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回忆录】1992：古巴印象（3）

此次到古巴后，我接触到古巴多位高层官员。身处被美国封锁孤岛处境中的古巴人极度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对古巴的关系和政策。

古巴人期待中国对古巴加强经济援助，甚至期望与中国建立某种结盟的关系。他们也高度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坦率说，我察觉到古巴领导人对中国的演进方向不无疑惑和忧虑。

虽然我一再非常严肃明确地声明我个人的非官方背景，强调我仅仅是一个学者。所谓“政协委员”并不是官职，只是一种以备咨询的客卿身份。但是古巴的主人们却一再坚持要我做两次讲演，一次要在哈瓦那大学跟大学生讲讲中国文化——这个题目倒并不难。

另一次要在古巴亚太地区研究中心，对一些古巴高级官员讲讲中国的改革和国际关系问题。我实在推辞不掉，只好应命。但是这个题目甚为困难，令我不得不煞费苦心。我思考了几乎整整一夜，准备了一个提纲。

我知道自己必须充分地把握好分寸————既要谦卑又要坦率，既不能左也不能右，既保持距离又不能疏远，既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包装，又不能机械地背诵教条。

最后我在是年之2月17日发表了演讲。在我公开的陈述中，其实藏有许多难以明言，或者无法直言的微言大义。古巴人非常聪明，从后来我与几位高官和卡斯特罗的交谈我确信，他们已经完全听懂了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个演讲全文如下：

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国际关系的演变

何新在古巴亚太地区研究中心的演讲

（时间：1992年2月17日，何瑞鹏翻译，康卫东记录。）

首先我要借此机会向古巴人民、党、政府以及卡斯特罗主席，表示我个人的敬意。也想借此机会，向我们的女主人梅尔达同志，向亚太研究中心和古巴共产党国际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访问古巴，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在我的心目中，古巴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国度。我那时已经知道，古巴是一个英雄的国家。当我还是少先队员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口号：“要古巴，不要美国佬（Cuba si,Yanky No.USA）！”在我十六岁时，我已读过卡斯特罗同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本名著的中译本。我早就知道马拉斯特拉山的革命故事和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斗争事迹。

但是，此次来到古巴之后，我看到古巴人民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困难，这自然引起我深切的同情。我们都知道，近年来的国际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古巴及其他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都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新的挑战。

　　中国和古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忽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早在50年代就已发生深刻的不同，并曾就相当广泛的意识形态及其他问题进行过辩论。

　　无论是毛泽东的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所领导的新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都具有着重大的不同。也可以说，中国始终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才可以理解中国对于苏联和东欧近年发生的事件，所采取的立场——既给予关注，又保持某种距离的态度。

在此我认为，对以下的一些观点无须隐讳，概言之就是：

第一，虽然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世界命运表示关注，但是中国尊重别国人民对自己社会制度的选择。只作观察不作评论。中国领导人已一再表明，一种制度的变化，究竟是好是坏，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根据他们的切身体验，去做出最终的评论和判断。

第二，中国不向外推广自己的社会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国家发展道路，既不盲目追随别人，也不要求别人模仿中国。

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如果人们注意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方针，并以之与改革前的方针作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既不向外输出革命，也不准备发动“世界革命”。中国政策的重点是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

　　当然，中国今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中国自己的社会和历史情况所决定的。

　　但中国领导人已申明，在对外方针上，要同其他国家发展联系时，并不以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同异问题，来作为判断是敌或友的依据。

　　中国仍然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建立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中心，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是，中国不选择激化矛盾和将导致对抗的道路，而愿意与发达国家发展政治、经济的友好往来关系。

中国仍然在进行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力求和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中国也不准备与任何国家缔结战略性的结盟。

应当指出，这一政策，是具有哲学的根据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矛盾和对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处理矛盾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解决矛盾，也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法和途径。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乒乓外交，就是采取新的灵活方式解决对抗关系的一个实例。

