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年代中外报刊关于何新的若干评论
一、学术界的一个奇人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何新
作者：郭琰
原刊：《理论信息报》1984-10
转载：北京大学研究生报
【原文】
许多读过何新的论文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位根底深厚的老先生，其实他只有35岁。
以著述之快而论，自1980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有20万字左右的论文发表问世。令人不可思议的则是他所涉及的领域之广——从史学、经学、训诂学、中西哲学史、逻辑学、进化分类学、美学、佛学直到写小说和文艺评论。有的好心人曾对他的“博”提出异议或告诫。但他们不知道，他在凡所涉猎的各个学科中，都绝非浮泛，而是时有创见。钱学森同志在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的致词中，曾引述何新的一篇论文（见《新华文摘》第9期），而在一封信中，则称赞他的“历史概念集合”思想是“一个创造”，称他所构建的一种概念树为“何新树”。钱钟书先生说何新的考据训诂“时发新谛，益智开窍”。古文字专家张颔老先生认为何新考证《周礼》中的诸“胥”是先秦“儒”的前身，为“发千古之复”，“极有可能”。在即将出版的论文中，何新对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作了新的解释，论证中国上古曾广泛存在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在另一篇论文中，则采用符号和结构层次分析的方法，重新考释了人所熟知的一组古代神话，其结论之新颖，令一些审稿专家感到惊异，并受到他们的好评。（文章将刊于《文学遗产》）。他所译的《培根论人生》，以译笔优美而风行于青年读者中，自1982年出版以来，已重印多次，发行近百万册。他不久前写的一篇当代文艺评论，还未刊出，已在知情者中反响轰然。有人说他的观点很可能成为文学界今年“冬天的话题”（见《读书》第11期）。他还尝试写过两、三篇小说，处女作曾在《丑小鸭》杂志上评得头奖。刘再复毫不掩讳地多次称他为“奇才”。而颇有幽默感的刘心武则说有必要取出何新的脑浆作化验，看看一个人的头脑怎么能吸收这么多东西。
据出版界的朋友说，何新今年一年就完成了三本书，约50万字。其中有一本名叫《诸神的起源》，是通过中国神话透视中国文化的专著。出版后料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不同反响。另外一本是《艺术现象的符号一结构一文化分析》，观点也十分新颖。还有一本新译的《培根随笔集》，明年初就可与读者见面。
不久以前，记者对他作了一次采访。
问：你为什么不走古人所说的专而深的道路，却跨涉么大的学科范围？
答：博未必不可以深。关键在于驾驭的能力。现代条件下从事广义的文化学研究，不能不要求人具有多学科、综合系统化的知识结构。
问：你明年准备搞什么问题？
答：计划写三本书。1.《辩证法理论的起源和历史》。试图澄清对“辩证法”这个古希腊名词自黑格尔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许多误解。2.《古礼新探》试图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重新认识和解释中国古代的一些礼仪和宗教风俗。3.《现代文明中的两性价值观》。
问：你在学术上的目标是什么？
答：探讨近年来传统道德系统在现代化新潮下受到的冲击和价值观念的革新问题。
在当代的文化和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广而深地批评吸收科学与哲学的一切发展成就，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相和底蕴，冲击和革新思想和学术中一切过时了的旧观念。
问：你的治学方法是什么？
答：改一副古人的对联吧，就是：博涉百家，断以己意。糠秕陈迹，立新斯言。
二、一代狂才
——何新印象
作者：石磊
原刊：《文论报》、《新文化报》1988.12
一
记者日前对著名年轻学者何新进行了一次采访。
何新的书房仍然是那样杂乱而拥挤。除了书柜、书桌、一台中英文电脑，到处堆着书、报和杂志，我与何新虽然早就熟悉，但这次访问却别有神趣。我们的话题首先从他最近的晋升谈起。
“从报上见到你最近提前晋升高级职称的消息。祝贺你。”
“谢谢。”
“据说在去年你就被提名了。为什么没通过？”
“说不清。”
“今年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
“我还没找着感觉。”
“什么意思？你不认为这是你的一次胜利吗？我还听说，本来这次你也很有可能直接破格升正研究员的。是不是没升上去，你不太服气？”
