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独创的新经济学体系
2015-02-10 THQC云南教育
作者：路漫漫
一、何新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何新先生关于经济学术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70年代。研读的主要著作是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编纂的《剩余价值论》，加上其它一些启蒙读物。
第二阶段是在1980年代初期。主要是反复研读了当时新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何新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生前未出版的手稿，可能比其已出版的《资本论》著作更为重要。
在这个阶段，由于何新已具备了深厚的哲学、逻辑学功底，使其能够批判地对照现实经济，进行理论思考。尽管马克思的著作意在批判资本主义，何新在这个阶段的主要感受却是对左派经济理论的批判。他认为，苏联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实际都是庸俗地解释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多年以后，何新对左派经济理论的系统反思和批判，集中发表于2002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一书中。
两年后何新对此书进行修订，更名为《反主流经济学》，于2010年再度出版。
所谓“反主流”，笔者理解为既反右派主流（新自由主义），也反左派主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何新曾经反复申明自己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是一个务实派，实事求是派，属于非鸟非兽的蝙蝠一族。
第三阶段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这期间何新阅读了萨缪尔森、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琼斯、斯拉法、哈罗德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个阶段，何新最大的收获是通过熊彼特经济思想史的介绍，发现并研究了德国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有三大流派：自由主义（斯密主义）、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李斯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至此全部纳入何新的研究视野。
通过深入思考，尤其是深入研究李斯特的著作，何新认识到，自由主义试图建立纯形式经济学乃是极其荒谬的空想。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学说，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不可能是中性的，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西方主流经济学企图抹杀和掩盖李斯特，本身就是出于利益的需要。经济学首先不是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是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和本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如果不符合国家利益，越“先进”的理论可能越有害（例如“休克疗法”、“哈佛五百天计划”之于前苏联-俄罗斯）。
第四阶段是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
1987-1988年，何新在《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这是何新本人，也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以个性化的思考（而非照本念经），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直接开的第一枪。从此，何新横槊西风，如同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孤独地坚持了近十年之后，才有一些非主流知识分子、民间学者在思想上跟进。近二十年以后，才有一些主流知识分子、官方学者在主流学术刊物上跟进。
何新的理论批评引起了邓小平、陈云也包括赵紫阳的注意。在高层的支持下，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刊登了《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谈话录的发表掀起了“何新旋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正是在这篇谈话录中，何新在学术上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换言之，何新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存在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前人未发的论断。它既不符合右派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不符合左派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因此遭到了当时经济学理论界的群体性围攻。
但是，非常奇怪，何新文章中关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的观点，受到了高层的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非常重视何新的观点，甚至亲自向何新询问经济对策。何新提出了限产压库、引导消费，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建议。在当时经济学界的滔滔反对声中，这些建议居然得以付诸实施。正是从那时开始，出口导向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并使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
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掀起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下岗失业运动之后，何新以非常直率的笔法，对这一运动提出了直接的、尖锐的批评，由此而形成了系统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总体来说，在第四阶段，何新通过思考、研究、写作，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经济学术体系。其成果，大部分汇集于《新战略论·经济编》（1999年出版）和《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还有一些文章散落于其它著作。为了写作本书，笔者还从何新自传《孤独与挑战》中引用了一些内容。
第五阶段，1998年以后，随着中国在新世纪初加入了世贸组织WTO，同时金融工具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全球金融战争愈演愈烈，何新开始深入系统地思考货币、金融问题。
2010年开始研究共济会之后，又将货币金融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汇集于《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汇率风暴：中美汇率战争真相揭秘》等著作中。
通过对汇率、利率、物价联动机制的思考，以及揭示汇率与币值概念的根本性不同，何新揭破了国际金融巨鳄企图通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进行摧毁性打击的阴谋。
