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月分兵”要澄清的两个问题

 谈华东解放战争的“七月分兵”

作者：张延忠

【提要】

"7月分兵"正确的提法是"外线出击"，这是指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孟良崮战役之后,华东战场发生的一次战略转变。

在此转变后，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由山东内线战场，转变为山东内线，鲁西南，冀鲁豫及苏北三块，华东野军分为西兵团，东兵团，苏北兵团三个相对独立的野战兵团。

实际上，用"7月分兵"的提法来表述这一伟大战略战略转变是不恰当的。    

解放战争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华东解放战争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年7月华东野战军的外线出击，作为华东解放战争这一历史时期中一步伟大的战略转变，本不应有什么分歧意见。但因"外线出击"后初期有几个仗打的不理想。当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华野主要领导，对仗未打好的原因,有认识分歧，兵团指挥员中也有些不同意见，这本是正常的。  

但近些年来，有人利用这些正常的意见分岐，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似乎是由于外线出击战略的错误造成失利，甚至有否定外线出击的正确性的倾向。

这些不同声音本来也无足轻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军事文集»的编者，在对1947年7月2日毛主席致电陈粟谭的一篇电文"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的注释（1）中，竟然也这样写道：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十三万人，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为配合这一行动，并最后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华东野战军在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立即分两路向则后出击" 造成不良后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130页）  

这个注释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是非常错误的误读和误导。因此，有必要认真辨析一下。

 据该注释说，1947年华野的外线出击即所谓七月分兵，是由于：

1.为配合（刘邓）的南征（出击大别山）行动 ，

2.华东野战军在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决定立即分两路向则后出击。 

这两条说法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正文】关于“七月分兵”要澄清的两个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外线出击，是1947年7月孟良崮战役之后，发生的一次战略转变。在此转变后，以山东内线为主要战场的华东野战军，分为西兵团、东兵团、苏北兵团三个相对独立的野战兵团；分别以山东内线、鲁西南、冀鲁豫及苏北为战场。用"七月分兵"来表述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是不正确的。"分兵"是华东野战军1947年6月28日提出来的战役计划。毛泽东主席于1947年6月29日为答复华东野战军6月28日的分兵计划，提出来“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这一方针应简称"外线出击"。 

  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胜利，对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本不应有什么分歧意见，但因“外线出击”之初，有几个仗打的不理想，当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华野主要领导，对仗未打好的原因，有认识分歧，兵团指挥员也有些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

   但近些年来，有人利用这些正常的意见分岐，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甚至有否定外线出击的正确性的倾向。尤其是有《毛泽东军事文集》的编者，在7月2日毛主席致电陈粟谭“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电报注释（1）中写道：“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十三万人，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为配合这一行动，并最后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立即分两路向侧后出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130页）这一注释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

  我的问题是：

不知该注释中所述：“为配合（刘邓）这一行动”和“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决定立即分两路向侧后出击。”两条的依据是什么？

为澄清这两个问题，我对此做如下分析。

1.从集中兵力内线作战到分兵，到外线出击的战略转变

   5月20日中央军委、毛主席电报指示：“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但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却在该指示40天之后的6月29日发出了：“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的指示。

  孟良崮战役后，中央总的战略意图是山东战场再在内线消灭敌人两个师，则全局转入全面战略反攻。在情况许可下，中央军委希望华野6月上旬和下旬各作战一次。

   6月3日华野向中央军委提交消灭五军75师，85师7个旅的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完全同意“6月中旬作战以全歼敌7个旅为目标”指出此战胜利，全局必起变化。

  1947年6月19日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电报，说“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向，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军事文集第四卷112页）敌9个整编师24个整编旅将向鲁中地区进攻。 

  故中央军委于6月22日发出“不要打无把握之仗”的电报，答复陈粟谭6月19日电报请示。指示说，刘邓月底出击不变。“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健。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军委二十二日十五时”

 6月23日华野提出攻打桂系的计划，中央军委6月24日同意，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你门决心围攻桂系，争取打援，计划甚好。惟如蒋系不援或增援甚缓时，你门须有决心将桂系歼灭，方能打开局面。”

但6月25日国民党开始向鲁中山区发起高密度进攻。因此华野28日改变进攻桂系计划，向中央军委提出分兵一个纵队进攻费县，主力待机。

从5月18日至6月30日华野均在休整待机中。没有完成消灭敌人两个师的目标，因此全局也没有起变化。

那么采取目前的战略方针今后是否有捕捉战机的把握?毛主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

他6月29日以“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的电报答复陈粟谭6月28日的报告，该电报明确指出:“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由此可知，华野6月28日提出的分兵两个纵队，是对应敌人6月25日开始的、高密度进攻的战役计划中的一项战役部署。毛主席在29日电报中没有直接指出华野这一战役部署不解决问题，而是正面电示华野分路出击敌远后方。

