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关于粟裕的神话故事
作者：风卷战旗
来自：中国将帅研究论坛
粟裕是我军一位杰出的高级指挥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出来的一代名将。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打了战争史上的许多胜仗。例如，在著名的黄桥之战中，他作为前敌总指挥在第一线挥兵鏖战，指挥新四军以七千对阵一万五，大破顽固派韩德勤指挥的优势敌军。在名闻中外的孟良崮战役中，他协助陈毅司令员运筹帷幄、排兵布阵，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从敌人的重兵集团中剜出王牌74师一举歼灭。
但近年来，某些媒体（特别是网络）编织了粟裕新的军事神话，把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无限夸大，仿佛我军能打败国民党军队是靠这位“战神”。这些观点使千千万万的网友受到误导，以为我军打胜仗是靠一、两个“盖世名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错误观点加以批驳。
华东战场的胜利主要归功于粟裕吗？
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场，我军经历了胜利－失败－胜利的过程。1946年6月战争开始后，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而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在泗县攻坚失利。当年9月，敌李延年兵团乘粟裕主力在苏中作战，从徐州方向长驱直入进逼淮阴、淮安。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均回救不及，结果华中解放区的首府淮阴失陷。华中野战军主力撤退到苏北后，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逐步靠拢，准备歼灭东进的敌李延年兵团。毛主席对这次战役寄予了厚望，特别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11月，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余人，企图歼灭进犯涟水的敌整编74师（李延年兵团的主力），但这次战役未能取得全胜。12月，山野、华野集中24个团的兵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进行了宿北战役，歼灭敌整编69师等部共3.3万余人。次年1月，山野、华野主力又在鲁南歼敌5万余人。随后，两大野战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又相继取得了莱芜、孟良崮等大捷。
对华东战场的战场初期的失败与胜利，当年的参战将领叶飞、赵启民等人有过论述。他们认为战争初期的若干失利是兵力分散，两大野战军各自为战，使兵力无法捏成一个拳头，而后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捷，是贯彻了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作战”原则。但今天某些“纪实文学”的作者和许多军迷，特别是《无冕元帅粟裕》一书的作者张雄文，却把华东战场的胜负简单地归结于将领。
他们把华东战场初期的败仗（如泗县、淮阴失利）说成陈毅无能，而把后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捷全部归功于粟裕指挥有方。事实上，泗县、淮阴之战都属于城市攻防战。战争初期，我军打城市攻防战往往是失利的，如东北的四平、本溪和华北的大同、集宁，连粟裕部署的海安攻坚和二战涟水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我军缺乏打阵地攻防战的经验。而后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捷，打的都是我军得心应手的运动战。
受某些“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今天有些人认为陈毅不懂军事。他们的主要的论据是：在解放战争前几个月，陈毅没有打出过一次好仗，甚至还在泗县打了一场败仗。而同期的粟裕“七战七捷”，战绩辉煌。其实，这是只看表象的说法。
当时陈毅面对的敌人兵力集中，以三个军紧密靠拢在一起，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使陈毅很难找到下口的机会。而粟裕当面的苏中之敌兵力分散，以一个旅为一路前进，自然容易被我军各个击破。后来国民党军队方面吸取了教训，改为两三个整编师为一路前进（如李延年兵团），粟裕也一时同样打不出好仗来了。
最后是陈毅说服了山东军区的其它领导人，将山东我军的兵力最大限度集中起来，才打出了宿北、鲁南的两次大捷，从而将华东战场的局面一举扭转过来。陈毅到底会不会打仗呢？我们简单看一个例子就清楚了：根据黄桥之前召开的军事会议纪录，这次战斗的作战方案是陈毅提出的。这次战役的辉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如果陈毅是一个军事上的外行，能提出这样出色的作战方案吗？
今天许多粟裕的崇拜者还认为：华东战区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歼敌43万余人，大大超过其它战区的歼敌数字，是因为拥有粟裕这样盖世无双的优秀将领。事实上，在华东战场第一年的歼敌数字中，属于粟裕指挥的最多只占半数左右，这还是把他协助陈毅指挥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计算在内。
这些人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军有五个头等大战略区：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华东战区包括华中、山东两大军区，其中华中军区受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指挥。拿两个大战略区的战果比其它一个战略区，这本身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把华东战区的战果完全归功于粟裕，那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因为许多战役都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例如，宿北战役就是陈毅确定了打击目标，由陈士榘拟出具体作战方案，再由陈毅、粟裕共同指挥的。又如鲁南战役前夕，陈士榘力主北上打马励武，而粟裕主张南下歼灭74师，最后陈毅采纳了陈士榘的主张，获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准，这才有了名震中外的鲁南大捷。莱芜战役也是陈毅先提出北上打李仙洲，从而有了一举歼敌五万余人的辉煌胜利。
粟裕拥有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吗？
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华中分局领导人说：“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这是针对歼灭东进的敌李延年兵团，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的人事安排，所以电报只发给陈毅和华中分局的领导人，要求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六人共同决定“大计方针”。当时两淮属于华中军区的范围，由熟悉当地地理民情的粟裕来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这是针对整个华东战区的长期人事安排，电报应该同时发给华东局和山东军区的领导人（张云逸、黎玉），要求他们与“陈、张、邓、曾、粟、谭”等人“团结协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
但张雄文在他的《无冕元帅粟裕》等著作中，却把这封电报解读为针对华东野战军的人事安排，进而得出“陈毅被剥夺了战役指挥权”的错误结论，把后来的华东几次大捷说成是粟裕指挥致胜的。
