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孔：

“仁”与春秋奴隶制

1、三代核心价值不同

孔子政治伦理理念的核心价值，是关于“仁”的思想。“仁”这一观念，并非孔子所发明，但却是孔子将其提升为一种高境界的道德理想、政治理念和社会伦理。儒家以仁政作为规诫政治主权者的首要要义。

在此之前，夏商两代所注重的核心理念，是与宗教相关的“命”与“天”即天命的观念。殷商王朝重视天命、信仰命运。周人的核心理念是保德与敬天。“德”的字根和词源是直与循。保德的意义是贵族及君主要正直，守持，责任。而天，则是宇宙、历史和人世的主宰。

孔子不言命，少言德，慎言天，他所提倡的理念是“仁”——仁善。

2、仁的本义

“仁”字从“人”从“二”（二人合体），是六书中的会意字，本义就是男女的性爱。

《说文》：“仁，亲也。从人二”。《说文》：“亲，密至也。”人二，即二人。密至，亲昵也，即性爱也。《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所谓“相人偶”就是男女性爱。段玉裁说：“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也隐晦表述了此义。

仁与妊及娠均叠韵音通。妊娠，怀孕育子也。仁与“妊”以及“娠”亦为同源字。故“仁”字的引申义，则是慈爱、关怀、仁善。

所以《论语》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仁的本义和引申意义，都是爱人。只是性爱、爱情，以及亲子之爱，都仅仅是个人之所爱，小爱也。而孔子、孟子所言的爱人之仁，则是对人类之爱，对百姓之爱。

“仁”之另一脉古音（古代也有方言之不同，所以许多文字，同字而有多种异音），读音近“善”。郭店楚简之“仁”字为“身心”合体（上身下心），音从“身”得，身、善音近。

古语怀孕曰有身（即有娠）。“身”字是孕妇的象形字，与善一音之转。《说文》“善，吉也。”美味曰善（膳），吉喜亦曰善。

在秦汉典籍中，仁、善二字为同义字。《论语》中仁、善二字也可以互换，“仁人”就是善人，凡言“仁”，就是言“善”。

孔子对“仁”的定义，第一意义是爱人、博爱（仁爱，广义的人类之爱，而非私情之爱）。第二意义就是仁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至于完成，止于至善，曰仁，达到这种境界的即仁人。

3、仁爱的道德涵义

“命”与“天”的概念都是人生及宇宙之主宰者的概念。人在天与命之下，是被动者。而“德”与“仁”的概念，则是关乎人性的概念。但“德”引入的是外部社会的评价——循规蹈矩，正直之行为，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以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仁则不同。“仁”是指个人心性的自我净化。

仁是纯爱之心，纯爱他人。纯善之心，纯利他人与社会。爱有私爱与博爱之别。

私爱者，主观之爱，所爱其实非对象而是自我。博爱者，超越自我之爱也，乃客观之爱，所爱乃社会、世界而非仅仅自我。

爱出自本心，无可伪饰。由博爱之心而升华为博爱他人和有利他人之行为，不是为了取得人们的好评，也不是为了换取他人的回报，不需要援入任何外在的正直标准，这种“仁爱”才是道德理想的至善之境。

对于孔子来说，天地之间最高贵的是人——“天地间，人为尊贵”。“仁”是一种政治理念。博爱大众的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构成一切“礼义”的终极依归，因此仁这种思想，始终是孔子政治追求的核心理念。

孔子毕生以“仁”作为改革的目标，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4、仁是对于奴隶制度的反叛

要理解孔子仁爱思想对于时代的超越性，就应该看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春秋时代的中国还是对人的价值极其轻贱的野蛮文化。这种野蛮主要表现在奴隶制度的存在，以及以奴隶和战俘为人牲献祭和人殉的制度。

关于周代的社会性质是否是奴隶社会的问题，史学界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周代社会中存在奴隶制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奴隶制度不仅表现于经济奴隶和家役奴隶的大量存在，而且表现在以人为祭品的人牲和血祭制度的存在，以及以人为君主和主人殉葬的人殉制度的存在。

包括鲁国在内的“泗上十二诸侯国”，约位于今山东南部及东南部。这里是东夷民族的旧地，从殷商以来一直流行人牲及人殉的野蛮习俗。（可参看黄展岳著《古代人牲人殉通论》第二章）。到孔子生活的东周（春秋）时期，这里仍然是人牲人殉的高度流行区。

从文献记载看，东周重要的献俘祭社事件，经常发生在这里。例如：

《春秋·僖公十九年》（前641年）记：“夏六月，宋公、晋人、邾子盟于曹南。邾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关于这件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僖公十九年都有记述，《左传》所记尤详：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杜预注：“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

终春秋之世，杀人祭祀的恶习在号称文明之邦的鲁国也不断发生。

《左传·昭公十年》（前532年）记：“秋七月，（鲁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杜预注：“杀人祭殷社。”）

