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3）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 于义凡
二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
(--)新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国家主义是一种体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在言说方式上，何新是从各种各样的思想中寻找新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一种距离。新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不仅包括对国家观和经济观的基本认知，还包括观察政治经济现象的
一般方法。
首先，一种对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整体意识，一直就是新国家主义观察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方法。在整个政治思想史上，特别是从近代以来，个人、国家、国际这三大类政治主体，以及如何理解和处理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新国家主义在这些问题的倾向上，毋庸讳言，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实际上，新国家主义也是从个人和国际这两个角度来考虑上述问题的。
面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新国家主义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个体，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人。具体来看又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被看作为一个有机体。有机体概念强调的是一个统一整体概念以及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是独立的或联系不密切的而是密不可分的。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何新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指出:“国家不仅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也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实现者。”[31]第二个层面是凸显国家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性质。由于国家是长久的，而个人都是短暂的，有时候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的生存，就要“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斗争!以至在必要时为捍卫祖国而战!”[32]在这种时候，国家会成为目的，而个人则无条件地做出重大的牺牲。第三个层面是国家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新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存在有某种必然的理由，虽然无法确切加以表述，却是基于人类公共利益的，是永久不休的。何新的改革思想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国家作为改革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要把握好检验改革好坏与成败的尺度，即“这一改革是否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如果改革使公众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33]
面对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的压力时，新国家主义坚持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国
际问题，强调国家利益的核心地位。新国家主义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角度来认知中
国，并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观察。其核心思想是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
国家的独立自主，抵制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在与国际的交流和竞争中自觉维护民
族利益，实现国家的发展。由此可见，注重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新国家主义理论所追求
的目标和基本前提，这种整体意识也是新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最大理论分野。
其次，西方国家学说是关于国家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包括国家的起源、概念、本质、职能;国家的类型、形式、结构;以及国家发展规律等学说。国家学说是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到16、17世纪国家学说便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基本理论，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里，以马基雅维利、布丹、霍布斯、卢梭、黑格尔、潘恩为代表，他们都强调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其中布丹、霍布斯、卢梭三人则更加突出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意义，他们都认为主权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因为主权是绝对的，所以它也是不可分割和转让的，同时它还是永久的。
这些思想家的国家学说，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布丹和霍布斯的理论对新国家主义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一，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马基雅维利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围绕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展开的，他指出了统一意大利的必要性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由。对于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手段，他认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共和制上。同时这个专制君主要同时拥有实力和权术，而后者则是马基雅维利的特色所在。他认为专制君主要善于运用权术，美德和暴行并举，也可以不要美德，更好是表面有美德，实质运用权术。而这些政治主张都是基于一项政治操作的根本原则，即政治实用主义。所以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只要目的合理可以不择手段，只考虑效果好坏，不考虑初衷、方式正当与否。第二，布丹的主权学说。布丹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用主权学说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在布丹看来，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布丹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某种客观规律和要求。只要国家是统一的，权力和政治体制就要体现这种统一，所以最高权力只能有一个。布丹认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目的在于建立国家的秩序与和谐，这也是布丹政治思想的基本前提之一。第三，霍布斯的政治权威主义。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重要论点就是呼吁一个强大的权威。他认为所有政治社会的权威必须集中于主权者。主权者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议会，都应当是至高无上的、不受法律限制的、不可转让与分割的。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强大权威应该体现在主权者能够同时拥有立法权;审判权;军权;征税权;学说管制权等。特别是最后一项，反映了霍布斯的学说是基于对英国内乱状况的反思，把和平安全放在第一位，宁要专制下的和平，也不要内乱的社会现实。所以主权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运用自己权威，防止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现象的产生。
作为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何新认真研读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国家学说，[34]特别是国家主权理论。他指出:“国家主义只有一个信条，一个最简明的信念，这就是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事物、荣誉以至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你有意损毁污染一张人民币，毁坏一面国旗，国家就有权问你罪。”[35]在这里何新同样强调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与永恒性。可见，马基雅维利、布丹和霍布斯的上述理论和主张，为新国家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何新在研读西方现代经济学著作时，发现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为代表的德国国民经济学派。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经济学流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了德国本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这一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德国还处于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而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则充分反应了这一时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向外扩张的要求。他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中有重要影响。李斯特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一书中，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很明显是从“祖国的利益”和“祖国的现状”出发的政策要求，他指责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强调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
