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西方文化”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据界面新闻29日报道：英国卫报刊发了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Kwame Anthony Appiah的文章《所谓的“西方文明”并不存在》。

 文章称，“西方文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词汇。一战前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许多读者通过这本书才认识到西方概念。他在书中嘲笑了那种认为在古典世界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观点。在冷战期间，“西方”指的是铁幕的这一边；“东方”则是对立的那一边，是敌人。这种用法实际上也忽略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文章还称，如果说基督教世界的观念是在和穆斯林力量的长期军事斗争中炮制出来的，那么我们当代的西方文明概念则是在冷战中形成现有形态的。

 在冷峻的斗争中，我们制造了一个关于雅典民主，大宪章，哥白尼革命等事件的宏大叙事。从柏拉图到北约。自由、宽容和理性探究的价值并非某个单一文化与生俱来的事物。事实上，“西方文化”这一观念是近代的发明。

界面新闻翻译原文如下：

和19世纪许多患有肺结核的英国人一样，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爵士在医生的建议下出国疗养，寻找温暖地带的干燥空气。泰勒出生于一个殷实的教友派商人家庭，所以他负担得起长途旅行。1855年，二十岁出头的泰勒前往新大陆，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位教友派考古学家之后，他骑着马游览墨西哥的乡村地区，造访阿兹特克帝国遗址和灰尘扑扑的印第安人村落。那些“密集古代人口的证据”给泰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墨西哥的停留点燃了他心中研究古代和现代遥远社会的激情，这种激情持续了一生。1871年他发表了巨著《原始文化》，这本书称得上是现代人类学的第一本著作。

从某些方面来讲，《原始文化》和另一本名字中带有“文化”二字的书形成了争论：马修·阿诺德两年前刚刚出版的文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对阿诺德而言，文化是“通过认识人类在最切身的各项事务上所作出的最好的思考和言说，来追求我们的全面完美”。阿诺德感兴趣的不是仅限于特定阶级的鉴赏活动：他心中所想的是一种道德和审美的理想，这种理想通过艺术、文学、音乐和哲学得以表达。

然而泰勒却认为文化一词可以表示相当不同的东西，并且由于所在机构的原因，他确实得以推广这种理解。泰勒曾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博物馆的负责人，随后在1896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位人类学教授。将人类学理解为对某种叫做“文化”的东西的研究，这个观念受泰勒的影响最深。泰勒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所有其他能力和习惯”。阿诺德所理解的文明，仅仅是文化的多种形态之一。

今日人们谈到文化时，通常他们指的要么是泰勒的观念，要么是阿诺德的观念。这两种文化概念在某些方面是相对立的。阿诺德的理想是“有文化之人”，他或许会认为“原始文化”这个词本身就自相矛盾。泰勒则认为说一个人缺乏文化是很荒谬的。然而这两种相异的文化观念在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里是纠缠在一起的，许多人都认为西方文化定义了现代西方人的身份。那么就让我来试着澄清我们在西方文化里的混淆，这里面既有泰勒的观念，也有阿诺德的观念。

有人曾问过甘地对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sation，既可指西方文明，也可以指西方的文明化——译著）的看法，他回答说：“我认为这（西方的文明化）是个好主意。”可惜，正如许多绝佳的故事一样，这可能是个编造的故事；但跟那些绝佳故事一样，它能够流传至今说明它包含着些许真理。但是我的答案就大不一样了：我认为应该放弃西方文明这个观念本身。这种说法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造成了大量的混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对我们直面当今时代的政治难题造成障碍。我不太愿意和传奇的甘地意见相左，但我认为西方文明完全不是个好主意，而西方文化这种说法也并不见得更好。

图为雅典神庙（图自界面新闻，下同）

“西方文化”造成混淆的原因之一来源于对西方这个概念的混淆。我们使用“西方”这个词来指代各种不同的东西。英国的帝国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曾写道：“东是东来西是西,两者永远要分离”，将欧洲和亚洲对比起来，而无视了所有其他地方。在冷战期间，“西方”指的是铁幕的这一边；“东方”则是对立的那一边，是敌人。这种用法实际上也忽略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近年来，“西方”则常常指的是北大西洋地区：欧洲和她以前在北美的殖民地。这里的对立面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地区——现在被称为“全球南部”——尽管许多拉美人也宣称自己继承有西方的遗产。这种说法涵盖了整个世界，但是把很多极不相同的社会混在了一起，同时又仔细地把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白人南非划分出来，弄得“西方”好像只不过是白人的委婉说法。

