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1）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 于义凡
中文摘要
新国家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也是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作为新国表人物，何新以一种对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整体意识，作为其整个思想的基础与出发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风气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改革主张、建方法，并宣传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从而对国家主义做出了新的解读。本文从新形成与演化入手，分析了其基本理念，最后总结了其合理性与缺陷。
本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新国家主义的形成与演化。主要介绍了新国家主义的起源与新国家阶段。其中，后一部分部分主要是介绍了何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第二部分是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该部分首先分析了新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国家主义的的概念进行了解释。
第三部分是何新与民运派的争论。主要是将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的思想与民运派对比，在比较当中看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新国家主义何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权威主义
目录
导论
一、新国家主义的形成与演化
(1)新国家主义的起源
(1)何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二、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
(1)新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
(2)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
1文化性的民族主义
2.“保守”式的爱国主义
3.层次化的权威主义
三、何新与民运派的争论
(1)争论的缘起
(2)主要分歧
1.如何看待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
2.爱国主义的问题
3.现代化与“全盘西化”的问题
4.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5.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四、何新新国家主义理论简析
参考文献
导论
(--)研究意义
201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2年的发展历程。史学界将这30多年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历史。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令世人所瞩目。其意义不仅在于这30年本身，而且自中国近代以来，乃至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非同小可。其中，就政治领域而言，各类政治思想的活跃，以及对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五四”新文化时期。而各类政治思想对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是通过政治思潮的形成和涌动这一中间环节而实现的。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这其中，新国家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从当代中国的历史上看，新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主要思潮，它孕育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活跃于整个90年代，直到今天新国家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的一般特点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本位，在政治传统方面以一种文化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面目出现，在政治诉求方面打出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政策主张方面采取了权威主义立场。新国家主义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何新，他自己公开打出了新国家主义这个旗号，所以本文将主要介绍何新的新国家主义思想。
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通过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全面批判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揭开了对80年代思潮的再反思的帷幕，并在90年代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青
年一代的政治意识中的一种新的倾向。与80年代的知识精英政治意识中的自我否定的特点相比，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何新的特点则体现为全球视野。
90年代，国家、民族意识中出现的新因素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思潮，其核心内容是:批判和抵制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这一思潮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整体性角度来认识中国，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其基本观点是要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自觉抵制西方经济、政治、文化霸权，在与西方的交流与竞争中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实现本民族的发展。
而研究和认识何新的新国家主义，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对于我们认清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认清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发展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何新生平
何新系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何先生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
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澎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
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
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曰概念界定
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简言之，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民族主义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最近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民族特色、民族文化、民族音乐、民族文学、民俗，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一至少是名义上的一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
2.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通常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严格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经常宣扬爱国主义是一种有需要并且合适的态度。爱国主义隐含了一层道德规范:就其本身而言，它暗示“祖国”(无论是何种定义)是道德的标准或价值。此外，爱国主义还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在战争时期，这种牺牲会扩大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有阶级的局限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是从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它对个人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爱国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重要规范之一。它要求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变成自己的行动，努力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同国际主义相联系，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要求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也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道德基础。
3.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又称威权主义、威权政体，是指一种统治形态，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一般指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国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之政府，一些人或组织寻求将他人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并不顾及获取共识，这个政府所控制的国家会是不自由、不民主的。权威主义一词也被用来形容这种人或组织的个性和管理风格。在权威主义的国家中，国家权威渗透到公民生活的各方面，其中很多方面根据其他的政治观来看，都应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权威主义的程度不同，甚至非常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权威主义的一面，例如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一新国家主义的形成与演化
(一)新国家主义的起源
新国家主义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当时，它是作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一种政治主张而出现的。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新国家主义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包括了外在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内在的个人天性因素。
首先，从根本性的趋势看，新国家主义反映了后发展国家完成现代化的经济要求。[①]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落后，经济赶超任务特别艰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亚、非、拉美国家，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和制衡下，逐渐接受了自由经济和市场体制，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它们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努力促进社会福利的普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主义政治形态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对于那些受到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国际市场隔绝，在独立自主条件下成长的国家来说，为了实现经济快速积累和生活水平改善，则更要强调国家力量与民族意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团结所有的民众，统一所有的意志，从而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落后也加剧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矛盾。经济文化落后的前殖民地国家本身并不具备建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这种第三世界晚工业化模式表明了，经济发展需要一种强势的社会结构的支持，即国家强权与市场体制在社会中并存局面的出现。所以，社会转型时期对国家强权的依赖，这一特点可以看作是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点。[②]所以，新国家主义是后现代化社会的一种产物。
