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经济脱实向虚程度不断提高，房地产生产成了新的剥削模式，加上资本家的疯狂投机与炒作，社会再生产和收入再分配成为财富剥夺的渠道。投机泡沫一旦破灭，就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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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左翼学者大卫·哈维，2017年5月20日在南京大学南雍讲堂作了有关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演讲。从货币供给的扩张和金融危机，到空间生产和资本批判，即使是以建筑规划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大卫.哈维仍执着地高擎着马克思主义大旗：
一、货币供给的扩张和房产投机潮
哈维曾在其书中提到，“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外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多数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很可能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农民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卖给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哈维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时，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扩张迅速，速度是惊人的，但同时，我们要反思这样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本矛盾。“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崩盘之前，美国发生了房屋投机潮，400万左右的居民因为房贷问题失去住房。针对中国的房市问题，哈维认为：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但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扩张的货币供给量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相对于房屋的使用价值，人们更多地开始追求房屋交换价值。参照哈维的说法，以房产为投机工具，“除了拥有资产或大量货币的炒房者，受惠于房产繁荣的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还包括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等。房产商在投资生产时，有1%的房产是为投机者生产的。”
二、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和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
哈维曾指在其著作《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指出，除了受制于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外，货币量要怎么增加似乎完全不受限制。投机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房屋的交换价值，消费的目的成了货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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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循环，根据大卫.哈维的演示稿简要整理。
“商品以货币形式实现其价值，产业利润（industrial profit）、商业利润（merchant profit）、地租和利息构成了资产阶级的货币需求，被资本家所得，税收部分成为国家支出的主要来源，工人得到工资部分。投机者们追求利息，成为货币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再生产和收入分配体制下，工人的工资收入相对于资本所得，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在多数国家，货币财富分配的失衡程度比收入分配更加严重。”
哈维以1848年英国的国家收入和工人收入状况为例，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物质产量上升，加上外贸量的迅速增长，英国国民收入空前增长，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财富的大部分被少数人垄断，工人们没有分享到应得的成果，生活状况反而恶化。“1848年，1.2%最富有的人占有着40%的国民收入。”
“2007-2008年，在中国采取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救市后，大量货币以虚拟资本形式涌入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规模迅速扩张，由于投机活动的利息收入和报酬高，货币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房价不断上涨，但工人的收入仍然是工资所得部分。”哈维批判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经济脱实向虚程度不断提高，房地产生产成了新的剥削模式，加上资本家的疯狂投机与炒作，社会再生产和收入再分配成为财富剥夺的渠道。“房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会造成一场危机。”哈维反对资本为了无止尽地剥削剩余价值，对城市空间进行不断地破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群体的相对贫困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哈维阐述了马克思分配理论在当代经济中的表现，“在纽约，1%的顶层纳税者3天内所得收入可以超过多数纽约居民一年的所得收入。在中国，顶层的10%得到全国60%左右的所得。纽约和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在快速恶化。”
三、虚拟经济和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积累与公共、企业和私人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虚拟资本在房贷、公共债务、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投资，其流动一旦失控，形成投机泡沫，而泡沫破灭造成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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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整体负债细目显示，非金融企业负债为GDP的178%，政府负债占GDP的42%，住房为24%。图表根据哈维演示稿中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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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举债还息，税前利润/债务的比例逐步走高，企业偿债压力沉重。在繁荣的表象下，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借短投长来获得收益，并使得社会融资中投资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比例上升，后两类融资的泛滥，将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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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企业债务情况。
四万亿投机计划之后，中国的债务急剧上升，其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相当。负债扩张最明显为非金融类企业及其背后的金融机构，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处于一个加杠杆的进程之中。哈维认为，随着债务的积累，中国企业举债还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这是典型的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特征。
