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各种小组，不知是否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如今有“深改组”，此前也有各种各样神秘的“领导小组”，它们隐身在政治铁幕之后，呼风唤雨，能量之大，令人匪夷所思。此前,也曾零星看到关于文革之初所谓“首都工作组”的文章，但大多语焉未详,岐见纷纭。有人说，这一机构是毛泽东酝酿文革之初，担心自身安全，授命周恩来秘密组建。他多在京外活动，嬉笑怒骂间，多次提到如果出了“袁世凯”、“赫鲁晓夫”怎么办？“首都工作组”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保障毛泽东的安全。而伴随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纷纷落马，也的确给人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彭罗陆杨背后还会有谁？当时也只有极少数人想到了刘少奇。据说，康生也认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当时也只是想到了彭真。也有人猜想：文革发动之初，事后看来，矛头所向，昭然若揭。但不说邓小平多年历练，政治经验丰富如刘少奇，难道就无丝毫预感和戒备？究竟有无通过正常程序，使毛泽东成为“胡志明”一样人物而空享领袖尊荣不再过问具体事务的企图？不好说刘少奇等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即使按照党内的纪律与规矩，也鲜见刘少奇有丝毫的抵抗与抗争，除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初与毛的争执之外，到1966年11月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按照当时的政治权力格局分析，以往多说中央文革小组如何位高权重,曾几何时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央中枢。而“首都工作组”却鲜为人知，这一机构的存在，是否真的成为政治角斗场上令人忌惮的一大关键因素？文革狂飙突起，纷乱如麻，但据仍然健在不甘寂寞的戚本禹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也煞有介事地提到文革期间的“首都工作组”，是周恩来掌握的一个机构，江青等不得与闻其事。戚本禹言下之意，文革乱局，并非完全是中央文革所为，“首都工作组”在其中故意把水搅浑，转移斗争视线，“抹黑”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目前的唯一幸存者，他这样说法，自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但“首都工作组”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他成立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如何运作的？它都做了什么事情？它是何时撤销的？这一机构的核心人物是谁？本文试图从背景、组建、运转、终结等方面做一大致梳理。
目前来看，关于“首都工作组”的较为流行的依据是一个名叫张民的少将的回忆录，但文字似乎较为凌乱，过于枝蔓，有些说法也未必可信。但书中提到了郑维山、王尚荣、雷英夫、傅崇碧等人，奇怪的是，至今这些人的个人简历，对参与“首都工作组”一事，都没有提及或者闪烁其词。如果说，“首都工作组”的基本班底是总参作战部，也就是说，周恩来把手伸到了军队里面了，他与林彪的关系如何协调？1949年之后中国的历届政府总理中，也只有周恩来有资格对军队发挥影响力，其后的历届总理，哪一个在军队有过任职？郑维山、王尚荣同龄，都是中将，傅崇碧两度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1955年的少将，雷英夫是1961年的少将。而此机构的成立，据说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很少的人知晓，不要说刘少奇，即使江青等都不知道，而首都工作组某次开会居然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锅炉房内，也是唯恐泄密，对外称呼是一个“编写组”。文革诡秘，从此事可窥一斑。
且看戚本禹近日在《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中如是说：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听话听音，我们从大段摘引的戚本禹的文字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文革之初，有些人浑水摸鱼，试图争夺斗争大方向；批斗抄家应该有“首都工作组”的背景，而这些事情，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涉，是首都工作组在背后操纵。戚本禹作为在文革之初的风云人物，有人甚至说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戚本禹也并不讳言自己在文革之初的春风得意。但“首都工作组”到底神秘在哪里？调动军队，拱卫京师，清理北京，炙手可热，江青等人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
二、背景
根据各种回忆，“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五月会议”从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至为重要而关键。会议期间，发生了不少事件，可圈可点。一是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分量的－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许多人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彭罗陆杨”的，后来才明白，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二是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三是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林彪这一讲话内容特别令人瞩目。他大谈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防“兵变”，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毛主席正在调兵遣将防政变。当时林彪确实讲得有点杀气腾腾。林彪在讲话中将颂扬毛泽东的话语，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话是，林彪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又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此话当时也被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周对他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四是会议作出了停止或撤消“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并由中央予以立案审查（即分别建立专案组）的决定。后来将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高层领导人迫害致死，并相继逮捕审讯，关押迫害诸多党政军首脑人物的中央专案组，即由此派生演变而来。在这次会上，曾集中火力猛批朱德。说朱德有政治野心，想夺权，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是“定时炸弹”等等。不仅林彪等人，连周恩来、陈毅等都参加了对朱德的讨伐攻击。众所周知，自1949年以来，朱德就长期处于有职无权地位，平时出去走走，在家时种点兰草。此时却把朱德弄出来，足见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此后又发生了一件蹊跷事，1966年8月初，有人从杭州发匿名信给朱德，策动他起来发动政变。曾参与侦察此案的浙江省公安厅原侦察干部杨宪澄回忆了事件经过：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公安部谢富治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在此期间他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他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他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他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同年12月，杨在时任该省公安厅副厅长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杨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了杨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千万别在外面乱说。”1967年2月传出所谓“贺龙兵变”之类传闻，不久戚本禹又提出“打倒黑司令朱德”口号的大字报，北京红卫兵举城响应，毛出面阻止，亲自表态“朱德是红司令”，也许那支测量朱德忠诚的“体温表”起了作用。据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响应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的政治经验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1966年7、8月份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对朱德的批判，也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迎合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李雪峰回忆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首，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言下之意是他第一个喊毛泽东万岁的。
