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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孔(6):孔子“堕三都”——战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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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孔(6)

何新论孔(6): 孔子“堕三都”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孔子“堕三都”——战争实践

 

 

孔子堕三都,乃孔子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之一,但此事之始末则始终考辩未明。

周代实行贵族采邑分封制(“封建”),各国大夫都有自己的采邑。这些贵族身居国都,采邑委派家臣(邑大夫)管理。家臣的家族在采邑繁衍发展。家邑中兵农合一,数代以下,家臣便成为采邑权力的实际控制者,发生“陪臣执国命”的情况。

周初诸侯封邑及采邑,本有建筑之定制。城不过高,池不过深。但东周以后,战乱频仍,邑城建筑纷纷逾制。不仅诸侯,大夫之采邑也都筑有高城、深池,具有防御力,从而成为坚固的军事要塞。鲁国权卿“三桓”的三座私邑——叔孙氏的郈邑、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成邑,都是这样的坚固要塞。在鲁昭公时,季氏的费邑发生过南蒯、阳虎的叛乱。在孔子任鲁司寇前后,叔孙氏名下的郈邑又发生叛乱。


堕三都的起因是由于叔孙领地郈邑的叛变。

郈邑(今山东东平县后亭村境),乃叔孙家族的采邑。鲁定公时,邑宰(邑大夫)为叔孙氏家族中的庶子叔孙若。

叔孙若名藐,字公若(即若公)。鲁定公十年,叔孙氏的家主叔孙昭子死。昭子立下遗嘱,要立叔孙武叔作叔孙氏的继承人,而若公则表示反对。但武叔还是继昭子之后而成为叔孙氏的家主。

武叔继位后,因叔孙若不肯服从他,就授意叔孙氏的另一个家臣南公暗杀若公。南公派人发暗箭欲射杀若公,但若公却逃过此难未死。

南公是叔孙家族的马正(武士长、即司马)。武叔这次阴谋失败,怕若公知觉后对自己不满。为了安抚若公,就派若公作郈邑的邑宰(邑大夫)。

但是,武叔又暗中授意郈邑的马正(武夫长)侯犯再次暗杀若公。然而侯犯却不干。但是最后,叔孙还是指使侯犯手下的御夫(马车夫)暗杀了若公。

若公死后,郈邑就落入侯犯之手,被他控制,不再听武叔的召唤。

于是武叔调集族兵,联合了孟氏(无忌)去攻击郈邑,欲驱逐侯犯。结果却攻不下来。因郈邑位置在齐鲁边境,武叔、南公就向齐国借兵攻打侯犯,但还是没有攻下。

于是,叔孙武叔秘召郈地的工师(即司空)驷赤(名壤驷赤,他是孔门的弟子),叔孙武叔说:“郈地反叛不仅是我叔孙家族的忧虑,也是鲁国的祸害。您看该怎么办?”

驷赤说:“我的心意就如同《扬之水》(《诗经》唐风第三章)诗中之所写。”

【扬之水:既见君子,云何其忧?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我见到了君子,还有什么忧虑?我已领受命令,绝不敢告诉他人。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邑地处齐鲁之间,独立是不可能的。既然叛离了鲁国,就要设法归顺齐国。”

于是侯犯派人将郈邑的户口图册送到齐国,请求齐国来接管。而驷赤却对邑人说:如果齐人来接管郈邑,就会把本邑人外迁到齐国。于是郈邑人心都不安起来。

结果,当齐国派使者到来后,邑人发生哗变而骚乱。侯犯遭受邑人的群起而攻之,害怕了,弃城出走,逃亡到齐国。


齐国人知道自己也无力控制郈邑,就把郈邑地图户口名册交还给鲁国。武叔于是重新收回郈邑,为此亲自到齐国聘问致谢。

齐君(景公)见到武叔,一语双关地威胁他说:“叔孙子啊!如果郈邑在别的地方,我是无能为力的。但它正好是在齐鲁边境上,所以只有我才能为你解忧,把它交还你。”

武叔回答:“我并不是贪恋这块田地。只是如果没有封疆子民,就无法为君侯服务了。我很抱歉为家奴(原文“家隶”)的事给您添了大麻烦(暗指齐人参与侯犯之乱)。但造反的叛臣,为天下所不容。您不会后悔帮助我们吧!

