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实录（2）
中共建党创始人之一李达文革惨死
李达：毛泽东加入中共的引导人、毛泽东研究哲学问题的启蒙人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是介绍毛泽东加入共产党的引路人之一。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
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年底应毛泽东写信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离共产党。
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1937年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程潜率部起义。年底，由毛泽东、刘少奇两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
毛泽东与李达
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院士）。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客舍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毛泽东给李达的书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三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指示王任重说：“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6月30日，李达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公开批判和声讨，受到武汉大学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公布的罪行包括指出毛泽东并非一大代表，只是代替者；以及批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
1966年7月19日，李达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8月13日，李达因遭连续批斗发病，脸色苍白，口吐鲜血，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的党籍。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工作队率红卫兵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于1978年得到平反。
【附录2】毛泽东与李达的交情
李达，毛泽东加入中共的引路人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启蒙者。
惨死于1966年红卫兵的批斗中。
毛泽东和李达的头一次见面是在党的“一大”上，但他们的“神交”很早就开始了。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创建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驱张运动等等，在全国先进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李达当时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工作，密切关注家乡湖南的情况，对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十分钦佩，认为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重任非毛泽东莫属。11月间，李达和陈独秀联名致信毛泽东，委托他在湖南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寄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
毛泽东对李达的大名也早有所闻。他曾经读过李达批判梁启超、张东荪和其他一些文章，感到痛快淋漓。他接到《共产党》月刊后，对这个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十分喜爱，反复阅读，并把它送给一些青年朋友们阅读。
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其1920年1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写信说，《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毛泽东还把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随后会见李达，在了解到上海、长沙等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些情况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李达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后，代表党的发起组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到上海开会。
接到李达寄来的通知,毛泽东非常激动，向往已久的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要成立了。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于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于7月初到达上海，住进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李达专门到博爱女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拉着李达的手说：“鹤鸣兄，我读了你写的许多文章，受益匪浅，谢谢你。”李达接过话说：“润之，湖南的革命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也要向你学习。”看到毛泽东的住宿十分简单，芦席铺地算是床铺，作为“一大”主要筹备者,李达深感过意不去，说：“对不起，条件有限，就委屈你一下了。”
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宣传主任，毛泽东则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
1922年11月，毛泽东致信李达，邀请他到湖南就任自己亲手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在自修大学任教期间,毛泽东和李达经常在一起商讨问题。毛泽东一遇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李达请教，有时甚至是半夜敲门。通过毛泽东和李达的共同努力，湖南自修大学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者。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中央工作，李达独自担负起自修大学的工作。半年之后，湖南自修大学遭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
毛泽东和李达的再次见面是三年之后的武昌。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11月底，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达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次，毛泽东听说李达也在武汉，专程去拜访。别后重逢，备感亲切。毛泽东当即邀请李达给农讲所的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李达多次给农讲所学员授课。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集团也随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毛泽东在参加完汉口“八·七”会议后，转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继而率部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李达则辗转上海、北平等，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
1936年8月14日，易礼容，这位毛泽东早年的好友，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突然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这里所说的李之译著,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李达的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尤以李达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最初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作者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8人。这部书于1931年在苏联出版。李达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与自己的学生雷仲坚进行翻译。1932年9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该书。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等译)中的批注
1936年11月，毛泽东得到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延安时期，毛泽东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二百多字。1941年，毛泽东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后来，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倾心写作的一部哲学名著。它以缜密的逻辑，充分的论证，独特的见解，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937年5月，该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写的“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着：
“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
以后逐日记了读本书的进度。3月16日记：“本书完。”毛泽东还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注和读书符号两大类。文字批注大都写在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批注有对原著扼要而精辟的概述，阐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如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上的批注中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读书符号有：△、○、—、√、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这些符号往往也反映出他在读书当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反对，深思与不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有一段话：“否定的本质，否定之否定的本质，都在于它是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发展中的动因。”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毛泽东批在书上的问号非常之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有些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
1939年4月，正在重庆讲学的李达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因此，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派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他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工作。李达当时表示愿意前往。但因各种原因，李达未能成行。
1947年初，李达受聘于湖南大学。1947年底至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来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吾兄系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华南局负责人的周密安排下，1949年4月15日，李达乘火车离开长沙，经广州，于次日抵达香港。5月初，李达与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文教知识界人士乘船由香港，经过整整一周的航行，抵达天津。
5月14日，李达乘车到达北平。到达北平后，李达暂住北京饭店。3天之后，毛泽东派车来接李达到香山家里叙谈。
李达和毛泽东分别22年后重逢。毛泽东把李达让进会客室，服务员端上香茗。入座后，李达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1927年以来的经历，十分惭愧与后悔地说：“1927年离开党的组织是我平生所犯的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错误。”
夜幕降临。毛泽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因为长谈之后十分疲劳，顾不上更多礼节，便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了。
此次见面，李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够重新入党。毛泽东表示，同意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12月，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志愿书》的“历史证明人”一栏内赫然签着：“毛泽东”!
