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和他的五朵金花

张静江和前妻姚蕙



“五朵金花”的合影。前排左起：芸英、芷英；后排左起：荔英、蕊英、茜英

大女儿蕊英（中），二女儿芷英（右一），五女儿倩英（右二），三女儿芸英（左一），四女儿荔英（左二）
　　位于太湖西南岸的小镇南浔，是晚清时期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镇上到现在为止也不过四万人，那时恐怕只有几千人。当年这个仅靠植桑养蚕的江南小镇，居然在数十年间，一下子诞生了四头“大象”、八头“牛”和七十二条“小黄狗”！所谓“大象”，是指拥有一千万两银的超级富翁；“牛”，是指拥有五百万两银的大户；而家有一百万两银子，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在这就只能屈居“小黄狗”了。
　　民国元老张静江（1877-1950）就是南浔“大象”之后。他的祖先起初只是个开糕团店的小老板，到了其祖父张颂贤的时候，全力经商，在浙江沿海大办盐场，将家乡的特产“辑里丝”运往上海的洋行，行销海外，又到上海经营房地产和金融业。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终于在同光年间大发其家，使张家跃为南浔“四象”的第二名，成为颇能呼风唤雨的豪门望族。
　　作为“大象”之孙的张静江，如果定定心心地在其祖父开创的生意轨道上“滑行”，或许后来就是个“荣德生”或“刘靖基”了；可他偏偏不甚“安分”，总好“出奇制胜”，不耐烦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具有很强的反叛性格。他的弟弟张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忆说“二兄幼时，性殊顽劣，而异常童”，又说他好交友，尚豪侠，喜冒险，故以“人杰”自名。1902年，张静江的好朋友李石曾，要跟驻法公使孙宝琦去法国，他也争着要去。到了法国，人家李石曾去读书，他却去经商。张静江从小因病脚跛，行走不甚方便（所以他的照片十有八九是坐着的），却能骑着自行车在巴黎街头横冲直撞，奇速无比，谁也赶不上他。他法文还不识一个，就在巴黎的繁华地段马德兰广场4号，办起了自己的商行“通运公司”，搞进出口贸易，诸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文物、字画等。首开中国人在法国办公司、开商行的先例。法国人喜欢什么就卖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人家开咖啡馆他开中国茶馆儿，牛奶紧张时还做豆浆。七捣鼓八捣鼓，倒真的赚了不少钱，成了中国人大赚法国钱的第一人。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后来回忆说：“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可是这些钱很快就全没有了，甚至负债累累，钱都被他大把大把地拿去赞助孙中山闹革命了。张静江遂成为张家背叛家族走向革命的第一人。所以人们感到奇怪：人家是没有饭吃了才去革命，而张静江则是背着金山银山走向了革命。孙中山先生因而誉其为“民国奇人”。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张静江万万没想到，他的反叛细胞，已经悄悄地遗传给了他的五个宝贝女儿（元配夫人姚蕙所生）。女儿们从小在法国长大，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可就是不大听话，有的甚至比老爸还要“邪乎”。老爸越是反对，她们越是起劲。
　　1927年夏天，张静江的把兄弟蒋介石为了实行“蒋宋联姻”，必须把前妻之一陈洁如打发得远远的。陈洁如本是张静江后妻朱逸民的中学同学，蒋陈结婚是张静江做的媒人。现在蒋介石要为“革命需要”赶走陈洁如，也须由张静江出来了断。在蒋介石做出“五年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承诺后，张静江也积极配合，再帮盟弟一把，派出两个女儿张蕊英和张茜英，陪同陈洁如乘船赴美“留学”。一来路上有人陪着说说话，陈不致寂寞；二来陈不擅英语，两位小姐正好充当翻译。
　　两位小姐并不知道老蒋与老爸的阴谋，还以为真的是护送陈去留学呢。船到旧金山，她们从报纸上知道了真相：蒋介石在他的“蒋中正启事”中，完全否认了陈洁如的存在……两位小姐大为光火，义愤填膺，连发电报质问老爸，吓得老爸不敢正面回答，只说叫她们不要管大人的事。而张家小姐偏偏要管大人的事，她们怂恿可怜的陈洁如，与蒋斗争到底：“以不义还不义，以欺骗还欺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欺人太甚，简直是魔鬼！”可是陈洁如太软弱，痛苦得徘徊了一整天，差点要自杀。直到事过四十多年后的70年代，才将真相抖了出来。
　　然而，要说女儿们都不喜欢老爸，那倒不是。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早已与老蒋闹翻，并于1937年冬从香港赴欧洲，后来定居美国纽约。在纽约，小姐们随时关照着父亲。何况在“五朵金花”的母亲姚蕙去世以后，张静江的续弦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加起来一共十朵“金花”，还有两个儿子。老太爷福气很不错的了，只是未能叶落归根，1950年病逝在美国。
　　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来衡量，于是有许多地方弄不懂。他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感情细胞，于是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轻易罢休。
　　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老太爷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素材。
　　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 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 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今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却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件婚事，张静江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有过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而已，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格温和，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而且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他越发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与之分手了。
