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希腊史是一部伪史吗？
原创 2016-07-27
鹿野 察网
【摘 要】
应该把“是否有延续下来的活文字”作为“历史是否是信史”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希腊乃至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上古时代确实缺乏信史。所谓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一次次“希腊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就好像中国署名黄帝的大量文献并非黄帝时期的作品，而是战国秦汉时期一次次“黄帝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一样。但是，历史不同于信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重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考古资料。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地中海文明世界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其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可信度大概也就和我国的尧舜禹差不多，仅仅是传说而已。
希腊作为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长期受到推崇，在从中学到大学的世界上古史中普遍占有最大的比重。然而，近些年来希腊史的真实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学者出版了很多质疑希腊史的著作，中国近年来也出版了何新的《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等著作。但是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普遍的关注和承认，而且里面也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
【原文】
希腊究竟是不是伪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树立起“区分伪史还是信史”的统一的判断标准，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那么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个人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延续下来的活文字”作为“历史是否是信史”的标准。前面说过，西方史学界喜欢把文字的产生视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甚至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缪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以是否有可以被广泛辨识的活文字和相关的出土文献作为判断历史是否可信，特别是历史上相关的文化典籍是否可信的标准是可以的，因为这也涉及到历史释读的学术话语权问题。
如果一种文字、一种语言灭亡了，变成了死文字、死语言，那么对于“是伪史还是信史”的判断就成为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例如，要是世界上只有十几个人认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那么，“苏美尔楔形文字如何解读”这种问题的学术话语权就完全掌握在这十几个人手中了。这十几个人翻译出来的典籍，究竟是不是当时人的原意，其他人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判断，也就很难让人信服。很多喜欢历史的人都发现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因此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出自苏美尔，中国则不少人认为这说明苏美尔人的原籍可能是中国某地。其实，这只不过是那些专家用汉语解读苏美尔楔形符号，发现勉强说得通，于是就这么延续下去了。至于他们这种解读是否符合苏美尔人的原意，甚至这些符号究竟真的是文字还是后人的揣测，恐怕也都是难以断定的问题。假如真的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法强加上的解读，乃至这些符号并非文字，由于除了那十几个人外的其他人也看不懂，于是仍然没有办法验证。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光是希腊，就连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是缺乏信史的。因为他们所谓的历史资料，并不是始终不断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十九世纪以来考古学和历史学“再发现”的产物。这种“再发现”究竟是还原了历史还是编造了历史，这在少数垄断史学界的史学家来看其他人都是没有资格解读的。而相关研究的专家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否定这个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历史的可信性，因为否定了这些也就否定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相关的研究经费，对于他们自身是极端不利的。比如说，一个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历史学家，最多只是对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个别释读作出质疑，而不可能否定“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本身。否则，他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也就无法获得经费。显然，不会有人干这种傻事，于是，“苏美尔楔形符号是文字”变成了苏美尔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尽管其很可能不是历史本身。所以说，19世纪以来“再发现”的历史都很难算是信史。
“希腊史是否是一部伪史”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希腊的文化典籍上。质疑者认为，希腊文化缺乏原典，缺乏年代比较早的出土文献，就算是最早的版本也多是在中世纪甚至文艺复兴之后，是缺乏可信度的。这种质疑很有道理。另外，上古的书写材料成本较高，因此，上古文献篇幅普遍比较简短。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原始文献，比如《道德经》只有五千字，《论语》只有一万多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老子，孔子他们不想多写，而是因为在上古书写材料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是尽可能地多写了。春秋战国那个年代，中国的书写材料能够支撑的个人写作是很难超过五万字的。而希腊人所拥有的国土空间和发展水平不可能比中国强太多，但希腊现存的文化典籍都是一些鸿篇巨制，这显然是很可疑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文献的内容方面，希腊的很多文献的确带有后人编纂的痕迹。比如《荷马史诗》中记载了特洛伊十年围城的情况，这在上古社会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在铁器使用之前生产力落后，后勤补给非常匮乏，很难打的起长期的围城战。在时间上稍晚的中国的牧野之战，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时间。这才是当时战争的常态。而像特洛伊战争反映的这种长期围城战的战争状态，应该说是铁器使用后特别是中世纪战争的一种常态，所以《荷马史诗》的时代不会早于铁器使用后。而且，现存的《荷马史诗》的最早版本也是在十世纪，这恰恰与当时的战争情况吻合。再比如《伊索寓言》有大量篇幅提到阿拉伯的情况，而希腊灭亡之际，阿拉伯文明尚未兴起，所以关于阿拉伯的内容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实际上现存《伊索寓言》最早的版本是十五世纪普拉努得斯的作品，这也恰恰符合当时阿拉伯文明已经由辉煌走向衰败，但仍影响着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分别是十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产物，而非古希腊的文献。