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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痛斥极“左”思想,称自己是中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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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痛斥极“左”思想,称自己是中间派

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由于促成了澳大利亚工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长的亲切接见。值得回忆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同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会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对我说:“你是八点钟的太阳。”我那时只有32岁,不明白这番美言。郭沫若解释道:“中国人把一辈子分成三部分,35岁前是青年,35到55岁是中年,56岁以上称老年。我对周恩来说,应该还有另一类,75岁以上尊为‘超级寿星!’”但郭沫若接着说,这听起来很像“超级大国”。

郭沫若向我问起费正清,及埃德温·赖肖尔。费正清是哈佛的终身教授,与我共事。郭沫若说费正清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后来又到了上海”,“费正清的日语很好,因为他出生在日本,父亲曾在日本传教。”当我提起郭沫若早年翻译过包括歌德和尼采在内的作家作品时,他说:“如今我们不读这些人的书了。”当我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只提了古典著作《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暗指现代作家尚未做出巨大成就。

郭沫若的创作风格激情洒脱、气势恢宏,令无数中国人折服。他陪我到会场时,谈到了他最感兴趣的语言改革。他说:“拉丁化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很难推广实施。50年代的孩子把拉丁文字写在汉字旁边,但当他们开始写汉字时,就把拉丁文字忘了!”【汉字拉丁化方案指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译者注】

当然比起解放时期,现在让中国人识字是当务之急。郭沫若说:“继续简化汉字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在普通话完全普及之前,我们不再考虑拉丁化了。不然,中国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各自说不同的语言。”

我曾读过梁漱溟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是我向郭沫若问起这位作者。郭沫若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受佛教影响的哲学理想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与梁漱溟就是否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发生过冲突。郭沫若说,“人们说梁漱溟是一个心平气和、温文尔雅的人,但40年代无党派人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上来要打我。他在为美国辩护。我觉得马歇尔想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帮助国民党。如果谁想去见马歇尔,他们应该清楚马歇尔的真正意图。梁漱溟不想那样说,因为他不相信是那样。他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大声叫道,‘你自己去和他说!’”

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红卫兵偏离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造反,造成社会混乱不堪。在工厂和学校值勤的士兵建议建立新的军队领导,解散红卫兵。于是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社会恢复了秩序。但我发现6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发展,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郭沫若告诉我,他后悔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我也知道,中国失去了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支持。

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可以从王府井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一座双层砖砌的防空洞从王府井书店一楼开始修建,向地下和两旁延伸。施工期间书店部分关闭。这一措施当然是为防备来自苏联的威胁。防空洞竣工时,整个书店恢复营业,防空洞的入口是隐蔽的。外交部一位官员告诉我说:“我们建造的防空洞要把全体北京人都保护起来。”

我参观了公社、学校和工厂后,心中不免疑惑。把“极‘左’派”和“修正主义者”混为一谈似乎忽视了左倾与右倾思想的真正区别。参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旧址时,我不相信陈独秀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自留地”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也很难说清楚,有人说好,有人则完全否定,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我在想,如果“自留地”没有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失,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22年后,数百万旧社会的地主仍然因为家庭背景而被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呢?

我质疑:像大学这样并非军事力量的用武之地,革命委员会手里的军事权力还能在大学这样的地方持续多久?工农兵三方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还能成为平等和谐的伙伴吗?在北京大学,我问罗伯特·温德(他长期住在校园里),晚些时候是否能在电话上同他深入探讨一些问题。由于房间里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温德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不相信电话,写信更安全些。”

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

惠特拉姆十分喜欢和平饭店。饭店金碧辉煌、华丽壮观,房间内粉红色的灯立在床头左右,木制的嵌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一应俱全,每个房间都配有按铃,可唤来满头银发的服务员。与我们同住那间饭店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第二天又来了法国国会代表团。惠特拉姆唯一的烦恼就是前海关总署的大钟。惠特拉姆睡觉时易醒,而那个大钟每到正点就开始高歌“东方红”,整夜不停。惠特拉姆在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闲聊时,他问:“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难道不应该拆掉么?”

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观看戏剧演出中间休息时,我同来自华北的一位官员谈起上海人的性格。他很谨慎地说:“上海人思维敏捷,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他很快地摆了摆手补充说:“当然,人们都说上海人话多,不够沉稳。北京人比较安静,想得更多些。”

在上海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提到外滩,总是兴奋得眉飞色舞。然而,如今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已然成为中国人每日的居家之处。外滩大道重新属于当地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每天在晨曦中醒来,在上班高峰时赶公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并不关心昔日时髦的塔楼和悦耳的钟声。对于鱼贯而行的人们,外滩是他们的一切;但对于外国游客,外滩是曾经西方世界的缩影。”

