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真实性存疑颇多的“粟裕回忆录”
《粟裕回忆录》是粟裕病后部分口述，工作人员在他去世后整理完成的。由于此书并非出自本人之手，最后的书稿也未经过粟裕将军本人过目，因此一些记述与历史文件、中央军委电报以及毛泽东著作，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多有违谬出入。
例如《粟裕回忆录》中有一些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的说法，包括自称是华东解放军和华东解放战争的总指挥，把华东解放军与华东野战军混淆为一，全然无视饶漱石、陈毅、张云逸、舒同等华东军区及解放军领导人的存在，甚至无视多年为其部队政治领导人的谭震林的存在，把许世友、陈世榘、宋时轮等华东解放军领导人刻意贬低，以至无视“粟裕华东野战军”自1947年9月后，实际是晋冀鲁豫解放军和中原解放军的一个分支部队，自1947年5月——8月起中央军委即曾一再指示，粟裕须接受刘邓陈的军事领导和战略指导，华野建制从属于刘陈邓领导下的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建制等等。
《粟裕回忆录》中的一些说法，与粟裕自己生前较早时候的一些说法也大相径庭。似乎晚年的粟裕（？），借助回忆录“忘记”历史事实，对自己有贴金粉饰以至推过揽功的情况。
【事例一】
举例来说：济南战役筹备时期，中央曾经考虑让粟裕的华野西兵团担任主攻。但是粟裕部队因在豫东战役第三阶段的帝丘战役中指挥有失误，差点被国军援军包了饺子，狼狈撤退，人员装备损失严重（可能接近近三分之一）。因此济南战役前粟裕不得不如实报告中央西兵团无法承担攻城重任，只能担任打援任务。
济南战役是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攻克的，西兵团仅一个纵队加入了战斗。在攻城过程中，近在徐州的国军部队“踯躅不前”，不敢出动援助济南，结果整个济南战役过程，粟裕西兵团无战斗发生。
对此在《粟裕回忆录》中这样说：“察知我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慑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敌人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集团交战”。
其实，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也与历史上粟裕自己的说法有出入。
例如在粟裕文集的《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电报中，粟裕谈到阻援兵团的任务时，他曾经预料说：
“在济南攻克形势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粟裕文选》）
这个认识，与他晚年回忆录中的“新说法”即大为不同。
当时的中央军委则指出：“因济南速克,徐州援敌已失目标,可能就此停顿... ...”（《毛泽东军事文选》）
国军的军事回顾中也是同样的说法：国军不及集结完毕... ...，济南已经陷敌，故援兵不及救助。
也就是说，济南战役出乎意料的攻城顺利，导致迅速结束战斗（军委原来预计要三个月，实际只用了八天），使得国民党援军来不及集结，这是敌人增援部队“踯躅不前”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上粟裕自己说过的，也是得到军委认可的！
然而几十年后的粟裕回忆录，却改口说出“新结论”，把敌人未来援助的功劳归于他指挥的得失参半颇有争议的豫东战役，显然有争功掠美之嫌。
《粟裕回忆录》的“编写者”，忽略豫东战役第三阶段帝丘战役的粟裕兵团被国军所打散，战损严重无力进行大的战役行动，为自己的失败贴金，揽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做法。
【事例二】
在《粟裕回忆录》里面，提到豫东战役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大的硬仗、恶仗。……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
在山东战场，因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回援豫东战场，我第二兵团趁机集中兵力于七月十三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从而使济南守敌陷于孤立，为华野下一步集中兵力进行济南战役创造了条件。
同时，我强大野战兵团的作战威力使敌人十分惊恐。当我军围攻济南时，徐州地区敌人有三个兵团十七万人之众，蒋介石三令五申要其速援济南，但该敌迟迟不动。可以说，敌人在豫东战役中惨败的教训，也是其不敢北援济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
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一九四八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
这里提到的毛泽东语录似乎是毛主席对豫东战役的评价。但是《毛泽东传》里面对这段对话有完整的记载，内容却与《粟裕传》的记载有很大差别。
下面的文字，摘录自《毛泽东传》
“……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
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
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
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看到，在粟裕回忆录里面仅仅引用了毛泽东的前半部分——“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是毛主席对全国战场形势的一个基本评价，而不是对豫东战役这场战役所作的评价。
而后面对于毛主席接着谈到发展炮兵非常重要，这是毛接见华北与华东这两个地方的炮兵司令（高存信与陈瑞霆）的目的所在，是理解毛原话的关键与根本。
毛主席的原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