事实上，既然在美国、日本、欧共体国家之间，一方面存在可能引起对抗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又随时在进行各种利益的调节和交换，妥协和退让。那么，在处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为什么只能选择对抗，而不能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呢？

　　我认为，必须基于上述认识，人们才能理解中国近年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应当指出，上述有关中国的对外方针，并非是我个人作为学者的一种理论杜撰或发明。而是中国领导人，首先是老一代革命家，邓小平、杨尚昆、陈云、李先念、王震和新一代领导人，即以江泽民为核心包括李鹏等第三代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国国家最高利益的认识，而在近十年以来极其明智地制订和执行的。

我曾系统地研究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讲话，而得出了以上的认识。因此这一套方针，第一，并非是中国的个别一位领导人或某一政治派别的特殊政策，而是体现了中国决策层的集体智慧和意志。第二，这也不是仅适用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而至少可以看作实施于80年代，将继续贯穿于9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这些方针和中国50——70年代的对外方针是有所不同的。当然，有所不同，并非完全不同。例如中国在50年代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针，就没有改变。

也许有朋友要问，在80年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对外方针的重大调整，而放弃70年代输出世界革命的路线呢？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中国外交的这一新方针。但是我要说，中国决策层对于中国外交方针做出的这种调整，是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主义和全体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利益，是针对于敌对势力摧毁中国的阴谋，而做出的明智而正确的政策选择。

问题在于，中国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究竟是什么？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吗？不是的。中国人认为，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国际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现代化，这是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今天中国的外交，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因此，中国的外交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不仅表现于对外政策，也体现在对内政策上。可以说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也采取了不从意识形态的理念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因而极其富于灵活性的新政策。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改革开放路线一一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制订的这一新路线，在十多年的时间中，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为介绍选一情况，我不想引用可能导致争议的材料。我只想提出以下一个实例：

1978年前，中国有8亿人口。中国的人均可耕地数量很少。中国的人均资源量也很少。例如，有这样一个情况，尽管中国出产石油，但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甚至低于古巴。改革前中国人生活平很低，城市商品的供应普遍实行限额配给制度。例如，大城市中每人每月限额配给半斤肉、半斤油、半斤蛋、5斤白面等。一些贫穷地区缺衣少穿。

但是经过十年改革后，尽管中国总人口已增长到11亿，也就是说，增长了将近3亿，相当于增长了一个半美国或苏联。但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却普遍地提高了。1984年，中国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产量比改革前几乎翻了一番。

由于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现在中国城市中基本取消了消费品的限额配给制度。虽然目前还使用粮票，但实际上也已名存实亡。在中国各城市的自由市场中，可以买到非配给的各种粮食制品，而其价格与国家供应的粮食价格相差并不多。任何一个外国游客现在来到中国，都可以发现中国城乡市场上物资充实，商品丰富，品种多样，琳琅满目。

由于在农村实行了改革，使人多地少的贫穷内地和山区，如安徽、四川、山西、陕西、青海、甘肃等省的农村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1984年和1989年两年，中国取得了自1949年以来，也是整个20纪以来最大的粮食丰收。

　　从1984年起，中国初步解决了满足人民（特别是城镇人民）温饱的问题。现在中国仍进口一些粮食，但这主要是为了调节品种。中国进口国际市场上价格较低的小麦，出口价格较高的大米，从中获取经济效益。

　　1989年，虽然中国中部一些省份遭受了自然灾害，但就全国来讲，大部分地区仍实现了农业大丰收。

　　如今在中国，无论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是各省城和县城，人民都可以用十分低廉的价格买到中国人喜食的猪肉、牛羊肉、鸡肉、火鸡、鹌鹑等。1984年后，到中国访问过的外国朋友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取得了惊人的全面改善。

通过十年改革所取得的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使中国人民确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几次发生社会震荡。最重要的是三年前发生的事件。

