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

作者：风卷战旗  

来自：中国将帅研究论坛

在近年有关粟裕的诸多造神说法中，最著名的是吹嘘他有对华野的“战役指挥权”。

根据是​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曾经致电陈毅和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领导人说：

“陈张邓曾，并告粟谭：

删子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十至十五个旅（你们担任歼灭七至十个旅，刘邓担任歼灭三至五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中央

　　　　　　　　　　　　　　　　　　　　　　　　　　　　　酉删亥”

本来，这份电报里指示“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仅仅是针对此一战即歼灭东进的敌李延年兵团，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的人事安排。当时两淮属于华中军区的范围，由熟悉当地地理民情的粟裕来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但《无冕元帅粟裕》的作者张雄文等人，却把这封电报解读为针对华东野战军的人事安排，进而得出“陈毅被剥夺了战役指挥权”的错误结论。张雄文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粟裕是如何获得野战军战役指挥权的》。他首先把“战役指挥权”大加渲染了一通，然后把华野的“战役指挥权”归于粟裕：

“战役指挥权是部队军事主官行使军事指挥的主要标志，一般为部队正职自然拥有。我军四大野战军拥有战役指挥权的人分别是：（1）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2）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野战军司令员；（3）第三野战军：粟裕，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4）第四野战军：林彪，野战军司令员、前委书记。粟裕作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行使司令员的战役指挥权，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同寻常的组织决定：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战役指挥权。这不仅在当时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中绝无仅有，在中外军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一时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均只有协助司令员战役指挥的权力，而无独立的全军战役指挥权。”

在我军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司令员不管打仗，由副司令负责战役指挥的荒唐体制。但经过张雄文对毛主席这份电报的曲解，粟裕俨然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实际主帅”，许多陈毅指挥的战役都归到他的名下。例如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粟裕生前写的文章都说是陈毅指挥的，但到张雄文的笔下就成了粟裕指挥的，陈毅只是一个“没有战役指挥权”的摆设。于是乎，“解放战争中我军歼敌3万人以上的22次战役，其中有12次是粟裕指挥的”这类神话也就出来了。

其实，只要认真读读毛主席的这份电报，就可以看出它是针对一场战役的安排。我们首先看看几位收电人的姓名和职务：“陈”为陈毅，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为张鼎丞，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邓”为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曾”为曾山，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分局组织部长；“粟”为粟裕，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谭”为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当时陈毅正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在华中作战。这份电报是发给陈毅和华中分局领导人的，摆明了就是针对华中地区战事所做的安排。

电报里所提到的“删子电”，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子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商讨共同认为宜速出击淮北。李延年正布置北攻沭阳。已令粟裕率一、六两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如敌东进快，而华野来不及北返时，则就地相机打击敌侧背，山野拟选蒋军一路，从一个团到二个团着手，亦可能打一二个胜仗。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后，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当年9月，敌李延年兵团乘粟裕主力在苏中作战，从徐州方向长驱直入进逼淮阴、淮安。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均回救不及，结果华中解放区的首府淮阴失陷。华中野战军主力撤退到苏北后，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逐步靠拢，准备歼灭东进的敌李延年兵团，收复两淮地区（淮阴、淮安）。毛主席的这份电报就是针对“歼李”战役的。他在电报中指示说：“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如果按照张雄文等人的解读，这份电报是针对整个华东战区的人事安排，难道华东的“大政方针”是由“陈、张、邓、曾、粟、谭”六位决定，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其他领导都成了空气？难道把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大权交给粟裕，竟然不用知会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其他领导？这样的解读无论如何也是解说不通的。

如果这份电报是针对整个华东战区的人事安排，它应该同时发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军区，要求山东、华中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包括山东的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等）“团结协和”，“大政方针共同决定”。那么，共同决定大政方针的就不止是“陈、张、邓、曾、粟、谭”六位，还应该加上山东方面的饶漱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黎玉（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等人。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虽然尚在北平军调部，但他仍然是名义上的华东最高领导人。这样重大的人事安排是不可能绕过他的。

可见，毛主席的这份电报是针对局部战役的指示，而不是针对整个华东战区的长期人事安排。如果真的把华野战役指挥大权交给粟裕，那么当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时，中央军委应该就此发一个专门的命令或指示，并下达到华野的各纵队、师、团甚至营，让华野各级指挥员知道应该服从谁的命令。