二、何新在经济学术上的主要创新观点
在何新研究经济理论的第四阶段，其核心、也是极具独创性的一个最重要观点是提出“市场有限性规律”。
根据这个规律：市场不是无限的，市场并非可以无限扩张的。何新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并且任何商品进入市场，是需要成本即有价的。何新指出，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呈同比关系，某商品市场空间愈大，则利润空间愈高。反之则相反。先期进入市场者，因市场成本较低因而利润收益也较高。
何新认为，市场竞争规律实际也是市场有限规律的引申表现。
何新认为，由市场有限规律出发，与“投资效益递减规律”和“相对成本递增规律”相结合，可以解释和推演出古典型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以及解释许多有关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应当指出，何新的市场有限论，实际上是对著名的马歇尔供求曲线以及亚当·斯密及马歇尔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的粉碎性打击。这个规律，为国家主义的市场培育与保护政策提供了理论的支柱。
在何新研究经济理论的第五阶段，何新的独创性观点是在市场空间有限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决定价格”的经济规律。
何新认为，现代市场竞争是在国际大资本（共济会金融体）对世界市场进行全面垄断基础上进行的。在现代世界市场空间下，商品价格本质上不是由供求关系自由决定，而是由控制世界市场和进入世界市场的资本规模和数量决定。这一观点彻底摧毁了古典主义斯密以及新古典主义马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此观点出发，的确可以解释和推演许多现当代金融经济（包括商品和金融期货投机）的价格现象。
正是由于认识到国内市场的有限性，何新主张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反对内需主导、封闭性市场空间以及任何划地为牢的观点。何新引证近代资本主义的成长历史，论证只有大力开拓和利用世界市场，国家经济才能获得持久稳定的发展动力，而避免由于国内市场狭窄带来的经济危机和发展瓶颈。
何新认为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有人认为实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根本原因都是工业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包括前苏联）为分割、争夺和垄断国际市场而发生的。何新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终极结局，导致美、英、欧、日组成的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共济会金融体系），基本实现了对全球经济体的控制。
由于市场有限，投资效益必然随规模增大（到一定程度）而出现逐渐递减。这种递减不可能通过无限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克服，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资源的昂贵化，直到消费者难以接受，生产部门无利可图。因此，何新坚决反对以高赤字、高通胀、高债务（凯恩斯主义）来强行扩张经济。为此，必须树立“适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何新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保护民族产业，为民族产业谋取市场。除了向外看（开拓国际市场）以外，还有两个要点：一是打破国内各个省区的经济“封建”割据状态，形成统一畅通的市场环境；二是发展就业、加强社会保障，这是因为收入越低者消费倾向越高。增加贫困者的收入，抑制贫富分化，有利于扩大市场，这才是真正的“扩大内需”。
只有发展就业、加强社会保障，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由于各个发达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了内部爆发革命的危机，才得以实现持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由“资本决定价格”的观点出发，何新揭示了国际金融力量不断壮大、美国取得全球霸权的经济根源。美国所鼓吹的规则、向中国推销的金融理念，例如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骤然开放金融市场，都是有利于美国，而极不利于中国的游戏。正是由于资本能够决定价格，使得金融势力能够炒作各类产品（包括实体产品和金融产品），从中获取暴利。如果中国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骤然开放金融市场，必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何新主张对于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必须十分慎重，谋定而后动，绝不能任由美国牵着鼻子走。
在中国，近年来由于市场原教旨崇拜盛行，“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等恶性炒作现象频频发生，尤其是炒作房地产形成的泡沫，已经严重绑架了中国经济。过度的炒作和经济波动对长远发展十分不利，何新主张抑制各种炒作行为，抑制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
近期国内发生的“牛奶过剩”、奶农屠牛等恶性经济现象，则进一步证明了何新关于市场规律和生产过剩规律的论述。
三、何新与左右经济思潮的论战
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何新与主流经济学界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论战。这里从有利于逻辑展开的角度（而非时间先后顺序）加以简要介绍。
何新首先批驳了萨伊关于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需均衡的观点。市场自动均衡需要四个条件：转移投资无需支付成本、资本结构具有充分的弹性（可以随时变卖抛售）、资源和技术可以无限供给、生产过剩永远不会发生。这四个条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因而市场自动均衡只能是神话。
马克思认为，一件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可能与需求脱节。这本身就蕴含着发生经济危机（供需不均衡）的可能。 因此，市场必不能自动均衡，难以实现产品的充分交换。这意味着市场对产品的吸纳能力有限，即何新所认为的“市场有限”。
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企业必然存在激烈竞争。如果大家都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门洞开，竞争结果必然只对强势企业和发达国家有利。不发达国家的幼稚产业永远难以成长起来。斯密的《国富论》鼓吹垂直分工，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源，这种自由主义对不发达国家而言乃是《国穷论》，等同于狼外婆的甜言蜜语。
由《国富论》的明显意识形态倾向可知，经济学是关于利益的学说，不可能是中性的。经济竞争存在零和博弈的因素，你胜则我败，我胜则你败。既然试图建立中性的纯形式经济学，无非是想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但存在零和博弈的情况下，对于一方有利的纯经济学，不利的一方必然加以反对。这如何能够让大家都遵守纯经济学呢？因此，经济学绝不可能超离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
以剑桥学派的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试图建立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科学经济学”，梦想构造一个抽象的数学模型或系统，只需要将各种数字元输入进去，这个形式系统就可以自动工作，模拟和预测出一国的国民经济或市场供求的取向和动态。 其实质却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由马歇尔“科学经济学”发展起来的“计量经济学”，主要就是为金融资产阶级服务的经济学说。）
