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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并生:“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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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并生:“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

  


1.所谓“希腊古文献”的来源(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例)

  1997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10卷本约300万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中文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来源于19世纪中叶由德国柏林科学院授命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

  十九世纪德国柏林科学院《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

  苗力田在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序言》中说:“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由柏林科学院授命,在伊曼努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主持下编辑的。全书共5大卷,从1831到1870年历经40年才最后完成这一巨著。……这部《全集》的出版被认为给亚里士多德研究奠定了新基础。这个版本是从最优秀和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以亚里士多德为名的全部著作的版本。”

  《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的构成

  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为五卷本,其中第一、二卷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原文,第三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译本,第四卷是由布兰迪斯(C.A.Brandis)汇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第五卷包括由罗泽(V.Rose)汇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残篇,以及由鲍尼兹(H.Bonitz)编的索引。[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标准本”成了后世各种《亚里士多德全集》版本的主要蓝本

  “在贝克尔版之后,西方各国的古典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做进一步的加工、订证、诠释的工作,出版了各种文本的版本,如《托布奈丛书》(Teubner•Series,1868-1961年),《牛津古典本文》(Oxford?Cl?assical?Texts,1894-1968年),希法对照的《布德丛书》(BudéSeries,1926-1968年),希英对照的《洛布丛书》(Leob?Series,1926-1966年),不过这些版本都是在贝克尔版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学者们还收集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失的著作的残篇,并加以出版。”[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排依照德国“标准本”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缺乏显明的客观标志,使人可以确定其写作时代的顺序,所以,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也许是能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找得到某种依据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我们的译本里,也无可选择,无可创新,只能依照标准本的办法,按贝克尔的顺序和页码来编排。”[ 同上]

  这个花了四十年时间,从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标准本所依据的所谓古老的“手稿”疑点重重,不仅来历不明,载体晚出,而且流传可疑,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手稿”的实物流传下来。(详见后文考述)

  从本书考述的情况来看,德国是伪造古希腊文明的大本营,19世纪中叶则是集中伪造“古希腊文明”的时期,《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于此时出笼,也算是“名至实归”了。

  而从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本”情况来看,实际上都是些印刷品。

  现存亚里士多德著作主要“古本”都印在“中国纸”上

  亚里士多德著作古版本大多是拉丁语版,有些有、有些没有阿威罗伊(Averro?s)的评注,有关它们请参见克莱布斯《科学和医学古版书》中的第82号-第97号作品。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所有古本中最重要的是由奥尔都?马努齐于1495-1498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语初版,该书为5卷对开本,共6册。版权页的内容包括威尼斯元老院授予的特权,禁止其他人出版同一版本。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巴塞尔的出版商们总是与威尼斯的出版商进行竞争,因此,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和西蒙?格里诺伊斯(Symon Grynaeus)编辑了一套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全集(2 vols.,folio;Basel,1531)。由巴塞尔的倍倍尔于1531年印刷,该书为两卷,对开本,一般装订成一册。据哈佛学院图书馆藏本。希腊语本由弗里德里希?西尔堡(1536-1596)重编,并在法兰克福出版(11 vols., 1584-1587)。第一个附有拉丁语翻译的选集1590年在里昂问世。[ 详见[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9-60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追寻一下以上这些著作的出处才知道,原来: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当成国宝保存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最古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使用来自中国的纸张(工艺)、使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纸及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甚为晚近。

  欧洲使用纸张的开始

  “欧洲引进造纸术是在文艺复兴前夕。在这以前,中世纪欧洲主要以羊皮及莎草片为书写材料。自从阿拉伯世界造纸后,将其输出到欧洲,欧洲人才用上纸。”[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从纸张到印刷术。纸也来自遥远的中国,伊斯兰国家是向西传播路上的中间站。最早的纸坊于十二世纪出现在西班牙,但欧洲的造纸工业要到十四世纪初才在意大利建立。……欧洲的印刷业在1440至1450年间业已形成。”[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版第1册第468-470页,三联书店1992年11月]

  “当雕刻工人采用另外一项中国技术在木块或铜盘上制作镜像图画,并用它来生产诸多相同的木版画和雕版画的时候,印刷技术下一阶段到来了。接下来是在盘子或木块上添加一些句子来解释图画。最后,活字被设计出来,每个微小的雕刻活字代表一个字母,可以和其他活字一起构成单词、句子、一整页文字,然后再次组合并重新使用。这项重要的发明在15世纪40年代发展得尽善尽美。”[ [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20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在标准本之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除了来自上述这些印在中国纸上的“新古董”之外,有没有其他载体的“古文献”呢?有。例如1890年被意外“发现”的纸草纸文本《雅典政制》。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所谓《雅典政制》的纸草纸文本,不过是由于实在找不到“希腊古文献”实物,当学术界发现了有一种“纸草”可以作为文献载体之后,由英国学者伪造出来的“假古董”。(详见后文考述)

  在欧洲流传中国纸张及印刷术普及之前,欧洲千余年间并没有所谓“古希腊文献”的影子。当时,羊皮纸为稀有资源,主要用于教会文献的抄录;至于所谓埃及“纸草纸”,从其特性及历史情况来看、根本就不足以承载所谓“古典文献”,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纸草纸”文献,也基本上都是些“摹本”。

  《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被称为“现代版本”

  “最重要的现代版本是由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1785-1871年)编辑的,并在柏林科学院(the Academy of Berlin)的赞助下出版,该书附有拉丁语翻译(5 vols.,quarto;Berlin,1831-1870)贝克尔的页码标注方式在以后的几乎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了下来。”[ 详见[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0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从上述情况来看,伊曼努尔·贝克尔(Immanuel?Bakker)主持编辑的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是从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而这些“手稿”实际上我们见不到;今天可以见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古本”都是些印刷品,实际上伊曼努尔·贝克尔并没有使用。后世为了将这些印刷品说成是真正的“古本”,于是将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  Bakker)编辑的标准本《亚里士多德全集》说成是“现代版本”。

  2.“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三个系统

  那么这些印在中国纸上的大量所谓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究竟是怎样出笼的呢?

  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不断转换面目。不同历史时期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形象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在历史上大致来说有三个系统:

  第一是鲜为人知的、早期在亚氏身后若干个世纪曾经流传的系统。

  第二是欧洲中世纪时从阿拉伯语转译成拉丁语的系统。

  第三是十五世纪前后在佛罗伦萨为中心的地区收集、抄录、翻译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时空点零星被“发现”的作品。

  对应其文献来源的三个系统,亚里士多德形象有三次大的变换。现在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第三系统为主体、吸收了包括第二系统部分内容及个别其他零星发现的内容的集合体。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所展现的内容,基本上是十五世纪后出现的新面孔。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一系统

  第一个系统,即早期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完全失传了。这些失传的著作是以下一些内容:如《欧德谟篇》、《格吕洛斯篇》、《论公正》、《劝勉篇》、《论哲学》等。“在许多个世纪中,亚里士多德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尽管这些“著作失传了,但它们的残篇以及古代文献对它们的提及相当多,足以使我们评价它们的内容。”[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1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欧德谟篇》是一篇讨论灵魂不朽的对话。

