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力：由国家主义回归社会主义   

方堃按：

2003年初，何新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国家主义，认为它应当作为中国未来的总体治国理念。其目的，是想把他多年来倡导的新爱国主义或中华民族主义升华为一套政治理论。其背景，则是面对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走向“两极分化”的严峻社会现实，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向何处去”的左右翼论争由书刊报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互联网这个前所未有的广阔战场上，参与者由学术界的狭窄圈子一下扩及千千万万普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大多脱去学术外衣，纷纷赤膊上阵，骂声连天，硝烟弥漫，大有导致社会共识荡然无存之势；何新的初衷是试图以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理念，为争论双方划出一个底线（当然似也有“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的话语策略或“权宜之计”的考虑）。出乎意料的是，他这一套现实主义的理念，因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而受到互不妥协的左右两翼的共同批驳。以整合国内思想界为目标的政治国家主义的登场，其本身却造成了思想界一次更大的论争，在政界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和微妙。不过，这也成为了网民空前关注何新言论的一大契机，使得他此前的几乎所有著作，都被网民不辞辛苦地录入上网，广泛转帖。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何新“中华复兴”学术思想的传播。十多年前，他在网上“学者影响力排名榜”尚未居于首位，而现在，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的文章能在百度上搜出哪怕达到他一半的“相关结果”。

　　何新认为，共产党的民主集中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最佳的国家力量格局。这个强大的组织体，就像社会肌体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只要将其动员起来，系统就能驱动全部身体器官，贯彻统一的国家意志，强力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是因为如此，本身并非共产党员的何新却比许多共产党人更加支持共产党，虽然对于这个党肌体内的腐败，他肯定也具有比任何持异端者更深刻痛切的体会和认识。

　　他始终坚持：“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将意味着发生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在2013年初的全国“两会”期间，他再次建言：“有人说中共现在只是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命题，是偷换概念，但是被津津乐道。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开国的党，建国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的。执政党可以轮换，可以随时下台，不会导致国体的改变，不会发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那意味着国体的改变，宪法的改变，国家全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会发生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是现今中国基本制度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放任玩什么民选官，中国必会大乱。”（略引）这也正是当前中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变革所特别强调和坚守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要坚持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再过多久也不能改。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并要求各级对这“四个意识”竭诚遵行，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当年关于“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之告诫。

 正文：

　　2009年初何新提出用新社会主义代替新国家主义，再次实现其政治思想的一次转变。新国家主义正是何新自己在2000年前后提出并大力宣扬的，但是这一次他明确说，中国的前途不在新国家主义。他解释当初提出新国家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显然是今日的说法。在当时，新提出的国家主义是作为治国根本方略的。

　　在今日何新提出新社会主义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气息，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的神往，这是其心底的人文主义理想情感的一次宣泄，理想主义精神已经超越了当日倡导新国家主义之时的冷静现实主义。

　　如果说，当初何新提出新国家主义是迫于形势所迫，那么今日提出新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形势所激。因为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当初提出新国家主义主要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改革的误导，要求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为改革设定的乌托邦目标，选择符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首要是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这是以现实主义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虚幻，以保守主义抵制改革的激进主义。

　　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引导下，更具实质意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已经无可阻挡地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尽管期间造成的种种问题已经激起了广泛的质疑和谴责，新自由主义梦幻已经被撕碎，但是资本主义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格局却已然成型，资本主义仍依托这个格局向自身逻辑的纵深发展。新自由主义迷雾可以消散，但资本主义仍无所顾忌、变本加厉。由此导致，中国社会日益分化为一小部分暴发资产阶级和大部分底层平民阶级。越来越巨大的“新三座大山”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形象写照，一小部分人在上面巧取豪夺、风卷残云，大部分平民在底下不堪重负、江河日下。