在我军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司令员不管打仗，由副司令负责战役指挥的荒唐体制。但经过张雄文对毛主席这份电报的曲解，粟裕俨然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实际主帅”，许多陈毅指挥的战役都归到他的名下。例如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粟裕生前写的文章都说是陈毅指挥的，但到张雄文的笔下就成了粟裕指挥的，陈毅只是一个“没有战役指挥权”的摆设。于是乎，“解放战争中我军歼敌3万人以上的22次战役，其中有12次是粟裕指挥的”这类神话也就出来了。
事实上，从华东野战军《阵中日记》和将士们的回忆看，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中，陈毅完全有司令员发号施令的战役指挥权。
粟裕回忆录第十一章《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中说：“烽山是战场制高点，是进攻或防御的重要依托，此处得失对战役全局影响甚大，我遂令第八师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烽山。十六日全天，敌预备第三旅和第六十旅以约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我烽山阵地多次猛烈反扑，我第八师一部顽强坚守和积极反击将敌击退。”但无论是《宿北战役阵中日记》，还是《魏学诚日记》、《何以祥回忆录》都没有粟裕的这个命令。这可能是粟裕晚年的记忆有误。
但在何以祥(第八师师长)的回忆录里，提到12月17日凌晨陈毅有电话指示，其指示时间和内容同《宿北战役阵中日记》一致。从《宿北战役阵中日记》里可以看到，直到17日中午之前，对一纵和八师都是“陈令”、“陈示”，这是陈毅亲自指挥宿北战役的铁证。
诚然，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陈毅让粟裕担负了战役的大部分指挥工作，但这是他们从黄桥之战就形成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中央军委赋予粟裕以野战军“战役指挥权”。在这些名垂史册的重大战役中，陈毅是拥有定策决断之权的最高指挥员。
时任山东野战军1纵4团政委的汪大铭，后来讲述他了解到的宿北战役决策情况说：“（18日）这一天，是整个战局最紧张最艰苦的一天，整六十九师已被我军歼灭了将近一半，师部和二个旅还在固守待援。敌人的援兵十几个旅，从三面向我们压来，如果我们不能挡住敌人的援兵，迅速地把整六十九师吃掉，就可能打成一个后果严重的被动仗。而且我们的部队已经打得相当疲劳，伤亡也很大。因此在战役指挥上，发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已经给整六十九师歼灭性的打击，根据当时战场的敌我情况，必须立即主动撤出战斗，不再继续打这个冒险仗。另一种意见是：战役胜利已在望，敌我双方都很困难紧张，看最后五分钟谁能过硬，正如毛主席所说：‘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况且整个战局我们仍然处在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因此必须坚决顽强，舍得牺牲，压倒敌人，全歼整六十九师，夺取战役全胜。
战役最高指挥员陈毅司令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从那天下午开始，调整部队集中兵力，向整六十九师残部发起总攻。指挥部的决心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映了全战场广大指战员的精神意志。如果按照前一种错误的意见，就没有宿北战役的胜利，而且对华东战场以后的战局发生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汪大铭自传》)
时任山东野战军作战科科长、参谋主任的王德，日后也回忆陈毅指挥鲁南战役的情况说：“一九四七年元旦，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分左右两路兵团，对敌第二十六师实行分割包围。四日清晨，我主力部队以突然的攻势，首先围歼了敌第二十六师师部及其所属大部，而后转手将第一快速纵队团团包围。
当时，部队上下歼敌心切，斗志旺盛，完全是一派彻底摧毁敌人的英雄气概。在这种情况下发起总攻是极为有利的。但是，陈司令员却没有下达攻击命令。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有些纳闷。俗话说，兵贵神速，既然完成了对敌快速纵队的包围，为什么不立即发起攻击呢？这时，陈司令员沉着冷静，不急不忙，完全是一派指挥若定的风度。他时而询问负过伤的同志伤疤处有何反应？时而漫步走出指挥所，站在村头，向着阴沉的天际遥望。在他那双饱藏智慧与谋略的眼睛里，迸射出胜利在握的坚定锐光。
就在这时，天空彤云密布，云层低沉，气温由冷转暖，空气异常湿润。一会儿，竟浙浙沥沥地下起雨来，接着又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这是入冬以来少见的天气。这时，我们又侦察到敌第一快速纵队企图突围西窜。陈司令员神色激奋，当即以坚定的口吻下达第二道命令：“全线出击，歼敌于突围途中！” 顿时，前沿阵地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的坦克左冲右突，阵容混乱。这时，雨雪越下越大。陈司令员一见这情景，高兴地说：“天公作美，好啊！”随即命令部队，把敌人逼进附近的漏汁湖洼地。
部队遵照陈司令员的命令，多路出击，对仓惶突围的敌人层层拦击。敌人的坦克如惊枪的兽群，乱作一团，乖乖地被我军赶进了漏汁湖。在雨雪交加下，道路泥泞不堪。敌人的坦克辎重，深陷于泥沼之中不能自拔，完全失去了攻击能力。这时我前沿战士，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爆炸、火烧、人爬上坦克然后用手榴弹爆炸等方法，将敌坦克打得焦头烂额，果真变成一堆废铁。几小时以后，战斗胜利结束，除七辆坦克狼狈向峄县城逃窜外，其余全被歼灭。
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陈司令员之所以迟迟不下攻击命令，是在掌握天时地利之机呀！由此，我们越发钦佩陈司令员渊博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以及周密无间的战役部署。这件事传到战士和群众之中以后，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出现了，说陈司令员能指诀念咒，呼风唤雨，……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表达了山东军民对我军优秀指挥员的由衷爱戴和敬佩。
全歼快速纵队以后，我军遵照陈司令员的指示，向峄县、枣庄方向扩张战果，十三日攻克枣庄、峄县，活捉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第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鲁南战役胜利结束。计歼敌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王德：陈毅在山东》）
粟裕“纠正了毛泽东的两次错误”吗？
粟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出来的名将之花。但有些人却说他“纠正了毛泽东的两次错误”，甚至说他的军事才干比毛主席还高，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第一军事奇才。按照某些人的说法，粟裕纠正毛泽东的第一次错误是：内战初期毛泽东要求粟裕出击淮南，但是粟裕坚持要在苏中地区内线作战，最终扭转了毛泽东的外线出击战略。
其实早在1946年5月5日，粟裕就致电中央要求打出去：“不待苏中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以便夺取泰州，扫除靖江/泰兴，并相机进占扬州与南通。”这比毛主席的外线出击计划要早一个多月。事实上，中央的战略转变是因为获得了情报，国民党军队已淮备发动全面进攻，让敌人打进来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所以毛主席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仗。
粟裕虽然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但苏中地区还是很快失守了。因为敌人占领淮南根据地之后，苏中根据地的侧翼暴露出来。敌李延年兵团从徐州迅疾东进，对粟裕主力形成了背后包抄之势。华中野战军面临被敌人围歼的险恶形势，最后不得不放弃两淮撤退到苏北。