  《劝勉篇》是一篇为塞浦路斯的王子塞米松而写的专题著作,劝勉他学习哲学,并且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待生活。……西塞罗以《哲学的劝勉》为题编了一个拉丁语的改写本,……而且西塞罗的版本给圣奥古斯丁(活动时期在5世纪上半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残篇来判断,业已失传的亚里士多德最长的著作是3卷本的《论哲学》这一专著。亚里士多德回到了七哲和早期德尔斐铭文的沉思之上,[例如:认识你自己],他在第1卷中说明了他的学说永世轮回的观念,在第2卷中他批判了柏拉图的形相,在第3卷中他概述了一种拜星神学。在这第3卷中,他设想灵魂就像天体那样被赋予了自发的和永恒的运动,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意志……[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2-59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对于这批最早流传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在三四个世纪中它们所获得的重要地位和它们后来神秘的消失外,我们没有太多的迷惑。情况彷佛是这样的,一个闻名了数个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后来突然被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取代了。最令我感到疑惑的是老亚里士多德的黯然失色。当他的作品享有一定的声望时,肯定会有许多抄本再现其每一部著作;但所有这些早期著作都消失了,我们甚至连一本完整的文本也没有,怎么会是这样呢?”[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4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亚里士多德“第三系统”的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

  亚里士多德名下第三个系统的文献,在亚氏身后没有见过流传,也没有见过为人称引,或者说对于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

  于是,为了给这批文献的来源找个出处,就编造了这批文献的在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并由此派生出所谓的“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等一系列近似“神话”的故事……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他的各种文件成了他的朋友和继承者塞奥弗拉斯特的财产。塞奥弗拉斯特没有像我们可能料想的那样把它们捐赠给他自己的继承者或吕克昂学园,而是赠给了他的侄子斯凯普希斯的纳留(Neleus of Scepsis)。无论如何,纳留似乎对它们并不关心,他的继承人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了托勒密-菲拉德尔福(公元前285-前247在位),后者当时正在建设亚历山大图书馆。他们自己的国王佩加马的阿塔罗斯(公元前269-前197在位)那时正在修建与之竞争的佩加马图书馆,由于害怕其余的手稿会被阿塔罗斯没收,这些继承者们就把其余的所有手稿藏在一个洞里。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斯的阿佩利孔在经过的时候听说了那笔珍藏,他正在为一家雅典的私人图书馆收集图书,于是他设法获得了它们。这位阿佩利孔是一个漫步学派的成员,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藏书家;关于他,除了他在苏拉围攻和雅典遭到洗劫(公元前84年)前不久去世之外,其他我们一概不知。

  苏拉买走或夺走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并且把它们运到了罗马。此后不久(公元前72年)卢库卢斯俘虏了一名绰号是提兰尼奥的希腊语法学家,并且把他带到罗马,委托他整理阿佩利孔的藏书。提兰尼奥是一个受到过西塞罗和斯特拉波夸奖的能干的学者,但他似乎只为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编了目录或对它们进行了描述。”[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4-59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传说”的另一个版本

  待亚里士多德逝世,他的吕克昂学院以及他的书斋,为其继承人泰奥弗剌斯图斯掌管了34年以上。……泰奥弗剌斯图斯卒岁约在西元前287年,他将他自己和亚里士多德的藏书都传给弟子纳琉斯,纳琉斯把这些文献全部移至特洛阿德的故里斯克博息。数年后,此镇向阿塔利得朝称臣,其主上约在西元前230年开始筹建珀伽摩的大图书馆,希望能够与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相抗衡。纳琉斯的后人将书籍慎藏在地窖中,以待良机将之安全运送出国。这些文献即如此在他们的保护下经过了150年,约西元前100年时,经由忒奥斯的阿佩理孔带出,送与雅典保存。

  在西元前86年,雅典被苏拉攻陷,这些文献又从雅典转送至罗马,在那里被学者们翻阅,这其中包括冉尼奥,安德洛尼库斯等,但由于长期疏于护理,文献的许多部分变得不可卒读。而在阿佩理孔经手后所制作的副本,在无知的辨读和修补下,变得面目全非了。[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00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全部卖给亚历山大城之“传说”

  阿特纳奥斯无意中说起亚里士多德传至纳琉斯的全部都被卖与托勒密二世,来充实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据称这位君王得到超过1000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册页或卷帙。[ 同上第101页]

  正如俗话所说的“为了圆一个谎言,必须再造十个谎言”那样,为了证明这批假古董的来历,又编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

  亚历山大里亚城位于埃及尼罗河口,公元前332年由马其顿蛮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所建。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由其部将托勒密接掌亚历山大里亚城后,组建了托勒密王朝。

  这么一位蛮族的武将,说是听了一位法勒戎地方名叫德米特里乌斯的谋士在埃及首都建立图书馆的建议(约于前295年),于是就在短短几年间建成了历史上最宏大的图书馆,成就了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工程。据说当时建了一大一小两座图书馆,较大的那座图书馆据说长达六公里,是一座建筑巨无霸。建成之后,作为世界最大的文化中心存在了七百年之久……

  关于该图书馆的藏书数量,据说法勒戎的德米特里乌斯(约前285年)答复皇室审查时声称已经有20万部钞本,此后不久就把这一数字增加到50万部。……在西元前1世纪中叶,总数据言曾一度达70万卷。[ 参看[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上册第119-124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于是,“到通用纪年/公元开始的时候,亚历山大里亚成为西方传统中的文本中心文化的发祥地。”[ 埃莫克《亚历山大大帝》,伦敦和纽约:泰晤士&哈得逊出版社,2001/2002年,第8页;转引自[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神话”还在继续

  公元640年圣诞节前,阿拉伯人占领了亚历山大里亚,缪斯伊恩图书馆主管祈求阿拉伯占领者放过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图书馆。这个请求被奏报给了哈里发,哈里发回复说:“如果这些书的内容与《古兰经》相一致,我们就不需要,有《古兰经》已经足够了。相反,如果它们的内容与《古兰经》不符,就没有必要留着它们。继续前进,销毁它们。”这些书被用来作为火炉的燃料扔在公共浴室里。这些古卷化为火焰,为亚历山大里亚烧热水足有6个月之久。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逃过了这一劫。[ [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中译本第42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一部一部用纸或羊皮制成的书被分配给了全城4000家浴室;其数量是如此巨大,这种珍贵的燃料竟然在6个月时间里还没有烧完。”[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译本下册第39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第1版,2011年4月10刷]

  为何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逃过了这一劫呢?要不说是“神话”呢,逃不过这一劫,那么15世纪造希腊文献时如何说得通!造一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神话”,原来是为了给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来历做出安排……

  这批没有被烧掉的“亚里士多德手稿”,又被辗转转移到拜占庭,并在1453年在拜占庭被土耳其帝国攻占时,神奇般的再次躲过劫难,流传回到西欧。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西欧的“新世界”。