在会议期间的5月18日和23日，还发生了几起“非常事件”。一是邓拓自杀。邓拓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已经被打为“三家村”黑帮。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讲话”的当天自杀身亡。二是田家英自杀。田家英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自杀于5月23日晩。第三位，是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安东将军，5月22日清早服大剂量安眠药身亡。
“五月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所以说，“五月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遥控主导，刘少奇不过是台面上的主持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对“五月会议”记载如下：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表述，完全不提毛泽东对会议的遥控和主导，尤其是这个《大事记》条目中，闭口不提毛泽东暗中指示周恩来，建立实际控制北京的“首都工作组”一事。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始终疑虑重重。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才知道事情原委。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位置关键，担心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扳倒彭真，目的也是如此。彭真长期担任首都北京主要职务，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国”。彭又被视为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曾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在。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是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又曾被毛认为对他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毛泽东在正式向刘少奇摊牌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防“政变”。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日益临近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发严重。据官方文献披露，文革之初，毛泽东有多次谈话，就多次提到“中国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试举几例：
1）毛泽东在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毛泽东补充说：“我的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有许多话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从毛泽东讲话的口气推测，这应该是事后回顾，但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已经对刘少奇强烈不满了。至于戚本禹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刘少奇在河北搞土改之时，当时可能只是属于工作性质的分歧，而此后的高饶事件，毛对刘不满意，但还不至于立即要走马换将。但毛也的确说过有人要整死高岗，令举座惊愕的话。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让彭德怀去四川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此前，彭真已经与彭德怀谈过话，而此次毛出面谈话，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加。但在送别彭德怀之时，毛泽东突然说：“过去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彭德怀对此莫名其妙，迷惑不解。
2）毛泽东在又一次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3）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显表露岀对“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
4）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5）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前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步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是毛泽东在两个来月中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其焦虑之深。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防政变”措施，就是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和部队调动。
三、 组建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5月5日，毛泽东对在上海的周恩来说：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你回北京去，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1966年5月14日，周恩来送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之后，立即约叶剑英到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两人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要害部门警卫问题，并决定把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领导班子作为工作重点。周恩来说，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与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呈上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关于首都工作组正副组长，雷英夫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周恩来为组长，邓小平、叶剑英为副组长，而参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的张民则回忆：周恩来说过，如果他不在北京，这方面的工作请示邓小平。但文革很快全面展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始终没有与邓小平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从这个成员名单来看，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苏谦益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这意味着，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1966年5月19日，周恩来约见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向他们布置任务：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再在组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
1966年5月20日上午，确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人选：除王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张民共四人，此外还有一保密员、打字员，共计九人。当天下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即进驻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楼梯口布设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该楼层，这九人单独就餐，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据相关当事人回忆，周、叶二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简而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1966年5月21日，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名义，在京西宾馆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明确该办公室是常设办公机构，立即开始工作，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会议特别强调，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有上报文件，都是属于绝密级，只打印两份，派参谋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份由他转呈毛主席，不能打电话，更不能派通信员送文件。雷英夫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了一个代号为“编写组”。
四、运转
