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子古城遗址城东和城南临深涧，城外建环壕，据以天险，易守难攻，军事色彩浓厚，对外防御功能很强。而且依山通交河古城，战略意义重大，是汉代名将耿恭抵御匈奴之处。
出土的瓦当资料图片
记者近日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14年9—10月间，该所考古人员在疏勒县城2000公里以外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发现一座被当地人称作“石城子”的古城。参与考古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馆员胡望林、田小红说：“通过考古挖掘出的遗迹遗物，证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的石城子就是汉代的疏勒城。”
石城子遗址位于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河坝沿村南的麻沟梁上。平面为不甚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260米、南北长约380米，面积约80000平方米。因城内有露出地表的岩石，俗称“石城子”。纵观整个地形地貌，它背靠天山，三面临峡谷，极为险峻。目前城内大部分已被辟为耕地，破坏严重，仅残存西、北两段墙体。
疏勒城在历史上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汉代名将耿恭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曾在这里立下过不朽功绩，以数百兵力抗击数百倍的匈奴，击败了敌方长达7个多月的围攻。将士之英勇，战斗之惨烈，让后人铭记。此战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孤军获胜的战例奇迹。
史料显示，疏勒城历经汉、魏、晋、隋、唐诸朝代。考古人员曾在城内地表采集到筒瓦、板瓦、方砖及大量的夹砂灰陶片，器形有罐、盆、瓮、钵等，并且还有炭精虎饰和完整陶器，这些器物都具有较为典型的汉代风格。
2014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传统考古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航拍、RTK测量等科技手段对石城子有重点的进行了清理发掘，包括古城西墙南段遗存以及城内西北部区域。清理出城墙、壕沟、房址、灰坑、柱洞、车辙、夯窝等遗迹，出土了包括板瓦、筒瓦、瓦当、釉陶器等一批文物，以板瓦和筒瓦残片居多。这些板瓦和筒瓦残片相当坚硬。筒瓦的瓦舌经陶轮旋转，器表多为绳纹，内壁为布纹。另外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
考古人员说：“通过我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石城子古城遗址城东和城南临深涧，城外建环壕，据以天险，易守难攻，军事色彩浓厚，对外防御功能很强。而且依山通交河古城，战略意义重大。
涧底蜿蜒流淌的麻沟河更与《后汉书》中记载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相互印证。在发掘中发现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城墙建了一个子城，城东﹑城南临深涧，城外环绕壕沟，这种边城形制与汉文帝时晁错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十分相符，军事防御功能十分明显。再结合此前采集到的长度达40厘米至59厘米的板瓦和筒瓦，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建筑物规模是很壮观的。
在古城内还发现炼渣，城外西侧发现陶窖，表明古城已不仅仅具有军事城堡的性质，古代居民在这里从事生产，他们的制陶业也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东汉悍将耿恭
公元74年，北匈奴进攻汉朝西域都护府，围攻驻扎柳中城的汉军关宠部。驻扎在金蒲城的耿恭部被合围，而这两支部队都不过数百人。
次年三月，数万匈奴大军势如破竹，攻破了已经归附汉帝国的车师后国。驻扎车师的是耿恭部下的三百名汉帝国将士，全部战死。
世人戊已校尉的耿恭军率部数百人驻扎金浦，也被十万匈奴围困，粮尽，兵士们“煮铠弩食筋革”。耿恭放弃了金蒲城，率部下移师疏勒，匈奴追之继续围困。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人，东汉著名开国将领耿弇之侄。据《后汉书》卷十九记载，耿恭出自名将世家。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耿恭随军出塞，被任命为戊己校尉。率所部屯戍在车师后部的金蒲城。当时的西域，东汉有三个战略支撑点，一个是塔里木北缘的西域都护陈睦驻地西域都护府，一个是戊己校尉关宠的柳中城，另一个就是戊己校尉耿恭屯戍的金蒲城。
汉军在西域一直是以少打多，是一场不对称战争。依照汉朝的军制，耿恭与关宠的地位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但所率部队不过五百人左右。