事实上，纯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经济人”、“个人偏好”、“社会福利”、“欲求”（需求/欲望），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学和人、和利益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人、离开利益（当然包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经济学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而利益/价值的不同表述实质就是意识形态。
何新反对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反对其立场和利益倾向，而并非认为其一无是处。这种反对并不妨碍从其体系中吸收有益的成分。
何新深刻地指出：“不同的利益体系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一个国家在运用经济理论制定政策时，既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又要看是否符合本国经济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阶段，往往需要运用不同的经济理论，至少在程度上需要有所改变。
除了批驳右派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何新也批驳了左派经济理论。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曾经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极左经济政策。结果导致大规模农民暴动，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何新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的“余粮征集制”，实质是国家向农民征收高额地租，是一种压榨和掠夺，其额度甚至高于地主索要的额度。“义务劳动制”，相当于王朝时代实行的徭役制度。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宣称“为革命作出贡献”，但战时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回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制度，并无先进性可言。这种做法对于当时的苏俄，短时期内或许是必要的，但长久持续下去，必定以失败告终。
当时只有列宁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费尽唇舌才说服俄共中央，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转轨。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高于我国当前经济制度（即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当时俄共中央成员均无法理解。实际上，列宁是依据“生产力决定论”作出这一论断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面对苏俄时期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无论如何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如果能够建成，就不是生产力决定论，而是生产关系决定论了。左派经济理论的根本性依据就是生产关系决定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来源，并非出自马克思，而主要是苏联早期理论家布哈林所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在这部著作中，布哈林提出了经济实物化（废除货币）、消灭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将会消失等观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全部经济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决定论”基础上的左派经济理论不可行。1958年，中国曾经声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但在六年之后，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实现共产主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100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历史上的左派经济实践大抵如此，屡屡摔得头破血流。
1990年代风行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也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决定论”之上的一派学说。由此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转机改制（私有化）和失业下岗运动。新制度经济学的恶果，早已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显露无遗，其政策却仍然得以在中国推行，着实令人讶异。
有些人会问：“中国不正是由于实行了转机改制，提高了经济效率，而获得了成功么？”荒谬就在于此！对于因果关系的错误认知，会让人一再陷入泥坑。凯恩斯说：“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只有找准因果关系，才能把准脉、下对药。
事实上，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有许多人亦归于左派经济理论。这与一些人将中国改开以后经济建设的成功归于私有化运动，如出一辙，同样荒谬。
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就不应称之为“规律”。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各国经济的成功，往往要经历一个重商主义（国家保护主义）阶段。即使是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英、法、美三国（第一代工业国），早期也都实施过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第二代工业国德国、日本实施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可以看作重商主义的升级版。第一代工业国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就拼命地丑化、淡忘重商主义，指责其“过时、落后”。其实质，就是试图通过“先进的”自由主义拆解后发国家的保护政策，从而保持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
撩开意识形态的面纱，苏联、中国以“闭关锁国”为特征的早期工业化，实质是重商主义的另一升级版。改革开放则可以类比于由重商主义进化为市场资本主义。这才是历史的真相，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以此推断，建立在生产关系决定论基础上的左派经济理论和右派“新制度经济学”，显然都搞错了因果关系。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企业不断走向大型化、垄断化，社会福利制度十分完善，与“新制度经济学”要求的私有化、分散化、国家放弃经济干预完全不同。而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基础亦是混合经济形态，正在努力迈向“共同富裕”，发展新型社会主义，与左派理论所主张的“无市场、无商品、无货币、一大二公、经济全面管制”形态也截然不同。
