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1] ——乔治·奥威尔（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George Orwell）。
第一部分 编译按语
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历史。当日耳曼部落族群——现代西方人的祖先——从中亚漠北的大草原，进入欧洲的时候，那里原本就是黯淡无光的文化荒漠：从来没有文字、文化和文明。[2]
近代以前，虽然犹太—基督教拥有原始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被“四大发明”改造之前，两者不能被通俗使用；绝大多数的教士和贵族都是文盲；[3] 而且希腊文与地理上的“希腊”毫无关系）；但是，它们与其说是“语言文字”，不如说是“神秘符号”：在密室伪造“神圣”，对族群散布“咒语”。[4]
基督教的千年丝毫没有改变欧洲和日耳曼人的原始状况。[5] 然而，中国的技术与文化透过阿拉伯—蒙古—十字军传入欧洲，在点燃了几点文艺复兴的火花的同时，却全面地造成宗教失控，以致人神火拼，趋于毁灭。[6] 幸亏，东方的舶来品的其中几项（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加上实际上是中国开拓的“地理大发现”[7] ；凡此，使西方因祸得福，否极泰来！——劫掠和霸占美洲让欧洲的内部变得宽松、和解、有序、富有：“负能量”疏解于外、嫁祸于人，“正能量”带来佳境、创造奇迹（暴力的再生产）。
从那以后，欧洲的宗教语言得力于纸与印刷术等，而能够升级和普及，逐渐与各个日耳曼部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相辅相成，两全其美；于是，基督教就把其内部的神话传奇与外部的文化信息，编织成了一个神圣性的文化根脉。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理性”和“西方中心”，与之征服世界相得益彰，就构建成了以“西方始终应该主宰全人类”的世界历史。这就像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8]
第二部分 外国学者批评西方历史学
〔亚当·温斯坦博士整理，诸玄识 编译。一家之言，仅供参考〕[9]
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发掘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是向壁虚构；
欧美历史学所产生的西方史与世界史，都是基于伪造的历史资料；
基督教是伪造历史的始作俑者，从而形成了西方史学的主脉；
耶稣基督并非产生于公元元年，他的生与死都发生在中世纪。
（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根据著名的日期和事件来编撰历史，那就像是月亮着落一样，纯属伪造。迄今为止，已有四十万到两百万个如此日期/事件，都是从奇闻异事和宗教神秘中被炮制出来了。然后，让你（读者或学子）开始领悟一部新时代的编年史的意义；但它却是遵循这样一个荒谬的“经验统计理论”（empirico-statistical theory），即：大部分的历史学是服务于“强权即公理”的虚构之集合……。“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所写的”（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Dan Brown）。
我们大家都是通过博物馆、书本和遗址来和往昔建立联系。这些就事论事的“历史”。它们没有经过批判性的反思的过滤，就先入为主地植根于我们的心灵，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存在。
这样的历史是真的吗？阿纳托利·福缅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希望唤醒你们！他的见解可被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和伊萨卡·牛顿所佐证……。
福缅科院士首倡“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学”——更换古代世界的编年史。他和他的合作者格列布·诺索夫斯基试图用统计学和天文学的科学资料，来重新验证（鉴于西方没有真实的文物、文献的史料）。福缅科院士认为：
西元11世纪以前的西方，不存在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可靠的文字记录。大部分的早年文化都是基于这样的“文献”或复制文献，它们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作者对他们的同时代所发生的的事的记录。从这一点来说，那时的编年史家——主要是少数教会文士——凭借假设和共谋来确定历史事件及其日期。他们干脆把其周遭的琐事——无意义的或有害的事——用来充实早年“历史素材”，从而创造了诸多的中古事件提前“重演”的怪像……。
在基督教的编撰中，《新约》中的事件，一如《旧约》，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事炮制出来的。贞德的原型是犹太—基督教中的黛博拉（Deborah）。【译者按：被说成是法国民族英雄的“圣女贞德”是虚构的；近年还伪造了贞德的遗骨。法国朝野于2012年6月6日，根据假的贞德的生日，进行了六百周年纪念活动。France Celebrates Joan of Arc's (Fake) Birthday）】[10] 。
耶稣被钉十字架发生在1086的君士坦丁堡。……福缅科院士断言，耶稣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同一个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译者按：贝拉·卢卡奇博士指出：“耶稣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是1086年，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对该事件的直接反应。”[1] 】
古埃及、希腊和罗马都是被文艺复兴的作家和艺术家塑造出来的。所谓的受亚里士多德教育的亚历山大大帝，后者只是15世纪的莫斯科的一个沙皇。【译者按：15世纪俄罗斯还是一个很原始、非文字的部落社会】。
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的10年，从20岁开始，他造就了庞大的帝国，绵延从埃及到印度；从来没有在战斗中败下阵来，他利用创新的攻城利器；并成立了20个城市，都冠其英名，包括在埃及亚历山大。这是真的吗？ in 10 short years from the age of 20 he forged a vast empire stretching from Egypt to India. Never defeated in battle, he made use of innovative siege engines every bit as as effective as the fabled Trojan Horse, and founded 20 cities that bore his name, including Alexandria in Egypt.
