈话，说：“还是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张春桥对文静的爱护姚文元心知肚明。1975年6月，姚文元回上海，王秀珍又问起“离婚”这件事，姚说：“文静的历史不成问题了。”同年8、9月间，王洪文在中央受到批评回到上海，还单独宴请文静。
1976年5月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镇压下去后，张春桥给徐景贤写信要徐为他在上海找个“伴”。经过寻找、物色，10月6日徐景贤将一位女士的资料发到北京。人算不如天算，这天晚上张春桥被隔离审查。
二
张春桥的另一个心病是自己的党籍问题。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的政工干部和政治教师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在外调“七二一”大学党委书记时发现张春桥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宋振鼎亲自介绍张春桥参加。宋振鼎(化名吴成志)与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4、5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发展了张春桥。后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同宋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立即解散。当然也就不承认这个组织任何成员的党籍，也包括吴仲超没有见过的张春桥。
这个组织是哪年成立的?张春桥认为是1936年成立的。1950年10月，他在填写《华东军政委人事局制职员简历表》时写道：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1955年审干时，宋说此组织是1937年4、5月间成立。组织又去找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吴仲超回忆：“我于1936年2月出狱到上海，不久和宋振鼎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厅长)认识，当时都在找党的关系，我到1936年下半年经张执一才与党取得联系……”
张春桥看到吴仲超的证明不得不改口承认是1937年的4、5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内，1937年7月7日之前入党的是内战时期干部，之后入党的是抗战时期干部。1937年张春桥只有20岁，为了追求进步，参加了一个上级共产党不承认的党组织，并不是严重问题。但建国后审干认定张是1938年8月加入共产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早在1938年1月，张春桥从济南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就四处奔走，找到原来在上海工作过的同志，找到原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时任陕北公学专职教师周扬。然而，他们因在上海不认识张春桥而无法做证。所以张春桥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他弟弟张秋桥在当年3月入党，到了山东分局。这样张春桥才不得不于1938年8月入党。建国后张仍然坚持自己是内战的干部，把入党时间定在1937年4、5月间。他一方面主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为延伸自己的革命资历颇费心思。晚年给女儿写信，仍然要在自己的资历上添油加醋。
在1992年12月29日的信中回忆他与毛主席第一次谈话说：“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
当时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1928年入党，从德文直译《共产党宣言》，1934年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是党内有名的翻译家、理论家。副校长、党委书记是李维汉，1922年入党，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于1937年9月1日开始上课，到10月学员已经有五个队，共约600人。学员不仅有小学生、也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初中毕业生，还有大学生、留学生。学期一般是3个月。11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校设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政治部)、总支委。学员分为队、分队、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100到120人，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8-10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班长、副班长由学员选举产生。注20当时的队长、指导员都是由长征干部或内战时期的干部担任，副队长以下的干部由学员选举。
张春桥只是一般学员，留校也只是干事而已。
查阅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1938年4月中央决定在陕西旬邑县看花宫成立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分校校长率大部学员于5月30日离开延安迁到旬邑县看花宫。成仿吾留总校主持工作。政治部宣传科长是申光。
李维汉回忆是从1979年开始，由他口述史实，并提供调查线索，然后由协助整理的同志根据他谈话的基本内容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并向知情人采访整理成文，再由李维汉亲自审阅，反复修改。1986年1月出版。帮助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有王淇、吴良珂、宋金寿等8人。王淇曾是解放战争参加共产党，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教师，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室委，现年90岁。陕公办了不到4年时间，培养了11000多名学员。注22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公学习过的学员大都是六七十岁，活跃在全国各地、各行业。所以李维汉回忆申光是宣传科长，不仅是他个人回忆的孤证，也是王淇等同志调查的结果。
文革前张春桥在干部登记表中填的是：校刊编委会宣传部长。注23这是一个群众自治组织职务，不是行政职务。1939年12月，张春桥担任的是华北联合大学宣传科长。注24这年7月陕公和鲁艺、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离开陕北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
毛泽东很关心陕北公学的工作，多次到学校做报告，并题词。张春桥在延安时也听过毛泽东的报告。他和毛泽东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更不会得到题词。所以他在信中说“谈了些什么，一点也不记得”。至于那张题词，他说：“我带到敌后，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张春桥为了维护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不惜编造历史。
三
按照共产党的审干标准，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张春桥的入党时间有疑点，但并不是假党员。文革是一个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张春桥格外忌讳的政治软肋。为了回护这些软肋，张春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4月12日，市革委会组织组有两个人看了文静的档案，同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的历史的话。张春桥大为恼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贤到组织组取走了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同时，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组了市委组织组，把那两个人调离，设专案折磨8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师大近2000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张春桥、姚蓬子的历史，整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过去写的文章。张春桥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对2500名师生搜查、抄家，不仅翻箱倒柜，还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腾了13个小时。