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十一年前的访谈录
何新：论产能过剩——90年代针对弗里德曼的一场政策辩论
问：海外曾有评论说您是xx的“幕僚”。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何：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是，在90年代，我的确曾就当时一些重大经济及国际问题，向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报告过我的一些不同意见。
问：您在当时，曾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出过建议？
何：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问：（笑）会有很多人不赞同你的这种说法。
何：当然。但是历史事实和有关资料、文献俱在。你可以根据我下面提示的线索去查考一下当时的情况。
人们应该记得，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当时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总需求过大，而生产方面则经济供给不足。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经济过热”论。
这种“过热论”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理论。【注】
实际上，在1988年的经济改革问题辩论中，我本来是最早公开批评经济过热和激进改革政策的人之一。我的批评当年曾发表在1988年的《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现时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所谓“过热”只是表象而非实质，真正的问题是发生了严重的“生产过剩”。
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供给过剩，而市场货币需求不足，也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的这种见解与当时官方的正统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普遍看法也完全相反。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理论提法的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重大差别吗？
何：这两种理论所关联的经济政策涵义非常不同。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理论的观点，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导致政府在财政上实施赤字政策，同时货币发行量过大，以致许多供给部门出现“瓶颈”，市场商品不足，物价蓬勃上涨；从而陷入经济危机。
当时，有关领导给我看了一些内部文件，包括国务院发展中心送报的一个材料，那是1988年前后来华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的一封信。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形势所提出的就是上面的这种看法。他们都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供给不足，所以才会发生经济过热。
他们认为在价格改革后物价放开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根本性建议，是主张必须加速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哈佛改革方案”以及萨克斯“休克”疗法内容基本相同）。而当时中国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完全呼应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大力地鼓吹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即一步到位的体制改革论。
当时中国银行中已经有比较高额度的民间社会储蓄。为此，那些美国专家就警告中国政府，说这些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一群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被提款从而冲进市场，就会导致商品抢购风潮，使物价更加高速上涨，则通货膨胀就会更加严重。
据此，弗里德曼等美国专家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形势恶化，准备应付抢购风。
（2）必须多进口物资、少出口商品。
（3）提高银行利率，以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加速对于国企的制度改造，转轨为私有制。
（5）加速结束外汇管制，尽快放开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西方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类似的这一套建议，在1989—1990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最后一点外），都被国家在政策上采纳，或者准备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实际是很有道理的，难道当时你认为不应该实施这种意见吗？
何：是！在1989—1990年间，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我获得了一些新的想法。
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就是企业资金相互拖欠，银行贷款无法回收。而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现象的发生机制，往往与企业产品的销售困难有关。
我发现，正是由于众多企业所生产的产成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极其严重，才导致生产资金收不回来。于是而形成了企业间的债务链，即“三角债”，并且还不了银行债务。由此我意识到，这个所谓的“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换句话说：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企业生产的产成品转入库存后发生大量积压，才导致了市场资金的回流困难-----这其实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还应当补充说一下，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一部书，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名著《经济学》。萨氏认为：所谓“生产过剩”，完全是一种过时的古典概念。他说西方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世界经济中再也不会发生所谓“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了。
但是当时我却意识到，1988年-199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虽然表面是发生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原因恰恰不是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问题实际是出在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
由于那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形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旧体制；遂导致多数国有企业在直接面对市场后发生销售困难。所以，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严重“短缺”，是所谓“经济过热”。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所统计的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数字就会知道，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产成品积压，一系列商品库存一直在不断高攀上升。而正是产成品的销售困难，导致企业之间资金周转困难，“货币稀缺”，导致还债困难。于是发生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即“三角债”。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恰恰就是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类型的危机，恰恰不能采取那些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绝对不应继续囤积物资。不应让银行实施高利率吸储的政策。不应扩大商品（消费品）进口，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大量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针对这个必须保护国内市场的问题，我当时还给国务院领导专门写了几篇论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文章。我在那些文中独创性地表述了一个“市场资源有限规律”，以此来反对作为主流经济学重要理论基石的“市场无限界”规律，即著名的“萨伊”定律。]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在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中明确地公开发表了出来。
在该文中我说：中国经济面临问题并不是“短缺”，而是“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无疑是对当时国内外的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正面挑战。结果，我的观点立即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片愤怒、反对和讨伐之声。大家都说：何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完全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无知滑稽之谈（笑）。中国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有生产过剩？实际上，中国的那些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实质是一个金融概念，与物质匮乏即穷和富的问题并没有关联。再穷的国家也可能发生与金融危机相关的生产过剩。
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有过一个黑色幽默故事：失业矿工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妈妈回答：没办法，你的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孩子问：为什么爸爸没有工作？妈妈回答：因为煤太多了。这就是生产过剩的两个极端，一边是过多，一边是匮乏。
但是我的观点当时遭受了经济学界的一场大围剿，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也不过分。
问：当时国务院领导方面对此有什么回应？
何：李鹏总理知道我的看法后，他却很表重视。他委派秘书约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对此问题的意见和有关建议。后来他又亲自约我面谈。
问：那么，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意识到问题是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过热”和“短缺”上，根据这种新的认知，我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畅快回流，从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银行利率，释放居民储蓄，鼓励居民消费，从而激活市场。
（3）抑制消费品进口，积极鼓励国内产品出口，给予出口企业鼓励政策；从而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4）从严控制和限制新增生产项目的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可以说完全是针锋相对的。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总理，也呈报给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先念等领导人，进一步说明和论证关于“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等问题。
这些文论，当时发表在《内部文稿》等内参上，后来收入《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内部版）。再后来编入公开出版的《新战略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9）等书中。
耐人寻味的是，我当时的意见虽然是那么地孤立，或者说那么地“边缘”，但最终居然被李鹏总理等领导人听进去了。你可以看到，在以后的几年之中，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完全放弃了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套话。
正是根据中国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这一新的思路，国务院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举措，例如包括：
——提出“限产压库”(限制生产降低库存)的措施，
——在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银行存款利率(实施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
——实行了双休放长假的制度（目的显然也是压减生产和刺激居民消费），
——提出大力遏制重复建设的举措，大规模压缩新开项目新建工厂，等等。
特别是后来，国务院又采取了出口退税等一系列大力鼓励企业出口的外向化战略和政策，从而全面拓展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
所有这些疏滞导流的政策措施，结果证明是有效的。而这一整套新政策的基础，完全是基于对中国内部生产力确已存在严重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当时，这些疏滞通流的政策措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2--1993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基本摆脱。
现在回顾起来，正是从那时以后，国家一直大力采取鼓励出口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因此中国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而后来在中国加入IMF国际贸易体系后，更加迅速地融入了贸易全球化的进程，遂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覆盖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结果，中国获得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一个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资本输出的经济强国，出现了持续十几年不断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然而若究其源，试问如果在1990--1991的转型之际，国家经济政策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即美国专家们所提出的那一套方案：体制内折腾，以内需为主导，开放货币体制，实施休克疗法），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什么样子？应当是土崩瓦解而成为类似南美菲律宾的那种依附性“后殖民地”经济了吧？
【注】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曾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世界经济计量学协会主席,是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国科学院或经济学会的国外院士或名誉会员。科尔内以其《短缺经济学》闻名，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短缺经济”因此书成为80年代经济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短缺经济学”（ North Hollandpublishingcompanyamsterdam.NewYork，Oxford1980年英文版）的中文版，是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最热门书，对处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尔内也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座上宾。
（此文收入《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2009）、《反主流经济学》（2010）二书。本博今次发表前，何新对文字有所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