当然，我们如今也会将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相比较，而不是南半球。穆斯林思想家有时候也有类似的说法，将伊斯兰之地（Dar al-Islam）和不信者之地（Dar al-Kufr）区分开来。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下这种对立。因为当今欧美关于西方文化是否从根本来说上一种基督教文化的讨论，继承了这样一条谱系：先是欧洲取代了基督教世界，随后西方的概念取代了欧洲。

如此说来这种文明认同可以追溯到近1300年前。但是为了讲述故事的全部，我们需要回到更早的时期。

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而言，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东边是亚洲，南边是他称为利比亚的大陆，剩下的地方则是欧洲。他知道人、物和思想可以轻松地在大陆之间交流：他本人曾经沿着尼罗河而上旅行到阿斯旺，在传统的欧亚分界之处Hellespont（即今日的达达尼尔海峡）两边都留下了足迹。希罗多德承认自己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个地球会有三个名字，而且都是女性名字？”尽管他很困惑，这些大陆仍然是古希腊人及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人心目中最重大的世界地理划分。

重要之处在于：希罗多德并没有认为这三个地理名字对应着三种人类：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他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即今日土耳其的博德鲁姆。然而出生于小亚细亚并没有让他成为亚洲人，他是希腊人。对他而言，欧洲遥远西部的凯尔特人比波斯人或者埃及人更为陌生，对于后两者他知之甚多。希罗多德使用“European”一词时只将它作为形容词，从未用作名词。在他之后一千年，仍然没有人用“European”指示一类人。

随后，希罗多德熟悉的地理划分被崛起的伊斯兰教深深地重塑了。伊斯兰教于7世纪诞生于阿拉伯，随后以惊人的速度向北、向东和向西扩散。在先知于632年去世之后，阿拉伯人仅用了30年时间，就打败了横跨中亚直抵印度的波斯帝国，并且从罗马余烬拜占庭帝国那里攫取了数个行省。

始于公元661年的伍麦叶王朝，向西扩张到北非，向东扩张到中亚。公元711年，伍麦叶王朝派遣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阿拉伯人称之为安达卢斯（al-Andalus）的地方，并攻击了西哥特人，后者已经统治罗马帝国的西班牙行省长达两个世纪。七年之后，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都归于穆斯林统治之下；直到近800年之后的1492年，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才重归基督教君权之下。

征服西班牙的穆斯林并未止步于比利牛斯山，早年间他们时常想要向北更进一步。但是公元732年，在法国图尔附近，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击败了安达卢斯的军队，这一决定性的胜利结束了阿拉伯人征服法兰克人欧洲的企图。18世纪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略带夸张地说，如果阿拉伯人在图尔获胜，他们有可能会扬帆进入泰晤士河。他说：“或许现在牛津各个学院讲授的是古兰经的解读，人们在布道坛上向行过割礼的人证明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和真实。”

希罗多德心目中的世界 图片来源：Interfoto/Alamy/Alamy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首次有记载地使用某个词来称呼作为一类人的欧洲人，就我所知，来源于这种冲突的历史。在一本754年写于西班牙的编年史里，作者将图尔战役的胜利者称为“Europenses”，即欧洲人。所以简单来讲，“欧洲人”这一观念最初是用来将基督徒和穆斯林作对比的。（即使这样说也有点过于简化了。8世纪中期时欧洲很多地区并未信仰基督教）。

中世纪欧洲没有人会用“西方”来做这种对比。其一，摩尔人的家乡摩洛哥海岸向西延伸到爱尔兰。其二，伊比利亚半岛则由穆斯林统治——这一区域被希罗多德称为欧洲的一部分——直到16世纪。自然的对比不是西方和伊斯兰，而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双方都视对方为异教徒，因为对方不信自己的神。

从14世纪晚期开始，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逐渐将其统治扩展到欧洲部分：保加利亚，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直到1529年苏莱曼大帝的军队在维也纳被打败之后，重新征服东欧的行动才开始。这一过程很缓慢。直到1699年奥斯曼帝国才失去匈牙利；希腊到19世纪初期才获得独立，保加利亚就更晚了。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欧洲——基督教世界——通过敌对定义自身。然而从“基督教世界”到“西方文化”的转变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