其次，作为“六·四事件”后对国际关系态势的一种反映，新国家主义体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要求。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中国受到了直接冲击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而也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
第一种冲击是西方各国政府对中国的制裁。6月4日，当中国政府为恢复局势采取果断行动后，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②[③]大体可以分五大类:口头谴责、限制或禁止政府高层接触、暂停或取消军事交流、取消或推迟政府间和通过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给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以及停止向中国转让高技术，或者停止进一步放宽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限制。在美国的带动下，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对华政策。针对西方的制裁行为，中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维持的良好国际环境毕竟发生了逆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急需的技术和资金弓!进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二种冲击是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一方面，苏东剧变强化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更有利于向全球推销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媒体认为，苏联解体使“中美苏”大三角消失了，中美合作的基础不存在了，“中国牌”不再有价值了。这两个方面都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战略地位的下降加之“六·四事件”的爆发使得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即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促使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由此造成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冲突与摩擦持续不断。第三种冲击是中国政府的权威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主要表现在边疆少数民族居住的几个省份及少数民族问题在对外政策中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美国政府支持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迅速升级。[④]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美国还在诸如香港和台湾问题、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纺织品配额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导致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潜在敌意有所增加，中美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受美国政策的影响，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与美国基本相同的立场。“六·四事件”后，中国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制裁和压力，新国家主义就是针对这种国内和国际政治情景而提出来的。
再次，从思潮的发展与互动的视角观之，新国家主义凸显了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思想文化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思想界，主要呈现出了两种思潮。
第一种思潮是民族虚无主义[⑤]，它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开放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来自外部世界，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对中国人，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那是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豪、忧患与激扬的情绪和思考。人们对造成落后的原因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反思，而每一次反思又更加激发出要求快速摆脱落后局面的强烈渴望。正是随着民族危机感、忧患意识的愈益加强，这种渴望情绪便由部分知识分子以极其激进甚至偏执的面目表现出来。……他们的答案就是必须弃旧迎新，抛掉落后的，采用先进的。批判的和需要抛弃的对象就是—传统文化和现存体制……”[⑥]显然，这一文化批判的集大成之作就是著名的《河荡》。[⑦]这部政论片的制作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一种封闭的、保守的“内陆文化”，认为这种“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他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他们还宣称，“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只有当蔚蓝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黄上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上高原重新获得生机”[⑧]针对社会中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逐渐积聚，何新明确指出，“文化反思的结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中国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的严重摧毁。至于所谓‘文化反思’的主题，在表面上，虽然针对的似乎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但其深流和真正指向，却是要由对传统的批判，导入对现实的批判。由对文化的批判，转入对政治的批判，由理论的批判，转入对实践的批判。”[⑨]
第二种思潮则是“全盘西化”论。在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尤其是经济改革经过了10来年的摸索，出现了一些问题。改革中所造成的利益失衡，不仅造成了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而且孕育了中国社会中的深刻矛盾。这些社会矛盾真正的根源本来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不合理的国家宏观调控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但是学界有些人却对此提出了一种所谓的“政改滞后论”。他们认为，改革的真正阻力来自于政治体制没到位，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所以，诸多社会矛盾根源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超前了，而政治体制改革却太滞后。与此同时，他们进一步主张中国搞“全盘西化”，具体到政治操作层面就是要推倒现行政治体制，完全实现西方的政治民主化模式。由于通过文化的反思，社会已经形成了扬弃民族自我的思想氛围，从而也就更有易于使“全盘西化”论的思潮占据了上风。
何新冷静地观察了80年代后期中国思潮的发展进程，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思潮(特别是对美国意识形态)极其缺乏审辨和评价的能力，而表现出非常被动、屈从、依附和攀附的性格。”[⑩]而且，“具有讽刺的是，1978年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来以一反对迷信和否定教条主义作为出发点。但在1988一1989年间，新生代的思想界却在‘全盘西化’的幼稚观念下，重新建树起一种新的教义和偶像崇拜，这就是对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盲从、迷信和崇拜。”[11]如果听任这些“全盘西化”论和误导改革思潮的鼓动，“中国必然再一次陷入政治危机，从而引发新的动乱和分裂。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理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12]
其实，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本身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保守渐进，另一种就是激进盲动。一般来说，在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激进主张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可以说，新国家主义就是应对当时社会这种激进主义的冲击而形成的一种思潮。
最后，除了外在的社会历史根源，新国家主义产生的一个很特殊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何新作为一个持有独立见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彰显出的两种情怀。一是对国家和民族真挚的热爱，二是对真理与正义执著的追求。何新曾经这样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毋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奋斗!”[13]当何新面对社会舆论的贬责，被称为逢迎当局的馅媚者时，他的回答则是“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14]
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何新忠实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一点相信人们可以从他的言谈与作品中强烈和充分地感受到。而后，何新作为一名学者和思想家，具有对真理的求索精神、独立思考的治学方法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在回答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Barm)的信中，何新说:“有两种勇气。一种勇气表现在敢于反权威，另一种勇气则体现于敢于反潮流。”[15]后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何新又进一步论释自己反主流、反潮流而追求真理的勇气，他说:“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16]由于具有了坚定的爱国信念和只问真理何在的精神，所以在1989年北京大学的讲台上，何新能够用下面的话感染众多怀有敌意的学生。
“每个人都知道，从某个时期以来，坐在这个讲台上骂现实、骂这个制度，并不需要勇气，倒能得到国内外的满堂彩。谁敢替这个制度、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辩护，讲话，那才真需要一点勇气。”[1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何新身上所体现的对国家民族与真理正义的情感，也正是这一点激发他投身到新国家主义思想体系的构建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中去。而何新的新国家主义思想背后，说到底就是如何让中国强大，如何让中华复兴，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环在支持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