　　张蕊英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历来思想单纯，她无法想象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誓言，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可以无赖到这个程度！她是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得到了最温暖的照顾，但是对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了解得太少了，防人之心根本还没生出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社会上的“野鸡”，她竟很认真地问道：“什么是‘野鸡’？”那时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惹得她家的保姆金妈都善意地对孩子说：“你看你们妈咪，连‘野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是她很明白是非，在大事上有自己的主见。20世纪40年代末期，金圆券政策已经把老百姓手里仅有的金子和外汇搜刮殆尽，老百姓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买不到东西。她知道，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不道德的，于是毅然支持了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参加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瞿明明和朱英都是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个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的活动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写一张就是了。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是开会或是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尽可能让大家吃得高兴。有时女儿和同学们到上海交大参加地下党召开的进步的活动，回来很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睡觉。多少年后，当年的这帮同学们已经白发苍苍了，都还念记着张家大小姐温暖的关怀。
　　可惜她寿数不长。张蕊英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在沪去世，年仅50岁。在这前一年，许多国民党老人的家眷和一些青年会的朋友都在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她很镇定地说：“有庆龄（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她坚信宋庆龄的选择，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惜不久她突发脑炎，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逝了。
       她是与她父亲在同一年辞世的。那年她的最大的孩子瞿明明19岁，最小的孩子才11岁，还在读小学。从此，还在读高中的大姐瞿明明就成了一家之主，开始了新的生活。
　　母亲的去世对年幼的孩子的精神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到现在，他们中最小的男孩瞿慵慵还是坚持不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毕卡第公寓，另一个是公济医院（解放后叫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毕卡第公寓是母亲带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公济医院是母亲去世的地方。
　　瞿濂甫在1947年去了香港，他是不管自己孩子的死活的。
　　好在孩子们的外婆朱逸民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得知大小姐去世后，曾多次从美国寄钱来。大概她怕公开从海外给瞿氏姐妹寄钱，会给瞿明明的处境带来不便，毕竟那时的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对立状态，就把钱寄给张家的好友、上海儿童医院的院长富文寿先生家，他的夫人是永安公司郭家的三小姐，叫郭宝珠（露茜的姐姐），与张家都是熟人。每次钱寄到了，他们就打电话叫瞿明明到他们家取钱。“三反”“五反”以后，国内政治空气渐趋紧张，瞿明明叫外婆不要再寄了，宁可艰苦一些，外婆也就不便再寄了。瞿氏姐妹兄弟一直念记着外婆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们的关怀。
　　张蕊英去世两年后（1952年），瞿濂甫在香港去世，当时他的父亲还在世。当有人问起要不要将他的灵柩运回上海时，他的亲生父亲立马表示：“不必！”可见，他的亲生父母也早就视其为多余了。
　　贤妻良母型的二小姐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的，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
　　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两笔给忘掉了，写成了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过得很艰难。
　　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
　　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也说不定。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自行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
　　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50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裕如。
      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
　　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云南这个地方靠近越南，而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多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有用武之地了。
　　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一家距离不近的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破例乘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化解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
　　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殖民地，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顺畅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地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又一次面临逃难。张芷英先尽力把四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书，自己与丈夫把在国内的一切安排好之后，才去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母亲。令她欣慰和自豪的是，儿子周世经成长为优秀的电脑工程师，在1975年发明了电脑中到现在还不能缺少的Floppy Disk Computer Memory。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Smithsonian博物馆的橱窗里，现在还展览着他制作的模型。