1958年7月14日，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淮南失守时说：“淮南迅速被敌人占领，与我强调苏中地区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观念，没有早作部署也有很大关系。”
可见，毛主席要求粟裕到淮南地区作战，正是考虑到这路敌军对苏中威胁很大，怎能说粟裕的战略见解比毛主席高呢？
当年淮南方向的指挥员之一赵启民说：“华东战场前半年主要在华中打仗，虽然在苏中方向取得几次胜利，却不能改变全局的紧张形势，反而越打越被动。原因是苏中不是敌人主攻方向，淮南、淮北则是敌人的主力集团，直到涟水战役胜利后，我兵力才相对集中，虽然丢失一些地方，我军却走向主动了。战争初期不仅兵力不集中，指挥也不集中。正因为指挥分散，兵力也就分散，淮南、淮北与淮阴都撤退得很被动。后来指挥与兵力集中了，主动放弃临沂，才能有莱芜大捷。”
按照赵启民将军的看法，战争初期华东战场之所以越打越被动，是因为粟裕坚持要在苏中战场作战，使我军无法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毛主席指挥中央苏区的前三次反“围剿”时，是把所有的兵力捏成一个拳头，打出了许多痛快淋漓的大胜仗。
而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场上，我军却分散成几大块各自为战，这与粟裕坚持在苏中作战有很大关系。直到涟水战役后，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逐步会合，才有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捷。战争初期围绕在苏中还是淮南作战，当年毛泽东、陈毅和粟裕之间多有争论。今天看来，这两个方案最多只能说是各有道理，不能认为粟裕的方案优于毛泽东的方案。
粟裕要求在苏中作战的一个理由是“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事实上，淮南的敌军虽然战斗力比较强，但只有残缺的两上军加一个师，兵力还不到苏中敌军的一半。如果华东我军集中主力于淮南方向，即使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至少也能阻滞这路敌军北上徐州，然后向东迂回包抄华中野战军。
有些人认为毛主席外线出击的方案不对。但是，战争初期刘伯承、陈赓两部都曾外线出击，也同样打了许多胜仗，并没有吃敌人的大亏。从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看，我军从被动转为主动都是通过外线出击。在关外战场，林彪通过“三下江南”的外线出击，扭转了敌进我退的不利形势。在关内战场，整个形势的转变也是从刘邓跃进大别山开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逐鹿中原，迫使国民党军队全面转入战略防御。可见，外线出击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虽然庞大，但真正能打仗的部队并不多。只要我军的战略战术得当，外线出击照样可以打胜仗。
某些人认为粟裕第二次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是：1948年毛主席要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江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去开辟新战场，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但粟裕坚持要在江北依托解放区作战，最终取得了豫东、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如果粟裕听从毛主席的部署率军渡江，就会象刘邓进大别山那样损失惨重，纵然不全军覆灭也会变成一支游击队。
这种说法主要是依据粟裕的回忆录。粟裕根据他在抗日先遣队的经验，认为孤军千里跃进会遭受很大损失，所以主张在江北依托根据地打仗。粟裕在回忆录中说：
“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巳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
粟裕虽然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但他在历史知识方面不如毛主席。从中国古今的战争史上看，历史上的孤军远征有两种情况：一是遇到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损失很大。如太平军北伐、红军长征和刘邓跃进大别山，粟裕所在的抗日先遣队也是这种情况。二是向敌人的兵力空虚之处进军，这样往往会获得巨大的发展和胜利。如李自成进河南、太平军下江南，都迅速发展为浩浩荡荡的几十万大军。当毛主席谋划让粟裕所部下江南时，国民党军队在大后方只有21个旅，守备着从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
如果粟裕率领十万大军渡长江南下，完全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并沿途攻占敌人的许多城市，使部队获得大量的物资补充。如果敌人从江北抽调大军来堵截他们，那么粟裕所部调动敌人的目标就达到了。蒋介石不是毛泽东，他不会坐视敌人进逼首都而镇定自若，肯定会抽调大批精锐部队回援江南。那样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兵力就会大大削弱。我军的几大战略军团（刘伯承、陈赓、陈士榘、许世友、韦国清等部）就可以乘势进攻，解放长江以北并发起渡江战役。
粟裕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孤军跃进困难很大，但他没看到那是遭受敌人围追堵截的结果，而当时的长江以南几乎成了真空地带。粟裕回忆录出版时毛主席已离世，无法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大家了，所以今天人们只看到粟裕的说法。如果据此来证明毛主席不如粟裕，未免太过牵强了。当然，按照粟裕的意见在江北打大仗，也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但不能证明毛主席要粟裕下江南是错误的。
今天网上某些贬低毛主席的人说：毛泽东要粟裕率军渡江南下是很荒唐的，表明他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游击战时代，粟裕才是精通现代战争的最伟大军事家。但是我们看到：按照粟裕江北作战意图进行的豫东战役，打得非常困难惊险而且伤亡重大，最后还被敌人狠狠咬了一口尾巴，原定的战役目标（歼灭敌第5军）也未能达成。
谁能断定按照毛泽东的战略不会更好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毛主席是毫不犹豫地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
例如在辽沈战役时，毛泽东电令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胆略！淮海战役也是毛泽东修正了粟裕的设想，将攻占海州和两淮改为歼灭黄百韬兵团，使战役的规模比原先预计的大大扩展，最后成为全歼敌人江北主力的大决战。
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吗？
近年来，“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成了一个热门论题。事情要追溯到1978年7月27日，粟裕将军接受《淮海战役》编写组采访时，说了一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关于这次谈话，在场的石征先、傅继俊两人都有回忆。
我们先看看石征先的回忆：
“1978年7月27日，因受上海出版社编辑相约，我准备写一部关于《淮海战役》的书，因此跟几个人一起采访了粟裕首长，当时他只给我们20分钟。听说我是江苏人，而且来自他与夫人楚青结婚的地方后，他很高兴，特意把楚青叫了出来，还叫人拿出中华烟和牛奶糖。我不会抽烟，他便递给我一颗牛奶糖，还叫楚青也给我一颗，大概表示他们两人请我吃喜糖的意思。当时牛奶糖很稀奇，我印象极深。我用18分钟时间谈了自己对淮海战役的认识，其实也是公开的书本上说的那些，最后两分钟，我说：‘请首长指示。’粟裕首长忽然说：‘原来的时间限制作废，我给你四个小时！中饭也在我这里吃。’接着，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当时秘书朱楹就坐在他身边，还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长却一把打开了。这句话让我震惊！当时就做了记录。”