《哀公七年》（前488年）：（鲁季康子伐邾）“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杜预注：益，邾隐公也；亳社，以其亡国与殷国。）

鲁国是春秋时期的大国，它经常对邻近的莒、邾等小国侵凌掠夺，俘其国君，杀祭于社坛。

除了献俘祭社以外，当时还流行血祭神灵和焚尪求雨的活动。

《管子·揆度》记述齐国的法律：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

鼓是大社中雷神的象征，衅鼓，就是用人血祭祀社鼓，也就是血祭社神。

“焚尪求雨”，早在殷商时代就非常流行。尪，即巫师，烧烤巫尪，现奉雨神，这种巫术活动称为“烄祭”。

据《左传·僖公廿一年》（前639年）记：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注：“巫，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臧文仲曰：‘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

《左传》记录的鲁国这次焚尪求雨事件，遭到臧文仲的反对而没有实行。但作为制度和风俗，终东周之世并未停止。

以人殉葬之俗曾经大盛于殷商。东周时代，人殉在列国中仍广为盛行。

考古学家黄展岳说：“齐国、鲁国及胶东、鲁南东夷诸国，早在殷商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人牲人殉习俗，至东周时仍相沿不衰。考古发现的齐国殉人墓及殉人数均居东方列国首位。殉人墓大多发现在临淄齐故城附近的齐王室墓或其他高级贵族墓中，年代大多在春秋末至战国早期。主要有郎家庄1号墓，国家村1号墓、2号墓，齐鲁石化乙烯厂4号墓、5号墓、6号墓，淄河店2号墓，田齐王族墓，章丘女郎山1号墓。”^①

见于记载的人殉，还有齐桓公墓和齐宣王后无盐氏墓。齐桓公墓使用人殉，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

“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丝数十薄，珠襦、玉匣、缯綵、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齐宣王后墓也使用人殉，见明万历时沈德符《野获编》卷29《叛贼·发冢》条：

“嘉靖八年，山东临朐县有大墓，发之，乃古无盐后陵寝。其中珍异最多，俱未名之宝；生缚女子四人列左右为殉，其尸得宝玉之气，尚未销。”

春秋时期，不但人殉制度存在，还有士人对君主的自动从死风气。前548年齐大夫贾举、公孙敖等十一人集体为齐庄公殉死，就是惨烈的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记：

“夏五月，崔杼弑齐庄公。……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

崔氏杀鬷蔑于平阴。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

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齐国政变，诸臣为齐庄公殉死，引起了晏婴的议论。晏婴是当时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孔子的老师之一。而他也认为如果国君为社稷而死，是正义的，那么人臣应该从死牺牲。如果国君为身家私利而死，其亲眷应该从死，人臣则不一定要从死。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对殉死。但是齐庄公之被杀是死于私利，所以晏子认为臣子不必为他殉死。

但是，孔子则明确反对一切用人为君主殉葬的制度。不仅如此，连用俑人（假人）殉葬都反对。

《礼记·檀弓》记：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孔子明确认为，不仅不应用人为殉，就是用人俑为殉，也是不“仁”即反人道的。因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所以，孔子诅咒殉葬的制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但是，在孔子的时代，鲁国仍然存在以人为殉的野蛮制度。《左传·哀公三年》（前492年）记：

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杜预注：“季孙，季桓子。正常，桓子之宠臣，欲付以后事，故勒令勿从死。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肥，康子。”）

季桓子当时因有托孤重任，所以没有让名叫“正常”的宠臣从死。但如果没有这个任务，此宠臣从死就是注定的。

殉人习俗，春秋时代已经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秦穆公用三名武士（三良人）为其殉葬，秦民哀之，为“三良”而作悲歌《黄鸟》。

此诗被孔子收编入《诗经·秦风》。^①

《礼记·檀弓下》记述齐大夫、孔子弟子陈子亢、陈尊制止用人殉葬的两件事：

“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

“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前一则故事记齐大夫陈子车死，其妻及其家大夫谋划用人殉葬，适陈子车之弟陈子亢归来。陈子亢难以制止，他先以“殉葬非礼”的话相劝阻，但是他的嫂夫人及家大夫拒绝。于是他说“要有人去地下陪伴，最合适的亲人就是他的妻子及其家大夫”。子车之妻及其家大夫只好作罢。

后一则故事记陈尊己违抗父命，不殉父妾。

这两个事例都被《礼记》，显然是肯定其反人殉的意义。以生人（奴隶、仆臣、臣妾）为死去的贵族杀殉而殉葬，这不仅是极其反人道的恶俗，也是极其野蛮的社会制度。

由此可见，孔子在当时提出“天地间，人为贵”、“仁者爱人”的思想，正是针对当时反人道的野蛮制度与文化，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