　　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七个孙子、孙女，十四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
　　三小姐张芸英把宋子文晾在一边 
    芸英平时是个乖囡囡，很受张静江的宠爱，可她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也不听老爸的。
　　张芸英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张芸英的父母原本都不乏艺术细胞。她的母亲姚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根基。张静江在出版大型彩色画报《世界》杂志的时候，姚蕙任发行人，想必与她的美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张静江年青时受舅舅庞莱臣的影响，也很注重书房的功夫，而且收藏宏富。他绘画喜仿八大山人，现在他的南浔故居陈列馆里仍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他的书法则喜练行书，而且自成一格，人云与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性格十分相符。
　　姚蕙夫人生的五朵金花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一个个都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
　　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法国毕业于Lorace Jules Ferry小学，在美国就读Horace Mann中学，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1924年回上海后在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同时跟一位叫Lazare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演奏，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可惜，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识多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遗传”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305室。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1940年代中期，他家小日子原本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当时张三小姐的精神极度忧伤，她没有料到当初的山盟海誓，竟会如此脆弱！
　　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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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
　　但是，在别人看来，张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党组织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国家主席宋庆龄也大为迷惑！
　　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的办法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19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广播电台国际部的工作是同学姚锦新给介绍的。而房子，开始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只有当儿子下放，她没地方住了的时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
　　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三小姐，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1998年，她在北京寓所安详地离世，享年95岁。她的身边，是伴了她一辈子的宝贝钢琴。


　　张荔英嫁给大她30岁的陈友仁 
　　四小姐张荔英（1906~1993）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约30岁的陈友仁。
　　陈友仁是民国有名的传奇人物，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在回国临上船时申明说：“我是中国人！”遂撕掉了英国身份证及护照，随手抛入大海。
　　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还有“铁腕外交家”、“革命外交家”的美誉，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破天荒的大事情。中山先生临终时，他作为各派代表之一来到中山先生床前，笔录了总理遗嘱。
      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他们一个是外交英雄，一个是豪门才女，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他们相知相亲相爱，有共同的志向和品性，对生活有共同的理解和坚强的意志，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动人故事。
　　关于他们的婚事，外界有许多传说，误传是宋庆龄为之介绍的，其实不然。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乔吉特大约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她生于巴黎（实际是出生在中国）。我非常非常地愉快。” 
　　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非常艰难的流亡生活。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是个非常强硬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长，可是他反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甚至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他与陈铭枢、李济深一起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流亡海外。这期间张荔英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外交界老人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洒入大海。