（现代流行的）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历史，采用了杜撰的后罗马的阿瑟王传奇及其人名和时间，实际上是复制了一些的拜占庭的历史，后者却也是基于中古后期的事件而伪造出来的。
福缅科院士说，就是现代的编年史的“科学方法”也是基于老的、被杜撰的时间线的。现代的西方历史学是变本加厉的堕落。一句话，……我们是在实践“让·鲍德里亚模式”，而没有第一手资料。【译者按：让·鲍德里亚是法国哲学家。其思想归纳为“现实的消失”。他在其所著《象征交易和死亡》书中提出三个概念：A.“仿冒拟像”：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B.“生产拟像”：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物体彼此全是复制拟像；C.“模制拟像：设置程序再现原始起源。】
我们（西方文化）是在中世纪模本中编织起来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俄罗斯社会批评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Zinoviev, 1922 —2006年）更明确地指出：“17世纪以前的全部（西方）历史都是被伪造的，……精致的伪造具有了普遍性。
……奥威尔的那句控制过去的老话，虽然能够打动《1984》的年轻读者，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是麻木不仁了。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迪特里希·黑格维施（Dietrich Hermann Hegewisch, 1746—1812年）在1854年写道：“提供有序的（历史）原则，来促进（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安排。”
人类的时间线的隐晦，是个“历史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以致社会自身不能正常运行。（中世纪）基督教分裂，从而让神父来为《圣经》中的事件设置时间，其意义是深远的。
……法国学者让·哈尔端，书商的儿子，成为耶稣会教师和图书管理员；他越来越对其所收集和翻译的古典文献感兴趣，最后得出结论：……除了西塞罗和维吉尔等极少数人的古代作品之外，所有的希腊和罗马的“古文献”（包括众多的希腊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学），都是13世纪的教士杜撰出来的（根据东方的新知识拼凑出来的）。哈尔端同时怀疑由希腊文翻译而来的《圣经》是假的。揭露这个丑闻激怒了他的耶稣会上司，后者迫使他于1708年放弃如此研究；直到哈尔端死后才发表其扩充的著述，它宣称是中世纪的本笃会修士编织了古典的希腊和罗马，他们还铸造了古代钱币。【译者按：福缅科院士称：真正的罗马帝国仅是中世纪的罗马教皇所设计和追求的“统一蓝图”（以“泛蒙古帝国”为素材和灵感），也就是所谓“第三罗马帝国”。即：“李维所确定的‘古罗马’是公元1053年之后，……罗马在意大利建立的正确时间应该是14世纪。”[1] 】
早期神父圣保罗和福音书（“福音四书”，即《新约》的头四卷）都是本笃会僧侣于16世纪炮制的。“基督与使徒”大批量地虚构历史事件，15世纪结束以前的英国历史亦然。
今天所教的中世纪史几乎全是伪造的。“一个想象的历史阶段被创造出来，它叫做‘中世纪’。”整个700—1400年的“中世纪历史”全都记载着从未发生过这些事（而那段时间的欧洲，真正发生的事，因为没有文明的内容和工具，所以根本无法记录在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