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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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注定要载入中国军事史册，也注定要载入新中国的史册。时隔半个多世纪，当笔者重新回顾当年的是是非非，走进共和国元勋们的内心世界，去体味其中的愤怒，焦虑，执着，无奈和委屈，依然显得迷雾重重。

    怎样透过这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用常规的考据法恐怕不行，或许可以试一试自由心法，努力走进历史当事人的心灵。当然，这样做风险很大，相当于猜测。在科学实验中，猜测是接近真相的必要步骤。还原历史的最大悖论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无法还原。真相也许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启迪却可以永留人间。

    1、战争结束了，怎么办军校？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打着“军队现代化”和“军队正规化”幌子的“军事教条主义”。

    这里的要害是如何理解战争的现代化与正规化。我记得看中国古典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古代战争的场景。两军人马交战，先是双方大军对峙列阵，各出一员大将单独厮杀。如遇猛将一刀斩对方于马下，这仗基本就算胜了，剩下来的是一边铺天盖地地掩杀，一边丢盔弃甲地败逃。哪怕胜利一边只有数千人，另外一边有数万人。长大一点才明白，古典战争太不“现代”了。上中学时看《战争与和平》，发现19世纪初的欧洲战争太逗了，双方排好阵，进攻时都要走直线，要保持队形不变。当然这也许是西方“军事正规化”早期的场景。但对于我们这些看惯了地道战、地雷战的人来说，这些正规化战争简直是笑话！兵法的精髓是兵不厌诈，怎么可能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呢？

    然而，美国人真的将战争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推向了极致。正如工厂无人化一样，美国的战争流水线也逐渐无人化了。无人化的工厂靠机械和电子的高度发达。无人化的战争靠卫星、飞机、导弹、核弹头。装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士兵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不重要。坐在战争主控室里点击鼠标，正如在游戏机里点击鼠标一样，可以将远方的城市和军队毁灭得一干二净。

    但是，如此现代化、正规化的发展方向，是毛泽东所难以理解、难以欣赏的。事实上，毛泽东将战争的古代性、灵活性推向了极致：毛泽东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专门消灭有生力量；他搞全民皆兵式的游击战，将战争的外延大大地拓宽了；他调动每个士兵的自觉性，使人人既是司令官、又是战士。面对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日本人吃尽了苦头，蒋介石丢盔弃甲，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失败的。毛泽东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业余胜专业，以步枪胜坦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问题在于，战争终于结束了。战神的胜利经验怎样传递、复制给新的将领和战士？这就是建国以后各级各类军事学院最头疼的事。

2、学苏联，还是学自己？

    神不可复制，可复制的是武器装备、条例条令。

    1956年8月25日，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针锋相对的信。写信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信中说：“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他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认识到：“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从1927年建军以来，我军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培养了许多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产生了无数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样的战士、侦察员、班长、排长、连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机智灵活，逐渐达到百战百胜的至高境界。应该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让敌人成为最好的老师，将战场变成培养军事将领的课堂，这是我军成长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3、谁能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呢？

    但是，怎样在和平时期培养军事将领呢？和平时期能不能培养出真正会打仗的军事将领呢？甚至，和平时期还要不要保留一支数量庞大的、职业化的常备军呢？按理说，党中央和军委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建国伊始，诸事繁杂，这些问题留给了惯于服从命令的中下级将领。中下级将领囿于他们的见识和经验，往往有书本迷信、教授迷信、大学迷信，即使不是照搬照抄苏联军事体制、教材、条例，也会照搬照抄美国军事体制、教材、条例。

    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们就是这样。面对彭德怀的根本性否定意见，他们觉得委屈。

    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就是表面上承认，实质上否认。

    相应地，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相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针对批评，萧克写信给彭德怀：“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事后，萧克回忆：“……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的观点和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得到基层干部拥护的。他们的倾向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主流——有现成的教材，有日复一日的正规教学和训练，师资易培训，考核易有标准，可操作性强。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否定“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反过来，还对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进行了尖锐批评。张宗逊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能征善战，执行彭总命令不折不扣。会议将张宗逊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显然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果然，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此时，叶剑英尚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叶剑英的一次郑重表态。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

    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