“我这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自信。我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只能根据职称或职位这种身分标签，来判断人的价值，那是可悲的。我的存在是属于历史的。我深信，我对我们社会的价值，最终绝不会用我有什么职称来衡量。历史将来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裁判的。如果说赢，我要的是在这一点上赢。说实话，我本来已想辞去公职做自由职业者。不信，你可以去问有关方面。我就不信如果没有这个职称，我就可以被击败。”
真“狂”！但也许，这就是何新之所以是何新。
二
关于何新，在当代年轻一辈学者中，恐怕没有谁的经历会比这位只进过三个月大学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更富于戏剧性的色彩了。他在十年的时间里，在学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著述总计已近400万言，其中包括个人文集3部，专著9种。堪称年纪轻轻，而著作等身了）。在当代学者中，若就涉猎之广博言，恐怕还没有人能与他比肩。其治学范围涉及了几乎人文科学中的所有学科。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因其广博而失于浅泛。在许多领域中，他确实都提出了过人的创见。
也许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是在若干报刊上关于他的争议和嘲骂之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他却以19（赞成）：2（反对），15（赞成），0（反对）的高票数，出人意料顺利地通过了中国人文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具有权威地位的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的两级严格审议，获得提前晋升。对于这两级机构的学术权威性，我们只要看一下学术委员会构成成员和最高审批者的这一名单，就可以得到十分深刻的印象：胡绳、汝信（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学会副主席）、冯至、李泽厚、唐弢、蔡仪、叶水夫、
朱寨、刘再复、蒋和森……等等。众所周知，虽然在学术上未必属于相同的流派，但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著名的学者。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有近年崛起的新锐学者。据说，在每一次评议会上，对何新其人、其事、其学，都做过长时间、反复、热烈地讨论。也许，如果本记者对这些学者作个别性采访，了解他们各自对何新的评价，那有理由相信，其褒贬可能会大相径庭。然而尽管如此，经过会议辩论的结果，却是几乎全体都对何新的破格晋升间题，投了赞成的一票。尤为具有戏剧化色彩的是，根据记者采自有关部门的可靠消息，何新这位在当代学术界中似乎最具有争议的年轻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次高研职称评定中，所得到的获票率却竟然是最高的（在共计36位学术委员的两次表决中，总计34票赞成，仅2票反对）。如果我们考虑到学术界中关于何新的种种议论和流言——例如关于他的“狂”，关于他的“傲”，关于他的“匪”，关于他的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以至某些人加诸他的号称“学匪”和“伪学者”（由于何新没有高等学历）的绰号，等等；那么这一结果就不仅难以置信，而且似乎是个奇迹。
三
何新的知名度是够高的。去年海外有报刊曾援引国内调查资料，指他为当代文科大学生中拥有读者最多的学者之一。但在当代学术界，何新也应当算一个最有名的捣乱分子一一他一个人跑单帮却像一支游击队。一会儿玩哲学，一会儿玩美学，一会儿玩文艺批评，一会儿玩历史，一会儿玩考据，一会儿写诗歌、小说，一会儿画国画……。至于何新“玩”的水平如何，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本记者自然更无资格来作定论。但对于这一点，人们却不会有什么争议——凡只要何新闯入哪个领域发议论，哪个领域里就要平地搅起风波。所以，难怪有人把他看作学术界的一个捣乱分子。有人称他的这种“捣乱”为“何新现象”。
这个自学起家、一无学历、二无学衔，学术上无倚无傍的家伙！在学术上，他从来不喜欢吃“大锅饭”，却总是喜欢另起炉灶，有时还砸人饭碗子。客气点说，他治学喜爱独辟蹊径。但不客气地说，他是常常独出心裁，标新立异。他的眼里似乎看不到权威，也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身分高低。这就难怪许多人要骂他的“狂”了。对于一个学术上已困扰人们多年的重大问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断言，忽然之间似乎已被他解决。（比如关于龙是鳄鱼，凤是鸵鸟，《九歌》十神按五行方位排列，以及黑格尔的逻辑之谜之类。）一个热门话题，人们正在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作论辩，他却会突然宣布人们对此的热衷毫无意义。