阶级对立已经成为当今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其他一切主要问题都以此为症结。这种对立在社会中挖了两条战壕，两大阶级各就各位，展开了经典的阶级斗争。关于改革的共识已经粉碎，不是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问题，而是不同阶级争夺经济政治利益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欺骗性已经被揭破，但是暴发户资产阶级已经不屑于欺骗，任志强一类肆无忌惮刺激社会神经的冷血动物就是暴发资产阶级的形象代表，平民阶层也已经不易被骗，所以问题只在于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强势资本利益集团已经坐大，弱肉强食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加掩饰的规则。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这不能不激发起何新的愤慨。于是，他重新高扬起新社会主义，试图为中国社会设置一个理想的目标蓝图。这就是以理想主义反抗“现实主义”。暴发资产阶级虽然窃取“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却盘踞着最大的既得利益，也成为最大的保守势力，何新认为他们理应接受“再改革”、“再剥夺”，他说：“新社会主义应包含……对那批为富不仁者、趁改革中制度的败坏而掠取国家资源暴富者和冷血剥削者的再剥夺。”这种言论在改革教看来无疑是“极左”。这是以激进主义反对保守主义。

　　何新倡导的新国家主义并没有能够遏制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也否定了其自身在改革初期解放生产力的建设性作用，新国家主义的推行所要依托的统治阶层也在资本主义进程中迅速地资产阶级化（没能抵制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扩张），愈演愈烈的腐败即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官学商资产阶级加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兴的权贵集团，不但要在经济领域，更要在政治、文化领域攫取统治权，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因此统治集团自身也日益陷入阶级利益的壕沟，公共权力不断被资本所收买，种种政策的制定已经为强势资本利益所绑架和操控。因此，国家统治自身已经无力作为一种“中央”的力量，新国家主义提倡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政策也无法由之得到贯彻。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者不是受到错误理论误导的问题，而是受强势集团利益所左右的问题。这种情况无疑是最令何新感到愤慨的。在此情况下，所要解决的问题超出了新国家主义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畴，在此意义上，新国家主义落空了。此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供对阶级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的正视和解决出路，这正是何新要以新社会主义代替新国家主义的原因。新国家主义讲究自上而下，但上方并不令何新满意。而新社会主义讲究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视野有了大的转变，社会面临的问题，需要依据社会自身来提供解决的动力。

　　公共资源和权力日益被权贵资产阶级所攫取，这是危及中国前途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也正是国家主义之所以落空的问题，也是新社会主义所要针对解决的问题。正由于这个问题，新社会主义才必然要提出来。新国家主义更多是在政策层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属于对事不对人；而新社会主义则直接针对霸占公产和公权的权贵资产阶级，对事更对人，这是阶级斗争的逻辑。中国的阶级对立正是权贵资产阶级残酷掠夺民众造成的，这又是造成一切主要社会问题的祸根，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将矛头对准这个权贵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以处理阶级问题为重要目标），对准问题根源，才能最终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调整是必要的，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经济结构问题，而是阶级结构问题，不是生产力的物的问题，而是政治的人的问题。

　　新国家主义要求由国家掌握社会管理权，而新社会主义要求人民掌握国家和社会管理权。何新由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其关节点正在于，国家政治有走向权贵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而现实中已经呈现种种危险倾向，一旦这种危险倾向成为最终现实，那么国家主义就根本性地失去了依托，成为无本之木。国家仍是这种政治理念转变的枢纽，国家掌握在谁中手，这是阶级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新社会主义明确要求把国家掌握在人民手中，实行人民民主。

　　从新国家主义到新社会主义，批判矛头直接转向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何新说：“我诅咒1980年代以来种种邪恶的新资本主义浪潮！”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各领域都已经从原来可资利用的推动力量转为恶性力量，而新国家主义对之缺乏足够的批判和遏制的力度。相对而言，只有资本主义运动的受害者——人民大众，才有天然的无限的动力去批判遏制资本主义，因此这必定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因而新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广泛的阶级力量基础。何新说：“要知道，这（新社会主义）也正是来自亿万人民心声中的呼唤。”社会主义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顺应这种民心和历史趋势也是政治正义之所在，也是合法性之所在。