李斯特所代表的德国国民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就在于何新认识到，李斯特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仍然具有一种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合理性与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方面，李斯特指出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独占世界市场，面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后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套用“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的政策来处理自身的经济问题，因为后发展国家在自由贸易中会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李斯特强调保护关税政策的重要性，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外国廉价商品的输入也是第二方面合理性实现的前提条件，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德国的统一。二是在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方面，李斯特认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培育和壮大本国的产业生产力，保护与扶植民族经济。在增强对自由贸易防御能力的同时，落后国必须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使本国工业保持独立并发展对外贸易，以便尽快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在何新看来，这两种合理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36]
李斯特还主张运用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这种历史的方法是“历史·理论·政策”同一体系下的方法。这种历史的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在，李斯特为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他从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阶段为，原始未开化状态、畜牧状态、农业状态、农工业状态、农工商业状态。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只有英国是处于第五状态，而普鲁士德国则处于第四状态，必须向“正常国民经济秩序”的第五状态发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国民经济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基于李斯特经济思想所体现出的合理性和历史主义，何新就把这种引导德国走向富国强兵之路又极具现实意义的经济思想作为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由此可见，何新对于经济理论的选择与吸收也体现了一种整体意识，只要有利于国家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不论何种流派，都会加以研究和借鉴。正像何新自己所说:“在我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功利性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谋求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国民的经济安全。”[37]
口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
何新之所以将其思想理念冠以新国家主义的称号，就在于他重新诊释了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38]新国家主义中的国家一词，在强调国家权力的同时，还体现出另外两层涵义，一个是民族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一个是祖国或者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所以，用何新自己的话讲就是“我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有效体现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此即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而以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政治意识形态。”[39]何新强调这些层面，无论对于西欧的国家主义还是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40]来说，都是二者无法包含的崭新内容。
1.文化性的民族主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政治形态，因为民族主义是任何一个受欺负、受侵略、受压迫的国家中都容易激起的思潮。在与外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感受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利益分歧，再加上互动中外部势力对本民族的侵略和压迫等，就很容易激发出民族主义情绪，它是一个民族对国家外部关系的反映。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新国家主义这一思潮的内容并不那么深奥，政治哲学的色彩也不是非常浓厚。特别是民族主义更多体现出一种情绪性的宣泄，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当然，除了这种浅表层话语以外，何新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一方面他有简单的情绪反映，另一方面他确实提出一些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民族主义方面，何新强调的是对历史文明和文化前景的共同展望，并且这种文化信念与民族意识是紧密相连的。
何新曾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说:“我信仰中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使我们的时代无愧于伟大悠久光华灿烂的中国历史文明，使这个伟大文明传统在现代得到新的阐释和重新认识，这就是我毕生的信仰和奋斗目标。”[4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何新认为对民族主义的强调，首先不是要建立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在全社会形成广泛而持久的共鸣。何新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建议大力加强对中华民族历史光荣和民族尊严感的全民性正面宣传教育。通过这种宣传，不但可以批驳以《河荡》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亡国有理论，而且可以增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尊严感和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同时在这面旗帜下，党内党外、海内海外的广大优秀分子可以结合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有利于“海峡两岸形成爱国一家的共识。这可能是目前凝聚民心、激励民志、振奋民气的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42]他还指出，中华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主流性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在21世纪命运的新思潮。而当今思想界的现状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何新的判断。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反之，没有民
族精神的凝聚也很难实现文化传统的重建。何新认识到了这两者唇齿相依的关系，他在深刻反省与批判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肯定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并呼唤人们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新文化的塑造而努力。
何新非常注重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他指出:“古华夏民族的优越之点，是具有高度成熟的历史智慧，是华夏文明的巨大涵摄力，是民族文化的博大、厚重与宽容。汉民族在文化、宗教、思想以至种族观念上的这种涵摄与宽容，使得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类型那种法制民主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今日必须引进和学习的)，但历史上也很少发生如欧洲中古时期那样偏执而长时期的思想、宗教、文化和种族的迫害。”[43]何新认为，在世界领域中展望，中国的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都具有自身的特征。所以，中国文化曾经是相当成功的，而这种在农业文明中极具有适应力，亦极为具备内部协调功能的高水平文化，到了近代以就遇到相当大的问题。“主要是西方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走向世界主义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剧烈冲撞。作为一种农业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与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对比而现出落后、不协调，从而不能不提出‘现代化’，即跨越自身，构造一种中国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要求。”[44]面对这种文化危机，何新指出，“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的转变。意味着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除了中国人的民族本体意识应当保持外可以改造，
(不保持就没有凝聚力，国家、民族就难以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切都可以扬弃，可以吸收，的立场，他反对那种可以重建。”[45]由此可见，何新在主张文化转型的同时仍坚持文化本位“自暴自弃”的文化虚无主义与传统否定主义，而是积极倡导创造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具有足够包容性的崭新文化。“在社会安定和思想文化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前提下，我们将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在下一个世纪得到全面的振兴。我们有理由期待会迎来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天才世纪’。”[46]而且何新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
总之，在新世纪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何新认为民族精神、民志和民气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和价值观念的失落与复归。所以他强调:“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的‘国魂’。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47]与此同时，当我们从民族传统中汲取价值和道德资源，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提高了，那么这种文化重构又可以进一步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正如何新所说:“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复兴为旗帜的，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今天，我们同样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我们必须重新估计我们文明价值，塑造我们民族新的灵魂。”[48]
