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威廉·配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

威廉·配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

马克思称英国经济学者威廉·配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造者”和“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又说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1]我们则把配第比作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哥伦布。

威廉·配第出身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只受过2年的早期教育，14岁时就外出谋生，在商船当见习水手。后来在一次航海事故中折断了腿，被抛弃在法国的南海岸城市戛纳。在这里他申请进了一所耶稣会学校，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数学和天文学等，这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643年他到了荷兰、法国，又学习了医学、解剖学、音乐等。同时在巴黎结识了霍布斯和培根，并深受其影响。回到英国后，他继续在牛津大学研究医学，并于164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次年晋升为解剖学教授，并担任一所学院的副院长。此外，他还做过音乐教授，主讲过医学、解剖学、音乐等课程。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他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从1652年开始成为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随从医生。后来又被委派为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负责把从爱尔兰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有功的军官、士兵和资助征伐爱尔兰的商人。他自己也因此而获得了大约5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当时的大土地所有者。由于与克伦威尔的关系，他还被选为议员。在英国封建势力复辟时期，他又投靠国王查理二世，取得了男爵称号，并取得大量被赐予的土地。配第晚年，已成为一个拥有27万英亩土地和几家手工场（鱼场、冶铁、铅矿等企业）的资产阶级的新贵族，同时也做投机生意。这样的经历和地位，使他很注意研究经济问题。

配第的一生，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实业家、医生和学者，他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他从小就养成随时作笔记的习惯，每闻必录。到他最后离开爱尔兰的时候，他的著作手稿装满了53箱，内容从医学、数学、物理学到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无从不包。他发表的著作，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截至1851年底，他共发表了13部著作，其中12部是在配第去世后出版的：其中主要经济学著作有《赋税论》（1662年出版)、《献给英明人士》（1690年出版)，《政治算术》（1690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出版）、《货币略论》（1695年出版）。他的这些著作并不曾有意识地提出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他的许多独到的天才思想，都是为了说明或解决当时某一迫切问题而零星地提出来的，但是这些零星思想彼此之间却有其内部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并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一、 经济学方法论

配第在经济学史上的巨大历史功绩之一就在于他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并由这一方法出发，试图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经济现象的本质，由此把经济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配第在方法论方面深受培根和霍布斯的影响。他和培根一样，追求进步思想，认为知识的目的在于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空谈。他和霍布斯一样，都想运用哈维于1616年发现的血液循环学说来剖析国家大事，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可仿照解剖学的原理加以测计，以此分析其职能，精确其数量，然后可以通过实践检验或演绎推理的方法来求得科学的结论。同时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自然规律，并把探讨这种客观规律作为自己经济研究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数字、重量、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并据以探讨现象和规律的关系。如在《爱尔兰政治解剖》中，他把要分析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比作“政治动物”，并且运用他所说的“政治算术”(即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解剖。他写道:“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语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2]他在自已的经济分析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如他从1蒲式耳谷物和1盎司白银的对比中，发现了两者存在着共同的地方，即两者都耗费了人类劳动，由此得出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相等和权衡比较的基础这一结论，开创了探讨劳动价值理论的道路。也就是在数量的对比中，引申了各种不同物品之间的共同性，从而发现了财富的真实基础。又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出人口价值，又依据人口数量和盈余收益计算出国家的财富。配第在经济分析中所广泛采用的政治算术的方法，也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方法，即通过对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经验事实的数量考察和比较，从许许多多的个别事实中得出一些一般结论。这实际上是科学抽象方法的初步运用。配第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探讨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现象背后的真实东西，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马克思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称配第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

二、价值论

配第的价值理论是在《赋税论》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从而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配第首先对商品的自然价格、政治价格进行了区分。他这里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价值，即是与商品价值相一致的价格，也就是与生产商品“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相一致的价格；“政治价格”则是指按生产商品时“超过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而实际耗费的劳动数量和多余开支所需要的费用来计算的商品价格。这种价格是从标准的银币来衡量的，实际上就是市场价格。配第所着重研究的是价值，即商品的自然价格，并把它看作是分析其他经济问题的基础。