四、何新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
何新在《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书中说，他是历史的决定论者，相信历史背后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有人问，既然苏联和中国的发展并不能逾越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俄国的孟什维克也作如是问。）何新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共产党革命可以为俄国经济发展争得不同寻常的条件。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虽然英、法、美早期的重商主义，德国、日本的国家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工业化，具有类似的性质，即都是以国家保护政策，大力发展本国工业，但是毕竟时代情况不同，各自都必须有一些特殊条件作为保障。例如，在第一代工业国的先进工业压制下，第二代工业国就不能再实施“农→轻→重”的发展次序，而必须实施“重→轻→农”的发展路线，以尽快赶超第一代工业国。而对于苏联、中国而言，由于国际竞争更为激烈，不仅要实施“重→轻→农”的赶超路线，而且还需要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环境，以国内市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起步，避免先进工业国的冲击。只有通过强有力的革命，才能赢得这些条件。再加上共产党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因而革命自然有着伟大的意义。
换句话说，虽然共产党革命也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决定论”，虽然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只是以重商主义/国家主义为诉求的民族革命，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毕竟可以使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也就是可以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要求，尽量把各种因素发挥到极限。正如百米赛跑，没有革命，或许只能跑到20秒，甚至更慢。有了革命，尽管也不可能跑进10秒以内，但通过努力，可以达到12秒、11秒。这就是“选择论”。
何新经济学术继承了李斯特主义（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两者的综合和发展。
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何新反对斯密主义、萨伊的自动均衡理论。这集中表现于何新在新世纪以前的经济研究成果中。
站在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何新反对马歇尔等人主张的纯形式经济学（自然也会包括计量经济学），因为这类经济学最有利于金融资产阶级。（纯形式经济学则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低”。）何新提出“资本决定价格”的反论，与主张自动均衡的西方价格规律学说（供需规律）针锋相对。市场价格首先而且主要是由资本的进出量决定，如果任由炒作盛行（一些人甚至声称不准炒就违背了市场规律），必然是仅仅有利于极少数投机者和金融资产阶级（共济会）。为此，何新甚至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在每个毛孔中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何新指责美国鼓吹“新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意在制造概念，以便操纵炒作金融产品，是国际金融巨鳄的鬼把戏。
何新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金融信用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金融信用问题高于一切。如果金融信用破产，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的瞬间崩溃。因此，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金融部门，积极追求金融效益。由凯恩斯主义而推导出的高赤字、高通胀、高债务政策，不利于国家金融稳定，有可能导致国家信用崩溃。
因此，何新在有的文章中对凯恩斯主义痛加指责。但另一方面，何新承认凯恩斯主义对于解救经济危机确有重大效果，因此在有的文章中，何新又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大加赞扬。这种矛盾的态度，表明确需一套辩证的方法来处理金融效益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何新对于通货膨胀问题尤其有着深入研究。
何新第一次在主流刊物上发表的经济学文章（1988年发表于《经济学周报》）题目就叫做《通货膨胀与决策失误》。何新在1990年撰文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正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之一。在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发生居民手中持币，但在商店买不到东西的情况，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是需求旺盛，供应不足。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会表现为物价的大幅上涨，即显性通货膨胀。如果继续深入追究下去，所谓“短缺经济”恰恰是由于生产循环出现梗阻（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造成，具体来说就是由于国家救助受困企业，多发了许多钞票，导致通货膨胀。这种现象绝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由“短缺经济理论”推导的政策思路只能将国家经济病症越医越重。何新的这一观点导致1991年后中国经济政策发生惊天逆转，由囤积货物、紧缩金融，改为放松金融、增强产品销售、努力开拓海外市场。
在新世纪，许多经济学家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何新指出：正是由于人民币升值政策，导致了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越升值，则通货膨胀将越严重。这是因为，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会导致热钱的源源涌入及外汇兑换人民币的超量发行，从而推高中国国内各种资产（包括股市、房地产）价格，形成通货膨胀、泡沫经济。
何新指出，新自由主义混淆了汇率和币值两个概念，将两者划上等号。何新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仅具有市场价格，而且具有双重价格，一是对实物的市场价格（即物价，是以实物对货币的估价），另一是对其他货币的价格，即汇率。这种观点过去没有被人明确指出过。
何新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导致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下降（币值降低）。这是人民币发生“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一奇怪现象的根本原因。
由上述问题出发，何新又深入研究了价值规律，指出汇率、利率、物价具有联动而目标相悖的关系。只有辩证处理好这些因素，才能使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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