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反孔】
二十世纪前期，在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毛泽东也对孔子作了有力抨击。
在长沙《大公报》以及己所创办的《湘江评论》里，针对孔子和封建主义写了很多文章。如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临时增刊》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讲所期间，又说：“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就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
【中年肯定与批判并行】
十年后，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302页)
1938年，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194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重要讲话、著述里谈及孔子及其言论，也在与干部、群众的谈话、书信、题词中提到孔子及其言论。他对孔子的主流是肯定的，赞赏的。孔子自有他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
1939年春，陈伯达写了《孔子哲学》。毛泽东读了两遍，并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表示此书“大体上是好的”，但也提出商榷，商榷的多是陈伯达对孔子学说认识不足，有贬低处。
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又说，“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两天后，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修改稿后，又提出“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几年后，他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再次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4页)
【重视孔子的教育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谈得相当多是关于孔子教育思想的话题。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又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0、183页)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又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再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5—116页)
毛泽东认为孔子那套教育方法也有缺点。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是文言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1页)
毛泽东反对孔子轻视和脱离生产劳动。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及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意义时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孔子言论引用最多】
毛泽东在书信和谈话里，常常引用孔子言论，作为交流和教育的工具。
如读谢觉哉总结自己前半生的历程所写的《自传》时，毛泽东所写的批语有“文如其人，信哉！”(《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
毛泽东给生病住院的王观澜写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要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毛泽东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方禹镛五十岁生日所写条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与谭政闲谈时得悉他已有三十八岁，就说：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就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该立了，等等。
毛泽东非常提倡孔子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红军时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称赞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在具体叙述“不装”时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5—126页)
40年代中，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抨击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立即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认为孔子是革命党】
建国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喜欢谈孔夫子。他说孔夫子是圣人、贤人，甚至是一个革命党。
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一种观点，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也是革命党。
他认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有人造反他就到哪里去。所以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
“孔子是个革命派，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第二次会议上谈破除迷信时，举了古今很多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例子。毛泽东说：“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7页)
翌年夏天，毛泽东在与孔从周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毛泽东为山东曲阜陈家庄办合作社成就写了按语，内称：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54页)
几年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78页)，毛泽东还说：他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只不过是贤人。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也有批评和指责，也有因与现实政治挂钩而出现的激烈言论。
1953年9月，毛泽东在政府会议上批判梁漱溟时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3页)
1957年1月，在和省市区党委书记谈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孔子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
【多次拜访孔林】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本日参观曲阜孔庙孔林。这是他第二次来曲阜。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即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来曲阜。1936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此事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青年时代的壮游记忆犹新。在由济南赴曲阜的列车途中，毛泽东浮想联翩，神思当年意境，又和陪行人员谈起这段生涯。
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谈起了孔子：“‘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制，被他放逐，代理其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
“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61、1162—1163页)
【承认孔子是开蒙之师傅】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谈话中经常谈自己受孔子的影响。他曾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和周培源等谈话时又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
毛泽东熟读孔子的书，谈论孔子几达七十年，仅《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所引用的《论语》就有二十二处。可以说，孔子是毛泽东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
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更指出孔子教育也不行，“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还说：“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19页)
【晚年全盘否定】
“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泽东喜欢用孔子来衬托秦始皇，即贬低孔子抬高秦始皇，他对孔子的评价也越来越低，乃至予以全面否定。