配第还探讨了关于价值的决定，各种商品价值权衡比较的基础问题。他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各种商品价值权衡的基础就是劳动时间。他在《赋税论》中指出:“自然价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人手的多少。”[3]他还举例说明，一个专门开采白银的人在一定时间内采掘了20盎司的白银，另一个专门生产谷物的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20蒲式耳的谷物。配第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当白银与谷物相比较时，两者的价值一定相等。他将这一原理明确表述为：“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1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1蒲式耳谷物售价五先令，同样低廉。”[4]“假如让一百人在卜年中生产谷物，又让同数的人在同一时期中生产白银。我认为白银的纯产量就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前者等同部分，就是后者等同部分的价格。”“我认为这是各种价值相等和权衡比较的基础。”[5]

对于商品的价值量、劳动生产率、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配第已经看到了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同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变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价值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单位商品价值增加。如他在《赋税论》中指出：“自然价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谷物的价格，在一个人能生产十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要比一个人只能生产六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来得低廉……，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个农民来做的话，谷物价格就会上涨一倍。”[6]

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他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由于劳动分工变化引起的。他以织布为例来说明分工扩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的情况。如他在(政治算术》中指出:“比如织布，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负担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7]这说明他已看到了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一定数量的商品价值降低。

在价值量的确定上，配第还意识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用“技术”一词来表达复杂劳动的概念时说:“我们也必须使技术和简单劳动之问有一种等价和等式的关系。”[8]即认为一定时问的复杂劳动，可以折算为若干倍的简单劳动。配第虽已认识到了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仍保留着重商主义的影响，如认为金银是最好的财富，货币才是惟一真正的价值形式。他把劳动分成两类:一类是生产金银的劳动，另一类是生产其他普通商品的劳动。他认为不是一切劳动都能生产交换价值，只有生产金银的劳动才能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生产普通商品的劳动，只有在这些商品同金银交换时，才成为交换价值。

配第还提出了评定价值的两种自然单位和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他在《赋税论》中说:“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9]“上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是配第的名言。这也就是说，因为任何物品都是由土地和劳动生产的，所以二者都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同时又提出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而是用劳动者日均所需食物来衡量的。如他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说:“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它似是和纯银价值一样的稳定而不变的……所以，对于爱尔兰的小房子，我是根据修建创门的人在修建它们时所花费的食物的日数来评估它们的价值的。”[10]这即是用工人的工资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用劳动力的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值。

三、分配论

配第的分配论分别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和土地的价格。关于工资，配第提出他的工资论的目的是为当时英国政府所实行的限制工人最高工资的法律寻找理论根据的。英国早在1349年爱德华三世时已颁布法律，规定了保证工资的最高限额。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政府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加强剥削，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最高工资的限制。

配第是怎样去寻找工资的理论根据的呢?他认为要首先找到法律规定的工资后面的自然基础。配第认为，工资的自然基础就是工人为了“生存、劳动和传种接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1]他认为工资等于维持工人最低限度生活资料价值是一个规律。工资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过低都会不利。他在《赋税论》中说:“法律应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应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的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这对社会来说，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这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工人一天能劳动12小时，而维持他一天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只需6小时劳动就能创造出来，那么，法律就应该规定他的工资等于fi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不能给他们12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工资。因为工人只要6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刚好能够维持他的生活，他也就只要去劳动6小时，比原来少劳动一半时间，这也就会使社会损失一半的劳动时间。“如果政府强使劳动者损失一半工资，这种措施不单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除非劳动者能够依靠这一半工资而生活(而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规定这种工资的法律，就是很坏的法律二”[12]。配第就是这样来论证工人工资是由必要的生活资料决定的，而不应高出这个数额。配第把上资看作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奠定了古典经济学中工资理论的基本观点。最低限度理论后来成为整个古典学派分配论的基础之一。