当时，毛主席对“歼灭东进之敌”的战役寄予厚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山东、华中野战军仍然未能联合作战。10月，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余人，企图歼灭进犯涟水的敌整编74师（李延年兵团的主力）。这就是第一次涟水保卫战。这场战斗从10月19日开始，至11月1日结束。粟裕的计划是以一部分兵力坚守涟水，将敌人吸引在城下并大量杀伤消耗，然后以主力迂回包围并歼灭74师。

在这次战斗中，粟裕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涟水，提出“以鲜血和生命死守涟水”等口号，要求守城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结果我军未能发挥自己运动战的优势，在十余天的防御中遭受了较大伤亡，最后围歼74师的战役目标也未能达到。粟裕在11月2日的电报中承认说：“涟水之战，由于部署欠妥，方针未明，不仅在战略战役上处于被动，战斗也处于被动。”

12月，双方又展开了第二次涟水会战。粟裕仍然采取同前次一样的策略，以王必成的第6师坚守涟水城，准备在给张灵甫以严重的杀伤消耗之后，再投入陶勇的第1师等部围歼整编74师。但这次张灵甫已经吸取了教训，只用以一个旅的兵力在南面佯攻，主力从西面绕道迂回至涟水城下，抢在陶勇等部到达前就攻占了该城。这次战役的结果是丢城失地，我军的守城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王必成的第6师是华中野战军两大王牌之一。据该师的副政委江渭清回忆：两次涟水作战，我们六师共战斗减员七八千人，干部伤亡也很大，每个营缩编为两个连。王必成在总结涟水的教训时说：“解放战争初期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切不可离开我军的特点和条件，不适当地去坚守某一城市和地方，更不宜提‘象保卫马德里一样来保卫涟水城’一类的口号，否则就要遭受不应有的牺牲。” 

饶守坤将军回忆说：“第二次涟水战斗，上级（粟裕）的意图原本是让六师坚守到一定时候，从两翼各调一个纵队，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一举将敌七十四师歼灭在涟水以南地区，这在当时国民党以优势兵力向解放区进攻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加上此次战斗部署和指挥上的失误，结果不仅作战意图没有实现，而且涟水也丢了。”

经过两次涟水保卫战，“歼灭东进之敌”的计划彻底失败。华中解放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从两次涟水战斗的可以看出，粟裕在军事上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某些粟裕崇拜者把他说成不犯错误的神，而随意贬低我军的其他将帅（聂荣臻只因为大同、集宁一战失利，陈毅只因为泗县一战失利，就被他们说成是不会打仗的统帅），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就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失利之时，华东我军却在宿北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歼灭了敌整编69师等部共3.3万余人。为什么二次涟水之战失败，宿北战役却取得大胜呢？因为在这次战役中，陈毅集中了山东野战军的主力（包括叶飞的1纵与何以祥的8师，系山东野战军两支最精锐的劲旅），而且围歼的敌整编69师并非敌军精锐。相反，涟水之战我军并不拥有多大的兵力优势，却企图歼灭敌人最精锐的整编74师。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战役计划。

宿北战役并不属于“歼灭东进之敌(李延年兵团）”，自然就不是由粟裕来负责战役指挥。12月14日，陈毅、粟裕电告中央军委关于宿北战役的部署，并说：“陈粟在一起指挥此战役”，“谭震林指挥涟水方面作战。张鼎丞、邓子恢主持后勤及后方工作。”这说明宿北战役是陈毅、粟裕共同指挥的，而不是由粟裕“负责战役指挥”。

宿北战役结束后，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必须将山东、华中政治上、军事上、财经上均统一指挥、统一收支，始能维持战局。我们建议：分局各同志参加华东局工作，黎（玉）、邓（子恢）均分任副书记；分局机关撤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粟、谭主持前〔线〕，需陈往来前后指挥，盼饶漱石仍回山东原职。华中后方重要部分移山东，余就地分散坚持。以山东全线支持前线，统一指挥，统一分配，这一问题解决的好，我军定能在鲁南地区击破敌人，开始反攻一线达到恢复华中的目的。请考虑电示。”