在1982年于天津召开的一次重要史学讨论会上，他听了三天会，沉默了三天。由于当时他还是著名学者黎澎的助手，会议主席客气地邀他发言。但他一开口却把大家吓一跳。他宣称：听会三天，对会上发言的总印象是“雾里看花，都隔了一层”。会前黎老曾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只带耳朵听会，不要带嘴巴。结果回来惹动无数学者前来找黎老告状：您的这个助手好厉害呀！黎老一动气，一下挂了他的红牌，炒了他的鱿鱼。搞得大半年没有单位敢接受他。但是他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后来写成论文发表后，却得到李泽厚教授的高度评价，表示“非常赞成”，并且译成英文被收入于一部国际学者关于“亚细亚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集。
有人说何新精，其实他很傻。傻就傻在两点。第一吃堑不长智。第二常讲有人不爱听的大实话。他的胆子也出奇大，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向最热闹的东西上浇冷水。典型的例子是1985年，当时文坛一上正在闹“现代派”。蝶乱蜂狂，倾倒一大片。没想到，正在“新”潮逐浪高之际，他迎头就是一瓢冷水，断定由当时新潮文学的代表作中，可以看到一种趋向腐败的文化精神，因而惹动了他的忧国忧民之思。于是他强烈地呼唤作家的责任感和新时代的英雄主义。这当然顿时惹犯了众怒。于是有豪杰立马挑他一枪，说他倡导英雄主义是“卖猪肉搭售味精”——多余。又有人说他的忧思重重是杞人忧天，因为“天凉未必秋”（原话如此）。最后还是豪爽的刘××宣判得干脆，断定何新与“主张文学中寻根”的钟阿城，都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代表（与《深圳青年报》记者谈话，1986.
1）。香港《争鸣》更进而宣布何新是当代文坛中的大保守分子（1986.9）。好一顿闷棍。要是别人，即使不呜乎哀哉，也必定抱头鼠窜，改弦更张。但何新却接着又在《读书》杂志和《文论报》上放了好响的两炮。第一炮轰的是当时又一大热门的电视剧《新星》——他批评这出激进呼吁改革的剧中，实际充满陈旧政治意识，宣扬的是清官和好皇帝论。
在《文论报》上，何新那一炮惹翻了一个著名作家和她的朋友。结果在《文艺报》上给何新来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头版头条”。通栏标题“陈祖芬痛驳何新”。何新说，他这几年在学术界“玩”出来的最大成绩，就是《文艺报》和《历史研究》上批判他的两个头版头条。第一、这两家报刊都是中国文学和史学领域中最有权威的报纸和刊物。第二，自1978年以来，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批判文章，这两家刊物都是头一次。“看来，我可能比我自己想像的似乎要稍微重要一点。”他的结论如是。
至于在其他领域中，何新“玩”的水平如何，记者无权判断。但在他家中，何新出示了香港出版的两本精印画册。其中分别收录了何新的一只水墨“鸭子”（据说曾在中国美术馆的一次画展中陈列过）、一幅仿明人风格山水（在香港参加画展时就地卖出了）。至于他的诗，据说旧体、新体都写，只是从不发表。经记者征得他同意，在此照录一则，供读者玩赏：
秋的印象
是一朵流火
飞来秋夜、突然绽放
燃烧我寂寞心田
正月色如铁
铁中有风苍劲
——短暂而华丽
来之匆匆、去也匆匆
只留一缕思忆、
一个金色梦
从此使我常思念、
思念这铁、这
风
这秋——
之夜，直到那
最后黎明
意境是朦胧的，而形式与格律却不像时下的朦胧诗那样散乱，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严整。何新有自己的一部诗集（未发表过）。其中许多作品，颇上口且有意境。问他为何不发表？何新说，因为他的诗，特别是爱情诗，还都是借用前人用过的题材。他的创新，仅在于语句新形式的探索，也还未完成。他说：对诗与画，他都正在尝试追求“新古典主义的风格”。这种新古典主义的特点，在诗歌上，是重视格律和韵味。在国画中，是透彻理解传统的笔墨寄情和抒情符号。“总之，必须重视形式规则，而又拒绝泥于形式规则。”他的自我评价是：诗、书、画，画格居第一，诗品第二，学间第三。问他最不擅长的是什么，他答：做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最累。
四
何新给人的印象是奇怪的。从仪表看，他绝不像一个学者。曾经闹过几次笑话。一次美国夏威夷电影节主席康浩请吃饭，他来了。康浩用电影家的眼睛端详他良久，说：你看去不像学者。他间：像什么？工农兵么？康浩摇头，答：个体户。何新乐了，说：“没错，我就是个体户。”他有时很有钱，但掷之如流水。一次他花七千元买了一部电脑。刚运到家，见报上广告，又发现某店还有一种新型号的。这架还等不及退，就把那架买来。他每月逛一次琉璃厂书店，遇好书必买。没有一百块打不住，卖书的都跟他熟，虽然不知他是何许人。但他没有一身高价的衣裳。普通衣服超过三十块钱，他绝不买。他善于演讲，讲话有特殊的魅力和幽默。北大的研究生有几次安排了辩论，请他去。但在他的雄辩前，每次都辩不起来。北京和外地各大学中许多听过他演讲的人，都不能不折服于他讲话的逻辑、风趣和魅力，甚至连听众中的洋人都拍手。每次他去各大学讲演，都会引来许多听众，走廊的暖气上也被人站得满满的，他喜欢讲大白话，语风土得掉渣。但一旦掉起书袋来也吓人，可以信口引证各种经典。他这人生性落拓不拘，有时还玩世不恭。但就为这玩世不恭的态度，惹出过无数麻烦。