　　新国主义强调国家的稳固和强大，这是社会发展的保障；而新社会主义更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更公平的利益分配。新国主义提供国家的基本框架形式，而新社会主义提供国家发展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内容。

　　在国家生存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幻景已经被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过程与严重危机所击碎。但是新国家主义也无法成功地驯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毒流已经四溢横流。资本主义远远无法仅在政策层面制服，因为它本身深入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深层领域，这就是毛泽东竟然要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发动文革的原因，新国家主义无法深入这个层面。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的问题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针锋相对。社会主义具有无比深远的人类历史、人文精神的渊源，何新说：“这也是从佛陀、耶稣和中国圣贤周公孔孟以来一切有良知的人类圣哲寻求导向历史正义的终极呼唤！”何新也呼吁有信仰有良知的学者，研究和宣传新社会主义，努力“要让国家政治道路和未来政策设计回归于‘科学的’新社会主义”，因而，这也是一场文化运动，以文化推动政治。何新相信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对深受资本主义侵害的人民和社会，新社会主义能够吸收广泛的力量来支持和推动自己的兴起和发展。

　　从国家主义到社会主义，也是从以国为本进到以民为本，回到政治价值的源泉。这是何新对于国家大政方针路线的一种用意深刻的提示，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一要有利于国家稳固和强大，二要以人民利益为本位。实际上，这两条都已经被严重地危及了。实际上，这两条又要大于那个“中心”，但竟然都被淡化、暗化了。这个“中心”，以及“改革开放”的提出，原不过是对文革后中国决意改变大政方针的强调，但这“中心”、“改革开放”本身都不是目的。当它们自身成为目的，或被特殊利益集团作为目的时，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即真正的目的反而被淡化、被违背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这些根本目的到了有必要重申的地步。但是只要不把那“中心”、那个改革开放”降低到应有的地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有力的伸张，种种巧取豪夺、涸泽而渔的行为就会顶着“中心”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进行。

　　无疑，新社会主义就是要真正树立国家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即以民为本。“以民为本”这个词被申说了数千年，在新资本主义运动中，也仍然在申说；今天再老调重弹，是否有意义？有！至少的一个关键是，它要取得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高度和地位，取得最高地位，相对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地位要下降，要降为从属手段的地位，这也就是正名，名不正言不顺。很明显，现在中国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经济欠发展问题，而是发展成果严重分配失衡和不公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对立和矛盾的问题，后一个问题不解决，再快的发展都没有意义，并且发展一定不能持续。实际上，由于中国阶级结构的恶化，已经导致种种经济政策的扭曲变态，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内需启动，都成为异常难事。

　　社会主义不但要求分配的公平，更要求权力的公平，后者又是前者的根本保证，权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上要求资产的人民公有，在政治上要求人民民主，在文化上要求文艺反映民声。这就是阶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权力为人民服务，又为人民所掌握。

　　重提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国际垄断资本获得了空前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深深地嵌入中国。由于国内的阶级对立和自身实力的弱势，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甚至国家资本都日益接受国际资本的收买和控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依附性和买办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国家的主权意志都在削弱，所谓“中美国”即属意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国又要被转嫁沉重的损失。应对此种形势，只有重建新社会主义，依托新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的公有制经济体系、新的平等团结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秩序，以及由此造成的强大国家凝聚力，才能全面抵制国际资本主义狂流的冲击，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这一点，实际上是被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所证明过的！

　　何新的新社会主义不是对新国家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深化和提升，新国家主义强调保持国家稳定可控的基本局面，新社会主义又必须正视和解决阶级矛盾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教训惨痛。但实际上激化阶级矛盾的却正在于权贵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无论人们愿不愿意，这一点终归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社会主义者何必过分畏惧斗争的激化，现实也没有退路，和谐社会只是目标，而不是手段的无力和举措的畏缩。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础上推行新社会主义的新改革，扭转社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何新说：“也许还需要经历许多年，也许还需要许多曲折以至还需要付出非常重大的历史代价。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廓清腐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未来的中国和谐清平。”也就说，无论千难万险，社会主义的新改革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和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