配第既然认为工资决定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量又是如何决定的?配第认为，要取决于自然的条件，如土壤肥沃，耕作所费的劳动较少，谷物便低廉;气候适宜，人们的生活需要则较少。所以，一般说来，土地越肥沃，气候越温和，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要少些，因而工资就可能低些。配第在这里指明了劳动力价值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而要依据客观情况而定，这是正确的。

关于地租，配第认为，地租是收获景(土地总产品)减去种子(代表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以后的剩余产品，即农业总产品价值扣除了生产费用后的余额。他在《赋税论》中说：“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面栽培谷物……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获之中，扣除了白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的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来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13]。配第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地租归结为农业工人生产的全部剩余产品，即全部农产品中扣除工资和种子等生产费用以后余下来的剩余劳动体现的剩余产品:配第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实际已把剩余价值(地租)说成是雇主榨取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余额。这表明他已接近认识了剩余价值的性质。配第是最早接触到剩余价值存在和来源的人。

配第不仅接触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指出了如何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因为他认为剩余价值(地租)就是产品价值扣除生产费用后的余额。所以，他又进一步认为，要增加剩余价值，就必须降低生产费用。如何降低生产费用?他认为可通过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降低生产费用，从而达到增加剩余价值的目的。配第这里已暗示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同时就他特别重视通过分工来达到增加剩余价值的目的来说，可以看出他对当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情况，了解得是比较深刻的。配第不仅暗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而且也暗示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即主张用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在《献给英明人土》中说道:“劳动者每日劳动10小时，每周吃饭20次，即工作日每日吃三次，星期日吃二次。因此，很明显，如果能够星期五晚间不吃饭，并将上午11时至下午1时的2小时吃饭时间，缩短为一小时半的话，那么，劳动就会增加二十分之一，消费会减少二十分之一……。”

配第在论述剩余价值时，还把剩余价值和工资对立起来。他在探讨了影响地租量的因素时认为地租量的大小，要受工资和劳动者人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关于地租量同工资的关系，他指出，在劳动生产率不变，谷物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地租量同劳动者的工资成反比，即工资越多，地租就愈少;反之，则相反。他在《政治算术》中举例说:“假定小麦价格1蒲式耳为5先令(即60便士)，而种植小麦的土地地租为小麦收成的三分之一。这样，在60便士中，就要有20便士归于土地，40便士归于农民。’但是，假如农民的工资上涨八分之一，即每日由8便士上涨到9便士的话，这时，在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中，农民所分到的份额，就由40便土增加到45便士。其结果，土地的地租，就要由20便士降为15便士，因为，我们假定小麦的价格依然保持不变。”“农民的工资要上涨，其结果土地地租一定要下跌。”[14]这表明他认识到了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对立关系，并涉及到了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关于地租与人数的关系，他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租量同工人人数成正比，所以他又认为人口与财富有密切关系，认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15]，故主张鼓励人口增值，以增加劳动者人数，特别是强调那些丧失土地而流浪的农民到工场去劳动，以使资本家能够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增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财富。

配第还最先考察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态。他不仅分析了由土地位置距市场远近不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也考察了同一块土地由于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不同而引起的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他在《政治算术》中说:“假如维持伦敦或一支军队所需的谷物，必须从远离40英里的地方运来，那么，在伦敦或离这支军队驻扎地一英里以内的地方栽培的谷物，除其自然价格之外，尚应加算谷物运输39英里所需的费用”。“因此，结果就是靠近人口稠密的地方(即维持其居民生活需要很多土地的地方)的土地，由于上述理山，比距离远而土质相同的七地，不仅能产生更多的地租，而且所值的年租总数也更多一些。”这就是配第所说的因土地位置优越而获得的级差地租。关于因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引起的级差地租，他在《赋税论》中是这样说的:“土地的优劣，或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该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量和为生产这些产品而投下的简单劳动相比，是多于投下的劳动量还是少于投下的劳动量”。意即土地越优良，其产品量就会越多于所投下的劳动量，从而土地价值越高。而按配第的土地价格理论，地租与地价是成正比例的。因此，他说优良的土地价值较高，就无异是说有较多的地租，即有级差地租。配第还看到了在同一块土地上因连续投资而获得的地租。他说:“如果上述各种花费比现在所花费的更多的劳动来改良土地，使土地丰产(例如，以犁代锄、以定植代散种，拣选优良种子以代不分好坏杂乱选种，用事先加以浸渍以代不作任何加工拿来就用，用盐施肥以代烂草施肥，等等)，那么地租就会因收成的增加超过所用劳动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上涨。总之，配第已初步看到由于上地位置不同、丰度不同，以及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多少不同而引起的各种级差地租形式。