有朋友会问：既然你们的改革取得了这么大的物质成就，为什么还会发生那场震撼的动乱呢？

作为一名学者，我曾研究过事件的社会经济原因。情况是复杂的。

但大体说来，第一，1987——1988年中国经济中投资过热，同时刺激了城市的过热消费。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物价也直趋上涨，造成宏观经济的失调。1988年4——7月发生席卷各地的抢购风。这是与当时人们担心市场价格上涨，通货贬值的心理有关的。因此力图储备一些并非急需的彩电、冰箱等高档物品，以便取代纸币而保值，或等过一段时间再转手倒卖以牟利。

　　其结果引起了国民经济混乱。市场的过度消费也造成了经济压力。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一些人们对经济、政治的不满，为动乱提供了社会心理上的准备。

　　第二就是在经济的急速发展中，社会分配有所失衡。十年改革使中国大多数人获得了好处。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一般生活水准，仍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人收入提高100倍，而有人仅提高3-4分。在不同的地域之间也是如此。

　　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引入，一些官员以权谋私，发生政治腐败现象。

　　这些情况，造成了潜在的不满情绪和不安定因素。一些亲西方知识分子，利用这些问题在青年学生中散布对中共、中国社会的不满，要求实行多党制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一些在背后操纵学生的神秘人物，和西方政治势力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们广泛宣传西方的政治思想意识，要求彻底打破现存社会体制，这就是所谓“自由化”运动。邓小平早就对此提出过警告和批评。但对这种情况，由于看法不同，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我知道国外有朋友指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不敢对抗美国，而是向美国投降了。我认为这是误解。

从历史看，中国人没有理由害怕美国。美国自从立国以后，对外进行的主要战争可以说从未被打败过。但是在亚洲的战场上栽了两次大跟头——可以说，都与中国人有关。

我指的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第一任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是美国陆军的英雄和骄傲，在二次大战中率美军在太平洋上打败日本。而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属于20世纪初的落后装备，所谓“小米加步枪”。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后勤供给几乎完全暴露在美国的空中攻势下。从纯技术的观点看，这根本是一场没有可能打赢的战争。但是中国军队却打赢了这场战争，把美国军队由中国边境上，击退到北纬38度线，从而遏制了自从二次大战后在全球不可一世的美国人。

关于越南战争，我想古巴同志更会有所了解——因为你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是中国人提供战略和战术的主要指导思想，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援和后备力量，包括中国军人在越南战场上所作出的巨大献身和牺牲，那么美国人是否有可能被击败呢？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访问，主题之一是试图寻求中国的谅解，请中国人来帮助美国尽量不失体面地退出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美国人没有直接去河内，也不是去莫斯科，而是来到北京，这表明美国承认了他们在中国人面前的失败。

中国人在技术上至今还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总是能找到中国人的办法。重要的是，中国人从古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很少咄咄逼人。但是，对于任何想灭亡中国的征服者，中国人可以进行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坚韧不拔的斗争，直到战胜和驱逐他们。对于中国来说，历史是足够长的！所以，中国人不会惧怕任何人。

　　近年来美国有人又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加在中国人身上，和西方一些国家一起组织了对中国的孤立、封锁。西方有些人希望使台湾独立，把西藏从中国分出去，把中国变成新的殖民地依附经济，这就是所谓“和平演变”。因此邓小平对美国人讲“你们在中国插手太多了”。

但这更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否则就不能改变中国的不利处境。

中美之争是战略之争，但并不是一时一事之争，也不需要每时每事必争。

所以事件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如果美国插手中国事务，就把它的手推出去。但如果它不插手，而是来做生意，搞贸易，中国就会带着微笑说一声欢迎。

我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全球战略方针，基本的目标是贯彻邓小平是思想：首先考虑如何快速发展经济，实现技术现代化，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中国的全球战略方针是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服务的。因此，中国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需要对抗。