1964年6月，他在接见外宾时就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当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1968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哕，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孔夫子的哕。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同上)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对孔子作全面的否定。还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排印大字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
1973年7月，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81页)
不久，毛泽东批发了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并在《人民日报》刊载。
1975年底至1976年初，他还曾这样说：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附录】毛泽东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谈儒学
访问者：从50年代至6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看，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学还是比较客气的，提出从孔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整理，说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又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斥责得分外严厉。你在毛泽东身旁工作多年，就你亲身感觉而言，毛泽东对孔子、对儒学究竟持何种态度呢？
林克：儒家学派诞生于春秋时期，其创始人是孔子。日本学者井上靖写过一部《孔子传》，想来日本人民对孔子的身世多少知道一点。
儒，最初是专司丧葬的人。因那时的丧葬有一套繁文缛节，非得精通此道者，才能司其职。到春秋之际，儒演变为以教书相礼为业的群体。孔子早年就是这两种经历均有的一个儒，但他不满足于教书相礼。而有志于以礼乐制度平治天下，为礼乐制度构建理论根据，并用之教化大众，助君王治世。他整理“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广招生徒，开大规模讲学之风，是将“六经”传授到民间的第一人，还做过短时间的官。在长期的整理典籍、为官治事、教育周游的生涯中，他建立了一套阐述礼乐制度的系统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伦理、教育、哲学思想，创立了儒家学派，是当时诸子百家之一。
孔子的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由他底子汇篡的语录——《论语》之中。其主要观念，由“仁”和“礼”，以礼为人的行为的外在制约，以仁为遵循和实行礼的内在自觉；中庸之道，即遵循一定的准则，不偏不倚；天人观，即尽人事，听天命；大同理想等构成。
但孔门的生徒甚众，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所以这由众人汇篡之作，其思想、观念很难说是孔子一人的。其内容相当庞杂，有些观点互相矛盾，而这种特征恰构成其多面性，适于解说世间纷繁的事物。儒学同时又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因而对修身养性、治理国家、领袖群伦，有极多可参鉴的至理名言。
特别是自汉董仲舒倡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又经历了数代学硕彦的注疏、阐发、充实，其包容更为丰富，更具系统性，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正统学说。中国宋代有位大臣叫赵普，所学甚微，《论语》勉强看懂了一半，而谋事治国，井井有条，得“半部《论语》治天下”美誉。
访问者：如此说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经几代人完善、涉及面宽、包罗甚广的学说，虽说随着时光的推移，有很多腐朽的糟粕，却不应轻易否定。相反有卓识的、从事宏伟勋业的政治家，仍能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
林克：正是如此。若鲁迅评价《红楼梦》，佛家从中悟出四大皆空，道学家从中看到诲淫诲色，历史学家从中品味出一个朝代的兴衰一样，君王们从儒学中搬用制度、意识的规范，关心国家兴亡的人臣从儒学中搜寻经世治国的方略，近代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却从儒学中领略出“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
作为学识渊博、又历来主张古为今用的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注意从儒学中借鉴有益的东西的．
40年代中，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抨击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立即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在1954年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
其实孔子周游列国，
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仍把孔子列为“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
此时，毛泽东不主张轻易地否定孔孟。同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说：“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访问者：毛泽东具体赞赏孔子及儒学的哪些观念、做法呢?
林克：我印象较深的是关于教育方面的。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即讲到缩短学制、在实践中学习等问题。他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剑、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不是书法，是历史。他学会了文艺。”对孔子具有多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才干，流露出赞赏之情。
讲到古今教学内容对比时，毛泽东说：“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于思、孟子四大贤人。”而“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希望社会主义时期学校的教书育人、课程设置，参鉴孔子的经验。对孔子的因人施教，毛泽东也表示同意。
当然，站在新的历史阶段看孔子和儒学，毛泽东是十分注意扬弃的。就在要求教育界借鉴孔子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
毛泽东曾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辩证法的许多因素”，孔子的“观念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书信选集》)
访问者：毛泽东对孔子和儒学的否定，是在“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时开始的，还是更早一些?
林克：前面讲到，孔子生在2000余年前，儒家学说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其中维护陈旧道统伦理的说教规范，其中天命论等非唯物主义的观念，自然是与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念格格不入的。对此，毛泽东历来持否定态度，非只在“文化大革俞”期间。
首先，毛泽东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还要胜过孔子，即使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圣人。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孔于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的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只不过是贤人。
我记得毛泽东还说过，对“过去不轻视不行，人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于是不行的……希望总是寄托在未来”。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一年后，毛泽东在谈及党的干部要读点反面的东西时，又把孔子同康德、黑格尔、蒋介石连在了一起，把儒学当作反面教材。
特别是当有人用孔孟行为、儒学观念对毛泽东进行指责时，毛泽东在反驳中，往往对孔孟儒学作言辞激烈的抨击。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所谓“右派”言论，一一反驳。当谈及“君子群而不党”时说：“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公允地说，此时毛泽东对孔孟儒学的批判是适度的，而且颇有独到的见解。
“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人在林彪寓所，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儒学的言论，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是把林彪与孔孟儒学联系起来，说过“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林彪也是啊！”“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如果我们回溯历来的非孔运动，就会发现，每逢历史转变当口，每逢革新思潮澎湃之际，孔孟儒学便会受到猛烈冲击。这显然与孔孟儒学崇尚传统理法、恪守原有秩序规范、主张中庸等特征相关。作为指引中国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不与带有上述色彩的孔孟儒学发生冲突。
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当毛泽东思考如何汲取斯大林的教训，突破苏联模式，急于有更新的建树，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产生分歧，强调斗争哲学，以便其构想得以实现时，其与孔孟儒学的对立遂趋于尖锐。可悲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迷失了他往昔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否定孔孟儒学，这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