北京卫戍区几经变革，其前身是平津卫戍司令部，于1949年2月3日成立，华北军区司令部兼管，聂荣臻兼任司令，薄一波兼任政委，下辖两个独立师，此后不久改称京津卫戍区；1959年1月22日，撤销京津卫戍区，组建北京卫戍区，归属北京军区建制；1963年，北京卫戍区缩编，司令员是曾美；1966年2月24日，中央军委调25军参谋长李家益任司令员，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1966年5月18日，确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这一天，正是林彪五·一八讲话之时，扩建北京卫戍区，防范“政变”的意图昭然若揭。也就是说，组建首都工作组，林彪应该是知情人之一。
自从1965年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一直在上海、杭州、武汉、长沙、湘潭等地巡视，或召开会议，或找人谈话，以此同时，他一直在关注着北京的形势变化。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此后又由新华社全文转发后，传遍全国，文革急剧升温。为了在毛泽东返回北京之前，完成选调警卫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使首都安全得到保障，让毛泽东放心，周恩来领导首都工作组，很快拟定了北京卫戍部队的组织结构与扩编方案，以四个师组成北京卫戍部队，原中央警卫师改称警卫第一师，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经纬第2师，这两个师以执行城区和近郊区重点保护目标的警卫任务为主，以部分兵力执行机动任务；选调24军的第70师为警卫3师，仍驻怀柔地区，调63军的第189师，部署在南苑、长辛店和北郊的清河地区。
1966年5月26日下午3点半，首都工作组会议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但临时改在一茶炉房召开。与会人员有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谭旌樵等。在会议上，叶剑英说：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部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周恩来说：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1966年5月2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首都工作组的有关报告，此后不久，叶剑英指示：位于高碑店的第112师，位于天津的第196师和位于宣化的第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1966年5月31日，周恩来指示：6月3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要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1966年6月3日上午，北京卫戍区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主持，杨成武宣读命令，傅崇碧代表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而杨成武还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
1966年6月6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搬到三座门办公，原住在三座门的临时性单位全部搬出。三座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活动中心，看似普通庭园，有一镶嵌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红字照壁，警卫森严，异常神秘。神秘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搬进之后，它就更加神秘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进驻三座门之后，工作全面展开，范围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办公室下设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张民说到社会人口清查清理工作，的确伤害了不少人，但他也说，“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在红卫兵的冲击下，没有什么政策可言，原来首都工作组按周恩来部署的一套方针政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红卫兵所作所为又该谁来负责？而邱会作的回忆中,则提到有一个勘察小组：“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 关于首都工作组，后来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的吴德曾有回忆。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时，被选中调来北京，任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中共“十大”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德近年有一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据吴德回忆，“首都工作组”不仅主持改组北京卫戍区，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这个“首都工作组”在具体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见当年这个“首都工作组”确实非同寻常。吴德写道：“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逮捕。“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这种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而据邱会作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的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为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
在周恩来主持和指挥的“首都工作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后，吃了定心丸的毛泽东终于在1966年7月18日乘专列回到北京。自1965年11月12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势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文革运动到底怎么搞法，心中全然无数，多次请毛回京坐镇，毛泽东执意不回。事后看，毛泽东及江青等，是担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担心遭到刘或其它人的“暗算”。毛泽东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来曾专机飞临武汉。在当天及第二天，周恩来连续单独去见毛泽东。周为何赴武汉？是毛泽东召他去还是他自己决定去？《周恩来年谱》仅简单记载：“7月11日 飞武汉。”“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至于谈话内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给周看了几天前写给江青的信。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上下卷《毛泽东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反而如此写道：“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也许是毛因为打算返京，独召周恩来赴武汉，详细了解首都现状及高层动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卫及局势控制方面是否万无一失，以决定是否返京及何时返京。周恩来也一定会向毛泽东全面汇报“首都工作组”组建运作详情，以及卫戍区部署、部队调动等等，让毛对北京安全以及对整个局势控制心中有数。其后，周恩来又专飞上海见江青。名义上是将毛7月8日那封信转交江青。实际上，也是将北京高层动态，及北京安全防范情况包括部队部署告诉江青，让其彻底放心。因为此前江青说过：“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正是如此，才有了7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半年多之后的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线亲自主政。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返京，曾想登门汇报，却被毛因为劳累婉言拒绝，而毛泽东却接见了陈伯达、张春桥等。7月19日深夜，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才在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返京后在10天之内，毛泽东采取了两大动作。
其一，宣布撤销文革初期派往各学校和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并以此为由，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