  “在拜占廷帝国的最后一夜中,有一些人趁乱登上拉丁人的战舰,逃到了克里特、摩里亚、爱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一艘热那亚商船保留了它在那最后一夜的乘客名单,上面有六名巴列奥略皇族的人,两个科穆宁皇族,两个拉斯卡利斯皇族,以及一些次要的贵族。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拜占廷人携带着古代的珍贵文献流亡到西欧各国,使得生活在天主教神权世界的人们重新看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恺撒,以及其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光辉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性战胜了神性,希腊人的理性光明照穿了教皇和封建制度所构成的重重帐幕,给西欧带去了文艺复兴之光。”[ 见维基百科「拜占庭帝国」]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从而有大批避难者流入,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研究古典希腊的学问,还有古代作家珍贵的书稿。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书稿受到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欢迎。”[ [英]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2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二系统

  “当日尔曼民族在西方已经获得了前此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并且他们所征服的东西现在已经有了牢固的定形的时候,在东方则出现了另一种宗教,即回教。……回教在外表的力量和霸权方面,以及在精神的繁荣方面,都迅速地达到了它的顶点,在回教中,哲学连同各种艺术都有很灿烂的表现,……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进步,大大地超过了西方。”[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西方大学的前身是阿拉伯世界清真寺旁边的伊斯兰学校。[ 参看[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91-92页,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

  通过由阿拉伯文转译、经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属于第二系统,主要限于逻辑学方面。其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兹略引述如下:

  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新面孔

  中古西欧对于希腊文献的知识,是通过将希腊原著的阿拉伯文译本再转译成拉丁文而获得的。

  注:参看《东方人译述希腊著作考》,收入《维尔绍档案的文献附录》(1888),No5;以及《图书馆中央导报》增刊,V(1889)§§1-23;又见Traube《演说及论文集》,ⅰⅰ87-89

  13世纪见证了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认知范围更为深远和更为重要的发展过程。……亚里士多德长期以来受到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人士的研究,有关他的学问,曾经从君士坦丁堡传至东方,又随阿拉伯人的征伐路线散播于非洲滨海地域,从西班牙进入西方世界,继而到达法兰西。但是,9世纪前半叶在巴格达完成的那些阿拉伯译本,直到12世纪中期才以拉丁文的形式传播到巴黎。[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下册第528-529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黑格尔说:“阿拉伯人主要地是通过落到他们的统治之下的叙利亚人(西亚细亚人)得知希腊的哲学。叙利亚人是有希腊的文化教养的,并且形成了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叙利亚,在安提阿,特别是在贝鲁特和以得撒,有很大的学术机关。叙利亚人构成了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间的联接点。叙利亚文甚至在巴格达也是人民通用的语文。”[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希腊作品的叙利亚文译本原来已经有了,这些译本又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或者从希腊原本翻成阿拉伯文。哈伦·阿尔-拉希德在位时期任命了一些住在巴格达的叙利亚人,这些作品就是由于哈里发的要求而由他们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大马士革人约翰尼·麦苏爱活着的时期是阿尔-拉希德(生于公元七八六年)、阿尔-马孟(八三三年)和阿尔-摩塔瓦克尔(八四七年)在位时期;……阿尔-拉希德任命他把希腊作品从叙利亚文翻译为阿拉伯文;……贺奈因象他的老师约翰尼一样,同时又是一个基督徒,属于阿拉伯的爱巴地族;他自己学习了希腊文,并且把很多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例如尼可劳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全》,托勒密、希波格拉底、伽伦等人的作品。另外一个人是伊本·阿达,一个伟大的辩证派学者,曾被阿布尔法来引用过的。在希腊作品中,这些叙利亚人所翻译的几乎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以及后来对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并不是阿拉伯人自己翻译这些作品。”[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卷第254-25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第1版]

  以上引文大体勾勒出了亚里士多德“第二个系统文献”流传的基本情节。

  亚里士多德三个系统的文献相比较而言:

  “第一个系统”质朴无华,数量少、著作性质原始,竟完全“失传”;“第二个系统”限于逻辑学方面,从希腊文、经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等“九重翻译”,辗转译成“拉丁文献”传世,作品水平不高,其“作伪”情况容待本书后文专门讨论;“第三个系统”内容驳杂,出现时间最晚,量大传广,恒为引用。

  第三系统是怎样出炉的?何时?何地?其动机与目的何在?

  3.西方有一个伪造历史的传统

  波斯战争前的古典历史是神话,斯巴达的法制史是文学作品

  直到波斯战争时的古典历史,以及后来各个时期依据传统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有关斯巴达(Sparta)的法制史是希腊化时期的一首诗,它所集中描写的来喀古(Lycurgus)---有关他的“传记”,我们有详尽的记述---最初可能是塔伊格图山(Mount Taygetus)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神。[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导言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1版]

  西方古典人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故事和史实作任何原则性区分

  “古典世界对「历史」这个词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那就是: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对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于它们的史实,都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古典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历史作为一种故事和历史作为文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区分。直至罗马共和国末期,当瓦罗(Varro)想把那正从人们的意识中迅速消失的宗教稳定下来时,他把神---对它们的崇拜被国家一丝不苟地遵从着---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对之还有所知的,一类是尽管官方崇拜仍未中断,却已名存实亡的。

  事实上,瓦罗时代罗马社会的宗教,亦即歌德甚至尼采(Nietzsche)所纯真地复现过的诗人的宗教,主要地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和当时已经没人能理解的古代实践几乎全无关系。

  蒙森(Mommsen)明确地界定了西欧人对这类历史的态度,他说,‘ 罗马的历史学家’---特别地指塔西佗---‘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所说的东西最好是省略掉,而那必须要说的东西又被他们省略了。’”[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

  前梭伦时代的希腊人什么也没有传下来,没有留下一个年份,没有留下一个真实的姓名,没有留下一件确实的事件。结果我们仅知的后来的历史就不甚恰当地变得十分重要了。但对于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我们就掌握了许多国王的姓名,甚至他们确切的统治日期;对于这些,新王国时期(the New Empire)必定全都知道。如今,那些伟大的法老们的遗体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其面目仍然依稀可辨,已经成为那永生意志(the will to endure)令人唏嘘的象征。在阿美尼赫特三世(Amenemhet Ⅲ)金字塔的光耀夺目、琢磨如镜的花岗石塔顶上,我们今天仍能读到这样的词句:“阿美尼赫特仰望着旭日之美景”,而在另一面,我们读到:“阿美尼赫特的灵魂比猎户座还要高,它与下界同在。”这真是对死之大限(Mortality)和纯然的现在的胜利;它彻底地是非古典的。”[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

  犹太教祭司造假

  “如果犹太祭司假造了记录---众所周知在每一个世纪,祭司们都倾向于因虔诚而造假---希伯来史学家们也不具备评判的手段来发现假造的记录。”[ [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译本第1版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基督教教会继承了这一传统。基督教初期:

  “伪造赝本和添章加句的情形,在基督教初期屡见不鲜。犹太教徒跟基督教徒之胆大妄为,两方面彼此也不分上下。犹太教徒假托俄尔浦斯的口气来谈亚伯拉罕、摩西及其十戒,或假托荷马的口气来谈第七日创造完毕的情形,基督教徒却先把故事占为己有,然后又从他们那方面尽力伪造旧约希腊译文,好拿经文做根据来反对犹太人。”[ [法]伏尔泰《哲学辞典》1867年版中译本上册第347页、乔治?阿弗内尔注,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