当然，即使不是古希腊的文献，也有可能包含古希腊的内容。不能因为《荷马史诗》出现的时间较晚，就断定特洛伊战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明代的《封神演义》中描写商周之际的战争也存在着大量围城战的相关描述，这些描述显然是反映了明代而非商周之际战争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就断定商周之际的牧野之战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们更不能因为《封神演义》描写的是商周年代之事，就认为其是先秦的文献而不是明代的小说。对于《荷马史诗》，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判断古代文献的真伪应该以古代文献编纂形成的年代，而不是内容的年代为标准。比如伪《古文尚书》编纂形成是在魏晋时期，虽然与上古时代的《尚书》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伪《古文尚书》是上古时代的文献。再比如宋代形成了《三国志平话》，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我们只能说《三国演义》是明代的而不说它是宋代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希腊文献普遍是伪文献。否则，若是标准不统一，对中国用高标准，对希腊用低标准来进行判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另外，人类语言发展也是有规律的，其基本规律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像中国最早的诗歌《弹歌》，只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诗经》中的记载先民情况的《雅》《颂》中的一些诗要长些，但也比较简短。《尚书》和先秦诸子的语言也非常简单，越往后越啰嗦。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啰嗦的惊人，是因为其成书年代是19到20世纪，在流传中早已丧失了古典语言的原貌。按照中国《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的标准，《摩诃婆罗多》只能算是19到20世纪的作品。就现存的《荷马史诗》和亚里士多德很多作品的语言风格看，其成书年代不会太早。
第三个就是“阿拉伯人再传入希腊文献”的问题。质疑的人提出:今天阿拉伯没有古希腊文献的原典。这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阿拉伯再传入希腊文献”的不可信性。阿拉伯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大量描述了印度和波斯的相关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希腊。这表明了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希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阿拉伯人也不太可能专门去保管古希腊异教徒的原始文献。这也与现在阿拉伯世界不存在古希腊原典文献的情况是一致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希腊乃至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在上古时代确实缺乏信史。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世界的信史是在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和325年尼西亚会议尊崇基督教之后，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载体逐渐地形成的。而在这之前的时期普遍缺乏可信的历史资料，总的来说都只是传说而已。至于所谓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一次次“希腊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就好像中国署名黄帝的大量文献并非黄帝时期的作品，而是战国秦汉时期一次次“黄帝热”中学者陆陆续续托名而成一样。
而在南亚文明世界，因为热带书写材料难以保存等原因，即使是中世纪前期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中国的《大唐西域记》还有翻译过来的汉文佛经等来进行研究，上古时期更是缺乏原典和年代较早的文献。所以，印度的信史时期就更短了。比较清晰的印度历史是在殖民者到来之后，再往前推也只能推到穆斯林统治下的德里苏丹国时期。也就是说比地中海世界还要晚一千年左右。
不过，依照这个统一的标准，中国的信史也不像很多人吹嘘的那么长。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其实是包括了传说时代在内的，并不能说这五千年都是信史。商代的甲骨文能辨识的人同样不多。（当然，比地中海世界那些早已灭亡的死文字要多一点。但总的来说还是小众的，只有个别的几个字好认些。）今天大多数商代甲骨文究竟念什么，学者是缺乏足够依据做出准确判断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猜测。因此，对于相关一些记载的分析很难说是准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代的历史不能说是信史。中国比较可信的历史始于《史记》记载的西周晚期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此后一直到今天的各个年代相关的历史资料记载是没有中断的，而且各方论述比较一致，可信度争议不是很大。所以，总的来看，中国的信史时间比地中海世界早一千年左右，比南亚世界早两千年左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地中海世界和南亚世界在上古时代缺乏信史，就说其上古时代没有历史。历史不同于信史，除了相关文献记载，还是可以以考古资料等做为依据来做出综合的分析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就把考古资料，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考古资料，放到了比历史文献更高的地位。而就目前的相关考古资料来看，古代希腊文明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在古代希腊历史里，具体的人物活动和事件更多的是传说而不是信史。对于古希腊的文化史研究，也不能以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乃至更晚时期的一些典籍来进行推断，而是应该以出土的相关年代的资料来进行推断。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研究古代希腊的一些相关情况的时候，不能靠那些年代不明且真伪难辨的历史文献，更应该靠社会经济领域的资料和分析。像所谓的雅典民主制，有些史学家研究发现，假如公民大会真的如记载所言开地那么频繁，希腊人就会没有饭可吃，因为根本没有生产的时间。因此，雅典民主制很有可能是后人的建构，而不是希腊的真实情况。当然，我们不能说雅典的公民大会一定没有召开过。但至少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断言，公民大会不会像传说中开地那么频繁。
当然，考古学资料的年代也不一定正确，因为考古学的鉴定权也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比如说埃及金字塔被普遍认为是上古年代的产物。然而，80年代以来，关于金字塔的建筑材料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是石头建造的，有人认为是简单的混凝土。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去进行科学的鉴定。这是因为，对金字塔进行科学鉴定的权利都被操纵在圈子里的少数人手中。显然，判断金字塔的具体年代比判断建材要难得多，而如果连金字塔的建筑材料也无法确定，恐怕如今对金字塔具体年代的判定也是大有疑问的。不过，以此否定整个地中海世界考古学资料的可信性显然也是不合适的。一些非标志性的考古学资料开放性比较高，可信度也比较高。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地中海文明世界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其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可信度大概也就和我国的尧舜禹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