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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华东
一
1947年临朐战役失败后不久，华野正式分为东、西两个兵团，许世友接替陈粟指挥内线兵团，即后来的“华东野战兵团”，已经脱离了前往晋冀鲁豫任职的陈粟的指挥，由许世友直接指挥。
其实，“”野战兵团”级别，是当时很高的建制单位你，已经越过纵队，是直接领导纵队的新型野战军的式样，与后来隶属各野战军的“数字兵团”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要知道，全军野战兵团的建制出现于1947年初，即彭德怀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7月31日改为“西北野战军”）。而陈赓指挥下的“太岳兵团”，其实是一个临时建制，陈赓本人的身份仍然是四纵司令员。
许世友是解放战争时期，仅次于彭德怀“西北野战兵团”的第二个野战兵团司令员的高级将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山东兵团的政委是谭震林，谭震林之前的身份是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另一个身份是华东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一般的排名是先军后政，所以，在山东兵团的基本架构是“许谭”，即：军事指挥为许世友负责，而不是谭震林。
当然，因为谭震林在华东局任职，所以，虽然党内影响力和排序是在许世友之上。但，许世友毕竟和谭震林搭了档，而军事指挥则是谭的外行，真正指挥员是许世友。
接着说到粟裕。
许世友和粟裕的关系非常不睦是不争的事实，而许世友、粟裕都是陈毅之下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人后来矛盾的焦点其实还是1949年前山东的局势大逆转。之前的粟裕，在陈毅麾下打得一塌糊涂，在苏中丢了苏中，在山东先后丢了鲁南、鲁中、鲁西南等等，最后调离华东，到晋冀鲁豫任职。
而许世友接管内线兵团后，山东局势立即逆转，不仅打破了重点进攻，而且保住了胶东根据地，使得山东成为战场上唯一没有丢掉的根据地，之后又打出胶东，并最终打下了几乎整个山东。
兖州战役之后，遇到豫东失败的粟张兵团逃亡山东休整，粟兵团的某些人认为是“完成合并”或者“会师”，其实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想法，粟兵团的建制并没有改变，其在中原丹担任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职务也没有被解除：怎么可能有什么“会师”一说？
这时，看到兖州顺利拿下的毛决定立刻进攻济南，由许世友挂帅而粟裕等部担任战略支援任务。这是因为，毛看中了许世友在山东的一系列攻坚战的战绩，而当时的全军，除了许世友外的任何别人，都没有攻取坚固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毛看到粟裕以组建阻援兵团无力而推脱战略任务后，他不愿过多干涉粟裕组建阻援兵团的努力，因为毛并没有动摇许世友的济南战役总指挥任命，只是给于时间，任由粟裕组建阻援兵团而已。
于是，当耐不住性子的毛一声令下，粟裕拖延两个月的阻援兵团也就“快速”组建完毕了，再也不敢拖延，而带着重病的许世友也就立即就赶往前线就任总指挥。
整个济南战役，许世友都是按照早在1948年7月17日的计划进行的，就连“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沿用的也是潍县战役后山东兵团就提出的口号。
济南战役结束，许世友按照中央与军委的指示，继续回到到胶东养病。
而粟裕是不可能取代许世友的，于是就由谭震林、王建安（任代理司令员）指挥山东兵团继续南下，而不是来自中原的粟裕。
1949年2月，许世友就任山东jun区副司令员，之后指挥了增强民族信心、走向民族独立有巨大象征意义的青即战役，以及全军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长岛登陆战。
表面看来，许世友仅仅是山东的副职，但要知道，山东jun区的挂名司令员是曾经与邓搭班子的、老资格的张云逸，山东jun区第一政委是时任政治局委员康生，其位置可以高于陈、粟、谭等任何一位的。
而此时的司令员张云逸已经随军南下，真正主持军区工作的，就是许世友、康生二位。
从另外的角度讲，临朐失败后山东基本沦陷，山东全部土地的解放，都是许世友带领山东兵团的战功，许世友镇守自己解放的土地也是非常正常的，更关键的是，在山东的青岛，还住有美军的第七舰队，这可是美军变中国大陆唯一的军事基地！
很显然，中央以及军委对许世友在山东的影响力是极为看重的，而换上任何人，都不会有许世友镇守的效果更好。
问题在于，粟裕南下后，却与饶漱石为首的原华中系人员打得火热，二人的暧昧关系很快就从地下走向了地上。在饶为首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中，粟裕名列第三位，连曾经的华东局第二书记、时任华东jun区司令员陈毅都只是委员，抗战后最强大、解放战争结束时兵多将广的华东最强大武装-----山东八路竟然无一人进入核心层面！
于是，察觉到这个现象的毛，在新中国成立战争基本结束之时的1951年10月，在调粟离开华东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未果的情况下，毛以更高的官职吸引粟裕，即务必将粟调离华中系的老巢，离开华东担任第二副参谋长，而此时的总参谋部，其实连参谋长的地位都低于大战略区司令员，何况二副？
关键在于，粟裕必须离开华中系的老巢，这就是硬道理！
粟裕离开后，陈毅继续遥领华东jun区，直到1954年2月，从朝鲜回国的许世友担任了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实际华东军区的常务工作改为许世友全权负责。
到了1955年实行军衔制改革，按照当时“以现任职务”优先的规定，粟裕以总参谋长而获得大将军衔，许世友以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而获得上将军衔。