配第的这些论述，不但指出了级差地租的两种形态，而且还说明了两种形态的相互关系。即当土地产品不够满足需要时，有两种办法:一是耕种新的土地，一是在原有土地土增加劳动，以增加食物的供给，这两种办法都会引起地租的增加。究竟采用哪种办法合适，要看那种方法所需花费的劳动较少。

关于利息和土地的价格。在配第看来，获得财富的手段主要是两种:一是土地，二是货币。其地租论是研究怎样运用土地获得财富，其利息理论是研究怎样运用货币来增加财富，而其土地价格理论是研究这两种手段可以互相变换，以适应个人致富的需要。什么是“利息”?配第认为利息是“货币的租金”，是货币所有者在出借货币给别人期间，由于自己不能随便使用货币而向借入者索取的补偿。在利息与地租的关系上，他把土地当作“租金”的一般形态，而把利息当作是地租的派生形态来把握，从地租推导出利息来。他认为既然出租土地可以收取地租，那么，出借货币自然也可以收取利息。他是用地租的合理性来说明利息的合理性的。

影响利息高低的因素，他认为第一个因素是地租的高低。他说:利息的自然标准，“在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至少要等于用借到的货币所能买到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但是，在安全不可靠的情况下，除单纯的自然利息外，还必须加上一种保险费。”[16]否则，货币所有者就不会出借货币，而宁愿用货币去购买上地。但利息的最高界限，不能高过地租。第二个因素是货币的供求关系。货币供大于求则利j息低，货币供小于求则利息高。他在谈到五十年问利息率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六时指出，利息的自然降l低并不是法令限制的结果，而是由于货币量增加的结果。

配第把土地价格看作是预先获得的一定年数的地租，即地租的转化形式，实际上他已经把土地价格当作资本化的地租来把握了。他根据当时英国土地买卖的实践，作出了一个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估算，即一块土地的价格等于21年地租的总和，也就是等于祖父、父亲和儿子三代共同生活的年数的地租。他在《赋税论》中说道：“所以我认为任何一块土地自然所值的年租年数，等于这三代人通常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我们估计英格兰这三代人可以同时生存的期限为2I年，因此，土地的价值也大约等于21年的年租。”[17]配第把上地价格看作是资本化的地租，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四、货币理论

在货币的本质问题上，配第认识到，货币价值的实体就是劳动。在他看来，货币(金银)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劳动的产物，因此，都凝结有劳动，这就是它们都具有价值的共同基础，货币也因此才成为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如在前引例子中，他把一盎司白银看作是一蒲式耳小麦的自然价格的原因，断定它们都是由同一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就说明了这点。它既说明了一盎司白银和一蒲式耳小麦所具有的价值的共同基础是劳动，也说明白银所处的地位与小麦不同，白银成了小麦的等价物，因而暗示货币成了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即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他还提出，用货币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得任何商品，而普通商品则不能。其次，配第已认识到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他写道:“由金银铸成的货币是贸易的最好尺度，因而必须相等，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尺度，因而也就不是货币。”[18]因此他极力反对当时广泛流行的铸造不足值货币的做法。如对当时英国政府企图通过降低铸币的贵金属含量来提高货币价值(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两倍数量的先令)，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决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名称，而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国家对它的债权人课税，或者侵吞它所欠人民的债款;如工资不随货币金属含量减少而提高，则只不过是在劳动人民身上增加了一种租税，强使劳动者损失一半工资，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只会使一切商品价格上涨1倍。配第不仅认识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而且认识到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它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商品的价格(用货币去表现的商品价值)也会随之变动。但如果货币价值变动频繁，是不利于货币充分发挥其价值尺度的职能的，所以，他认为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它充当价值尺度的前提。配第认为，币值应该稳定的观点，与现代货币学派的看法是相同的。