石老说：“当时粟裕首长从豫东战役开始，给我谈了他打大歼灭战、歼灭敌人主力于江北的战略构想的由来，以及南线决战的提出与淮海战役整个发展过程。结果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说，‘淮海战役我就不写了，交给你来写。’”
石征先把粟裕这句话理解为：粟裕是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者。日后，他从报刊上看到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曾大胆给邓小平写信表示异议。石征先在身患绝症自知时日无多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粟裕的超级粉丝张雄文，再经过张雄文的博客公布出来，从而广为世人所知。网上许多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不满的网友，便认定邓小平是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
但笔者认为，无论对邓小平及其主导的“改革开放”作何评价，都不应否定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林彪还叛党叛国呢，今天官方也不否定他的战功。毛主席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实事求是地讲，从淮海战役总前委的职权来看，说邓小平指挥了淮海战役是正确的。当然，这是从战役层面上来讲的。如果从战略层面上来说，淮海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挥的，毛泽东才是淮海战役乃至三大战役的最高总指挥。
关于淮海战役的指挥者问题，可以分为战略、战役两个层面进行论述。首先从战略层面上讲，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最高指挥者，决定战区部队的一切重大行动。淮海战役开始前，粟裕的战役意图是攻占海州、淮阴和淮安，使华中、山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并打开华野大军南下渡江的通道，但毛泽东将战役目标修正为全歼黄百韬兵团，从而使“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最终演变为整个南线的大决战。
在这场决定国共命运的南线大决战中，双方的最高指挥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任何重大行动都是他们决定或批准的，最重要的决策也是由他们做出的。如毛泽东决定首歼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和成立战役总前委，蒋介石决定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场、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停止西进等。所以从战略上讲，这场大决战的最高指挥者不是战区将领，而是两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和蒋介石。
其次从战役层面上讲，淮海前线总前委是战役最高领导机构。从红军时代起，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是我军战略、战役军团和战术兵团的统率者。比如，红一方面军的最高统率者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以朱德为首的方面军总司令部是总前委的下属机构;红四方面军的最高统率者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以徐向前为首的方面军总指挥部是方面军军委的下属机构。
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主席）与部队长（司令、军长、师长等）的区别是：前委书记（或军事委员会主席）总揽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大权，而部队长（司令、军长等）只负责这支部队的日常训练和作战指挥。前者是决策者，后者是执行者。
“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如果换一个名称，就是“淮海前线军事委员会主席”，有权指挥淮海战役的所有参战部队。但总前委并不是总司令部这样的军令机构，它并不直接对参战部队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前线的总司令部来发号施令。
当时淮海前线确实有统一的总司令部，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它是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下属执行机构。
在淮海战役开始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明令：“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从军委命令下达的这一天（1948年11月1日）起，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就成为淮海战役的总司令部，当时新华社的报道称其为“淮海前线司令部”。在战役开始时，“淮海前线司令部”是由陈毅、邓小平主持的。
等到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汇合后，由于他是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理所当然成为淮海前线的司令员。随着淮海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毛泽东认为仅有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不够，还必须有一个能统筹一切的总前委，以总揽前线的军事、政治和后勤指挥权力。
因此，毛泽东在11月16日的电报中指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11月24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我军的指挥体系是师法苏联红军的。全军的统率机关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战略、战役军团和战术兵团的统率机关是军事委员会(有时称军政委员会或前敌委员会)，下辖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门。军事(军政)委员会主席(或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全局指挥，司令员(或军长、师长)负责前线指挥，后者受前者的领导。
淮海战役也是这样的指挥体制：最高指挥机构是总前委，书记为邓小平。它下辖战役总司令部(当时称淮海前线司令部，即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司令员为刘伯承。淮海前线总前委和淮海前线司令部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同国民党的八十万大军展开气壮山河的大决战。
事实上，陈粟大军受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并非是从淮海战役开始的。早在1947年5月，中央军委已经明令“凡有共同作战，陈粟必须接受刘邓指挥”。
今天许多粟裕的崇拜者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网友，不愿意承认粟裕受刘邓指挥的这一事实。对此，著名的毛派作家双石评论说：“中原作战，刘邓是指挥中心，这是1947年挺进中原就定下来的事情，不是谁礼让滴。邓当时身兼晋冀鲁豫和中原两大中央局的第一把手，为神马？因为中原作战是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依托为后方滴，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指挥中心是刘邓，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后来战事发展，战争超出了中原，邓还兼任了华东局第一书记——仍然是指挥中心，你当然可以很不乐意，可这就是铁的事实，凭个人好恶改变不了滴的铁的事实。”