首先，基督教欧洲受过教育的阶层从此前的异教社会那里吸收了很多思想。12世纪末期，出生于巴黎西南边数百公里的特鲁瓦的克雷蒂安（Chrétien de Troyes）如此赞美这些文化根源：“希腊人的勇武和学识曾经最为著名，”他写道，“后来勇武传到了罗马，而学识现在则传到了法兰西。”

古希腊文化的精华从罗马传到西欧的观念在中世纪逐渐变成常识。事实上这一过程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translatio studii”（学识的传递）。这种观念极其坚固。六个世纪以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告诉他所执掌的纽伦堡高中的学生：“高等学习的基础必须是且一直是：首先希腊文献，随后罗马文献。”

因而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到现在，人们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精华视为一种文明遗产，像珍贵的金块一样世代传递。这块金子先是由古希腊人从泥土里挖出来，罗马帝国征服希腊人之后金块转移到罗马人手里。文艺复兴时期，这块金子被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宫廷及威尼斯共和国所分割，其碎块传递到了阿维尼翁，巴黎，阿姆斯特丹，魏玛，爱丁堡和伦敦等城市，最终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重新汇集——就像粘合古希腊陶瓮的碎片一样。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美化这个金块的故事。但是如果要将这块金子作为对立于伊斯兰的西方文明的核心的话，那它会面临很多历史难题，因为这种文明所认同的古典遗产是和穆斯林学术共享的。在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宫廷图书馆里藏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的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在彼得拉克称之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对古希腊哲学经典的研究几无贡献，许多文本都已遗失，而穆斯林学者则将这些著作保存了下来。我们现如今对希腊古典哲学的理解，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的哲学文本。

正如我们所见，在基督教编年史家看来，图尔战役将欧洲人与伊斯兰对立起来；然而安达卢斯的穆斯林虽然也很好战，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争夺领土意味着彼此不能分享思想。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的科多瓦哈里发（Caliphate of Cordoba）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柏柏尔人，西哥特人，斯拉夫人等各类人群共同生活在一起。

在查理曼大帝的宫廷里找不到拉比或穆斯林学者；但是在安达卢斯的城市里则能看到主教和犹太教堂。埃尔维拉的天主教主教拉齐蒙多（Racemondo），是卡多瓦哈里发驻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宫廷的大使。10世纪中期卡多瓦哈里发的犹太人领袖沙普鲁特(Hasdai Ibn Shaprut)，不仅是一名伟大的医学学者，也是朝廷医学委员会的主席；当拜占庭的康斯坦丁大帝赠给哈利发一本迪奥斯科里季斯的《药物学》之后，哈利发接受了沙普鲁特的建议，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随后卡多瓦成为了欧洲医学知识的中心之一。欧洲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序幕，始于将伊本-鲁世德(Ibn Rushd)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伊本-鲁世德出生于12世纪的卡多瓦，在拉丁文中名叫做阿威罗伊，但因为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工作，人们常常径直称他为“评注者”。本来古典传统是用来区分西方文明和哈利发王国继承者的，但这种古典传统实际上正是两者之间的亲缘之处。

金块叙事注定要面临很多难题。它将西方文化想像成某种本质的表达，某种在历史旅程中亲手相传的东西。这种本质主义的隐患在很多情况里都很显见。无论是谈论宗教，民族，种族或文化，人们总是假定某种在时空中延续的同一性一定是由一种强有力的共同本质所推动的。但这是错误的。英国文学之父乔叟死于600多年前，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举出任何你认为是那个时代特色的东西，任何可以代表当时英国特点的风俗，思想和物质的组合。这些东西和你认为可以代表今日英国特性的事物肯定不一样。不如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都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一个标签；在每一代人那里，又有随着这个标签而来的遗产。然而当遗产丢失或者被用来交换其他的珍贵事物时，标签却继续流传。因而，当某一代人开始从英国认同所附属的地域向外迁移时——比如迁到新英格兰地区——这种标签甚至能够超越地域。认同可以由叙事维系，简单来说，它不需要本质。你被称为英国人，不是因为英国人这个标签有什么本质特征，而是因为我们的规则决定了你有资格拥有这个标签，因为你通过某种方式和一个叫英格兰的地方有关联。

