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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孔(2):春秋讲学与孔子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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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孔(2)

春秋讲学与孔子立党


一    春秋时代之讲学风气

司马迁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韩非曾说,孔子的弟子七十子都是服事孔子的执役之徒。

子弟或弟子、门徒(门生)制度,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收养假子制度。而春秋后期出现的这种讲学聚徒风气,后来演变为战国时的贵族养客制度,汉晋时的豪强、贵族子弟门生收养制度,是一种半人身依附性的收养。

“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门人服侍先生,与仆役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先馔。”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执“仆御”(当车夫),要任徒卫。但弟子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

清末章炳麟以来有一种流行看法以为,孔子首创“私学”,从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其实,这种私人讲学之风气,并非始创于孔子,而是春秋后期一种新出的政治文化现象。私人收徒讲学的风气,究竟起于何时,始于何人?今已难考。但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则可以说明,至在春秋中后期,这种现象已经形成风气。

例如,据《左传》等书记述:晋国的叔向,由于受到晋平公的特殊敬重,门弟子众多,以致已投入其他人门下作弟子者,后来也改投到叔向之门下。又如郑国执政的大臣子产,早年拜有名师多人。自己身居国相之后,去见老师时,还要和同学按年纪排座次。

又据《吕氏春秋》,郑国的邓析多收学生,助人兴讼。只要交纳一定财物作报酬,就可以到他那里学习。“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孔子时有鲁人王骀,曾经犯罪,被砍掉一只脚,但是信徒众多。“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与夫子中分鲁”。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号称“鲁之闻人”。少正即小正,是鲁国的职官名,以官为氏,表明少正卯出身也是世官贵族。他也在鲁国讲学,同孔子相竞争,吸引了孔子的很多弟子,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未去”。

后来战国时代兴起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发生,正是这种私人讲学风气的产物。

二   孔子以讲学结社

讲学之风亦并非始于孔子。孔子授徒讲学,并不完全是私人性质,因他是具有宗社师儒的正式名份的。孔子作为鲁宗社之胥相,有正式名分可以传习礼教,聚徒讲学。

许多人以为,孔子是依靠弟子献奉的“束修”而谋生的。这是严重的误解。

清儒已指出,束修者,束须也。古人十五束发从学,曰“束修”。束脩并非是什么腊肉或者干肉。

有证据表明,孔子的学团是一个非但不收费,而且免费收养当时飘流于社会中的“庶子”(多馀人),为弟子提供食宿的社团。那么这个社团的经济来源何在?据《周礼》,宗社司祭是学官,教授贵族子弟书写计算及礼仪制度。而宗社中的社田,其收获正可以养育这些在籍的子弟。

孔子讲学的目的,一是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实施其政治主张。二是培养“君子”,即培养从政者——政治家、演说家(言语)、外交家和祭司(胥相)。“学而优则致于仕。”

春秋时代,正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但实际上,除老子一派道家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官渊源外,③    晚周诸子之学如墨、法、兵、名等,基本都出自孔子或其所传授的弟子们。

三、儒家不仅是学术社团也是雏型政党

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仅是要传播学术,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通过教育传播一种政治信仰,孔子把愿意追随这种政治信仰的弟子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实际形成了一个政党——“儒党。”

这一点是过去研究儒家者从未指出,但我们却必须指出。“儒”这个团体不仅是一种学术团体,也是一种政治团体。儒者,就是为了实施礼教而组成的一个从事宗教兼政治活动的党团。

儒者们集聚在作为宗师和领袖的孔子周围,共同信奉和奉行以“六经”为主体的古代圣贤学说。其从学者称之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他们与宗师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学与教的师生关系,也是承担使命和责任的“执役者”(韩非子言)。

党,语源来自堂。堂,即乡社,又称乡党。党人,就是同乡党之人,在打破血缘和地域的认同性后,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组织结构,就是“党人”的特征。

在孔子以前,当学在官府时,宗社所在的乡校之讲堂,是士子们聚集和评议时政的场所。

《左传》襄公31年曾记:“郑然明以学校谤国政。”孔子曾经赞扬子产,因为子产允许士子们在乡党中批评和评议国政。而批评政治也就是参与政治。孔子这时显然已意识到,在乡校聚徒讲学,是打破传统的贵族垄断政治,让作为边缘人的庶子游士们直接介入政治活动的重大契机。

十一     孔子建立儒党以“托古改制”

所以儒家、儒党这个组织,先为“党(政党)”,后为“教(宗教)”。

组织政党的原因,是为了“托古改制”(康有为的说法)。因其立党,所以孔子被称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民间布衣之王者,也就是党徒们追随的领袖,相当于后来墨家的“巨子”。

这些儒者们,以先王留下的”五经“为教义。所谓儒术究竟是什么?西汉人陆贾说,指“五经”、“六艺”。五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何谓六艺呢?即以射、御为主的武功,五兵之艺与射道。

儒者尊奉孔子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努力履行实践其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儒者们组织成了一个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即党派。

由于孔子的出身是“少也贱”,具有曾经为贵族社会所所卑视的出身和贫苦的早年经历,使孔丘能够突破当时世官世禄的贵族主义观点。

所以孔子收徒,主张“有教无类”。类即分类、类别,第一是指国族、种姓,第二是指社会等级、阶级。也就是不以国族阶级制度分类,不歧视出身背景不同的年轻人,这在当时世官世禄的种姓制社会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是这种用人眼光,使孔子的门下之徒不是只有学者,而且聚集了三教九流,集聚了一批才智杰出之士,为孔子的政治活动奠定了一个宽阔的社会基础。

【附注】原文中注文从略。

【本文收入何新著《论孔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出版。本博被作者授权转发,作者于文字有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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