虽然从我军的指挥体系来看，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是很清楚的事实。但今天许多人出于对“改革开放”不满，或者是出于对粟裕将军的崇拜，而不愿意承认总前委书记（“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指挥了淮海战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大致有如下的几种观点：
有的质疑者抓住电文中“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这句话，把总前委说成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总饭委”。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自我军成立以来，有哪个前委是不管打仗只管吃饭的？况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说总前委是“统筹一切”，而不是只管吃饭和后勤。
有的质疑者还认为，“从已经公布的电报来看，极难找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洪小夏/刘俊平《淮海战役总前委辨析》。其实，这些质疑者没有弄清总前委的性质。总前委不是总司令部这样的军令机构，通常不会直接对前线部队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其下属的司令部对前线发号施令。
当时华野、中野两军有战地电话直接联系，根本无须用电报的形式来发号施令。如1948年12月10日未时粟裕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军委、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电话奉悉。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这就是总前委用电话发布指示的证明。我们知道，“奉悉”是下级对上级的口气，这也说明粟裕是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
还有的质疑者认为，战役指挥者必须是一位军事主官，他们说：“哪有政工干部指挥军事主官打仗的事？”“毛主席会把如此重大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没指挥过一次战斗、一次战役的非军事主官？”这是对我军指挥体系存在认识误区。
从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开始，我军历来是以前委会统率司令部。例如八一南昌起义，最高指挥者是前委书记周恩来，而不是起义总指挥贺龙;而随后爆发的秋收起义，最高指挥者是前委书记毛泽东，而不是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我军的军事行动不仅包括前线指挥，还包括政治动员、后勤供应和群众支前等方面，必须有一个最高委员会来统筹一切，总揽前线的军事、政治、后勤等大权。
今天许多军迷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军无论是红军时代的方面军，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野战军，其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门都是由前委直辖，前委书记(而不是司令员)是方面军或野战军的最高统率者。众所周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前三次围剿时，毛泽东的职务就跟淮海战役中的邓小平一样，也是总前委书记兼政委，现在党史军史都承认是毛泽东指挥了这些反围剿战役。
某些质疑者没有认请前委书记或司令员的职责不同，前者负责全局指挥，后者担负前线指挥。如果从前线指挥的角度来说，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是淮海前线司令员刘伯承。但为什么不说是刘伯承指挥了淮海战役呢？因为淮海前线司令部的上面还有一个总前委，刘伯承是受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领导的。虽然前委书记是负责全局指挥的，但并不意味着前线战事由司令员说了算。由于前委书记是全局的最高领导者，他通常将前线战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有时甚至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懂军事、会打仗的。毛泽东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伟大军事家。而邓小平也是直接指挥过部队打仗的。如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总攻黄维兵团时，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坐镇野战军司令部轮班指挥。邓小平在三个人中属于“壮劳力”，夜间的指挥工作大都是他来担负的。邓小平懂军事、会打仗是毛泽东认同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夕，毛泽东曾考虑过让邓小平当志愿军司令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谈话时，这样评价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100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另据《王力反思录》记述说，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谈到邓小平时说：“他武可和林彪、彭德怀相比，解放战争中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邓小平。现在人家要打倒他，就打倒一下吧，以后我还要请他出来。”
1975年，毛泽东任命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并让他与叶剑英共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就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立有赫赫功绩。军队里是非常讲究资历和战功的。叶剑英虽然是十大元帅之一，但他长期在统帅部里从事参谋工作，没有在前线立下过赫赫战功，要指挥众多沙场老将还是有困难的。而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指挥过两大野战军，战功和威望都能让那些老军头们服气。
即使1976年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对他的处理仍然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让汪东兴把他严密保护起来，为的就是日后随时能够再起用他。毛主席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念及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功劳;二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如果爆发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邓小平是能够挂帅出征的人物。
今天许多人出于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不愿意承认邓小平在历史上有功绩。但问题来了：如果邓小平是才干平庸、功绩微薄的人，他怎么能进入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当时连有些元帅都进不了政治局，邓小平却能升任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没有革命功劳作为资本能行吗？要知道，毛泽东时代可不兴跑官要官，更没有花钱买官一说。