李达重新入党，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信任。李达每当谈到这件事时，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润之还没有忘记我。是润之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后来毛泽东批准了李达的这个请求。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决定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
湖南大学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对来这所学校任领导工作，李达非常高兴。1950年8月，李达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给湖南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很快题了词并写了回信，托专人送给李达。1951年元旦，李达率领全校师生隆重举行校牌升悬典礼。李达在湖南大学还主持了爱晚亭和枫林桥的重建，毛泽东为“爱晚亭”题名，李达本人则写了《爱晚亭记》。
李达除担负教育行政工作以外，按照毛泽东的嘱咐，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传播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重塑中国人的哲学观。
1950年12月、1952年4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重新发表。李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向来十分崇敬，“两论”重新发表后，李达以饱满的热情从事“两论”的解说工作。
从1951年3月1日至6月1日，《新建设》杂志分四次刊登了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从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1月1日，《新建设》杂志又分七次刊登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
这两个解说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指导下写成的，李达为了解说得更准确，每写完一部分，就寄给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收到后，立即认真审读并亲笔修改，例如他对《〈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就有如下修改：(一)在《解说》中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此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有带头反帝的作用，因此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在解说“两论”过程中，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例如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1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仍照原。”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李达：
鹤鸣兄：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1年7月，1953年7月，《〈实践论〉解说》单行本、《〈矛盾论〉解说》单行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这两本通俗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名著，自50年代初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54年冬，党中央发动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李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向武汉知识界作报告，并相继发表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等文章和小册子，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12月20日，李达把其中的《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呈请毛泽东审阅。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回信说：“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毛泽东还具体指示李达：“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需作明确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达特写了一本小册子《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对实用主义的本质及其手法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这本书阐明了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政治纲领的哲学伪装，阐明了实用主义对于哲学上根本问题的态度、实用主义的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实用主义的主观真理论、实用主义的诡辩论与实用逻辑，最后指出了胡适为什么和怎样宣传实用主义及其在反共卖国方面的表现。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再次就宣传通俗哲学问题对李达提出希望说：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1953年初，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著名综合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从1953年2月，特别是1956年夏季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一次甚至两三次。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只要来武汉必与李达见面，探讨哲学问题。他曾对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道：“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肯定地说：“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来武汉首次下榻风景秀丽的东湖客舍。东湖客舍与武汉大学隔湖相望，珞珈山上风格特异、驰名中外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历历在目。尽管工作繁忙，毛泽东仍不忘派人把李达请来。坐在车内的李达心想，建国后毛泽东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也不能叫润之润之的。不知不觉到了客舍，毛泽东早已在门口等候。
“主……” “主……”
李达“主”了好几次，也没有把“席”字叫出来。
“你主……主什么?”毛泽东见状制止道。“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谈话中，李达深有感触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听了李达这番话，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1958年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
9月11日，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这次李达不请自到，匆匆赶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来不及歇口气便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问明来意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并用红军长征、直罗镇战斗、三大战役等历史来加以说明。