配第还认识到了货币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因为它已看到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实际也就承认了货币能够直接同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因而也就承认了货币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配第还初步讨论了一国商品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问题。他认为推动一国贸易所必需的货币，有一个限度和比例，多了、少了，都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如他在《赋税论》中说:“经营一国产业所需要的货币要有一定的标准和比率；过多或过少都会对产业有害。”同时配第还看到一国所需货币量的多少，既与商品流通所需支付的货币额有关，也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慢有关。他说:“我国产业所必需的货币的数目，也要由交换次数及支付额大小(这往往不是法律或习惯所能规定的)来决定”。[19]假如一个国家支付总额一年为4000英镑，各种支付的周转期平均为七星期一次，则550万英镑货币就足够了。他把货币比喻为政治身体的脂肪，过少会发生疾病，过多会有碍于轻便敏捷。配第还最早提出计算货币必要流通量的公式。可见配第对货币流通量的规律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配第不仅初步认识了货币的流通规律，而且还提出了如何运用这一规律的问题，即提出了如何处理货币过多过少的问题。他认为，货币如果过少了，就增加发行景，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他着重研究的是过多了如何办的问题。他在《货币略论》中说:铸币过多时，“我们可以销毁最重要的铸币，把它变成金银器皿或用具之类的华丽餐具;或者把它作为商品，输出到缺少金银或希望获得金银的国家去，或者在利息高的地方放债生息。”[20]这些主张与重商主义要把货币积累得越多越好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五、经济政策主张

配第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成是促进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他认为，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的水平和规模，第二是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对于第一个囚素，他认为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愈高，产品成本就越低，从而利润就越大。对于第二个因素，他认为科学和技术发明会使财富得到成倍的增进，因此他提出国家应该重视普及普通教育和选拔技术人才。

配第把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看作是一国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影响一国财富增进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把一国的人口划分为两大类:即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的生产者，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第一类人主要是指在生产和运输领域中从业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和海员。第二类人主要指在非生产领域中活动的人，如医生、僧侣、律师乃至政府官员。他提出应尽量减少非生产性的人口，增加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就业的人数，从而最大限度地增进一国的物质财富。

配第还讨论了赋税对国家财富增进的影响。他反对对资本征税，认为向资本家征税，会减少资本的积累，减少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论证向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课税的必要性，提出这种赋税能够把财富和资本从土地所有者和懒汉手中转移到精明的、奋发的资本家手中，从而能够使资本得到良好的运用。

配第像他的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主张政府通过“公共工程”以及货币和财政措施来保障就业，也赞成压低工资以避免失业。在对外贸易方面，他沿袭传统，赞成采取某些“重商主义”的措施，但又主张缓和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个人利益原则会发生有利的影响。

六、简要评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配第有如下的一段评论：“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1691到1?2}年这段时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浮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因此，这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极其精辟地高度概括了威廉·配第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尤其是英国)的影响。

配第作为同时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对经济学的创立所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力图应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仅把研究的对象从以往的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而且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在商品的价值、价格、货币以及工资、地租、利息和地价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他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初表述，为后来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其为基础的分配论(剩余价值论)开拓了前景

在配第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中还有重商主义的影响。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够明确，甚至还有不少混乱，但其中毕竟包含着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活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含有真理成分的最初理解。这就是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