2.“保守”式的爱国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人们一般认为保守的涵义是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主张维持现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将保守作为支持专制政体和一党专政的代名词。所以，何新经常被人们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但，用西方划分政治流派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思潮与评判何新的思想观点，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准确的。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和分析何新的学术思想，并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何新就是一个完全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何新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49]并且他从来也没有明确反对民主的价值和意义。[50]只是在某一特定时期，何新调整了改革与稳定、权威与民主的相互关系及其优先级顺序。何新甚至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新类型的改革主义者”[51]。但在某种意义上，何新又是“保守”的。他这样讲:“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陛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著地坚守某种传统。”[52]可见，何新认为保守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所以，何新“保”的是祖国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不被损害与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不受摧残;他“守”的是中国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和新中国赖以立国的革命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是‘左派’。但也不是‘右派’。……在价值观上，我是一个道地但不彻底的保守派”[53]同时，“在政治思想上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世界主义者。所以我被认为是保守的。”[5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国家主义以国家为至上理念，反对以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为普世真理，
所以何新的这种“保守”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何新坚定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并申明把为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为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一方面，何新怀有强烈的爱国信念，[55]另一方面，他还主张把弘扬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向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何新这样说“一个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土广大的国家，如果她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在爱国主义的力量下凝聚起来，并且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具有清醒的意识，又随时能够以务实的精神选择最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方针路线，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前，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世界上又有什么力量能够征服他们呢?”[56]所以何新认为，爱国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律令!只要国家存在于那里，你既生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天赋责任就是要爱它。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义务和责任无条件地效忠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何新所倡导的典型的爱国主义信条，它虽然也属于口号与情绪的浅层话语，但与民族主义那种纯粹自然的情绪不同[57]，爱国主义的情感是需要进行培养和教育的。[58]何新也认为要使爱国主义成为一种全民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天然的信念，就必须依靠全民灌输。
既然爱国主义的价值观不是一种简单的天性良能，那么在后天培养和教育的过程中，何种因素更有利于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呢?对此问题，何新的回答是:全球视野。与民族虚无主义只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制度进行内省式分析的偏狭视角不同，何新强调对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西方的国家、民族利益关系的正确认识，强调了从当代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中审视和认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何新对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进行了一种既具时代感和针对性又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新阐释，何新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首先，何新对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及其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揭示了当代世界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并且指出了中国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问题上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面对当代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即富国愈富，而穷国愈穷。何新认识到其原因在于人们忽略了国家经济秩序的极端不合理，其实质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对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控制与掠夺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甚至出现了作为发达国家附属的状况。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在国际生产领域存在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59]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并以发达国家的需求为转移，使其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这样就使得国际贸易领域中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当发达国家需求减少时，发展中国家调整生产需要一定时间，此时就会造成供给的相对过剩，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发展中国家出口相应减少。有些发达国家则借机抬高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同时，发达国家在贸易上对发展中国的控制还表现在采取进口的限制以保护其国内的就业。在国际金融领域，发达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和外债型经济两个手段，使得近十年来世界上的资金，并不是由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由穷国流向富国，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不发达国家尽管实现了工业化却反而比以前更穷的原因和发达国家愈富的原因所在。[60]
在世界政治的现有秩序方面，何新通过介绍麦金德(Machinder)、斯派克曼(Spykman)和哈斯霍夫(Haushofer)的地缘战略观点，向人们指出:随着地缘战略理论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太平洋边缘地域已经成为世界战略的重心。而中国大陆正处在太平洋的边缘地带，而且是欧亚边缘区域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所以，自20世纪以来，中国直是远东战略斗争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区域。因此，对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而言，均不希望在边缘地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对太平洋地区甚至全世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何新还援引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的论述，揭示了作为世界性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全球战略和政策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通过一个拥有中心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洲)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而中国则被美国看作是战略性的潜在敌国，也是决定美国世界战略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中美国家关系，将长期处于深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战略性对峙状态中。
其次，何新强调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化的一个变种，西方的真实意图是要他们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之上，试图让世界成为西方化的世界。何新指出:“当前少数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仅仅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始终严密封闭自己本国的劳务市场(严厉的反移民法，反外来劳工法及煽动排外的新法西斯主义情绪)，同时又以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着自己的商品市场;而只要求全球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自由开放。这里实际确有一个阴谋，有一种陷阱。”[61]何新认为这种全球化是单方面有利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因此，“以资本自由流动为主题的全球化，最终只能是导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化，从而使发达国家主导和制胜于全球经济竞争的一种战略和手段。”[62]
基于上述分析，何新认为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处在空前险恶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中。中华民族以及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怀有巨大的危机感和强烈的爱国信念，中国要以最智慧与最勇敢的方式，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生存。所以，我们可以说何新唤起了中国人的一种警觉，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有了比过去一个时期更加清醒的认识。这可以说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觉醒。
中国当代新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