总之，何新是一个怪物。他的头脑是奇特的，个性是奇特的，风格是奇特的，作风也是奇特的。有人认为他是富于创造和想像的一代“狂才”。也有人认为他是扰乱学术界中一统天下的一个魔鬼。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还要看十年。
三：何新：美国世界帝国的挑战者
作者：〔日本〕伊藤正·日本共同社驻北京分局长
原刊：日本国会《FORESIGHT》〔远见〕杂志，1990年8月号
一
与何新先生的认识是非常偶然的。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恰好当晚邀何新先生吃饭，朋友说他是一位“有趣的学人”，建议我不妨同行。
其实，我早就想一有机会就见一见他。因为在欧美记者笔下，他被称作“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保守派的战略论者”。自然，谁也不会错过与这样一个人物见面的机会。
何的正式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可是从他的外表，人们也许更乐于把他看做一个干粗活的体力劳动者。很难相信他已经出版过十多本著作，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是近年中国论坛中驰名的知识分子。
何新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繁华工商区的一家广东饭店。他身着T恤衫，头戴工人帽，平头短发，头发微白。他身高1米75，体格健壮，胳膊很粗。后来我见过他头戴摩托盔，驾驶摩托车，那倒是更适合于他的一种形相。这种粗犷形相，与我将述及的他的奇特个人经历和政治立场是有关系的。
在目前思想尚未解冻，禁止与外国记者自由接触的情况下，令我暗中感兴趣的，是他对我这个作为不速之客而突然出现于宴席上的外国记者，将作何反应呢？虽然作为非正式的客人我有点不安。可是当朋友把我介绍给他后，他却表现得十分坦然。握手寒暄之后，他就毫无拘束地大声谈笑起来，话题是多方面的。由此看来，那些关于他的某些背景传闻，也许不无根据。
他说，他愿意见到日本人。他对日本特别感兴趣，很想了解日本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见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拿出一篇他用电脑写的论文让我看。这篇论文的观点，与本刊上一期曾介绍过他的关于民主和国际战略的理论有关。他的观点已经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在《朝日周刊》上，船桥洋一先生以“面临危险的日中合作论”为题，引用了中日两国泛起的把美国视为中、日共同假想敌的理论。
船桥先生曾是驻北京的特派员。在80年代中期是常驻华盛顿记者，是我的老朋友。船桥先生对何新先生观点的看法在此不必多说了。我个人认为何可能过高估计了美国人傲慢性的一面，有忽视日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以及某种大亚洲主义的倾向。当我坦率地向他谈了我的这一印象时，何先生却仅仅问了一句：真的是太极端了吗？他对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强的自信。如本刊上一期所说，中共党内可能不乏支持他的观点的人。这一点似乎也被正在由重视美欧，转向重视亚洲的中国外交动向所证实。
二
何新先生为什么会持有现在这样的看法呢？这与他对中国经济政治情况的理解有关，而且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作为实际的问题，去年的震动几乎危及中国的国家统一。此后的一年多以来，中国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仍反映出其余波的影响，何的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
何新先生在中国学术界被看作一个异端分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数高级研究员不一样，他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然而在这十年来，他发表出版的论文和著作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无人可及，内容涉及中国历史、神话、文学、美术、黑格尔和马克思、经济、政治、以及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思想。
这两年来，他特别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强烈关注，不断作出惊人的分析。他的这种分析，引起了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共同注意，同时也招致了反对者的激烈批判，并因此而更加被正统派的学者视作异端。我所认识的一位学者就曾皱着眉头对我说：他是个混蛋，最好注意一点。