　　当初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其老爸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双方年龄相差甚远且不说，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他们把兄弟中陈英士是“大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死硬分子”。荔英嫁给他之后，他好多年都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这如何能讨老丈人的欢心？然而张家注定是个出“奇人”的地方，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张荔英女承父志，亦是个敢为天下所不敢为的传奇女性，她不会嫁给一个平庸的人，性格中注定是要嫁给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她原本是抱独身主义的，但这个主义被陈友仁的出现给打破了。
　　她当初还是尽可能地争取老爸的支持的，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此次上书，有关女终身大事，颇望大人阅后亦乐意，而且赐以允可为盼。女自前年阳历十月间，孙中山夫人来巴黎时，承彼介绍，得晤陈君友仁，于是因意见相合，结为朋友，时相过从，继而由友谊转为敬爱。彼即有与女结婚之意。初女以自幼所受教育与众不同，拟终身不嫁，专心于美术，或可造成一身之幸福。本无更改之意。及至再三熟思，似原意尚属不对。缘女虽万难有意于平常之男子，然意出众如陈君者，若有意敬爱一女子，其女子当以为荣也。陈君之性情、才学，作为男子中之特色，可无疑义。其于中国外交，对世界之工作，亦良可称述之。至于陈君别种长处，不胜枚举，女为美术学徒，而何为真美术，深知选择之故，决意将从前终身不嫁之意取消。陈君对于关心政治、学文学之外，彼亦系一爱美术者，所以彼甚爱女之工作，且赞成女必须继续学上。故女意将来对于美术上，亦定能大为发展也。陈君意，一接到大人允许之答复，无论函电，即拟与女在巴黎成婚，后拟在巴黎居一二年，使女得继续学习美术，而彼亦得完成其所著作之书。将来归国，拟取道美洲，并于美洲各处演讲‘中国之将来’。务祈大人见信后速赐复音，以成全女终身美事，不胜盼甚，祷甚……”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老爸的还有什么办法呢？论口气，女儿哪里是在征求老爸的意见呢？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嘛！
　　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出，信中除了表白他与荔英之间的爱慕之情，还很识相地汇报了关于他去莫斯科的事情，以及对于“赤化”问题的大致看法，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回避矛盾的。不知张静江看信后如何作想，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他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对新人的婚事是轰动了巴黎的，当地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张荔英在1920年代初还为她的家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护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到南浔老家。姚蕙不幸去世后，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晶棺材，并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张荔英，她一路上陪同母亲的灵柩飘洋过海，一直到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口水晶棺材多年来并没有入土为安（据张家老人说，不仅姚蕙的棺材没有入土，张家许多棺材都没有入土，都在张家祠堂里层层叠叠地摞着，都快码到天花板了），因此南浔的老人都知道，张静江的姚夫人睡的是口水晶棺材。
　　可惜这口水晶棺材的命运也不好，在抗战中被伪军劫走，不知去向，姚氏夫人的尸骨从此也不知去向了。现在张家祠堂还在，在一条幽静的小河边，但是已成为一家饲料场的仓库了，里面堆满了杂物，但是三进厅堂的宅院基本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两侧高耸的封火墙依旧非常神奇，栋梁上的雕花仍清晰可见，在南浔，还是一处值得修复的张家遗迹。
　　张荔英在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大陆，1954年定居新加坡，后来一直在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原先叫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在该校任职达27年，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这期间她本人始终没有停止美术创作，不断地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先驱美术家。她的大量绘画作品晚年大都捐献给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一部分被拍卖，所得资金设立了张荔英美术教育基金会，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地美术界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的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现在新加坡美术馆用一间不小的展厅来专门展示她的作品，其中有她本人和陈友仁的肖像画和静物、花卉写生，还陈列了一小部分她的遗物，如她生前用的图章、她与陈友仁的生活照片、她举办画展的请柬和宣传资料等。
　　这个美术馆对她有这样的文字介绍：
　　被誉为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之一的张荔英，是富有献身精神的画家、教师与指导者，在新加坡现代美术早期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影响。她1954年定居新加坡，任教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达27年之久，直至1981年退休。从不吝惜分享个人经验的她，凭着对生活和人的热爱，以无限激情描绘身边景物，并透过敏锐的观察力，生动逼真地捕捉景象的特征与人物的神韵。据说她曾表示，自己并不专攻某种题材，因为她认为不管是画‘一张脸、一颗豆子或是大海，（当中所涉及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她无法抗拒画尽一切的强烈愿望。’
　　张荔英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家庭背景富裕的她先后在巴黎、纽约市和上海留学，年幼时已立志要当画家，在完成高中教育后，进入艺术学生联盟接受启蒙美术教育，继而远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自1930年，张荔英在各旅居之地都会举办画展，她尽管十分舍不得其中大量作品，但也只得忍痛割爱。她于1993年逝世后，新加坡美术馆获赠画家大量作品，得以拥有当今规模最大的张荔英作品收藏。同时，剩余作品经拍卖后所筹得的款项，用于成立张荔英美术奖学金，以资助在本地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新航艺术学院上美术课程的学生。