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性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腰包，正如哈维在其书中所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只需看看最近的房市走势。”
最后，哈维对这样的现状提出质疑，“越来越依赖房产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持续地发展下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左翼学者大卫·哈维，2017年5月20日在南京大学南雍讲堂作了有关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演讲。从货币供给的扩张和金融危机，到空间生产和资本批判，即使是以建筑规划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大卫.哈维仍执着地高擎着马克思主义大旗：
一、货币供给的扩张和房产投机潮
哈维曾在其书中提到，“房地产开发——特别是在大城市之内和城市周边，以及出口发展地区——似乎是另外一种有利手段，借以将大多数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他们很可能就一无所有，土地转而为城市牟利所用，导致农民在农村无计谋生，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给农民的补助通常仅仅相当于土地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土地则被政府官员卖给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哈维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时，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扩张迅速，速度是惊人的，但同时，我们要反思这样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本矛盾。“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崩盘之前，美国发生了房屋投机潮，400万左右的居民因为房贷问题失去住房。针对中国的房市问题，哈维认为：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但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扩张的货币供给量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相对于房屋的使用价值，人们更多地开始追求房屋交换价值。参照哈维的说法，以房产为投机工具，“除了拥有资产或大量货币的炒房者，受惠于房产繁荣的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还包括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等。房产商在投资生产时，有1%的房产是为投机者生产的。”
二、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和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
哈维曾指在其著作《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指出，除了受制于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外，货币量要怎么增加似乎完全不受限制。投机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房屋的交换价值，消费的目的成了货币本身。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循环，根据大卫.哈维的演示稿简要整理。
“商品以货币形式实现其价值，产业利润（industrial profit）、商业利润（merchant profit）、地租和利息构成了资产阶级的货币需求，被资本家所得，税收部分成为国家支出的主要来源，工人得到工资部分。投机者们追求利息，成为货币资本家。在这样的社会再生产和收入分配体制下，工人的工资收入相对于资本所得，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在多数国家，货币财富分配的失衡程度比收入分配更加严重。”
哈维以1848年英国的国家收入和工人收入状况为例，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物质产量上升，加上外贸量的迅速增长，英国国民收入空前增长，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财富的大部分被少数人垄断，工人们没有分享到应得的成果，生活状况反而恶化。“1848年，1.2%最富有的人占有着40%的国民收入。”
“2007-2008年，在中国采取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救市后，大量货币以虚拟资本形式涌入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规模迅速扩张，由于投机活动的利息收入和报酬高，货币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房价不断上涨，但工人的收入仍然是工资所得部分。”哈维批判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经济脱实向虚程度不断提高，房地产生产成了新的剥削模式，加上资本家的疯狂投机与炒作，社会再生产和收入再分配成为财富剥夺的渠道。“房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会造成一场危机。”哈维反对资本为了无止尽地剥削剩余价值，对城市空间进行不断地破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群体的相对贫困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哈维阐述了马克思分配理论在当代经济中的表现，“在纽约，1%的顶层纳税者3天内所得收入可以超过多数纽约居民一年的所得收入。在中国，顶层的10%得到全国60%左右的所得。纽约和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在快速恶化。”
三、虚拟经济和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财富积累与公共、企业和私人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虚拟资本在房贷、公共债务、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投资，其流动一旦失控，形成投机泡沫，而泡沫破灭造成严重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2014年，中国整体负债细目显示，非金融企业负债为GDP的178%，政府负债占GDP的42%，住房为24%。图表根据哈维演示稿中数据整理。
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举债还息，税前利润/债务的比例逐步走高，企业偿债压力沉重。在繁荣的表象下，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借短投长来获得收益，并使得社会融资中投资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比例上升，后两类融资的泛滥，将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2014年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企业债务情况。
四万亿投机计划之后，中国的债务急剧上升，其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相当。负债扩张最明显为非金融类企业及其背后的金融机构，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处于一个加杠杆的进程之中。哈维认为，随着债务的积累，中国企业举债还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这是典型的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的特征。
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性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腰包，正如哈维在其书中所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只需看看最近的房市走势。”
最后，哈维对这样的现状提出质疑，“越来越依赖房产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持续地发展下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