何新先生曾是红卫兵。“文革”期间的1968年高中（形式上的）毕业后，被下放到中国北部边疆黑龙江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在1978年返回北京之前，他经历过严厉的体力劳动锻炼和迫害。迫害，是他在1970年因反对林彪而被打成反革命，被拷打，他手腕上现在仍留有当年造成的伤痕。
回到北京后，他当过专业大学的代课教员。1980年进入社会科学院，“干杂活”（他本人这样说）。但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论文（他也是一位画家。他的一幅近作，最近曾在北京的琉璃场文化街出售，被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先生购去收藏）。他的才华被历史学家黎澎（已故，曾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所发现，于是在次年（1981）聘任他为助手，终于打开了他通往学者之路的大门。
在那以后，何表现出了惊人的理论才能，并因而连续获得晋升。1984年他成为助理研究员，1987年成为副研究员。在这期间他还主编过刊物、丛书，发动过引人注目的争论。
三
他的理论特色，是高度贴近现实，注重进行务实、实证性的研究。例如在他的神话著作中，以各种古代文献和传说为背景，使用了大量文物考古的图片资料，追踪神话传说的真相和来龙去脉。
他对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采取坚决面对现实，摒弃一切空想幻想的方法，力图探求在实效上能为中国和中国人带来最大实际利益的政策。
把何新简单地看作传统意义的保守派，或服务于某一特定政治派别的策士是错误的。何新先生与邓小平先生同样地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结果他被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旗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此之前，他在香港杂志《明报月刊》1988年11月号上曾警告，改革可能失败，1976年的四五事件将重演（惊人的预言），中国有面临分裂的可能。除此之外，他还在该杂志1989年4月号上，指出中国民运幕后存在国际动向。有人注意到，这与邓小平先生后来关于“国际大气候”的论断存在联系。所谓“国际大气候”，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流入和强行推进。正是它成了酝酿震动的主要原因。加之，中国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背景下，也出现了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武器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提出：要警戒西方的政治渗透。
四
何新先生今春（6月间）曾应邀到北京大学出席了与学生的对话集会。何因反对动乱在大学生中声誉不佳。
据目击者说，何新先生的理论尽管在实质上与保守派也没有大的差异，因之在最初半小时内，他遭受到猛烈的奚落和怒吼。但当他的演讲结束时，会场上却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认为这不仅是由于他那富有感染力的风格，尖锐、机敏、幽默的辩才，那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主张中确有一种能从僵硬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讲究现实性和实证，从而能够征服青年人的东西。
对于把吃饭的方法（筷子）和语言传授给日本人，怀有文明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日本近年的繁荣，常常表现出复杂的感情。不仅是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阁员的谈话，都成为刺激感情的因素。在中国老一代人中，难以忘记日本曾侵略中国，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抱有强烈的警觉心。在中国领导层中，以邓小平先生为首，亲日派是绝不会多的。但何新先生在这一点上却与老一代有所不同。他试图客观地评价日本和中日关系，主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重视与日本合作。
他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向坚持自由独立的立场。关于他可能被中南海重用的谣传不断。这也许有道理。因为在今日中国，他是能填补和沟通时代裂缝的理论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