中国认为，导致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内部经济停滞和大量积累的社会问题。苏联崩溃后，全球形势现在错综复杂。中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但同时根据毛泽东说的“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和邓小平所说的“不当头”的方针干。

中国四十年外交，可能走过一些弯路，但在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上却似乎没有过大的失误。中国没有世界野心。中国一向与人为善。在国际上做好事，少树敌——就是中国外交家常说的“和平外交”。

　　面对近年西方的封锁，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感到惊慌。他们说，封锁就封锁吧！但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我们在国内巩固了政权、稳定了经济，同时继续坚持开放政策，甚至大大拓展了国外市场，包括打入美国的市场。

事件后，曾有人说中国政权顶多能维持三个月。但是现在他们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特殊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领导中国。

尽管来日方长，未来对中国人还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并不能讲中国已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至少从那时到今天，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较量中，中国不是输家。赢家究竟是谁呢？我们不必下结论。但我想美国人心中有数，中国人心中有数，其他人心中也有数。

的确，美国很强，中国很弱——正如毛泽东在谈到核武器时说的。当时对美国，他举起大拇指，谈到中国，他举起小手指。强弱不敌，中国人就不拼命。我们不想拼，但是我们要赢。用弱的战胜强的，用小的战胜大的，用软的战胜硬的——这是中国人从上古（老子的时代）就形成了的战略思想，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东方式的智慧”。

许多古巴的朋友担心中国今后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大的突变？我说不会。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不会变。因为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因此人民拥护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

　　对于中国今后的前途问题，我们知道，有人怀疑，有人观望。对于现行路线方针的正确与否，也有人赞成，有人批评。如果在十多年前，中国人对此是会很介意的。也许听到国内外一些说法和议论，就会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作为答复。

　　但是今天，中国人不会理会这一切。我们要说，怀疑就怀疑吧，观望就观望吧，赞成就赞成吧，批评就批评吧。中国人只想一心一意搞好自己的事情，只想埋头苦干，走自己的道路。我们要用事实而不是辩论，去回答一切，这就叫事实胜于雄辩。

重要的是，邓小平已经为现代中国人赋予了一种新的哲学，一种极其重要的方法论，这就是必须解放思想，不让意识形态或从抽象理念中引申出来的条条框框，约束人们的政策和行动，束缚人们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极其具有活力的政治哲学观念。它的基础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邓小平鼓励中国人大胆实验，不怕走弯路，但是要特别注重实效，随时根据实践的效果，去检验和调整既定的方针政策。这种求实的主义，我认为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

总之，不管别人是骂还是赞扬，中国人都会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这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第一是成功的，第二是有哲学指导的，因此是不会轻易变的。

据我所知，中国许多领导人一直关注古巴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人对古巴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困难和外部压力，深感同情。中国人十分关注古巴的事业，也希望古巴能以自己的方式巩固社会主义的成果。

　　中国永远会在道义上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但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繁重的国内建设任务和复杂的发展问题，因此所能给予的物质援助会有一些，但总是有限的。古巴人民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业中，更多地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我个人十分赞同卡斯特罗同志提出的寻找“古巴式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

来古巴后，我看到了古巴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此十分敬佩。我也看到你们面临的巨大困难。我完全理解由于面对来自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古巴民族对美国人的憎恨情感。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仇恨。智慧．就是找到正确而巧妙的内外战略和方针、战术。

这些天来，我在你们的街头，在建筑物和展览馆中，已经注意到古巴不仅是一个自然风光无比美丽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富于艺术魅力的国度。通过古巴的艺术品，我看到了你们民族杰出的表现力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力，这使我深信古巴民族是具有高度聪明才智和高度文明的民族。因此我也深信，依靠你们民族这种天才和智慧，古巴人民一定能战胜困难，解决自己的问题，取得最后的胜利！

谢谢各位给我这样一次即席演讲的机会。

（原载《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编校：黄世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