我在日记中还写下:“我快要离开上海时,看到了中国求发展的热情正日益高涨。我感觉到,如果十年后再到中国,我将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国家,那里个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不出所料,上海和中国的发展正如我在80年代中期设想的那样。

我在北大曾与周一良教授交谈过。周教授身材瘦削,说话斯文,出生于安徽省,曾于1939至1946年在哈佛念书。他认识费正清、本杰明·史华兹和我的其他几个同事。他父亲曾是棉纺厂的厂长,后来任天津市副市长。周一良在哈佛时的论文有关佛教,他的文章《中国的密教》发表在1945年的《哈佛亚洲学研究》上,极有创新性和启发性。但现在他是亚洲历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我们讨论了近来哈佛校园里关于越战的争论,我说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到了发生社会变革的边缘。“当然,”周教授说,“我明白。”

他的一些学生当时正在离北大25公里的一个煤矿做调研。“他们每周工作一天,余下的时间研究煤矿的历史。”那座煤矿从1896年开始生产,最早是属于美国人,后来归比利时人所有,最后落入英国人手里。周一良把学生分成三组,调查童工、罢工等问题,尽可能地采访到老矿工的家族史。他说:“部分家族史还要向矿工的亲属求证,征集他们的批评和指正。”

周一良教授觉得,苏联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同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比俄国要少很多,他们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待他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和改造。”我们谈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但意见有分歧。我们都憎恨苏联1968年的军事干预,但我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措施是导火线。我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中产阶级,同时又没有封建的包袱,这使得后阶级斗争社会模式成为一种可能与必须。而周教授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认为杜布切克是修正主义分子。

由于埃德加·斯诺写信引荐,我与唐明照共进午餐。唐明照曾在纽约做过记者,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身体瘦而结实,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是一个很随性的广东人。他称:“巴基斯坦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赞赏巴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唐明照说中国希望在科学领域百花齐放。“我们不会像苏联那样,通过某个中央委员会决议来决定李森科理论的正误。”他说中国不会杀犯错误的人,而是会改造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不会改正错误。”他解释道。

唐明照问我:“你怎么看我们的宣传?”由于当时是第一次见面,我没有回答得很详细。他板起了面孔,说:“我觉得很糟糕,言过其实。延安这样不好。”唐明照曾当过记者,文笔相当好。他接着说,“形容词和副词太多。介绍韶山毛主席故居的文章为什么要以原子弹结尾呢?看起来仿佛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原子弹!”

然而,在遥远的哈佛看“文化大革命”,最让我惊讶的是如今中国已经从60年代的混乱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当我看到社会安定,中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态看待外国,我感到如释重负。1964年仅有两名常驻北京的西方记者,而现在已有15名了。

一天,我问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文化大革命”时她是不是红卫兵。她狠狠地回了一句:“我是工人!”这句话的确意味深长。在陕西农村我看到小土坡上贴着一句标语:“毛主席万岁!”但当地的农民们因为要在土坡上凿洞修路,标语的最后一个“岁”字被撕去了。

我曾与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合作,促成了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我们离开北京前,马纳克设宴招待了惠特拉姆及其代表团。他跟惠特拉姆谈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如何采取措施承认新中国,与蒋介石断绝往来等等。我们还谈到了越南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角色,这是法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关心的问题。

惠特拉姆高高举起酒杯,微笑着说:“这周我多次为中澳两国的友谊祝酒,今天我很高兴为澳法两国的友谊举杯。”他和马纳克两人开玩笑,提到在堪培拉人们举行抗议巴黎的活动,反对马纳克和我促成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马纳克在1971年4月通过韩叙向周恩来解释他的做法,“我只是尽了个人的能力,并不代表法国。”但澳大利亚的外交传统并不承认个人能力与工作职务之间的区别。

晚宴后马纳克告诉我,毛泽东如何看待1967年红卫兵造反派烧毁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一事。马纳克1970年曾陪同法国领导人顾夫·德姆维尔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转身问大使:“事件发生时你在吗?”事实上,在场的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当时没有一个在北京。但毛泽东不愿岔开话题,“那么,你听说这事了吧?”

“当然,主席,我从报上看到了。”毛泽东接着痛斥此事,谴责肇事的极“左”派。他直言,“这在政治上毫无辩护的余地。”他又继续批评“极‘左’思想”,说自己是“中间派的激进分子”。

我去拜访路易·艾黎。他离开故土新西兰,在中国已经住了45年。他的房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院里,仿佛社会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殖民主义孤岛。屋里高高的天花板、雕刻精细的木制家具,一个上了年纪的满族仆人,还有一个秘书给他送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艾黎显得很审慎。他说:“我不想武断地说更多,还有许多其他人会发表高论。”他喜欢谈起受“文化大革命”破坏较小的农村地区。他说:“中国农民有办法经受洪水、饥荒和战争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只是又一次考验罢了。”