有人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毛派的头子”，所以才能获得毛主席的信任。但是，在中央苏区支持毛主席的还有其他人(如罗明)，为什么他们升不到邓小平那样的高位？
邓小平崛起是在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之后，这个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时闹得不愉快，某些红四方面军将领还曾在抗大密谋“暴动”。邓小平如果没有两把刷子，能镇得住那些桀骜不驯又战功卓著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带领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赋予的各种使命吗？
事实上，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邓小平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作为第二野战军的前委书记，他是刘邓大军的真正掌舵人。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他是两大野战军的指挥者。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邓小平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原局第一书记，成为党在整个南线的最高负责人。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表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邓小平的信任。
邓小平在主持中原、华东党、政、军工作的同时，还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指挥两大野战军渡江，解放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和蒋介石的老巢江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在邓小平逝世后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其中有一句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说邓小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邓小平能够成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主要就是凭借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可的。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刚刚胜利结束，1948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的祝贺电报中说：“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更大胜利。”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淮海战役激战犹酣的关键时刻，在白纸黑字的祝贺电报中再次重申：淮海前线部队要在“五人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更大胜利”，还特别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的后面，加上了括号“(邓为书记)”的字样，以强调邓小平是淮海前线部队的最高领导者。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中共官方一直承认总前委领导淮海战役。
《毛泽东选集》的有关注释明确注明：“在淮海战役过程中，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即使邓小平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后，这些注释和说明也没有被更改。可以说，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指挥了淮海战役，这是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认定的事实。
今天有些人说粟裕指挥了淮海战役，但这种观点有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粟裕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他应该有权指挥淮海战役的所有参战部队，但粟裕的权限仅限于指挥华东野战军。虽然华东野战军是淮海战役的主力，但能不能说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类似的对比：柏林战役是不是朱可夫指挥的？众所周知，苏军参加柏林会战的有三个方面军，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统一指挥。虽然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是战役主力，但无论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都没有哪本权威战史称柏林战役是朱可夫指挥的。
朱可夫是一位喜欢夸矜己功的将领。战后他在柏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柏林战役是由他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亲耳听到朱可夫的这番讲话，日后他找到参加柏林战役的另一位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向他询问朱可夫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
科涅夫元帅回答说：众所周知，朱可夫的方面军在柏林战役中大量使用探照灯掩护进攻，而他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却用飞机施放烟幕来掩护进攻，能说是朱可夫统一部署和指挥的吗？这位美国记者恍然大悟，表示对这个问题再也没有疑问了。
朱可夫为他的吹牛行为付出了代价。1946年夏，苏联总军事委员会开会批判朱可夫时，登载朱可夫谈话的外国出版物就放在主席台上。会议批判他把党和人民的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斯大林说：“我们全都是傻瓜，只有朱可夫同志一个人是聪明人！”
这次批判会的结果是：朱可夫被解除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被打发到一个中等军区担任司令员。当然，朱可夫受这样的处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吹牛，还因为他犯有许多为党纪所不容的错误。朱可夫对斯大林给他的处分是口服心服的。
现在网上广泛流传说，毛泽东曾经称赞粟裕：“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不管毛主席有没有说过这句话，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功劳大小是一回事，他是否指挥了淮海战役是另一回事。粟裕无权指挥淮海战役的所有参战部队，怎么能把他说成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呢！
粟裕的功劳被“贬低、转移、淡化”过吗？
张雄文等人在他们的“纪实作品”中，还曾提出过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观点：粟裕在1958年被批判和打倒后，“其赫赫战功被贬低、转移、淡化乃至磨灭”。他们声称自己写的作品是“还原真相”，恢复粟裕的历史面目和真实战功。这种说法不但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还容易使读者对现行体制产生不满。