这份电报清楚地说明华东的军事指挥框架：陈毅负责由两个大军区合并成的华东军区，又是当时华东党的最高负责人（在饶漱石返回华东之前），由于他要管的范围太大、事情过多，因此将前线交给粟裕、谭震林主持（这里所说的前线是指鲁南，而不包括胶济路前线)，自己则“往来前后指挥”（包括指挥前线的粟裕、谭震林）。陈毅后来曾说过，他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在政治工作上，依靠的是谭震林同志；在军事组织指挥上，依靠的是粟裕同志。”他自己则是“点点头”和“摇摇头”的关系，也就是所有重大决定都要由他来定夺。

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陈毅让粟裕担负了战役的主要指挥工作。但这是他们从黄桥之战就形成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中央军委赋予粟裕以野战军“战役指挥权。粟裕就象泗县之战中的宋时轮一样，虽然并没有中央军委赋予的“战役指挥权”，却受陈毅的委托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扮演了前敌主要指挥员的角色。1958年粟裕受到批判时，陈毅说粟裕当年“战场指挥得好”，也说明粟裕是在第一线担任前敌指挥员。

陈毅对粟裕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陈毅在《关于增强纪律性，反对不良倾向，加强政治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这次战斗布置与指挥及宿北、枣庄之战，粟司令负主要责任，做的工作最多，最负责任。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对于战役胜利贡献最大。”1947年3月9日，陈毅就莱芜战役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但是，在名垂史册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中，陈毅是拥有定策决断之权的最高指挥员。

时任山东野战军1纵4团政委的汪大铭，后来讲述他了解到的宿北战役决策情况说：“（18日）这一天，是整个战局最紧张最艰苦的一天，整六十九师已被我军歼灭了将近一半，师部和二个旅还在固守待援。敌人的援兵十几个旅，从三面向我们压来，如果我们不能挡住敌人的援兵，迅速地把整六十九师吃掉，就可能打成一个后果严重的被动仗。而且我们的部队已经打得相当疲劳，伤亡也很大。因此在战役指挥上，发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已经给整六十九师歼灭性的打击，根据当时战场的敌我情况，必须立即主动撤出战斗，不再继续打这个冒险仗。另一种意见是：战役胜利已在望，敌我双方都很困难紧张，看最后五分钟谁能过硬，正如毛主席所说：‘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况且整个战局我们仍然处在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因此必须坚决顽强，舍得牺牲，压倒敌人，全歼整六十九师，夺取战役全胜。战役最高指挥员陈毅司令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从那天下午开始，调整部队集中兵力，向整六十九师残部发起总攻。指挥部的决心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映了全战场广大指战员的精神意志。如果按照前一种错误的意见，就没有宿北战役的胜利，而且对华东战场以后的战局发生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汪大铭自传》)

时任山东野战军作战科科长、参谋主任的王德，日后也回忆陈毅指挥鲁南战役的情况说：

“一九四七年元旦，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分左右两路兵团，对敌第二十六师实行分割包围。四日清晨，我主力部队以突然的攻势，首先围歼了敌第二十六师师部及其所属大部，而后转手将第一快速纵队团团包围。

当时，部队上下歼敌心切，斗志旺盛，完全是一派彻底摧毁敌人的英雄气概。在这种情况下发起总攻是极为有利的。但是，陈司令员却没有下达攻击命令。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有些纳闷。俗话说，兵贵神速，既然完成了对敌快速纵队的包围，为什么不立即发起攻击呢？这时，陈司令员沉着冷静，不急不忙，完全是一派指挥若定的风度。他时而询问负过伤的同志伤疤处有何反应？时而漫步走出指挥所，站在村头，向着阴沉的天际遥望。在他那双饱藏智慧与谋略的眼睛里，迸射出胜利在握的坚定锐光。就在这时，天空彤云密布，云层低沉，气温由冷转暖，空气异常湿润。一会儿，竟浙浙沥沥地下起雨来，接着又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这是入冬以来少见的天气。这时，我们又侦察到敌第一快速纵队企图突围西窜。