在郈邑事变之后,叔孙武叔并没有真正取得郈邑的治理权,郈邑的邑人仍然不听叔孙武叔的使令。

鲁定公12(前498)年,孔子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主持鲁政。由于郈邑叛变方得平定,这年夏,孔子就向鲁君及三桓建议,削降三家封邑——郈、费、成等三邑的城池。因按照周礼的规定,大夫私邑的城墙应当低于国都的建制。

这就是所谓“堕三都”。季、孟、叔三家认为此举会有力于削弱他们的家臣的地位,所以都同意了。


   四

孔子任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后来的公安部长及检察官)后,使用一批弟子参政。

因子路勇武,被荐任季氏家总管。孔子委派子路去实施“堕都”之事,首先要削降的是郈邑。

叔孙武叔表示支持。他委派子路去担任郈邑宰,试图借助子路的力量,重新控制这块反叛的领地。

于是叔孙武叔、子路帅军队进入郈邑,将郈邑城墙削降了三尺。

在收复这个领地后,武叔就任命郈邑的马倌驷赤(也是孔子弟子)担任了郈邑宰。

 


在削降郈邑成功后,孔子下一个目标是削弱季氏的领地费邑以及孟氏的领地郕邑。

这两座城邑分别由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和孟氏的家臣公敛处父控制。


叔孙家有一个庶子叔孙辄曾与阳虎、公山不狃结盟。在郈邑邑被削降后,叔孙辄即潜往费邑。公山不狃与叔孙辄密谋后决定先发制人——从费邑发兵,偷袭国都曲阜。

鲁定公和季桓子、武叔懿子等人对此没有防备。费邑兵来后,他们匆匆逃到季氏府中避难。

鲁君登上府中的季武子之台。费人的军队攻进府中,追至台下包围而强攻。敌兵发射的乱箭,一直射到鲁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

孔子命弟子申句须、乐欣率弟子部下反攻费军。孔子亲自站在阵前指挥,终于把费人击退。

曲阜城内忠于鲁君的国人这时也拿起武器参战,乘势反击,将费人赶出曲阜,最后在姑蔑(曲阜鲁城以东约90里)打败了费人。公山不狃、公叔辄兵败后,逃亡到齐国。

这次战役,是孔子生平中一次重要的军事实践活动。

人们通常以为儒家柔弱,不习武事。其实,孔子出身武士家世(父孔叔梁纥是著名武士)。早年强健善武,精于射、御之道。在《礼记》中,孔子论述儒道,主张尚武、复仇。

在任鲁国代理国相部署与齐国君主的夹谷之会前,孔子就曾经对鲁君说:“有文事者,必习武备。”夹谷会上,当莱人进逼要挟鲁君时候,孔子奋身而上,召集武士,捍卫鲁君,转危为安。

在后来流亡列国时,孔子也曾经多次身临险境,都能临危不惧,从容应对。孔子完全不是世俗所想象的一个柔弱书生。所以,孔子论《易》的名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费人的叛乱被平定后,季桓子、孟无忌(懿子)派子路帅师去“堕费”——拆除了违制的城墙。

下一步,就是该拆除孟氏家领地成邑的城墙了。 

 


 六

实际上,孔子与阳虎、公山不狃诸家臣的关系一向十分微妙。

多年来鲁国政治混乱。鲁君虚位,并无实权。国政、军政操在三桓家族手中,而三桓家族的家臣,又控制着三桓家族。

阳虎政变失败前,阳虎即与叔孙辄、公山不狃结为死党。阳虎兵败逃亡,公山不狃仍盘踞费邑。鲁定公八年,公山不狃曾派人邀孔子去费邑。当时孔子很想去。但子路表示反对。孔子说:“周文王、武王兴起于丰镐,而王天下。费邑虽小,也许能成为作大事的根据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当)庶几乎?”)