当我提起前一天我到了北大,艾黎说:“自从学生们拿起武器自相残杀,我已经好一阵没到北大了。”想到他正要翻译的一些诗歌,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些诗根本没法翻译,尽是一连串口号。”艾黎不想再谈论政治,转而聊起对医药的研究。中国的卫生事业最近在治疗包括血吸虫病方面已经大有进步。我问他,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他回答说:“哦,我的司机正在读《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

瑞典驻华大使告诉我斯堪的纳维亚的“毛派”要访问中国。艾黎说这对“极‘左’派”是件好事,“中国人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西方怎样的支持者,那些年轻的瑞典毛派也可以看看中国人工作得多努力。”

一天下午,我正在西安北部享受温泉(1936年蒋介石就是在那儿被擒获的)突然来电话说要我立即离开陕西。与我同行的周南很是兴奋,仿佛接到了圣旨:“首都来电话了!我们明天必须回去!”我想起陕西的一句古话,“隔山隔水不隔音”。但我的听众可能是一个柬埔寨人,不是中国人,西哈努克亲王准备接见我。

西安机场上的几架小飞机排成一列,机身上赫然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抵达北京机场后,一辆红旗牌轿车将我送到老使馆区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旧址。大使馆红色的大门旁蹲着两座石狮子,我进去后沿着盘旋的楼梯拾级而上,就到了西哈努克的住处。

西哈努克身材矮小,一双大眼睛。1970年三月政变后,朗诺将他驱逐出境。于是西哈努克在中国的邀请下住进了别致优美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旧址,随行的还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十位部长。政变后,朗诺的反共产党人、红色高棉、越南和西哈努克的忠诚分子相互挤压,混乱不堪。西哈努克同红色高棉结盟,但其自身内部似乎分裂成三个派系:亲越南派、亲苏联派和亲中国派。

西哈努克明白,柬埔寨的暴动和紧张局势可能迟早会在金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是他所希望的“佛教徒掌权的社会主义政府”。他耸耸肩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去法国。越南人实在太难对付了。”我们谈话时,柬埔寨驻民主德国前大使给我们拍照留念。

中国召见河内的范文同进行协商,劝西哈努克与范文同携手合作。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与范文同进行了会晤。西哈努克混杂着英法两种语言对我说,在关键问题上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西哈努克说,毛泽东最后直接对他表态:“你可以向中国提任何要求。”

西哈努克同中国一样,希望越南军队尽快离开柬埔寨。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不支持柬埔寨所谓的‘毛派’。中国与柬埔寨都是主权国家——要保持中立。”周恩来还说,“最好不要让中国出兵柬埔寨。”西哈努克告诉我,范文同对他说,“解放后,我们要一起到越柬边界,在现有的分界线上立上边界碑,向在场的国际记者们表明:两国领土完整,互不侵犯。”西哈努克听到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激动。

西哈努克也曾与法国大使马纳克磋商过,此外,柬埔寨同越南在法国大使馆举行过一次会议,西哈努克与马纳克也有过接触。马纳克回忆说:“周恩来外交很灵活,与苏联截然不同,苏联只想与支那结盟。周恩来对我说,柬埔寨还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在莫斯科看来,谁不结盟就是倒向中国!”法国大使看出了北京与河内的关系不是十分和睦。周恩来同马纳克说,“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印度支那国家控制其他国家。”在支那问题上,中国考虑的是地缘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

我问西哈努克亲王,如何评价中国在1971年夏天的国际战略。西哈努克叹了口气,身子在椅子上往前挪了挪,摆弄起他面前的水仙花来。他回答道:“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日本是亚洲最大的问题。”我又问,他作为皇族,信仰佛教,为何会受到毛泽东的欢迎呢?西哈努克说:“主席说,他喜欢亲王,只要他们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革命。就像我这样!”

虽然如此,我还是怀疑西哈努克深爱的土地能否获得真正的独立。他说:“只要越南坚持独立自主,柬埔寨就不会受到操纵。”他意识到未来不仅决定于日本,也决定于中国是否尊重周边所有的小国。西哈努克说:“我不认为把柬埔寨作为卫星国会符合中国的利益。首先,柬埔寨是个贫困的国家,将来会成为一个负担。其次,中国尊重小国,如果中国把柬埔寨作为附属国,非洲和亚洲不会再信任中国了。”

西哈努克唯一失望的是,他想周游各国,寻求援助以期实现柬埔寨的真正独立。但周恩来坚持反对这一做法。西哈努克坐在椅子边上,很不高兴地说:“我告诉周总理,‘你应当帮助我走出中国,到越南北部,到朝鲜去。一些人说我被囚禁了。让别人这样认为是不好的。’”

“周恩来的解释是,‘美国中情局’会绑架你的。他说会给我准备一架飞机,但看来也不那么热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与中国》,[美]罗斯·特里尔著,刘庆军、许道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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