陈司令员神色激奋，当即以坚定的口吻下达第二道命令：“全线出击，歼敌于突围途中！” 顿时，前沿阵地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的坦克左冲右突，阵容混乱。这时，雨雪越下越大。陈司令员一见这情景，高兴地说：“天公作美，好啊！”随即命令部队，把敌人逼进附近的漏汁湖洼地。部队遵照陈司令员的命令，多路出击，对仓惶突围的敌人层层拦击。敌人的坦克如惊枪的兽群，乱作一团，乖乖地被我军赶进了漏汁湖。在雨雪交加下，道路泥泞不堪。敌人的坦克辎重，深陷于泥沼之中不能自拔，完全失去了攻击能力。这时我前沿战士，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爆炸、火烧、人爬上坦克然后用手榴弹爆炸等方法，将敌坦克打得焦头烂额，果真变成一堆废铁。几小时以后，战斗胜利结束，除七辆坦克狼狈向峄县城逃窜外，其余全被歼灭。

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陈司令员之所以迟迟不下攻击命令，是在掌握天时地利之机呀！由此，我们越发钦佩陈司令员渊博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以及周密无间的战役部署。这件事传到战士和群众之中以后，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出现了，说陈司令员能指诀念咒，呼风唤雨，……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表达了山东军民对我军优秀指挥员的由衷爱戴和敬佩。全歼快速纵队以后，我军遵照陈司令员的指示，向峄县、枣庄方向扩张战果，十三日攻克枣庄、峄县，活捉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第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鲁南战役胜利结束。计歼敌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余人。”（《王德：陈毅在山东》）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粟裕副司令员在总结报告中说：这次战役的胜利“要归功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也是陈总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积极贯彻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速决歼敌方针的又一杰作。从整个战役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我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通过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历次战役胜利，对陈毅司令员历次正确指挥无比信任，从而真正做到了上下一致、万众一心、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不怕走路、不怕疲劳，服从命令听指挥，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几十万大军如同一个人一样，捏成一个铁拳，锤到预定歼击的敌人头上。没有这个条件，任何作战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某些喜欢给粟裕造神的人们，往往只引用陈毅赞扬粟裕的话，而对粟裕赞扬陈毅司令员的话视而不见。为了证明粟裕有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他们经常引用南麻、临朐战役后粟裕的检讨电。粟裕在这份电报中说：“除战略指导及其它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应负全责。”粟裕说他负全责的是“战役组织”，这当然由他这位前敌指挥员负责。但“战役组织”与“战役指挥”并不是一回事，并不能证明粟裕是南、临之战的最高指挥员。

这些喜欢给粟裕造神的人们还认为，如果南麻、临朐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检讨者就应该是陈毅而不是粟裕。其实，陈毅明明自己也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裕负责。过去常胜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如果战役指挥是由粟裕负责的，还需要陈毅来“共同负责”吗？在这份电报中，陈毅说粟裕负责的是“战役指导部署”，这与“战役指挥”也不是一回事。“战役指导部署”是战前的筹谋策划，而“战役指挥”是战时的发号施令。在陈毅和粟裕的这两份检讨电中，找不到能证明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话。

在粟裕的崇拜者中流行一种观点，即认为陈毅扮演的是一个拖后腿角色，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应该是粟裕。但我们不妨看看粟裕的一份电报。1947年8月初，粟裕接到军委要他去鲁西南统一指挥的电示后，即请求陈毅司令员和他一同西去。8月6日粟裕上报中央要陈毅西去的理由是：“惟因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故昨电建议职与陈军长一同西去较为适宜……”

从粟裕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粟裕如果没有陈毅亲自坐镇支持，是很难指挥华野八路军系统部队的，所以他坚持要求陈毅司令员与他一同西去。由此可见陈毅对华东野战军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作为新四军军长、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军委委员，其威信是华东战区的任何其他将领无法比拟的。后来粟裕在任华野代司令员和代政委期间，多次出现过八路军系统将领不服其指挥的情况（这些将领有陈士榘、宋时轮、许世友等人）。在济南战役后召开的华野全军整风会议中，饶漱石指出“中央知道华野内部情况，战役前多次指示大家要尊重前委的领导，但居然有些同志还是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从宿北打到豫东，无论粟裕将军的指挥是多么出色，仍必需由华东一把手饶漱石出面严厉批评这些老将，加上当时中央强调要“加强纪律性”的震慑，粟裕才得以在淮海战役中比较顺利地指挥华野。这反衬出陈毅司令员对华野是多么必不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