我们几乎看不出离开延安后的许世友到底与毛泽东是怎样交流的，但到了“史无前例”的大乱局面中，当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发出杀气腾腾的誓言：“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的惊人之语后的1969年中共九大，激烈对抗毛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许世友，反倒是政治局委员了。
毛对于许世友的了解早就已经隐然在心，他也知道粟裕的能力比不过许世友，只是，碍于华中系总后台胡服（那可是后备力量之首啊）的面子，而不得不任由胡服代理人的饶氏，先搅浑华东，再插手中原（不许在山东休整的粟裕回到中原建制）。
而许世友的逆天战功与军中的巨大影响力与代表性，让毛不得不对许世友高看一眼。
这一点，就连后来到山东挂职的政治局委员康生都看在心里，后来，在许世友受到各类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冲击时，亲口说：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 所以，在毛心目中，粟裕虽然是出身红一的自己人，而许世友仅一个战将，而且是一个敢于在战略上和人事上敢于公开对抗自己的战将，但是在军事才能上，粟裕与许世友是不在一个层次的，而且，许世友从来不玩阴谋，而是阳谋。
二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思维十分敏捷、十分清醒的人，他知道自己也可能犯错误，因此，他可接受别人的建议，但绝不允许别人动摇自己的政治路线，尤其是落实政治路线至关重要的人事方针。
在解放战争时期济南战役期间的9月18日，中央直接发电给中原区的刘陈邓，直言不讳的称粟裕担任代理司令员的“华野”（隶属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对外称华野”的西兵团）“华野后勤工作混乱无能”！这即是毛对得到胡服以及饶庇护、外表一向顺从的粟裕领导能力的基本认识与态度。
在淮海战役之前的10月10日，中央再次致电对粟感情极深、且抑留粟裕与华东拒不归中原建制的饶漱石，严厉指出：“......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华野（仍然是指隶属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对外称华野”的西兵团）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 ...”
后来，为了防止饶漱石再次干扰军事指挥系统，在渡江战役前后，更是任命中原局书记的邓担任了“华东局第一书记”，统一指挥二野、三野的作战行动。
因此，在毛的一生中，能够容忍当面与背后的冲撞，而得到重用的，唯有许世友一人。毛之所以恶言粟裕而忍耐许世友，是因为军队中不可以没有许世友指挥打仗，更加不容许漠视纪律、搞乱建制的现象与行为存在。
坊间评价许世友，更多得到是他的一些轶事，但几乎都忽略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其实，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是军级干部，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军级干部------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第四军军长，全军第一个骑兵纵队的司令员，红四出草地的开路先锋。
红四方面军入川，许世友还仅仅是团长，虽然资历例如党龄并不短，不过与当时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们例如徐向前、陈赓、张国焘、许继慎等人相比，背景是弱了不少，但是在入川的关键一战中，时任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却力挽狂澜，将“胡宗南狂妄叫嚣“漫川关，就是红军的坟墓””的防线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让红四全军两万多人突破了封锁线，拯救了红四全军。
连徐向前自己都承认：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 ... ...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就此，以拯救红四全军为起点，进入川陕的许世友，就由团长、师长、军长，几乎没有副职的步伐，逐步成长为军级军事干部，得到了当时的中央与中革军委的瞩目。
在懋功会师后，中革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许世友是当时总计九个军的军长之一，与林、彭等一样，是少数几个生存到建国后的军长之一。
而作为高级将领，许世友并没有卷入毛与张国焘的“斗争”，只是履行同在军中的红军总政委、总司令的指示。就是说，他和张国焘的关系是明明白白的。
而许世友与毛直接对抗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抗大事件”，这一事件牵扯到许世友、王建安、王新亭、洪学智等大批的红四干部，也牵扯了林、罗瑞卿等红一的干部，更牵扯到了凯丰、张闻天等文官对红四人员的全盘否定。
在南下路线被大批判的背景下，凯丰的一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与会师时的“番民工作的结果问题”一文否定民族自治路线一样，文中一句“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把长征胜利会师后人数最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全面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因为斗争极端扩大化的株连，相当多红四方面军将领有了离开延安回川陕的思想，这些人当然要串联，这串联就要有一个带头人，也就是到达川陕苏区后的一把手。方方面的材料显示，许世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核心。
所以，红四的高级将领们就私下串联了威望最高的许世友，而这是因为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中有很高的威信，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卓越领导人。