粟裕虽然在1958年受到过批判，被解除了总参谋长这一重要职务，但他的国防部副部长头衔仍然保留着，大将军衔也原封未动，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中央军委委员一职。在当时粟裕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中，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熟悉我军体制的人们都知道，只有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才是进入了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粟裕虽然在1958年受到批判，并被调离了总参谋长的岗位，但他仍然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人民解放军最高决策层的成员，谈得上什么被“打倒”呢！又何来其战功被“贬低、转移、淡化乃至磨灭”？！
持这种说法的人还提出过一个证据：在1958年后官方出版的战史著作中，粟裕的名字经常用“野战军首长”代替，说明官方有意不提粟裕的名字。事实上，我军的战史一向仿效苏军战史的写法，苏军战史通常用“方面军首长”或“集团军首长”代替将领的名字，这一做法也被我军的战史所沿袭，根本谈不上是“贬低、转移、淡化”粟裕的功劳。而在1958年后官方出版的著作中，出现粟裕名字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如张震的《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役方针―回忆淮海战役》（收入1977年出版的《回忆毛主席》），谢雪畴的《古塔的神话》（收入1980年出版的《红旗飘飘》选编本），等等。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批判领导人的错误是很常见的事情。周恩来和陈毅在延安整风中都受过批判，但从来没有人说他们在40年代被“打倒”，其功绩被“贬低、转移、淡化乃至磨灭”。众所周知，刘伯承在1958年也受到批判，并被调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岗位，但从来没有人说他在1958年被打倒，更没有人说他的功绩被“贬低、转移、淡化乃至磨灭”。
1958年以后，刘伯承和粟裕在军内的地位仍然得到提升。1966年1月，刘伯承与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晋升军委副主席。1967年3月，粟裕与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每次报道随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的党政军领导人，其名单中往往就有粟裕。这是一个被“打倒”者能得到的殊荣吗？
粟裕“新军事神话”出现的背景
毛主席去世后的这些年来，舆论过分强调军事将领对战争胜负的作用，而很少宣传广大基层战士和人民群众。书店里摆的都是我军将帅的传记、回忆录和中外将帅的评传，而几乎见不到歌颂解放军战斗英雄的书籍。这与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毛泽东时代，舆论主要歌颂广大基层战士和人民群众，这反映了毛主席的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能够战胜国内外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依靠的主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军队基层战士)，而不是林彪、粟裕等一两个所谓“盖世名将”。事实上，林彪和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所向披靡，主要就是依靠广大战士的英勇作战，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当然还有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正确指导。淮海战役如果没有五百万民工的支前参战，解放军能打败拥有优势交通工具的敌人吗？
在三大战役中，如果让林彪、粟裕与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调换指挥位置，他俩还会是胜利者吗？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林彪和粟裕并没有到朝鲜战场上指挥，但我军照样打败了强大的十六国联军，使美国敬畏地称中共军队为“世界第一陆军”。
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告诫西方各国说：“在军事上应该有一条禁忌，就是不要与中国军队在陆地上交手。”就连傲慢自大的麦克阿瑟也说：“谁想跟中国的陆军打仗，他一定是发疯！”直到前些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海军上将还说：“美军承认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
与毛泽东时代的宣传相反，国民党的宣传只强调军事将领的作用，蒋介石将青天白日勋章主要发给将领，结果国民党在战场上根本打不过共产党。“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经验的总结。但这些年来的宣传误导了广大军迷，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将领是胜利之本”。
今天众多的网络军坛成为将领论坛，整天都在争论“林彪和粟裕谁的指挥才能高”，或者“朱可夫和曼施坦因谁更牛”之类。而“国粉”们更是跟他们的“蒋公”一样，整天都在评论国军的“十大抗日名将”。但历史事实是：拥有“十大抗日名将”的国军不堪一击，在战场上每每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跟国民党相反，当年日军也很少宣传将领的“神机妙算”，而是重在颂扬中下级官兵的“武士道”。可见日本人比国民党那帮废柴也要明白得多。可以这样讲，大陆近些年来的宣传与国民党走同一个套路，都是强调“精英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经过这些年来的舆论宣传，“将军决定战争胜负”的观点深入人心。今天许多军迷(尤其是第三、第四野战军的某些后代)，都把解放战争中东北、华东的胜利归功于林彪或粟裕，而认为与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没有多大关系。
某些第四野战军将领和战斗英雄的后代认为，他们父亲（或祖父）的荣耀是林彪带来的，而不是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带来的。因此，他们对林彪日后的结局深为不平，经常在网上咒骂毛泽东和共产党，甚至主张中国改旗易帜走西方道路。
某些第三野战军将领和战斗英雄的后代同样认为，他们父亲（或祖父）的荣耀是粟裕带来的，而不是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带来的。他们为了抬高粟裕而不惜贬低毛泽东，说粟裕是五百年甚至五千年第一军事奇才，没有他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等。这种过分吹嘘是粟裕将军在天之灵绝不愿看到的。
粟裕粉丝中还夹杂了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宣传共产党能够夺取天下是因为有粟裕，而不是因为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观点在网上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驳斥。有的网友这样说：“人民军队有的是战功卓著的将帅，离了粟裕，照样打胜仗，照样解放全中国！”
网上军坛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林彪和粟裕都有大批的崇拜者。他们竞相夸耀自己的偶像英雄了得，认为他俩比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都强。从解放战争的进程来看，决定性的胜利发生在东北和华东，即三野和四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后面的背景是：当时唯独它们有东北生产的大量炮弹，能对敌人展开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战。也就是说：第三、第四野战军的战绩最辉煌，是因为它们拥有更优越的物质基础。