那么北大西洋地区的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某些近亲，是如何与我们称之为西方的领域相联系，并且获得了西方文化参与者的身份？

James Gillray在1805年创作的漫画，描绘了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和拿破仑瓜分世界的景象

“西方文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词汇——肯定比留声机的出现还要晚，认识到这一点会有所助益。泰勒从未提到这个词，而且他确实没有理由提到它，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即使在自己的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1871年他记述了萨默赛特农村地区的一起巫术案。当时在某个酒吧里一阵狂风把一颗烤洋葱从烟囱里刮了出来，洋葱上面扎满了针。他写道：“这个巫师，也就是酒吧的老板，在洋葱上写下了我一名法官兄弟的姓名，他特别恨我的兄弟……很显然，他计划用针扎烤炙这个象征我兄弟的洋葱的方式来除掉他。”这可真是原始文化。

因而作为一种遗产和研究对象的“西方”观念，直到1890年代才真正出现，那正是帝国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并且要到了20世纪这一观念才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一战前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作了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许多读者通过这本书才认识到西方概念。他在书中嘲笑了那种认为在古典世界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观点。作家兼记者丽贝卡.维斯特1930年代造访巴尔干地区的时候，讲述了自己作为游客的感受；“那差点摧毁整个西方文明的打击是很晚近的，晚近地令人不安。”她说的“晚近的打击”指的是1683年土耳其对维也纳的围攻。

如果说基督教世界的观念是在和穆斯林力量的长期军事斗争中炮制出来的，那么我们当代的西方文明概念则是在冷战中形成现有形态的。在冷峻的斗争中，我们制造了一个关于雅典民主，大宪章，哥白尼革命等事件的宏大叙事。从柏拉图到北约。西方文化从核心上来讲是个人主义的，民主的，看重自由的，包容的，进步的，理性的，科学的。尽管前现代的欧洲一点也没有这些特点，尽管民主直到上个世纪以前在欧洲仍是例外——很少有西方思想大家认为民主有什么好的——但是我们不用管这些。认为包容是某种叫做西方文化的东西里构成性的一部分，这个想法可能会让泰勒惊讶，因为作为教友派信徒，他曾被禁止进入英国著名大学学习。直白地说：如果西方文化是真的，我们也不会在这儿花时间讨论它了。

当然，如果西方文化是个受赞誉的词，那么它也必然会受到责难。批评者强调奴隶制，征服，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灭绝，像负片胶卷一样描述了西方文明的阴暗面。但是他们也同样陷入了本质主义，尽管他们看到的本质不是金块，而是砒霜。

谈论“西方文明”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需要克服。它把所有崇高的智力和艺术成就置于认同的核心：哲学，文学，艺术，音乐；那些阿诺德赞扬的东西，那些人文学者研究的东西。然而即使西方文化确实存在于12世纪晚期克雷蒂安生活的特鲁瓦，它也和克雷蒂安的大部分同胞没什么关系。这些人不通希腊文或者拉丁语，也从未听说过柏拉图。今时今日，古典遗产在大多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见得更大。是阿诺德心中那些文化成就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吗？当然不是。维系我们的当然是泰勒那种广义的文化：我们的着装和打招呼的习惯，塑造男女关系，亲子关系，警民关系，店员和顾客关系的行为习惯。知识分子，例如我，总是认为自己在意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说它们不重要，它们只是没有金块故事里所讲的那么重要。

那么我们是怎样弥合这种裂痕的呢？当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是碧昂斯和汉堡王时，我们又如何自认是柏拉图，阿奎那和康德的正统继承人的？是通过将泰勒和阿诺德的观念，将日常生活的领域和理念的领域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的关键在泰勒的作品里已经有所阐述。记住他的著名定义：文化首先是“复杂的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机论”，它将文化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相异部分的松散聚集。正如身体的器官一样，每一个组成部分都通过细致的调整而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每一个部分对于整体发挥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马蒂斯的剪裁艺术，柏拉图的对话录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可以说，每一个都是你的文化图书馆里的藏书，即使你从来没有翻阅过。尽管有些东西并不引起你的兴趣，它仍然是你继承的遗产和财富。有机论可以解释我们的日常自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被铺上金光。