在与匈奴的百年搏杀中，人数较少的汉帝国军队每每取胜，主要依靠两点，一是当时汉人的血性，士兵作战勇猛，具有强悍战斗力。二是依靠高技术武器——弩机，取得了战术优势。我们知道中国在秦代的弩机制作工艺达就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的弩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谓弓弩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中，几千名持弩汉兵，就可轻易遏制数万名匈奴骑兵的凶猛冲击，甚至以零伤亡代价射杀对手几千人。
耿恭和他几百名悍卒就是依靠强弩打击围困汉军的数万匈奴军队，其弩机射程远，杀伤力强，箭头淬有毒药，使“匈奴震怖”，有效地滞缓了匈奴的突击力。
汉帝国军队称雄一世的实际上是弩箭，而非弓箭。西方兵器家认为，中国的弩是当时一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面对这种新式的投射型的步兵，不论是匈奴骑兵旋风般的快速突击，还是罗马的步兵方阵，都只能甘拜下风。
图片：汉代出土的弩机
《史记·李广传》记载，汉代著名悍将李广以汉大黄参连弩，射杀匈奴左贤王。大黄参连弩乃西汉最著名的劲弩，是在秦朝连弩的基础上制成。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记载，常见的弩则有具弩、二石具弩、三石具弩、五石具弩，六石具弩，八石具弩和十石具弩，以及大黄弩、大黄具弩、大黄十石弩，汉弩种类多达十余种。汉代军用弩的“石”作为强度单位，一石之弩需相当于1石（约30公斤）重物之力。三石弩可射180米，四石弩射250米，十石弩的射程可达600米以上。由于汉弩的巨大射程，又发明了用脚踏弩上弦的蹶张技术，弩机的望山又发明了刻度，作用如同现代步枪上的标尺，大大提出了弩的命中率与杀伤力。
匈奴军队围困疏勒以后，断绝了城外的水源，企图困死城中的汉军。耿恭在城中打井，“井深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榨马粪汁而饮之”。耿恭仰叹道：“听说从前汉将前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德胜还国，途中众将士渴乏，李广利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
于是耿恭重整衣冠，郑重的向枯井再拜，为止祈祷。此时水泉从井中奔出，将士们顿时高呼万岁，耿恭下令向城外扬水，以示水源充足。匈奴人见了，大惊，以为是神迹出现，认为汉军有老天爷庇护的，于是撤走了围城的军队，以大军在疏勒周边一边放牧，一边继续远距离包围，想要把汉军困死。
西域都护府的求援文书送到了刚刚继任皇位的汉章帝刘炟手里以后，很多大臣不同意出兵，以司空第五伦（“第五”为复姓）为首的都认为，国家新君初立，国事未定，不宜劳师远征。而且匈奴的围困已经半年多，西域路途遥远，情况不明，后勤困难，气候恶劣，如果冒然派出大军救援，很可能会失败，徒耗人力物力。不如放弃西域，等到有机会再徐徐图之。
以司徒鲍昱为首的大臣则据理力争：“帝国派人军人到危险艰难的地方开疆拓土，在他们危急的时候，却弃置不顾，如此做法，对外是纵容蛮夷的行凶作恶，对内则让死难的将士伤心。今后倘若再有匈奴兴兵犯边，恐怕就无人再愿为国效力了。鲍昱同时还提醒皇帝，耿恭和关宠只有数百名军人，却能拖住数万匈奴大军，这说明匈奴的军队的战斗力很一般，朝廷完全可以只出动敦煌和酒泉的驻军，昼夜兼程，前往救援。
鲍昱的建议得到皇帝支持。于是汉军出动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国军队共计七千人，开始了救援远征划。
公元76年，大军反击车师前国，大破车师前军，斩首3800敌军，另俘虏3000余人，缴获骆驼马4万头。车师前国再次向汉军投降，匈奴见汉军兵威正盛，不敢交锋，远远地逃走了。如果继续救援耿恭，首先必须翻越白雪皑皑的天山，此时正是冬季，大雪封山，行军的难度极大，继续远征救援的损失可能会远远大于坚守疏勒数百官兵人数。但是全体战士听闻疏勒保卫战之壮烈，无不动容，纷纷要求前往疏勒城。酒泉太守段彭最后决定派出二千名战士，翻越天险天山，前往疏勒城，救出耿恭余部。
一月后援兵至，疏勒城中仅余26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翌日，耿恭率部东归。从疏勒城返回玉门关有近两千里路，途中还有北匈奴一路追杀。天山北麓雪深丈余，这条路着实九死一生。耿恭所部回军至玉门关，仅剩13人。
“吏士素饥困，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重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后汉书·耿弇传》。短短几个字，让人眼睛酸酸的！
回国后，耿恭被誉为“节过苏武”，授近卫骑兵司令。大汉帝国军队对耿恭的个人鉴定是这样写的：“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后汉书》作者范晔曾感叹道：“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以为当疏高爵，宥十世。”
耿氏满门忠烈，代代相传，其孙耿晔曾任乌桓校尉，多次大破鲜卑，威震塞北。
岳飞《满江红》里“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餐胡虏肉”，说的就是耿恭和他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