“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显然他对毛泽东的解释不满意。“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毛泽东毫不让步。
争论使整个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李达转身要走。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深知李达是一个犟性子，只要是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毛泽东示意梅白送客人。
梅白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
毛泽东还要梅白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的话。李达听后怒气全消，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次日，应李达之邀，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视察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共只视察过两所大学，武汉大学是其中之一。为了永远铭记这个难忘的日子，武汉大学把毛泽东接见师生的操场定名为“9·12操场”，并勒石纪念。每年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生典礼都在这里举行。
1961年夏，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当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得知李达在庐山后，于8月25日特地安排时间，派人用小车把李达接到自己的住处，促膝长谈。
李达长期患病，身体很差，面黄肌瘦。毛泽东见状关切地询问李达的身体状况，并告诉他工作、休息要两不误，研究工作要做好，身体也不能垮。李达没有过多地谈自己的身体，而是不断地同毛泽东探讨一些哲学理论上的问题。比如，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李达原来主张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毛泽东向李达解释：“形式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只管形式，如果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李达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达在十年内战时期写成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本人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可惜后来在行军途中丢失了。还说：“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非常遗憾地说：“自己精力有些不济，手颤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李达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8月28日，李达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对这一工作做了部署，信中说：
日前见到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咐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精力不济，他说可以找几个帮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回校后立即开始这一工作。至于助手呢，德麟、玄武是合适的，但他们有教学任务，至多只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相助，我还希望你在毕业学生中选派两位能想能写的人跟着我干。
当时，毛泽东、李达的旧友周世钊、乐天宇也正在庐山。乐天宇的友人从湖南宁远给他捎来九嶷山的斑竹。传说，尧帝两女同嫁舜帝;舜帝南游死于苍梧(九嶷山)，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悼念不已，泪滴竹上而成斑点，有湘妃竹之称。李达、周世钊、乐天宇商定，送一支斑竹给毛泽东。另外，李达送一根斑竹毛笔，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乐天宇送一条幅，上有蔡伯喈《九嶷山铭》的复制品，还有乐天宇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毛泽东收到这些礼物和诗作后，异常高兴，顿生诗情，挥笔写下了《七律·答友人》一诗，以丰富的想象，轻松浪漫的笔调，寄托了对友人及故乡的怀念与祝愿：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支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回到武汉大学后，李达立即调集助手，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对于他的早年著作《社会学大纲》，虽然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李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认为此书写作于20多年之前，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新的科学成果概括进去，没有反映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决心对全书重新改写，重新写成一部新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前半部《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了。李达十分兴奋，用四号铅字印了少量稿本，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该书，并作了许多重要批语，主要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几十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说明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
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的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延安时期他在博古译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
毛泽东的关怀和具体指导，鼓舞了李达，立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唯物辩证法大纲》作了精心修改，接着又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下半部即《历史唯物论》的编写工作之中。
然而，文化大革命骤然降临!1966年6月，李达被造反派强加上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叛徒”、“地主分子”等种种罪名，他主编《历史唯物论》的工作被勒令停止。
李达在受审时，曾用写交代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润之，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
毛泽东收到了来信。但是，毛泽东却没有直接伸出援手，回复李达的求救。
这年8月，李达终于被造反派批斗而死。
晚年毛泽东在读李达的哲学著作时，总是不断回想他们讨论哲学问题的情景，深为失去这位著名哲学家而悔恨、遗憾。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述党的历史时，特别回忆起已经被整死的李达，说他是党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
“九大”闭幕后，1971年毛泽东来到武汉，他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在东湖边漫步时指点着说：“你们看，对岸是老虎尾，远处是中山亭，那边是珞珈山，茂密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神色黯然：“李达不应该被整死!”
——这时李达已经屈死5年了。李达的平反，则是在1978年文革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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