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确实存在有机整体：歌剧的音乐，台词，舞台设计和舞步是协调的，而且是有意协调起来的。用瓦格纳的话来说，歌剧是一种整体艺术。但是没有一个大全的文化整体能够将所有的部分有机统一起来。位于“西方”中心的西班牙，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故乡——的印度和日本采取自由民主制度两代人之后，仍然负隅顽抗。杰斐逊的文化继承——雅典的自由，盎格鲁-萨克逊的自由——并未阻止美国建立起一个奴隶共和国。与此同时，弗兰茨·卡夫卡可以很容易地和迈尔斯·戴维斯共处，正如他很容易和奥匈帝国的同胞约翰·施特劳斯共处一样，甚至更容易。你可以在东京街头听到嘻哈音乐。在饮食上也是如此：英国人曾经抛弃了炸鱼薯条而转投咖喱鸡，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全都在狂放的Nando"s餐馆里用餐。

一旦抛弃了有机论，我们就能采取一种更加世界主义的图景：每一种文化元素，从哲学或饮食到身体动作的风格，在理论上都可以和其余所有部分相分离。你可以像非洲裔美国人那样说话和走路，同时又能思考马修·阿诺德和伊曼纽尔·康德思考的问题，正如你也可以思考马丁·路德·金和迈尔斯·戴维斯一样。没有什么穆斯林的本质会阻止伊斯兰之地的居民采用西方文明中的事物，包括基督教或民主。同理，不管一个纽约人的祖先是哪里人，也并不存在某种西方文明的本质阻止他信仰伊斯兰教。

我们讲述的故事，那个将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或圣奥古斯汀与北大西洋的当代文化串联在一起的故事，当然是包含一些真实成分的。我们有自觉研究和论证的传统。但如果认为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价值就足够了，好像它们是Spotify歌单上我们不怎么听的歌曲，这就是错觉了。即使这些思想家是我们阿诺德式文化的一部分，也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思想精华就能够继续对今日重视他们的人的后代产生意义。亚里士多德曾经占据穆斯林思想的中心位置长达数百年，这并未保证他在当代穆斯林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价值并非与生俱来，它需要持续的关照。不管你如何定义西方，生活在西方并不保证你会关心西方文明。欧洲人文主义者喜欢将其与欧洲人挂钩的那些价值，同样也可以属于热情吸收这些价值的非洲人或亚洲人。按照同样的逻辑，这些价值不属于那些不愿意理解并吸收它们的欧洲人。从别的方面来说，这一点当然也是真实的。金块的故事说我们情不自禁地关心“西方”传统，因为那是我们的传统：事实上反过来说才是对的。只有当我们关心这些价值时它们才属于我们。自由，包容和理性探究的文化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是这些价值代表的是需要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西方命运所规定的路径。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去世的那一年，西方文明陷入和自己的死亡博弈之中：协约国和中欧强国相互屠戮，为了“保卫文明”将年轻人驱赶上死路。浸满鲜血的战场和被毒气环绕的战壕会让满怀进化和进步希望的泰勒震惊，而且证实了阿诺德关于文明真实含义的最大恐惧。阿诺德和泰勒至少会同意这一点：文化不是人性问卷上的一个个勾选项；文化是人在其中的过程，是和他人共存的生活。

文化，如同宗教，民族和种族一样，为当代人提供一种认同资源。正如后三者一样，文化也可能变成一种限制，变成一种概念错误进而导致道德错误。然而所有这些东西也描绘出了我们的自由的轮廓。社会认同将我们与亲友生活的小圈子同更广阔的运动，事业和关注连接了起来。它们让更为广阔的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充满生机，而且迫切。它们将我们的社群范围拓展到生活圈子之外。然而我们的生活即使在最广的范围里也必须要有意义。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意识形态领域和技术领域的行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后果。当我们在锚定自己的关注和同情对象时，人类整体并非一个过大的范围。

我们和70亿人类同胞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正在变暖的地球上。植根于我们共同人性之中的世界主义冲动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需之物。为了简述这种信念，我将要引用一句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时常出现的话，因为我自觉找不到比戏剧家特伦斯的表达更好的说法了：特伦斯曾经是罗马统治的非洲地区的奴隶，是希腊喜剧的拉丁文阐释者，是古典欧洲的一名作家，他自称非洲人特伦斯。他曾经写道：“我是人，任何属人的东西都不与我相异。”这种认同值得我们坚守。

（翻译：李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