同时派记者现场采访，派专人验收，结果一无所获。张春桥大失所望，训斥：“对政治材料不够重视”，要好好“吸取这个教训”。他很快领悟到材料都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要毁掉这批材料，必须整垮、整死这批同志。1970年11月，张春桥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为名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大骂反对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对他们“用椎子”，“动刀子”。并宣称：“中央已经把杀人权交给我们了”，“什么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这次该杀的就要杀”。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两幢教工宿舍改为监狱一样的隔离室。重点人员关进潮湿阴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准治疗。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离室装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书，播放这些被关人员亲属的泣不成声的讲话录音，将人逼疯、跳楼，身亡后，被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徐嘉然、陈效宗、严中、熊自强等6名共产党员1967年5月在外调时发现张春桥于1936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他们认为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分别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在附件列出参加这个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张春桥。于是他们被扣上“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等罪名。1967年底张春桥批示：“怎么坏人揪坏人?”于是他们成为坏人。从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每次运动都要把他们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厉害，持续8年之久。
公安局曾成立一个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张春桥怕查到自己头上，下令把这个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和材料全部并入市革委会专案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旧公安人员不可靠”，全部赶出专案组。一个人曾接待过交通部外调人员，按规定为他们转了一封介绍信。因外调接触到江青1934年被捕情况。王少庸下令将材料追回，将交通部的两名外调人员及这位公安和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公安统统抓起来，打成五一六分子。解放初期，公安局接管一批敌伪档案和30年代的报刊。江青说公安局有她的“特别档案”。张春桥立即指使当时负责公检法的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集中1000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柜，“清理档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资料50余册，查封30年代的书刊15000册，拿走张春桥、张春桥父亲、姚蓬子材料一大批。张春桥说：“看档案要有控制”，“敌伪档案不一定可靠”，“登报的不一定是叛徒”。张春桥以“防扩散”为名，下令凡涉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一不准外传，二不准扩散，三不准登记，四不准办签发手续。以“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将档案处两名处长、两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长期关押，将处长王学纯折磨得下肢瘫痪，有病不让治。在场的医护人员看不下去，提出抗议。他们竟然将人抬出病房，把她拖进冰冷的房间，连续数小时逼供。将王学纯迫害致死。
张春桥直接指使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个处250多人，有137人以“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被关押，51人打成反革命。1969年初，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鼓吹“打人是觉悟高的表现”，“假的要当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统大搞白色恐怖，刑讯逼供，大搞“疲劳战”、“车轮战”、“火线学习班”、“大兵团作战”、“夜开花”、“开刀间”，用冷水浇，热水烫，反绑吊打，直到木棍打断，铜条打弯，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烧胡子眉毛”、“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法西斯式的刑罚。市公安局院内拷打声、惨叫声不断，周围居民都听不下去。
整人手段如此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四
张春桥的家书会让人误认为他仅是舞文弄墨的文人，热衷于思想理论，其实，他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限于篇幅，我仅举胡永年一个例子。
文革初期，上海足球队队员胡永年造反，被张春桥看中。1967年1月，全市掀起第一次反张春桥的高潮，张春桥指使胡永年四处镇压。胡永年调动人马，把在南京路刷反对张春桥大字报的红卫兵强行拖入体委大楼，进行围攻、辱骂，并拍下照片，用武力威胁他们将大字报撕下来。张春桥吹捧胡永年为：“我们的胡司令!”“我们的大炮!”1967年6月，市体委革委会成立时，张春桥亲自将原上报担任革委会主任的人拿掉，让胡永年担任上海体育革委会的主任，后来张春桥点名让胡担任市革委会委员、市文教组核心成员、市保卫组副组长，亲自委托他抓上海的“社会治安”，甚至将胡评为全市先进个人。1968年4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时，投桃报李，胡永年立即到体委的基层单位拍着胸脯叫喊：“张春桥我就是要死保，保定了。”他带人看地形，策划武斗方案。
1967年至1968年，胡永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在社会上到处插手，挑动武斗，大搞打砸抢。他把工人群众成批地捉进体委大楼，强迫他们脱去鞋袜，跪在地上，或绑在长凳、乒乓台上，胡永年带头用鞭子抽，木棍、铁棒毒打，用大刀的刀背砍劈，甚至放狼狗咬，将人打死。1968年1月胡永年召开体委系统大会，在会上，他说：“气氛不够”，带头毒打干部，许多没有任何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打成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口腔破裂，牙齿掉了好几个，有的当场大腿被打断，有的被打倒，还跳上背部继续用脚踩，还不能看病，有的回家不久就死了。之后，体委系统打人更加肆无忌惮。他经常说这个单位的当权派不老实，要“清醒清醒”。胡永年召开现场会，他督战、动手对一名干部审讯，一边打耳光，一边要他回答问题，让他举起两手，稍微垂下来，胡永年就用烟头烫，用大头针扎。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整整折磨了十几个小时。在他的现场示范后，体委系统的逼供信更加猖獗。
1969年春节体委系统揭露、批判胡永年的罪恶行径，张春桥、王洪文立即通过马、徐、王派人将这场斗争压下去。后来在“一打三反”中群众再次揭露胡永年的罪行，王秀珍却说：“上海的几个司令，胡永年还是比较好的，不要搞了吧!”再次包庇下来。
1974年毛泽东指示解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并分配工作。张春桥极力阻止，同时下令要给一批因表现不好而被群众反下去的老造反派“落实政策”。马、徐、王按照张春桥旨意让胡永年当体委副主任，重新提上来。
张春桥授意要把胡永年拉入党内，对他的严重问题，采取“不要内查外调，不要接触本人，从现有材料中找出结论”的办法。这件事由于遭到体委系统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1975年徐景贤找胡永年密谈，当面给党票，说：“祝你早日入党”。王秀珍向胡交底：“你们这些人的组织问题，要通过在中央工作的上海领导，你们可不要着急呀。”
以上所举，不过是张春桥在台上期间的几个侧面而已。就这也足以看到他的人格并非表里如一，施政更无人性可言。后人读书，切不要被他书信集中营造的家庭温情、“革命理念”一叶障目，而忽视张春桥真实、丑陋、残酷、血腥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