  古罗马一样伪造历史

  (参见本书「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章节相关内容)

  欧洲中世纪伪造历史举隅

  ---以英国伪造民族英雄「阿瑟」的历史为例

  “杰弗里的作品写于1130年代,不仅开启了阿瑟传说,而且以各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宣称这段传说是历史。杰弗里的作品是否具备事实基础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他清楚知道当时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而他的聪明才智显然足以让叙事免于受到史料支配的危险,而又能写出一部详细的历史给读者。……

  杰弗里并未宣称自己是作者,他说他自己只是把牛津会吏长沃尔特(Walter)交给他的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从威尔士语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本书真的存在。……一般认为,虽然书中含有威尔士传说与系谱的轨迹,部分来自口述传统,但本质上仍属杰弗里的创作。……它声称填补了不列颠历史知识的重要漏洞。”[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229-2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阿瑟的历史证据十分薄弱,但他的传说……却是一种历史事实。它深刻影响甚或支配了许多不列颠人对过去的想象,包括英格兰人,特别是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历史与传说的差异更敏锐,但又倾向于不去理会这样的怀疑,于是阿瑟这个角色在十九世纪变得举足轻重。在杰弗里之后,阿瑟与他的王后桂妮薇儿(Guinevere)的遗骨于1191年被格拉斯顿伯里的僧侣‘发现’,而阿瑟与他的骑士成了新兴骑士精神的中心,连带也出了一些次传说,发展于法国与日耳曼地区,激励了以阿瑟圆桌武士为蓝本的中古时代骑士勋章的建立,如十四世纪爱得华三世创立的嘉德勋章。……到了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的《阿瑟之死》赋予英格兰读者阿瑟传说古典的形貌;……十六世纪时,阿瑟的原型是都铎宫廷崇拜的对象,都铎王室成员有时带有一种威尔士人的自觉,亨利七世的长子在受洗时被命名为阿瑟。到了十七世纪,米尔顿构思以阿瑟为主题的史诗未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把效忠之臣区分成绅士浪漫的阿瑟与较亲民的阿尔弗雷德;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曾以阿瑟传说为题材,而这位诗人受洗时被命名为阿尔弗雷德,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228-2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阿瑟是伟大的国王与军事领袖,他的性格举止比较近似于凯撒与查理曼,而非后日的游侠骑士。……阿瑟的宫廷位于乌斯克(Usk)河畔的卡尔雷翁(第九卷),它的壮丽无可比拟,成为各地骑士景从的对象。阿瑟征服高卢之后,也在巴黎建立宫廷。”[ 同上第232页]

  “比杰弗里晚了半个世纪的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说到:《不列颠诸王史》完全是虚构的。”[ 同上第234页]

  中世纪伪造文献的著名案例

  罗伦佐?瓦拉(1407-1457)写成于1440年的《论伪造君士坦丁的赠与》论文,揭露了《君士坦丁的赠与》是伪造文献,是八世纪在教皇宫廷编造的赝品,目的是为了向世俗政权提出要求。批判作为教皇要求干预西欧和意大利世俗政权依据的文件,在瓦拉的论文中发展成为对教皇保持世俗政权依据的总批判。

  教廷为了回击瓦拉的著作出版问世,编写了一篇学术性反驳文章---《罗伦佐?瓦拉对抗君士坦丁的赠与》,它以被发现的希腊文本《君士坦丁的赠与》为根据,希腊文本中没有瓦拉用来批判的那些字句。然而,《君士坦丁的赠与》翻译成希腊文仅仅是十一世纪出现的,而且又是以相应的方法“加工成”的。[ 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59-65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伪造历史有时竟成了一种虔诚

  欧洲中世纪曾盛行过大量的伪造,……有许多赝品包括在历史里。弗列辛根的奥托与其他编年史家提到过并被其中许多人认为真实无疑的《君士坦丁的赠与》便是一例。另如,著名的八五〇年左右在法兰西北部某地制定的《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以及对史学起了不小影响的其他不少伪造品也是如此。

  寺院常常炮制一些文书,并且使之真正的文书形式

  “有时这是由于他们深信这种文书曾经存在过,有必要把它们复制出来。例如,英国政府在对寺院和个人的某些土地所有权和豁免权进行频繁的检查时期,便出现了无疑是伪造的文书。……有时……虽然十分清楚不曾有过这种文件,但为了维护一定的财产利益仍然要把它制造出来。法庭面对这些伪造品经常是一筹莫展。

  某些研究者认为,《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的杜撰与其说出与有意识的伪造,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臆想。该法令的炮制者曾伪造出六十封教皇的书信(从克里门到米尔恰迪斯),虽然实际上当时教皇的书信连一封也不曾遗留下来。他还在此后时期炮制出三十五封教皇的书信。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作者的世界观有联系,……他完全相信,这一切本身都理应实现,所以他伪造这些书信。从历史家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是不允许的。它们明显的说明,为了适应政治、其中包括神权政治的倾向性,中世纪的作者包括教会的代表者,毫无顾忌地以“笃信宗教的谎言”来伪造历史。

  这不仅是对《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的作者而言,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伪造品。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曾采用了以希腊宗教会议的法令集和证明教皇绝对权力的希腊教会之父们的作品中的引文,并使其流传,可能他并不知道这些引文是伪造品,并不知道它们是由某个拥护教皇权力并企图以此支持这教皇权的人所为。借助托马斯?阿奎那的权威,这些引文后来竟作为真实的文件被广泛地使用着。

  此外,中世纪还产生了大量小型的伪造品,它们是由于某一寺院、主教区或其他集团的利益而被杜撰出来的。这使历史的记述中不断掺入伪造。一些历史的伪造具有劝善性质,然后是如诗的想象性质。……”[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40-4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在中世纪,……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经典之风很盛,但揭穿赝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了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7-6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

  西方近代历史是从杜撰、伪造开始的

  “人们探讨文艺复兴时代,往往很自然地从佛罗伦萨开始,因为佛罗伦萨曾在二百五十年间(1300-1550年)光辉地表现了意大利文化。……最早的佛罗伦萨历史是由一大堆传说、语言、杜撰和谬误组成的。佛罗伦萨最早的历史著作似乎是圣萨诺姆的《佛罗伦萨事记》。从1125年写起,至1231年突然中止,连最后一个句子都没有写完……。其次是一位不知名的人写的一部编年史,名叫《城市起源编年史》(Chronica de origine civitatis)。原作似乎是用拉丁文从罗马帝国写起的。但是现有的版本却是部分用拉丁文、部分用意大利文写的。……所记最后年代是1321年,即但丁逝世的那年。……