在网络上，有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的判决书：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三十余人，约定在4月4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趁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险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延安出走事件，联络许世友准备一起出走的，有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和2个营级干部，这30多个干部同时出走，如果成功，对于中共的打击将是极为沉重，甚至是致命的。而“批判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毛看出来一个现象，即：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之大、威望之高，可见一斑！
由此，毛对许世友开始极为器重，能征善战、威望高的许世友，就此成为了红四将军们的杰出代表。
毛得知此事后厉声批评了凯丰：“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的是我毛一人，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批张国焘，居然连高级军官、基层战士都一起批了！”
1961年6月12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联系这段历史，批评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干部的后果：“在延安反的张国焘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一次不彻底两次，两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得这些人受不了。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这些之后，在党校，三个方面军的同志都有，还有地方干部子女，我讲了话，他们说我讲的公道。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他还说，“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毛的这些话，有的放矢，说出了许世友为首的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心里话，给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抗大事件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抗大事件的影响，许世友去前线的时间晚于大部分将领，他以386旅副旅长在129师刘邓所部工作，与旅长陈赓一起搭班子，直接指挥了被称为“平原抗日第一战”的香城固战役，共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8人，缴获火炮4门、枪百余支(挺)，毁汽车8辆，八路军伤亡50人。师长刘伯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说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之后，许世友跟随徐向前来到山东，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工作，在胶东建立了赫赫功勋。
在山东，许世友渡过了16年的时光，从34岁的青年，一直工作到50岁，在山东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胶东，许世友亲手组建成立了全军第一支正式建制的海军部队-----胶东军区海军支队。
抗战结束后，许世友担任了海运司令，担负了从刚刚解放的胶东港口向东北运送山东八路的战略任务，圆满完成了长征之后的全军第二次也是第一次主动的战略转移。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的许世友，虽然仅仅是胶东军区司令员，但之后又成为给新组建的“胶济路野战军”的司令员（政委王建安），并带兵参加了莱芜战役，将苏中六纵打成击溃战的莱芜战役变成了完美的歼灭战，由此得到陈毅的青睐。但是，当喜欢大兵团的饶漱石回到华东后，他又成为了九纵司令员。
但到1947年8月，他取代陈粟执掌了屡战屡败的内线兵团，他就成为了除彭德怀所率“西北野战兵团”外的又一个仅有的“野战兵团“的令员。
以内线兵团的败军，许世友在最艰难的时期打了连续的漂亮仗，从保卫胶东开始，到完全打破重点进攻，之后又打出胶东，打遍全山东。在我军军史上，曾经在谭家桥击败我军两位“军事家”的国军战将王耀武，在许世友手下连招架之功都不具备，直到济南战役，他以全新的战术将王耀武擒于马下，其攻城战术推广到了东北、华北、西北、中原战略区，成为名垂军史的军事大家。
可以说，到解放战争初期，许世友就开始进入快车道，军事造诣到了出类拔萃的程度。从1947年接管内线兵团开始，许世友的战术战略更加成熟，其独挡一面打破重点进攻并在华东率先发起大反攻的经历，得到了毛等的一致认可。
除了军事上的出类拔萃，建国后的许世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在毛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和邓时代的中顾委副主任，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从参加革命，许世友相继在张国焘、毛泽东、邓小平这几个狠角色手里讨政治，竟然非常的顺捷，这都与他专业的军事素质，与坚定的党性原则有直接关系。即使别徐向前后来称之为“这是个冤案”的所谓“抗大事件”，其实也是以牺牲自己为红四全军的将士们争取军人应有的荣誉。
三
毛对许世友与粟裕的不同态度、不同做法，原因是：
