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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20年前论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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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钱钟书与“钱学”(1999年)

【附注】本文摘录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一书,出版于2000年,时代出版社。

      记者:你和钱钟书先生不是很熟悉吗?    

      何新:我和钱先生从1980年就认识。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局里派我去接他老人家来院里开会。那时他还没有搬到南沙沟的部长公寓,家中居住条件很差。  

     一路上他和我闲谈,由天气谈到古今掌故。我感到这位老人很亲切,很健谈,也很幽默。知识极为广博。  

    后来我发表了东西,就寄给他请教。老先生有信必回,对我奖掖有加。还邀我到家中作过长谈。  

     我在研究生院学报作编辑的时候,曾主持发表了钱先生的几篇很有名的论文。我认真研读过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名著。  

     平心而论,就学术论,我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  

     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所以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钱学”,我认为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学术炒作。我想钱先生自已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同属一代的老辈学人中,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更值得推崇。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有理论。  

     古人认为上乘之学要学、才、识兼备,其中“识”是第一位的,“识”就是理论。有识,才能驾御“才”,从而能运用“学”。大匠不仅示人以方圆,而且传人以规矩。  在80年代,五四以后新文化所养育出的一代学术界耆宿精英中一些人还健在。社科院中仍是群贤毕集,群星灿烂。如夏鼐、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吕叔湘、唐弢等等。在这一辈人中,钱先生并不能算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他被擢拨为副院长,与胡乔木的个人鼎力推荐有重要的关系。  

      我想,胡乔木此举除了看重他的学问,也是想倚重他作为清流名士的清望。就我所知,钱先生虽然清高,但对于胡乔木,也是始终非常敬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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