  佛罗伦萨的档案中还有其他一些早年无名氏编写的编年史手稿,这些手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抄袭的,或者抄自同一个来源,因而很少可信之处。早期佛罗伦萨历史著作更严重的缺点是充满伪造。数百年来,人们以为《从建城至1281年的佛罗伦萨史》(Historia fiorentina dall’ edificazione di Fiorenza per insino dall’ 1281)是‘佛罗伦萨绅士’李嘉达诺·马尔斯皮尼的作品,并认为带诺·康派尼的《佛罗伦萨史》(1280-1313年)是微拉尼以前的著作;但是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两部著作都是伪造的。另一部臭名远扬的佛罗伦萨史是马提奥·斯皮涅利·达·乔文那左的《日志》(Diurnali),业已证明这部书是十六世纪伪造的。这些伪造的作品是为了向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某些家族的虚荣献媚的。为了证明他们的世袭古老,有必要捏造微拉尼以前的「史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杜撰一部旧有编年史。”[ 注(节录):“马尔斯皮尼著作校勘工作的开创者是瑟斐·博卡斯特;他和哈特维格和黑格尔有效地整理了马尔斯皮尼和带诺·康派尼的著作。昔蒙认为两人的著作真实性是成问题的,但他还是利用了它们。杰出的意大利文学史家得·桑克提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最早于1871年问世)中认为他们是可靠的历史家,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这个年代---他们被揭露以后七十年---得·桑克提的英译本(纽约,1931年)还重复这种捏造(比较第1卷,79-80,131-44,155,216),特别因为书中的序言是得·桑克提的学生和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者本泥狄多·克罗齐先生写的,就令人诧异了。”详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2册第790-79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5月第1版2013年11月3刷]

  “更重要的著作是利塔伯爵的《望族》,其中第一编专述斯福尔扎家族,于1819年出版。他死于1852年,在这以前,他已写完百余个名门望族的历史;其中有:维斯孔蒂族、伊斯特族、美第奇族、贡扎加族和本蒂伏利奥族。在利塔以前,意大利的家史都是一些伪造的东西。”[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79-68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1刷]

  十五世纪史书造假举隅

  列奥那多?布鲁尼在十二卷本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叙述了吉安诺?德拉?贝拉是怎样把大多数人民聚集在一起以后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长达两页纸的篇幅,全部从头到尾是想象出来的。[ 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5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古希腊碑铭”的基础---十六世纪、法兰西学院造假

  “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勤奋地、充满激情地考察了每一个时期的纪念碑,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一位伪造者:这个人就是皮鲁·利哥里奥[Pirro Ligorio](1530-1586年)……他所提供的真实材料里混杂着大量伪造的材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书面形式伪造的铭文;其中一些伪造是极端无知的,比如从圣母玛利亚的拉丁文信件到墨西拿城的拉丁文信件(CIL×1042)都是如此,不过其中一些伪造也极有天赋。我们《集成》(Corpus)中伪造的项目数以千计,甚至一些在石头上伪造的铭文也为人所知了。……以书面形式、文雅艺术形式进行伪造一直在持续不断;这方面最后一位代表或许是勒诺曼[Fran?ois Lenormant],即使当他的伪造行为被曝光后,他仍旧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勒诺曼在欺骗了他的同胞之后,为自娱自乐,他又伪造了日尔曼人的东西,也曾一度取得成功。……他的伪造物仍为古文物研究者所依赖……”[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44-45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大批所谓“希腊铭文”如此出笼

  法国富尔蒙教士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了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土耳其”(希腊在当时的名称),在短暂的旅行中,一次誊写所得就是“三千册铭文”。

  (详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法拉里斯、苏格拉底等的书信均系伪作

  本特利是18世纪最有权威、也是最为博学的学者之一。“在一本接近600页的大书中,本特利专门分析了法拉里斯的书信。他根据历史学、文献学和文学背景,分析了书信的内容,指出‘他们是用错误的希腊方言写成的。它们所提到的人和城市,在真正的法拉斯里死后的200多年里,仍然保持繁荣,而书信中的引文,来自要比这个西西里僭主晚几百年的诗人’。文章的风格,‘一点都不强劲、生动、华丽,反而虚假和浅薄’。所以,书信的作者不过是个书呆子,与那个手执宝剑、统帅百万臣民的僭主根本不协调。作为例证,本特利指出,书信中提到的芬提亚城,是在这位僭主死后近300年才建立的;另外一个城市阿拉萨虽然建立时间稍早,但也是在法拉里斯死后的140年左右才建立。书信中出现的那个科林斯陶工,则生活在僭主死后的120年左右。书信中所说的墨西拿城固然建立颇早。但此前它的名字是赞克列,在僭主死后60年才改名墨西拿。书信中所用的某些话语,例如‘像松树那样将你根除’、‘话语不过是行动的影子’等,出现的时间也都晚于所谓的法拉里斯。本特利还证明,法拉里斯统治的阿格里真特为多利安人城邦,理应使用多利安人方言,可是这封书信使用的居然是阿提卡方言。“如果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应该说它们不过是一堆常识的拼凑,缺乏来自行动和环境的生命和精神。”他用同样的方法,证明当时流传的所谓地米斯托克利、欧里庇得斯、苏格拉底的书信,也均系伪作。”[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里奇尔学派的文本批判

  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1806-1886]

  “就里奇尔学派而言,文本批判是至高无上的,拉赫曼和马德维希也抱有类似的偏见,更不用说克贝[Cobet]了,赫尔德的特性也是如此。结果,学术研究越来越接近于推测修正了。古典学遭到了肢解,通常是古典学的基础与古典学的主要内容完全分离了,把先前的全部著作当作欺骗的东西而加以抛弃的行为在迅猛地继续下去。对「语言学方法」(via ac ratio)的依赖达到毫无限制的程度,许多人把这种方法视作灵丹妙药:只要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每一个藏有珍宝的房间的大门都会轻易地打开。不幸的是这种黄金时常是赝品;最糟糕的是这些谬误对学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因此,对一个问题的评估是相当慷慨的,人们会在期刊上,甚至在文本中提出上千种猜测,这种现象在那时是正常的。这种删记现象(Athetesis)在悲剧诗人、在西塞罗著作泛滥起来。荷兰人皮特鲁·霍夫曼-皮尔卡姆(Petrus Hofman-Peerlkamp)曾把赫拉斯的著作重新加以改造以适合自己的逻辑观念,他现在则发现一些热情的模仿者。”[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78-179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随意改写古典作品

  “他们既完全缺乏历史感,也缺乏可能性。他们所拥有的持久信念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些人几乎不能花时间让自己去熟悉他们所研究对象的言辞,就急忙修正著作了。他们惟一的借口是那古老的信念:古典文学的绝对完美仍旧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当他们在这些著作发现大量他们不能钦佩的东西时,他们就得出的结论说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需要治疗---假如需要的,就用烙烫,也可以用刀。”[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79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古代拉丁文献”全伪论

  西方历史上有人曾经指出:晚期中世纪拉丁文献全部是伪造的!

  哈德恩(Hardouin)[1646-1729]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晚期中世纪的全部拉丁文献都是伪造的。[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83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这种理论“把全部著作都当作伪造的实践活动。”[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226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

  这种“古代拉丁文献”全伪论是一种真知灼见;当然,“全伪”不仅仅限于“拉丁文献”,所谓“古希腊文献”何尝不是“全伪”呢!