　　张荔英以油画为主要创作媒介，她的技法被称为法国式的，也被说成是中国式的。据说她一开始就想以西方人看得懂的方式描绘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她的画作有强烈的塞尚式后印象派风格的影子（特别是她早期作品），又有梵高式的画家格调与色彩。在画法上，不管画的是人物、风景或静物摆设，她一律注重传神，通过色彩和线条的表现力强调传统手法。虽然她画过肖像、静物和风景画，这次展览只选择展出她的自画像、其夫婿陈友仁的肖像以及一些静物画，藉此反映其艺术风采。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认识到张荔英基本是位描绘本地题材的南洋派画家，她总在有意无意间通过这些题材的图像，表现、倡导对本区域的一种认同。
    不仅如此，这个美术馆在组织关于西方美术思想对新加坡美术界的影响，以及“南洋风”逐渐形成的讨论时，有多篇论文都提到了张荔英的作用。专家们谈到：“林学大校长力邀前中国国民政府外交家夫人张荔英女士在美专任教。张荔英老师生长在法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南洋美专期间，张老师教学认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赖凤美同学便是受张老师的影响赴法深造，并且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就读。她学习态度勤奋认真，颇受夏普兰·米笛教授的赏识，回国后在母校执教至今。夏普兰·米笛教授是张荔英老师的旧同学，于1958年他作星马游，特地拜访和参观美专，并与久别重逢的张荔英老师叙旧，一时传为佳话。”15“张荔英曾在法国、中国和美国接受美术教育，早期的作品受到写实主义和巴比仲画派的影响，中期的作品具有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特性。她在西画中融入了中国绘画六法之首要的‘气韵生动’，并于五十年代，将这种中西合璧的绘画技巧和思想带入了新马，之后他又受到南洋热带气候和风土人情的影响。晚期作品除了具有中西绘画的精神外，还处处流露了南洋的气候、地理和文化等特色。张荔英的画面上曲动玲珑的笔触和线条，正是画家灵活逸趣之性格的表露。在其色调、形体、笔触和线条中带有某种的象征性和使命感，这应是动荡时代精神的呈现。张荔英是当时新加坡最具有影响力之一的女画家。” 
　　张荔英任教数十年的南洋美术学院在纪念校庆65周年的时候（2003年），也没有忘记这位给新加坡美术界带来福音的先驱者。在该校编印的《腾飞南艺——南艺65年纪念特刊》中，记载了些许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后的生活足迹：“1948年……张荔英从法国到新加坡开油画陶瓷器工作展，林学大（校长）与张丹农相当欣赏她作画功夫的踏实，很有个人趣味风格。林学大欲请她在美专任教，但因她随后要北上吉隆坡、槟城而无果。直到1952年张荔英来新加坡第二次举办画展后，居留新加坡，才答应了林学大的邀请，到美专任职，专教素描与油画，至1981年退休。”
　　从该校记录的资料里还可以知道，张荔英在该校不仅仅是教书，还参与了许多行政管理工作，如在1953年以后，当时的校长林学大先生病重期间，凡是英文文书均由她代笔；1963年，原校长林学大先生逝世后，学校董事会有意让张荔英出任校长，但她为了创作而没有接受，董事会才转而推荐林有权先生担任代校长；1970年林有权先生出任正校长，张荔英担任他的英文秘书。后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几次遇到办学经费方面的困难，张荔英总是与校友一起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义卖，在关键的时候为学校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这样一位忠实于艺术、品格纯正、性格外柔内刚的传奇女子，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必然的。如今人们走进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那栋漂亮的洋楼，迎面就可以看见馆方对她的介绍，而且在一楼的展览区中，第一间展室就是她的作品的展览专室。
　　五小姐张菁英是位服装设计师
　　五小姐张菁英，在抗战胜利后嫁给了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林可胜。对于这桩婚事，大概她老爸也不会太情愿的，因为林可胜原先结过婚，只是夫人去世，才又续娶了张家小姐。
　　菁英在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当然也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抗战前她在上海时，喜欢一个人开了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均由账房付给。那时候一个普通银行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300元，像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样的大银行的经理月薪也不过500元，一般的银行职员的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还要养家糊口，五小姐的花费的确大了些。张静江知道后关照账房，不许她这样挥霍，每月用项要限制在200元之内，包括汽油费在内。账房先生请他直接告诉菁英，但张静江不肯，坚持一定要账房去当“难人”。菁英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张静江见了女儿依旧谈笑风生，绝不提汽油和“限价”问题。他在女儿面前似乎有意要保持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张菁英在1938年抗战时与父亲、后母朱逸民及弟弟妹妹一起辗转瑞士、美国，抗战胜利之后其父没能回沪，而她回来了。她大概还是小姐中胆子最大的一个，胜利后她常和汇集在上海的中外飞行员们在一起（她与中国的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很早就是好朋友），于是就跟他们学开飞机，居然真的把直升飞机开上天了，在朋友中刮起一阵小小的风暴。
　　林可胜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1897年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还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博士学位。他还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办人，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他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讲学，后来一直在美国一些大学里教书和做研究工作。
　　张菁英没有去享部长太太的清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她的正式职业是服装设计师，曾在现在的锦江饭店靠路边的“炮台楼”上开服装设计和裁缝店，店名叫锦霓服装社。她设计的衣服有明显的特点，是以红、黑、绿三种颜色为基色的，而且以职业女装为大宗，还曾经以“金枝绿叶”为主题，在锦江饭店举办过时装表演，也曾轰动一时。1949年后她和丈夫去了美国，于2005年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