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实录（2）：中共建党创始人之一李达文革惨死

  

    在解说“两论”过程中，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例如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1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仍照原。”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李达：

     鹤鸣兄：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1年7月，1953年7月，《〈实践论〉解说》单行本、《〈矛盾论〉解说》单行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这两本通俗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名著，自50年代初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54年冬，党中央发动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李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向武汉知识界作报告，并相继发表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等文章和小册子，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12月20日，李达把其中的《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呈请毛泽东审阅。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回信说：“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毛泽东还具体指示李达：“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需作明确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达特写了一本小册子《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对实用主义的本质及其手法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这本书阐明了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政治纲领的哲学伪装，阐明了实用主义对于哲学上根本问题的态度、实用主义的不可知论和信仰主义、实用主义的主观真理论、实用主义的诡辩论与实用逻辑，最后指出了胡适为什么和怎样宣传实用主义及其在反共卖国方面的表现。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再次就宣传通俗哲学问题对李达提出希望说：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1953年初，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著名综合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从1953年2月，特别是1956年夏季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一次甚至两三次。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只要来武汉必与李达见面，探讨哲学问题。他曾对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道：“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肯定地说：“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来武汉首次下榻风景秀丽的东湖客舍。东湖客舍与武汉大学隔湖相望，珞珈山上风格特异、驰名中外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历历在目。尽管工作繁忙，毛泽东仍不忘派人把李达请来。坐在车内的李达心想，建国后毛泽东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也不能叫润之润之的。不知不觉到了客舍，毛泽东早已在门口等候。

    “主……” “主……”

    李达“主”了好几次，也没有把“席”字叫出来。

    “你主……主什么?”毛泽东见状制止道。“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谈话中，李达深有感触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听了李达这番话，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1958年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

    9月11日，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这次李达不请自到，匆匆赶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客舍，来不及歇口气便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问明来意后，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并用红军长征、直罗镇战斗、三大战役等历史来加以说明。

    “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显然他对毛泽东的解释不满意。“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毛泽东毫不让步。

    争论使整个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李达转身要走。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深知李达是一个犟性子，只要是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毛泽东示意梅白送客人。

    梅白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

    毛泽东还要梅白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的话。李达听后怒气全消，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次日，应李达之邀，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视察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共只视察过两所大学，武汉大学是其中之一。为了永远铭记这个难忘的日子，武汉大学把毛泽东接见师生的操场定名为“9·12操场”，并勒石纪念。每年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生典礼都在这里举行。

    1961年夏，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当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得知李达在庐山后，于8月25日特地安排时间，派人用小车把李达接到自己的住处，促膝长谈。

    李达长期患病，身体很差，面黄肌瘦。毛泽东见状关切地询问李达的身体状况，并告诉他工作、休息要两不误，研究工作要做好，身体也不能垮。李达没有过多地谈自己的身体，而是不断地同毛泽东探讨一些哲学理论上的问题。比如，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李达原来主张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必须完全一致。毛泽东向李达解释：“形式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只管形式，如果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李达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达在十年内战时期写成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本人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可惜后来在行军途中丢失了。还说：“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非常遗憾地说：“自己精力有些不济，手颤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李达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8月28日，李达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对这一工作做了部署，信中说：

    日前见到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咐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精力不济，他说可以找几个帮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回校后立即开始这一工作。至于助手呢，德麟、玄武是合适的，但他们有教学任务，至多只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相助，我还希望你在毕业学生中选派两位能想能写的人跟着我干。

    当时，毛泽东、李达的旧友周世钊、乐天宇也正在庐山。乐天宇的友人从湖南宁远给他捎来九嶷山的斑竹。传说，尧帝两女同嫁舜帝;舜帝南游死于苍梧(九嶷山)，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悼念不已，泪滴竹上而成斑点，有湘妃竹之称。李达、周世钊、乐天宇商定，送一支斑竹给毛泽东。另外，李达送一根斑竹毛笔，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乐天宇送一条幅，上有蔡伯喈《九嶷山铭》的复制品，还有乐天宇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毛泽东收到这些礼物和诗作后，异常高兴，顿生诗情，挥笔写下了《七律·答友人》一诗，以丰富的想象，轻松浪漫的笔调，寄托了对友人及故乡的怀念与祝愿：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支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回到武汉大学后，李达立即调集助手，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对于他的早年著作《社会学大纲》，虽然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李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认为此书写作于20多年之前，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新的科学成果概括进去，没有反映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决心对全书重新改写，重新写成一部新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前半部《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了。李达十分兴奋，用四号铅字印了少量稿本，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该书，并作了许多重要批语，主要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几十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说明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

    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的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延安时期他在博古译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

    毛泽东的关怀和具体指导，鼓舞了李达，立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唯物辩证法大纲》作了精心修改，接着又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下半部即《历史唯物论》的编写工作之中。

    然而，文化大革命骤然降临!1966年6月，李达被造反派强加上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叛徒”、“地主分子”等种种罪名，他主编《历史唯物论》的工作被勒令停止。

    李达在受审时，曾用写交代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润之，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

    毛泽东收到了来信。但是，毛泽东却没有直接伸出援手，回复李达的求救。

    这年8月，李达终于被造反派批斗而死。

    晚年毛泽东在读李达的哲学著作时，总是不断回想他们讨论哲学问题的情景，深为失去这位著名哲学家而悔恨、遗憾。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述党的历史时，特别回忆起已经被整死的李达，说他是党的创始人，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

    “九大”闭幕后，1971年毛泽东来到武汉，他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在东湖边漫步时指点着说：“你们看，对岸是老虎尾，远处是中山亭，那边是珞珈山，茂密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神色黯然：“李达不应该被整死!”

——这时李达已经屈死5年了。李达的平反，则是在1978年文革结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