其二，决定紧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机构（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进行全面改组。中共八大党章规定，每年或至少两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自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再未开－次中央全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仅有74名中委、67名候补中委与会，却另有47名非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人“列席”。这些列席者，包括江靑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还有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在内的十多名所谓“革命师生代表”，有的甚至连党员也不是。全会议程和时间也多有变化。原定开5天，后来开了12天。原定议程，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以总书记名义向与会者宣布说明，主要有：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议确定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议等。会议中途，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于8月7日临时作会议文件散发。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结局，也由此大变。曾列席这次全会闭幕式的吴法宪谈及当时自已所经历的一些内情：8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它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吴法宪还说，当时在场的那20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长们，听后全部都沉默不语，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8月12日，全会闭幕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机构，重选了政治局常委（本来选举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应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他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它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刘少奇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和当天，叶群两次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8月14日，林彪将这两份材料通过江青交到了毛泽东那里。9月10日左右，刘少奇写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呈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9月14日复函刘少奇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请示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刘少奇有所不知，就在他给周恩来写信两天后的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以薄一波等61人出狱事为题，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当时没表态，将之存档，却为今后置刘于死地留下材料。而江青等人已在秘密建立针对王光美（实为整刘）的专案组。11月12日，刘少奇在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后，就再没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直处于软禁中。
大概在1966年的8月12日前后，叶剑英向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传达周恩来指示，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游行大会，大会之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叶剑英要求，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要协同北京卫戍区做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8月15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接到通知“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已决定于8月18日上午举行，规模100万人，广场安排30万人，70万人游行通过天安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除留一人看家外，全部到天安门城楼值班和参加现场工作。此后毛泽东的十次检阅红卫兵，首都工作组及其办公室都是不遗余力恪尽职守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于1966年8月25日正式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其骨干是北京西城八中、四中等学校的高中红卫兵倡议，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和东城区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成，俗称“西纠”。周恩来发现了“西纠”，并予以大力支持，“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为了表彰和鼓励“西纠”，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西纠”成立之后，不断发布“呼吁书”与“通令”，积极介入文革。周恩来多次接见“西纠”总部主要成员，“西纠”紧密配合周恩来，不可避免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激烈对抗，“西纠”总部主要人物之一孔丹有一《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有“西纠及其通令”、“西纠的活动”、“母亲与西纠”、“西纠祸及父母”等章节，详细叙述了西纠在文革中的种种作为，其中有他去给毛泽东戴西纠袖章被周恩来阻止、叶剑英为西纠解决具体问题、西纠配合首都工作组等细节，当然也说到了他的母亲许明的自杀并且留下遗书：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总理无涉。戚本禹也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许明自杀前还与他通电话的细节。说“西纠”是首都工作组的倚重力量，应该是事实。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态，“西纠”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强里面而强令解散寿终正寝了。至于“联动”，比西纠成立要晚，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附中、101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商议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和行动委员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牛皖平是主要负责人。联动成立，矛头所向，就是中央文革，但联动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尚不得而知。
实际上,首都工作组在完成调兵遣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之后，很快就陷于事务性的工作。据参与该工作组的张民回忆，此后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协同北京卫戍区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搞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二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保护一批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科学家等；三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一同出席,大会的警卫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卫戍区共同担负。现场的参谋人员在临时的作战值班室完成了通讯系统的检验，并与军内各重要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这次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忙碌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红卫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
但针对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的“监护”，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据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但也有例外：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西郊一处部队驻地的小院，基本上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除了每天反省之外，还要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人带出去到各种不同的场合接受批斗，批斗会当中还多次被殴伤。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15分钟放风，身旁有军人随时监视。彭德怀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死。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首都工作组”在维护北京地区秩序与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活动属革命行动，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首都工作组”对首都秩序的维护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而已。