第一，通过粟裕的反应看粟裕的反应，即是与华中系贴心，还是与中央的路线贴心。第二，毛也通过粟裕的反应看粟裕的大局观与指挥部队的能力。
一个将领的进步空间，一个是军事指挥能力，另一个就是是否有落实大局观的能力。
粟裕在指挥作战方面是很一般的，而大局观的能力就更弱了。通过粟裕愿意接受饶漱石的抑留拒不归队中原的行为，以及他借助华中系饶漱石的力量在二次曲阜会议上恶整西兵团内部的山东八路的做法，毛都看的清清楚楚。
建国后，粟裕在华东更加与饶漱石打得火热，对陈毅的蔑视更是到了公开的地步。饶漱石一手组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仅仅是作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粟裕竟让一跃而为第二副主席，而华东军事一把手、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仅仅是一般的委员，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竟然也被饶漱石安排到了一般委员的位置！
因此，毛以调虎离山的策略调走粟裕的计划开始实施，如同当初因为败仗调粟裕出华东一样，这次是调他到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任司令员，但是粟裕很干脆的“称病”予以拒绝，逼迫毛派出了负责内卫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为前往查看虚实，之后就实施了干脆到苏联“养病”的方针以彻底脱离华中系的圈子。
从 “养病”归来的1951年10月，毛再次以总参第二副部长的位置吸引粟裕，并由南昌起义时期的老领导朱德亲自谈话，这次，粟裕无法拒绝，只得同意到任。
到饶漱石事件爆发时，粟裕的揭露道出了饶漱石与他的私下交易，即为何与饶漱石如此近乎的原因：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担任总长时间不长的粟裕私自调动三个军，在面临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质问时，粟裕却矢口否认，反而将责任推到了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领导人身上。这一套做法，一如之前战役失败总要找替罪羊的老套路，但是这一次在南京军区许世友、福州军区皮定均、总参作战部三方会议记录的公堂对证下，这个“替罪羊”的荒谬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反而换来了一个经毛、朱、周等联合批示彭德怀进行处理的文件：“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的结论，
粟裕，继金门之战退出军事一线后，以私自调军而就此彻底淡出军事决策与指挥系统！
至于后来与林、江等眉来眼去，以及得到了“军委常委”、“驻军工系统军管组总指挥”等职位，其实都是回光返照，因为，再也无人相信他的话语了。
有人说，毛泽东早就已经对粟裕有成见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毛泽东对于粟裕评价的由来，既不是拒不过江，也不是什么干扰干涉毛的人事安排问题。
在重建中原局过程里内部的人员调整中，毛要粟裕接受华野（即隶属刘邓的“对外称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前往中原局掌握大局，这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粟裕拒绝与接受与否其实都无关紧要，根本就不会摆脱中原局掌管全局（包括粟裕所部等）的大格局，区别只是身份的不同而已：陈毅挂职司令员，则是中原直属部队，而如果陈毅不兼职的话，就完全成为与其他各部队一样的地方武装，粟裕的拒绝，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前景考虑。因此，当粟裕以粟张兵团司令员兼领西兵团代理司令员后，中原的豫皖苏军区照样成为粟裕负责的地区，实际就是完全地方化的落实。这与毛的态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毛对各大战略区内部的决策极少参与，而粟裕在华野（即隶属刘邓的“对外称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的权限，也就是让位于发挥刘陈邓的领导力，即发挥统一领导下的军事指挥能力的需要。
而豫东战役后本来是在山东休整的粟裕，却在饶漱石指使下拒绝回归中原建制，并借助饶漱石的力量大力整治西兵团内的山东八路。这一做法，既干扰了中原的大局需要，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团结。这才是让毛极为生气的事情。
所以毛才对粟裕热衷整别人，而自己却拒绝“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展开了直接的批评！
而从红军时期起，毛等中央领导就知道许世友是一个军事天才，而“抗大事件”，他更进一步知道了许世友在军内的巨大影响力与号召力。为发挥许世友的能力，毛顶住党内某些人所谓“放虎归山”言论的巨大压力，做出了巨大的调整；至于毛的内心世界里在赏识许世友能力的同时，到底有多少抗大事件的阴影，那只能是猜测了。
所以，大军南下取胜把握性并不大的时候，毛就让许世友留在山东军区当实际领导权的常务副职，在养病的同时，肩负着看守青岛美军的任务。
期间，许世友先是指挥了驱逐美国驻华军事基地的青即战役，接着又指挥了全军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建国后的许世友，先是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后，作为一员戍边大将，先后指挥了一江山登陆战、西沙收复战、对越反击战等，无不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对侵略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威慑。
这就是毛对许世友、粟裕的真实态度，也是一段军事与政治生涯交错的历史。
这就是真实的粟裕，真实的许世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