忽略这个完整的对话，这是《粟裕回忆录》一种诱导性的失误。这样一来，就把毛主席对于炮兵工作的指示中涉及全国战局的部分，改成似乎是专门对“豫东战役”的单独评价了，有肢解和曲解毛泽东语录为粉饰自己而用之嫌。
豫东战役第三阶段打得不好，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一千的消耗战，此战并未使打开中原局面，反而使粟部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丢失了新开辟的豫皖苏新区，败退过黄河、遁回山东休养整顿。
而在华东战场，紧随在豫东战役之后，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山东兵团和华东军区部队干净利索的解决了兖州之敌，从而使山东胶东、渤海、鲁中南、鲁西南2700万人囗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迫使国军只能固守在青岛、即墨、临沂、济南几个孤立的据点，尤其是固守济南的国军已成共军的瓮中之鳖，华东中共对济南的攻击已在弦上，中共接收济南的方案已经拟定出台；同时华东局所属的苏北地区也打开了局面、江淮地区发展势头也非常良好。
在东北，此时林髙与中央已在筹划辽沈战役；在豫西刘邓部也进展顺利。此时中共在全国战局中明显占据了优势，尤其是在山东和东北；这也是林彪、高岗、饶潄石三杰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受到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赞扬的原因。
因此毛泽东在48年8月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所以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并不是对豫东战役的评价，而是对整个大形势的评价。如果毛泽东肯定豫东战役粟裕部队打得好，就不可能在一个月后1948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粟裕西兵团在军事作战、后勤工作、政治工作、部队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多次严厉的批评。
粟裕回忆录断章取义，曲解毛主席的话给自己贴金，结果适得其反。
【事例三】
托名粟裕的《沁园春 淮海战役》：
作战方针，攻城打援，首占开封。又俘区寿年，再创敌援；战局过坳，敌转防御。兖济解放，徐海动摇，横扫江淮在今朝。十月节，我大军南挥，分割包抄。首歼碾庄百韬，看徐双瓮鳖哪里逃。笑纬国东援，损兵徒劳；双堆黄维，称蒋嫡系，覆灭于后。杜氏将军，倾巢突围也难逃。时迫矣，灭蒋家王朝，就在今宵。
此词的作者其实可疑。这首词文采拙劣，语句不通，而且把别人战功都归于粟裕自己，只能令知情者耻笑！
在淮海战役临战的前夕11月1日，中央军委明确电令：淮海战役领导人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部队受其领导。11月16日中央指示成立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为核心常委。粟裕是总前委五人中职务最低的一人，不可能承担淮海战役总指挥的重任。
淮海战役之前的开封战役，发起者和实施者都是陈士榘领导的陈唐兵团。当时的陈唐兵团直接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编制隶属中野刘邓陈领导，并不是粟裕的属下部队，粟裕自称自己首占开封是毫无道理的冒领。
兖州、济南的攻克是华东局、华东解放军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指挥 的功劳，与粟裕关系不大。
碾庄战役歼灭黃伯韬，先是由于粟裕的华野西兵团及陈唐部队久攻不下。11月14日刘陈邓决定临阵换将，土山集华东部队前委会议决定改为由谭震林指挥，以山东兵团为攻坚主力，而后歼灭了黄百韬。
此时粟裕率西兵团和苏北兵团部去担任阻援了。
黄维兵团的歼灭，是刘邓陈指挥中原解放军和陈士榘部队完成的，与粟裕也无关。
最后歼灭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兵团，则是粟裕已称病请假休息，由华野副司令及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华野及陈唐兵团完成追击、包围和歼灭的。
这首文笔不通的词，把粟裕冒称为全部淮海战役和豫东战役的总指挥，的确是贪天之功，令人耻笑。
实际上《粟裕回忆录》一书的一些内容，历史真实性存疑，使其作为史料的价值严重贬损。
至于《粟裕回忆录》的真正作者究竟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粟裕将军本人。如此拙劣地捉刀代笔，其实有损粟裕将军的英名——令人不能不感到遗憾。
【附录】《粟裕回忆录》是粟裕去世后他人代笔之作
据夫人楚青说：
一九七五年十月，粟裕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粟裕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度忧虑和悲愤。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
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
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住。
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他说：“当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
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
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雨下。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慢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