曾经有一位四野炮兵后代说：是炮兵造就了四野的神话，如果没有这支强大的炮兵，林彪就不比其他元帅强多少。这句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在解放战争中，东北我军利用日本关东军遗留下来的火炮，建立了一支金戈铁马、冠甲全军的强大炮队，又有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大量日式炮弹，所以能够攻锦州、克天津所向披靡。如果彭、刘、聂也有那么多的大炮和炮弹，他仨的战绩肯定要更辉煌得多。
1947年8月29日毛泽东曾致电林彪：“希望你们能于明年四月底五月初，以二至四个有力纵队开始平绥线上之作战，首先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林彪部队的物质条件是关内无法相比的。陈粟大军可以从海路获得东北的接济。粟裕后来曾经说过，淮海战役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而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的部队则无此条件（直到辽沈战役开始之后，我军才重新打通关内外的陆路联系）。
但无可讳言的是，由于近些年来的宣传重将领轻士兵，目前神化将领作用的表现仍然很多。在这方面，粟裕的粉丝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目前很多关于粟裕的说法都是野史，却被他们当成正史来大加宣传。例如“粟裕让帅”、“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粟裕最会打仗”、“蒙哥马利最敬佩粟裕”等等。
这些除了个别人的回忆外，并没有权威的资料能加以佐证。从1955年我军授军衔的情况看，元帅必须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而粟裕并不符合这两顶条件。蒙哥马利日后回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也没有“粟裕最会打仗”这句话。至于蒙哥马利是不是最敬佩粟裕呢？他生前曾有一位记者询问他：“你认为世界三大名将是哪三位？”蒙哥马利傲然地回答说：“另外两位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三大名将的第一位是他蒙哥马利！
目前，有些人把粟裕的作用无限拔高：华东战场打胜仗都是粟裕的功劳，打败仗都是其他人如陈毅的责任。凡粟裕说过的话都被他们当成真理。既然粟裕说了“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他们就想方设法论证粟裕的观点是正确的。殊不知，这种做法只会严重损害粟裕将军的形象，让人们误以为他象朱可夫那样喜欢夸矜己功。
据网传，张鼎丞之女九九曾讲过这样的话，对石征先的观点和做法表示反对：
“前几天有人发一篇《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其中竟有这样一句“后半生一直忍辱负重的粟裕到了晚年，终于忍不住说出了一句埋藏在心底的话：‘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假如粟裕晚年真说过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念头，那只能证明1958年对粟裕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你参加过《大决战》，解放这些片子的摄制。应该知道淮海战役有没有可能是粟裕指挥的。粟裕即算就是前委书记（别说还只是委员之一），稍有常识的人都可知道，淮海战役仅动员的人力物力，就不可能是粟裕个人的能力（权力）范围。哪一天，哪一时辰开战，哪一个纵队开始动作，哪一天停火，……都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确定的，电报都在。老百姓是不会看，也不必要看的。
今天混说一气。最后的结果必是害了粟裕，载入史册之前，就把粟裕搞臭了。更加严重地是损害了我们的党。因此对这类文章的出现必须有足够的警惕！要宣扬党的光荣传统！要更多的表现集体的力量！更多的表现宣传那些不为大家所知，不为大家所知的无名英雄和牺牲的烈士！”
如果粟裕战友张鼎丞之女九九真这样讲过，那她不愧是在毛泽东时代经受过教育的，懂得人民群众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
当年曾与石征先共同采访粟裕的傅继俊，在“谁指挥淮海战役”的问题上也头脑清醒。他在回忆中对这次采访做了不同的解说，并严厉批评抓住粟裕某句话大做文章的人：
“1978年7月27日，我们淮海战役编写组何晓环、傅继俊、石征先及随同我们一起进京的原淮海战役纪念馆馆长于世景和江苏省邳县人武部科长王光明(淮海战役期间粟裕的警卫员)一行五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北京粟裕将军的家里，采访了这位共和国第一大将。此次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编写《淮海战役史》一书。
将军和蔼可亲、平宜近人，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请我们抽烟、吃糖，说：“欢迎你们，不要客气，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热情风趣的话语一扫拘谨的气氛，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使我们深受鼓舞、感动，倍感亲切。
采访很快切入正题，将军侃侃而谈，思路清晰、深入而浅出，睿智而深遂，使我们得到了巨大收获。这次采访让我终身难忘。多年以来，和粟裕将军的这一面之缘，成为心中的巨大情节。每每翻检淮海战役史料，查阅粟裕将军在战役中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功绩，脑海中便油然浮现将军的音容笑貌、经久绵长、激动不已…
在那次会见开始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粟裕将军非常高兴，脱口说了‘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哦’这句话。由于淮海战役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集体指挥为众所周知，而粟裕将军又是这指挥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都把将军这句话理解为‘淮海战役是我参与指挥的’。没有人理解为淮海战役就是粟裕将军一人指挥的，没有别人指挥的。
由于当时将军非常高兴，参与指挥这一伟大战役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从将军这句话里感受到的是胜利者的喜悦、参与者的豪情、共和国第一大将回忆当年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伟大胸襟和情怀！这句话只看字面，充其量也只是不十分严谨，不够完善，这在国人语言交谈中是正常的、允许的。何况将军是在自己家里与来访者漫谈。难道我们能够苛求一位70多岁的老将军字字句句都那么准确严谨吗？
有鉴于此，多年以来，我们从未在有关淮海战役的著作和文章中引用过原话。只是在谈到采访情景时如实地介绍了将军的原话，其目的是实事求是的介绍采访情景，更主要的是想让我们当时感受到的将军豪迈之情去感染更多的人。为怕引起误解，每次都特别强调我们当时的感受和理解。这本来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正常现象，不能、也不应构成什么问题。
可是，近来却看到有人拿这句话大作文章，并任意的揣测和发挥。看了着实让人不解和不快。抓住这句话不放、且上纲上线的人，不顾当时的背景和氛围，也不顾粟裕将军曾多次在谈到淮海战役时强调中央军委领导和总前委常委正确指挥的事实，不由分说地硬把这句话当作将军的正式宣言，企图让人们相信：粟裕将军自己说的‘淮海战役是他一个人指挥的’。这种人无论是打着‘挺粟’的旗号，还是另有企图，都是对粟裕将军伟大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亵渎！
将军征战一生，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何时何地与何人争过功来？认识一个人或一个事物，不能只靠只言片语，而应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去了解和把握其全部历史和实质，这样才能得到真知灼见。淮海战役的指挥系统和粟裕将军的历史功绩自有历史资料作为客观见证。我们应将功力下在对这些历史资料的挖掘、研究、鉴别上。只拿只言片语去说事者，实为研究者之大忌，历来为方家所不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