五、终结
1966年8月22日，总参谋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8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陪同的有总理周恩来、代总长杨成武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周恩来与杨成武商量后，同意潘振武不参加当天的接见活动。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潘振武参加上述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活动，而在于当天叶剑英以军委名义做出限制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多条规定，并下发全军。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大意是：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一精神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贺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据张民回忆，王尚荣和雷英夫当时受到一批“极左派”群众的压力，并未细看大字报内容，也没有慎重考虑大字报的后果，不知道其中有攻击杨成武、王新亭的内容，就“稀里糊涂”地在上面签了名。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引起了总参各部的连锁反应，总参各部、各局陆续出现揭发批判杨成武、王新亭的大字报，解放军的中枢部门总参谋部出现不稳、动乱的迹象。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与会，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停职反省。在“八·二五事件”刚刚发生时，“周总理知道后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这个看法实际上与林彪不谋而合。针对发生在总参的这一事件，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外宾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1966年的7、8月份，文革运动刚刚兴起，毛泽东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的大字报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批判，军队内部紧跟“伟大领袖”号召者大有人在，他们站出来批判“当权派”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只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心里并不清楚谁是“伟大领袖”心目中的“走资派”，谁又是革命派。军内一部分人批判杨成武如同前不久空军、海军一些人批判吴法宪、余立金、萧劲光、苏振华等人如出一辙。但是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却不能容忍地方文革运动中的造反夺权事件在军内发生。王尚荣、雷英夫虽然不是大人物，但快刀斩乱麻地撤销他们二人的职务却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况且，军队的领导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自从罗瑞卿事件后，杨成武实际上成为仅次于林彪、叶剑英的军队实权人物，军委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无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等人的首肯，很难动摇杨成武在军内的地位。由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正副组长皆被打倒，周恩来临时抽调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出面领导，然后再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工作，使之能够继续运转。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整个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权力的较量与冲突，“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也陷入窘境,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首先是“首都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先后受到冲击，如王尚荣、雷英夫等，以后甚至被打倒靠边,其自身难保，无法再参加“首都工作组”任何工作。北京市委的李雪峰、万里也都被打倒靠边，再以后是身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荣鑫，因为“西纠”问题，在一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就是挨批斗，被停止工作。到1967年初，刘志坚、郑维山两位军中将领，也先后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无法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尚荣、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后在本单位挨批斗。放眼整个“首都工作组”，仅剩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傅崇碧等少数几个成员，而1968年初的杨余傅事件是否与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参与首都工作组有关，也就很难说清楚了。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日渐得势，如日中天。其深层原因则是，毛泽东7月中旬返京，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彻底掌控了北京局势，对周恩来、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兴趣顿减。另一方面，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为超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甚至政治局常委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党中央机构的权力已大大弱化，运转也很不正常。此一时彼一时，对江青等人来说，连周恩来也不放在眼里，何况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江青本人）经常直接对北京卫戍区，对谢富治掌握的公安部发号施令，直接下达指示。这样，“首都工作组”在政治格局中的权威性和要害地位也大打折扣。
最根本性的变化出现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之后。2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于有2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与陈伯达这一背景，出席碰头会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3人找江青汇报会议情况。江青当即安排3人直接面见毛泽东，引起毛泽东“龙颜震怒”。加上2月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指名痛斥江青。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紧急召集会议，当众大发脾气，使得主持这次碰头会的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立即指示要对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3人开“政治生活批评会”进行批判，并让3人“请假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开了7次“批评会”，除几位元帅、副总理检讨外，周恩来被迫再次检讨。“怀仁堂事件”之后，江青趁势向周恩来夺权，她在一次有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向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也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随着江青等人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升级，叶剑英基本上靠边站，被停止工作，周恩来处境也很艰难，郑维山因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他也要主持北京军区工作，也要做检查等原因，已经很少到三座门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来了。
首都工作组的终结，最为根本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已经不负存在，首都工作组的四个保卫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基本上名存实亡。1967年6月，周恩来终于在已经递送一个多月的请示撤销首都工作组的报告上签字“同意”。自此，“首都工作组”成为历史名词，一度大权在握的“首都工作组”，不过是毛泽东政治大棋盘中的一枚棋子。
【此文参考了《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傅崇碧回忆录》、《吴德回忆录》以及邱会作、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还有丁凯文、王锐、张民等先生的文章、著述，也参考了诸多回忆文章，在此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