  “古希腊文献”并不存在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教授、拉丁文专家哈维尔·马丁内斯(Javier Martínez)主编,书名《伪造和假的古典文学》(Fakes and forger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由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提供、并翻译为中文。]

  自从一开始,西方古典文学已是问题缠身,手稿和复制的真实性都很可疑,乃至是伪造和杜撰的。(第270页)。

  在1556年,阿诺德·费罗努斯(Amoldus Ferronus)把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部分文字,从希腊原版翻译成拉丁文。此乃似是而非,他竟创造了希腊文原版著作。(第7、第35和第44页)。

  尼罗斯(Nilus of Ancyra,拜占庭主教 死于公元430年),这个不确定的历史和文学人物的“作品”,已经被大量欺诈性地伪造成古典著作。(第7页)

  《奥古斯都史》(The Historia Augusta),是一部造假的杰作。(第8页)

  安东尼奥·格瓦拉(Fray Antonio guevara)出版《马可·奥勒留》(Marco Aurelio,中译书名《沉思录》),他声称,他亲自从佛罗伦萨图书馆里发现原版,并且翻译出来的。这本“黄金宝书”畅销于16世纪的欧洲,但实际上,这是安东尼奥·格瓦拉根据他自己的想象伪造的,几乎全无原始文献支持。(第8页)

  许多基督教原著,包括神谕问答,都是大约在基督第三纪元填补和杜撰的。(第8页)

  毕达哥拉斯文集应该受到质疑,……他的可疑的信件显示,存在着伪毕达哥拉斯理论的问题。……透过文字这面镜子可以看出真相,即毕达哥拉斯教条和他本人作为神秘人物差不多都是伪造的。(第9页)

  ……有些缺乏真实性的文字,被人汇编成为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悲剧诗人)和狄摩西尼(政治家、演说家)文集。(第9页)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瑞索斯》(Rhesus)的真实性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第10页)

  希罗多德在著述中许多劝导段落中的文字技巧,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希腊韵律,似乎这位历史学家有些愚蠢的模仿。(第11、221、217-222页)

  ……从全球和理论透视来看。拉丁文的历史传记的真实性值得研究。……拉丁文本的作者署名和编写日期都成问题,很难作为文学史的篇章。(第11页)

  奥奈西克里图斯(Onomacritus古希腊诗人、神谕学家)是第一个被造假的人物。(第11页)

  为了宣传意图,在早期基督教父作者群中模仿和伪造阿波罗预言。(第12页)

  分析从公元2至4世纪的对异教思想的抄袭,这个过程被编撰技巧和个人注释所融合。(第12页)

  (详见Javier Martínez: Fakes and forger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Ediciones Clásicas[Madrid], 2011)

  十七世纪人们对“古典历史”的怀疑

  “17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古罗马史、古希腊史和《圣经》史,历史学家频频被斥责为编写神话的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根据这两大运动的传统,历史学家不再把自己看做客观的学者……”[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2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4.“文艺复兴”时期伪造古文献集中出笼及近代学者造伪举例

  “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注:大家都知道,伪造作品的事当时是很普遍的。复古的热情由此变成无赖之徒牟利或娱乐的东西。”[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1版]

  事实上,十五世纪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也是造伪历史的同伙。 “他们很少引证史料,时而掩盖史料而加进自己的猜想。”[ [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15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第1版]

  例如:“一位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卡洛·西戈尼奥(Carlo Sigonio)「发现」了西塞罗一部失传的作品,其实该作品是他自己创作的。”[ [英]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中译本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文艺复兴的第三阶段公然“仿造经典”

  “文艺复兴的第三阶段是仿造经典文献。在这方面,桂冠应属于拜占庭历史学家。从11世纪起,他们在复兴被废弃的古希腊文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手段。在15世纪这种文体的最后一批应用者之中,东正教历史学家尼科拉斯(拉奥尼克斯)·卡尔科康第拉斯和克里托波乌洛斯(克里托乌洛斯)把这种以假乱真的做法推到了极端荒谬的地步。”[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如果说西方教会是长期伪造古文献的“大本营”如十七世纪的教会论争暴露出来的那样,那么作为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支持的“私人图书馆”就是集中造伪古文献的“大窝点”。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初

  它始终也没有像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同时代的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152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业了。[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211-21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1版]

  上面引述的这部著作初版于1860年,正是欧洲构造古希腊历史传统的黄金时期,然而从中也能看出以下三点:

  ⑴所谓“古希腊学术”在地域上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⑵在时间上限于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初;

  ⑶当时对与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同时代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据此线索,我们将所调查案件的时空范围缩小。

  14世纪佛罗伦萨人口大约有十万人,在当时的欧洲属于超大城市,与威尼斯、巴黎同一规模,而米兰、热那亚、巴塞罗纳只有五万人口,伦敦四万人口。

  从14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等城市开始有商人或手工业者出身的暴发户出现。其中美第奇家族就是从一个乡村纺织工起家,经历三代人,从雇工开始崛起为银行家及君主,最终攫取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就是这个美第奇家族,在当时特大城市的佛罗伦萨地方,开了三家“私人图书馆”。[ 参看[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03-111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当时所谓特大城市,按现在标准不过是个小镇而已。难怪马可波罗之前于威尼斯讲述自己在中国许多百万人口城市的经历时被揶揄为“马百万”呢。

  这个美第奇家族,大概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尝到了“知识就是权力”的甜头。在一个小镇上建了三家“私人图书馆”,收藏了大批失传了上千年的完好无损的古抄本。那么,许多的古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莎草纸作为载体,在希腊或罗马的气候条件下,几十年就会霉变、粘连、变质、废弃,这在今天不过是人人知道的常识。

  欧洲首家开放的图书馆(美第奇图书馆)馆藏手稿来历之一

  在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一位人物是尼克洛?尼克利,成为年轻的柯西莫•德•美第奇叔伯般的朋友。尼克利比柯西莫大25岁,他在整个欧洲搜寻古代手稿,尼克利养成了在他的图书室里制作许多罕见的手稿副本的习惯。他不能得到的那些手稿,会被他借来,以便抄写里面的内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这种非独创的行为,让尼克利留下了最有独创性和持久性的影响:很明显,他抄写手稿形成的独特的向前倾斜的手写体,在他死后,最终被意大利第一台打印机采纳---成为著名的斜体字。

  1437年在尼克利去世时,他把他的八百份手稿藏书赠给了柯西莫。四百份尼克利收藏的手稿,将成为美第奇图书馆的精髓,图书馆是柯西莫在1444年最后搬进在拉尔大街的美第奇宫时建筑的。

  与此同时,柯西莫通过自己的收集,使手稿数量增加,并成为欧洲首家全面公开的图书馆。[ 参看[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中译本第67-69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原来,主要的手稿炮制者之一就是这位尼克洛•尼克利。

  柯西莫•美第奇雇用抄写员制作“抄本”

  “有一阶段,他雇用了四十五个抄写员,两年间,他们制造出了超过两百本的手稿。柯西莫会把尼克利余下的手稿与他私人收集的手稿,展出于威尼斯的圣乔吉奥?马吉奥罗修道院建的图书馆里。”[ [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中译本第69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当柯西莫•美第奇急于为他心爱的团体,费埃苏来山麓的巴底亚修道院,建立一个藏书室,他派人去请维斯帕西雅诺来,维斯帕西雅诺劝他放弃一切买书的想法,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书是不容易买到的,所以不如利用抄书手。所以柯西莫和他商定一天付给他若干钱,由维斯帕西雅诺雇用四十五名抄书手,在二十二个月之内交付了二百册图书。要抄写的著作的目录由尼古拉五世亲笔写出送给柯西莫。教会传道书籍和教堂合唱用书自然在这个目录中占主要地位。

