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云，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9月上
本文首次公开林彪专机坠毁的最新研究成果
感谢朝伦·达西达瓦教授和沈庆沂、孙一先老师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三百册。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读后虽然不像我们期待那样，却也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一、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第二边防哨兵乌森拜和通信中尉满德勒，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标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该县的贡嘎和达木丁苏伦，蒙赫汗县的帕格玛，以及乌勒巴音县的姜巴勒等四位公民发现了这架大飞机。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警卫杜勒吉德玛、索苏尔、鲁布桑巴勒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2时25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到该矿出差的人民革命党监委工作人员林钦，矿党委主席敦德格，省委工作人员沙格达尔苏伦等人。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9月14日这一天，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二、苏联人还拿走了“林彪手令”和航图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他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但他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回忆：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rident-IE(三叉戟IE)，据此他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他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
沈庆沂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讲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林立果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看来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看到，在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搜集起来的，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篮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这张航图应该是有的，因为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
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齐，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手枪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三、坠毁飞机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六支枪（作者注：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没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没有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此表确定蒙古政府官员到达的时间），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四、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说，油本应该是本飞机的，加油63492升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左右的油。至于飞行登记本，是飞行员个人的，与飞机无关，因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
四架三叉戟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给256三叉戟换上。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维修。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直到1971年9月6日，林彪专机才最后改装完毕。
九一三事件后派到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说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三叉戟1E型，机毁人亡。
五、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飞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他们开始只拍照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他爬远了，后来才发现。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飞机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中方对蒙方提出提供飞机乘客的名单的要求，没有给予正式答复，保持缄默。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原因和人员死亡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迫降也不可能，看不出是迫降，不是迫降！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各种看法、猜测，确定坠机原因比较难。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如果蒙古人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
至于飞行目的，与会者更是种种猜测。他们认为，这架飞机像是为了发现雷达兵、侦察航线。至于是训练性质还是纯侦察，搞不清楚。有人认为这次飞行仅仅是侦察目的，因为发现飞机上有只有军用飞机才有的秘密航图。飞机里有九个人，还有个女的？这太让人惊讶了，必须再核查。
克里夫达说：飞机里的灭火器、氧气瓶，这类东西要好好调查一下。飞机里的物品不要还给中方，保存在这里。可以把飞机残骸、枪支等物品办一个小型展览会。现场还要再去一下，作进一步详尽调查。起重设备，人力运输器械，可从苏军驻蒙古的建筑部队得到帮助，我们也准备帮助。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查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为了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1994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的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右肺有钙化点。
六、林彪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了驾驶错误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
朝伦·达西达瓦简介：1949年1月28日生于乌兰巴托，1971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副博士(PH.D)，2002年获博士学位(SC.D)、教授。1971年至1986年在蒙古国历史研究所工作。1987年至1993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1998年至2003年任蒙古艺术学院教务处主任。现任蒙古国历史研究所所长。从事史学研究多年，出版8本历史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其中《蒙古国红色史》被评为2004年蒙古国科学优秀作品。
沈庆沂，1937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的四人之一。1959年赴蒙古学习、工作近27年，四进四出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