孔子又说:“我不是要去给他当仆从,而是要劝他追随我,复兴东周啊!”

但孔子最终还是没去。这件事情,十分微妙地表明孔子五十岁前后政治立场的变化。

此前的孔子,是以庶民、庶子身份为立场的孔子。当周天子失败,各诸侯国内陪臣执国政,礼崩乐坏之际,孔子并非站在世袭贵族一边。而是站在阳虎、公山不狃、田成子等新兴势力一边。所以他对齐国的田氏、鲁国的阳虎、公山不狃一辈,政治上持同情态度。甚至不反对与他们合作。但是,孔子在鲁国任中都宰、大司寇后,立场转变为拥护鲁君、反对家臣,主张“克己复礼”的保守主义者。



成邑是孟氏的领地,位于鲁国北境(今山东省宁阳县北),这里距齐国边境不远。

这座城的邑宰,是孟氏家族的家臣公敛处父。此人头脑非常机敏、能干。在阳虎叛乱时,他支持家主孟氏,协助平乱有功,因此深受孟氏器重。

但是,公敛处父不同意拆除成邑的城墙,他对孟懿子说:

“拆毁成邑之城墙,意味着为齐人进入鲁国打开北方国门。成邑是孟氏家族的基地。没有成邑,也就没有了孟氏。绝对不能拆除成邑的城墙!”

孟无忌说:“但策划指挥此事的是我的老师孔子,我该怎么办?”

公敛说:“你不必出面,我不理睬他们。”

结果,孟氏的成邑不理会孔子削城的命令。

孔子找孟无忌,孟无忌避而不见他。

孔子只好请示鲁君出动军队,包围了成邑。

鲁定公亲自督军,包围了这座城,但是,却许久也打不下来。

鲁国内乱,齐国高兴。齐军屯集边境,蠢蠢欲动。鲁君害怕了,于是撤回了攻击成邑的军队。

  

拆除费邑后,子路担任了季氏的家臣总管,取代了昔日阳虎的地位。他还推荐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高担任费邑宰(城大夫)。而此前,孔子的弟子驷赤已担任郈邑宰。

这样一来,孔子通过子路、子高(羔)和驷赤,实际已控制了鲁国的这两座大邑。孔子集团俨然已成为除三桓贵族以外,鲁国最强大的一种政治势力。

 

此举当然会引起三桓家族的戒心,特别在攻击孟氏的成邑失败之后。

鲁大夫公伯寮趁机对季桓子进言,说:“你的家邑现在已在子路、孔子手中。难道他们不比阳虎更可怕么?!”

于是,季桓子免去了子路的家大夫职务,不再让他担任季氏的总管。

攻击成邑失败后,鲁君对孔子也避而不见了。

孔子生病了,好多天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这时鲁君来看他,也许是来察看孔子的虚实。而孔子则勉强撑起身子,似乎已经虚弱得不能施礼,只能将上朝的礼服披在身上,面朝国君拜拜。

季桓子闻讯后,也派鲁大夫服景伯来窥看孔子。服景伯特意向孔子提到公伯寮对子路进谗言的这件事。

服景伯试探孔子说:“我看季大夫也许只是受了公伯寮的一时蒙蔽。我要想办法把这背后说坏话的家伙杀掉,然后抛尸示众。”

孔子回应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实行吗?如能,那是命运。如不能,那也是命运。难道公伯寮能改变天命吗?”

拆除三都的失败,是孔子平生政治活动的一次最重大失败。经历此次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子在鲁国实际已陷入被孤立和监视的政治危境。

鲁国举行大祭,祭礼没有邀请孔子。而按照传统的规矩,祭祀之后国君会把祭品分给大夫们分享。孔子对弟子说:等等吧,看他们会不会给我送来。结果,鲁君没有把祭品分配给孔子。孔子知道自己在鲁国已经不能再呆下去了。

不久,孔子就离开了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


【本文收入何新著《论孔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出版。本博被作者授权转发,作者于文字有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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