  抄写的字迹是前一世纪已经开始使用的美丽的近代意大利字体,它使那个时代的书籍看起来非常美观。教皇尼古拉五世、波吉奥、吉安诺佐?曼内蒂、尼科洛·尼科利和其它有名的学者,他们自己都写一手好字,并且希望看到好字,也不能容忍其他恶劣的字迹。那些附带的装饰,即使其中没有精细画,也是饶有风趣的;这特别可以从洛伦佐的手秒本中看到,这些抄本在字行的开始和结尾都有浅淡而美丽的花体字。”[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209-21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第1版]

  美第奇图书馆馆藏手稿来历之二

  “在尼克利雇来为他在欧洲各处收集手稿的代理人中,最成功的代理人是波格吉奥?布雷奇奥里尼,尽管他具有探求知识的高尚情操,但他仍然会采取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当他在满是灰尘的修道院地下室里偶然发现不熟悉的密窖时,他也不惜借助披风里面的秘密口袋。

  没有人是真正的智者,在意大利背后,知识运动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寻得者相应得到了过分慷慨的酬金。……

  在布雷奇奥里尼的发现中,有整个一窖被遗忘的古代手稿,这是在瑞士圣盖伦修道院塔楼的土牢里发现的。他最著名的发现是在1417年的时候,那是由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卢克莱修所著的《物性论》的全部手稿,自古罗马帝国灭亡,这部手稿就已经遗失,是通过其他著作简短的引文才被广泛知道的。……

  在佛罗伦萨,布雷奇奥里尼把卢克莱修的这个手稿交给了尼克利,在那里,尼克利用他一丝不苟的斜体手迹,抄了一份副本---非常幸运,自从布雷奇奥里尼找到的手稿丢失后,我们知道的有关它的所有内容都出自尼克利的手抄本。

  这一年,伴随着这个奇迹的发现,布奇奥里尼去了英国,长达四年,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可是,非常令人失望,由于潮湿气候的影响,已经找到的那么多的手稿已经发霉而无法阅读。

  在他返回意大利时,他很高兴能再次加入为教皇的服务工作,这为他提供了继续搜寻手稿和创造自己的作品的条件。

  柯西莫雇用了安柯那的西里亚斯,一个有名的古董商。……柯西莫派西里亚斯去君士坦丁堡、圣地(指巴勒斯坦)和埃及进行贸易考察,在这期间,还要求他寻找手稿。

  就像爱德华?吉本描述的那样:‘他的财富都献给了为人类的服务事业;他立即与开罗和伦敦通信;一批印第安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在同一艘船上运输。’”[ [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中译本第70-72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上述美第奇图书馆是典型的炮制古代手稿的窝点,在短时间内制造了大批古代手稿,是后世所见所谓“古希腊文献”的主要来源之一。

  另外一个古代手稿炮制中心是十六世纪的巴黎,作俑者是耶稣会士的学术团体。“耶稣会士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他们的中心是克勒芒协会,该协会搜集了大量的手稿藏书,尤其是来自麦茨及附近的修道院,来自兰斯甚至科比尔(科比尔的全部图书已交给本笃派的热曼修道院)。有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耶稣会士从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刚刚出现于法国,那么他们的这些古老的手稿是从哪里得到的。……依帕佩勃罗什看来,从七世纪算起,没有任何一个文献原本得以保存下来。他推测说,文献愈是接近古代,就愈有根据认为它是伪造的。”[ 参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157-15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十九世纪晚期学者造伪的范例:《雅典政制》神秘现身

  话说历史到了1891年,突然大英博物馆出版了一本纸草书摹本,说是在埃及发现的,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英国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对它进行了编辑,这就是《雅典政制》的初版。

  据说亚里士多德曾对158个希腊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雅典的政体,这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政体。“全部纸草书的摹本于1891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7页及注,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我们知道,基于纸草书的特性以及气候条件,纸草书非常难以保存,现存的古代莎草纸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一些残卷。这回倒应景,需要什么“发现”什么,而且是完整的“古希腊著作”,正好还是“欧洲中心论者”们最想得到的内容,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造伪嫌疑人: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的简历

  1863年1月,出生于伦敦

  先后就读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

  1883年毕业后,入牛津大学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

  1889年,成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

  1891年,27岁时发表《雅典政制》摹本,附有序言和注释

  1898年,晋升为写本部副部长

  1903年,凯尼恩公布为柏林皇家科学院修订的《雅典政制》版本

  1909-1931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

  1912年,被封为爵士

  1913年,担任古典学会会长

  1917年,兼任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1918年,兼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古代史教授

  1919年,兼任希腊学研究会会长

  1920年,凯尼恩的《雅典政制》最后版本在牛津发表

  1931年,退休

  1932年,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行了3场专题讲座,

  并将3场讲座内容结集为《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出版

  1950年,《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第2版(增订)出版

  1952年,去世、享年89岁

  (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一译“佛勒得里克·刻泥嗡”)

  《雅典政制》出现于1880年

  英译者拉克汉在其所作《雅典政制》英文版序言中说:

  “这些有关政制的论著,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书目中,据说有一百五十八部。……到了中世纪,这些论著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已经无存,直到五十年前为止,近代学者所见到的只有后来作家所作的许多引证和引文而已。

  但在1880年,在埃及沙漠中曾发现了两小页破损颇多的纸草,后来经学者鉴定,这两页纸草就是从所有政制论著中最重要的一部---《雅典政制》的抄本中来的。这两页纸草,现在存于柏林博物馆。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是公元四世纪的东西。”[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发现”《雅典政制》全本

  “十年之后,图书馆管理人刻泥嗡(F.G. 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馆从埃及得到的纸草卷中认出有四页是几乎包括全文的抄本。这几页纸草两面都写着字。正面是埃及赫尔摩波利斯城(Hermopolis)附近一个庄园管理人狄底穆斯(Didymus)当味斯琶西阿努斯(Vespasianus)第十年和第十一年,即公元78和79年,为他的主人厄辟马库斯(Epimachus)保存的一些收支帐目。背面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它没有开头部分,因而此书的第一页是空白的,这说明它是从业已破损的该文抄本转抄来的;最后一卷是十分破碎的断片。论文的各部分是由不同的人手抄写的,一共有四人;据说,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l00年左右。”[ 同上第2页]

  经过近1800年的“莎草片”文献可以完全释读绝无可能

  1890年凯尼恩“发现”《雅典政制》全本,“由字体可以看出,抄本的年代当在公元l00年左右”,就是说这份“莎草片”文献已经有1790年的历史了。

  这可能吗?完全不可能。我们知道“纸寿千年”的常识,中国纸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文字载体,按照质地最好的中国纸来说,也不过保持千余年而已,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的“莎草片”呢!

  更有甚者,该“莎草片”两面都写着字,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是写在“背面”!

  这位当时大约27岁图书管理员凯尼恩,居然在近1800年“莎草片”的背面完全释读出属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古代方言的拼音的含义,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不过,太神奇了的话,就不免露出马脚。

  这位《雅典政制》炮制者弗雷德里克·凯尼恩,凭借这项成绩,后来担任了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1909年)以及古典学会会长(1913年)、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1919年)。

  细节上《雅典政制》存在问题举隅

  《雅典政制》作者“自以为曾批判应用他所引用的作品(VI., XVIII.4, XXVIII.);可是他自己所用的年代和在细节上的正确性却已经被人反驳,例如关于珀西斯特剌图斯的时代,关于塞密斯托克利斯在公元前462年 之出现于雅典(XXV.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雅典政制》所述政治体制纯属乌托

  从“莎草片”《雅典政制》内容来看,里面充满了现代的概念。

  如:宪法制度、公民权利(第8页)、政党政治(第18页)、民主宪法、陪审法庭(第13页)、民主政治(第24页)、氏族和胞族(第29页)、五百人议会(第30 页)、人民领袖、人民群众(第35页)、弓箭手、骑士(第33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第36页)、爱国公仆、守法公民、为国效劳、公民义务(第38页)、决议案、修正案、公共安全、委员、主席、动议、付诸表决、违法法案、申诉、传讯、程序(第39页)、五千人集团(第40页)、抽签选举(第41页)、会计检查、司令官、骑兵司令(第42页)、宪法权利(第48页)、公有财产、大赦、法庭答辩(第49页)、人民执掌政府、宪法改革、公平合理(第51页)、公民权、公民在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簿中登记(第52页)、上诉(第56页)、最高权力、民众会、主席团(第57页)、注销、拍卖(第58页)、市场监督(第61页)、主席团书记、列席(第65页)、法定年龄(第68页)、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第69页)、故意杀人、非故意杀人(第70页)、提起公诉、不法程序弹劾(第71页)、投票否决(第72页)、信任投票(第73页)、投票箱(第76页)、“人民大众的权力一直在增长,人民使自己成了一切的主人。”(第52页)等等,俯拾即是。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雅典政制》的造伪者,将雅典民主制度推向了极端,设计出了需要每天开会的“议事会”,“议事会实际上除假日外每日开会。”更有甚者,为了限制权力,选举出来的总主席需要一天一换,“主席团有一个总主席,由抽签选出:他任期一日一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职。”[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第54-5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雅典政制》的消息来源于另一部伪书

  “《雅典政制》在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译本“英译者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8月第1版2010年11月6刷]

  而《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是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一部伪书。简单来说,第一,《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来历不明,第二,《尼科马库斯伦理学》抄袭《中庸》等中国文献的内容,一望可知。[ 参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库斯伦理学》中译本相关内容,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

  5.亚里士多德名下大量著作的真伪

  被翻译成中文的这300万字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其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名下作品的一小部分。苏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说:“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丰富的著述遗产,他的论著浩繁(其数目难以确定,约为四百种到一千种)。”[ 见[苏联]伯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

  据说十三世纪培根见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仅希腊文《博物志》就有50卷之多。“罗杰?培根(约1214-1294)主张读亚里士多德应直接看原文,并郑重宣布他曾见过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五十卷本的《博物志》,即普林尼所提到过的那部。”[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三版中译本第1卷下册第5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依公元2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就有164种400余卷,共计445270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47种。1831年,柏林科学院授命伊曼努尔?贝克尔(It-manuelBakker)编辑《亚里士多德全集》,历经40年,到1870年完成,是为《亚里士多德全集》贝克尔标准本。90年后,又有奥托?吉冈(OttoGigon)的新版《亚里士多德全集》,是书在贝克尔标准本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最近几十年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残篇,尤其是《雅典政制》一书。汉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即依据Bakker-Gigon古希腊原文标准本编译而成,它完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页码编排,按学科门类依次分为10卷。

  《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版前言等所列亚氏著作目录

  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繁多,仅依公元2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就有164种400余卷,共计445270行、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47种。

  “罗德岛的安德罗尼科(活动期间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在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1版做准备,安德罗尼科的这一版是奠基性的,所有其它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它那里衍生出来的。”[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5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按照《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版前言所引2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名哲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说法的比例,亚里士多德著作字数当在一千万字以上。如果按照苏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的说法,其著作在一千种的话,按照上述比例其字数当在六千万字以上,即使那样还未必包含罗杰?培根曾见过希腊文的亚里士多德五十卷本的《博物志》。

  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可信吗?

  21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不相信

  “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 [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17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20世纪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乔治?萨顿不相信

  “这些著作是可信的吗?这个问题比它初看上去更复杂一些,……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创作者---每一篇是由谁写的,那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写的大概很少。”[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7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核心人物黑格尔不敢说自己相信

  “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运,从传说看来,似乎我们实在不可能或者极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损坏的著作,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怀疑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还应该很惊奇,看到它们还很像现在这样流传到我们。”[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2卷第278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

  连作为西方中心论祖师爷的黑格尔也认为传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不靠谱。然而,实际上使用起来、还是硬着头皮按照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真的来做判定。

  17世纪来自炮制古代手稿大本营---教会内部的爆料

  十七世纪时,天主教的老教派本笃派与耶稣会发生争论,互相揭发造伪的情况。如:“耶稣会士阿尔杜昂(1646-1709)在著作中研究古代作家报道真实性的问题,他得出一个反常的结论,宣布一切古代的传统都是伪造的,在古希腊的作家中,只有荷马和希罗多德是可信的。……阿尔杜昂断言,这一切都是本笃派修士为夸耀自己的修士团而炮制出来的。宗教会议文件像教父们的著作一样,纯粹是伪造的文件……”[ 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16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

  “饱学的耶稣会徒哈杜因甚至认为古代世界的历史是13世纪的修道士编造出来的,他们是修昔底德、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的真正作者。”[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上册第86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有谁在相信?

  被全盘西化了的中国学者们坚信,因为西学已经变成了自己崇拜的对象。

  谁在坚持?

  美国教育部:出于国家利益,美国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对于文艺复兴源于古希腊说七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西欧中心论者及

  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承全盘西化的余绪,迷信西学,对“古希腊”这一传统顶礼膜拜,成了僵化的意识形态。

  谁不再坚持?

  一些20世纪以后的有良知的西方著作逐渐开始不同程度地放弃“古希腊”这一传统,已经开始或多或少(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不再把“古希腊”作为西方历史的源头。

  随手举几个例子,如:

  《欧洲史》(欧洲历史教科书,由法国德尼兹?加亚尔等14位欧洲作者1993年合著)

  《牛津欧洲史》(〔美〕罗宾?W温克、〔美〕L.P.汪德尔)

  《欧洲思想史》([奥]弗里德里希?希尔)等等。

  西方意识形态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巨大进展,当时欧洲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来到美国,并且毕生致力于「文艺复兴」领域。在研究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并发现了导致世界主义产生的“世俗主义”的发端和他们正在自己的世界中千方百计地寻找的学术宽容。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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