无论是中央苏区五次围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自己的经验，当敌正面密集绝对集中兵力时，只做战术上的小规模分兵敌后诱敌回头，而不做战略上的改变是不能起作用的。譬如，五次围剿时，只方志敏一个10军的北上诱敌，不起作用; 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华野几次分兵西线敌后，诱敌回头，都未奏效,但采取毛主席指示的，华野全线东撤部署，诱使敌人分兵，则捕捉到歼灭74师的战机。

6月28日华野提出的分兵2个纵队的战役计划，企图诱敌回援西线，同样也不可能奏效。敌人不是白痴。毛主席6月29日的电报，是对整个战场的战略变化的指导方针，而非战役计划。  

《粟裕战争回忆录》是这样写的：“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六纵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四纵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二十九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我们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因此可以确切的知道，粟裕很清楚这是一个战略的转变,不是战役的三路分兵，而是兵分三路，向敌远后方外线出击。因《粟裕战争回忆录》不是粟裕自己执笔写的，因而把这一毛主席已经表述清楚的战略方针，歪曲为了“七月分兵”。这一歪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

还要指出的是，这段文字似乎有这样的含义，华野采取的战役部署将要成功之时，中央军委6月29日的指示干扰了华野的战役行动。但事实是从5月20日直至7月18日南麻战役之前，华野自己提出的，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战役计划无一实施。

2.华野与刘邓的战略配合到战役配合

  毛主席电报在5月20日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

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不是山东战场不与刘邓做战役配合，则刘邓不能出击。是刘邓的出击是为了帮助山东战场。  

  刘邓的外线作战的战役行动，是早已确定的。中央军在6月3日同意刘邓将渡河时间推迟至6月底。6月1日中央军委明确电示陈粟谭，华野只与刘邓做战略配合不做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从1947年6月19日至6月29日中央军委与华东野战军来往电报，可以清楚的了解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战役行动，没有与刘邓战役行动相关的意图及指示。

《毛泽东军事文集》的这条注释与《粟裕年谱》(249页）的内容是相呼应的：

“6月30日与陈毅、谭震林决定立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兵分三路的指示，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两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经莱芜向鲁西挺进，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第一、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待机出击，以配合刘邓军行动。”而查《毛泽东军事文选》（四卷120页）6月30日华东野战军电报为“ (3)指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由叶飞、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一、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我查到的6月30日陈粟谭的这份电报，与《粟裕年谱》表述的不同，我查到的，在“主力待机出击”之后是“句号”，而非“豆号”，也没有之后的“配合刘邓行动”一句。

陈粟谭6月30日电报仅是华野本身下一步的战役设想，此处“出击”是指华野的内线出击，与刘邓行动并无战役联系。

由于战略方针的转变，因此6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的“目前阶段陈粟谭军与刘邓军只作战略配合”的指示，当然也要变化。华野表示坚决执行7月2日毛主席给陈粟谭“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的指示。这已经是适应新的战略方针的新的战役计划。

3.华东野战军是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分两路向侧后出击的吗？

  战争都是突发性的。任何作战是否有准备，取决领导和战役指挥员的预见性。

 毛主席不仅在战略指导上有预见性，而且在每一个战役指导中都有充分的预见性，都清晰地指出胜利、失利的结果和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提出有无准备，那是要很好检讨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6月29日“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的战略改变，是对华野不能实现消灭敌两个师战役目标、而实现战略反攻目标的预见性处置。

为使这一战略转变更符合实际情况，为使华野指战员能接受并适应这一战略转变，毛主席在6月29日的电报末尾询问“你们意见如何，望告。”陈粟谭当时并未提出不同意见、困难或新的计划。那么注释者根据什么说“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发出6月29日方针的指示后，毛主席亲自写的发给华野的指示，达数十份，这些电报不仅有战略层面上的指示，而且有具体的行动指示。整个战役发展进程，都是在毛主席准确的预见之内。例如7月2日毛主席电报陈粟谭“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的战役指示中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 真是料事如神啊！

   华野在10天内犹豫不决，直7月10日仍怀疑蒋方将改变部署。午时陈粟谭致中央军委并刘邓电判断，“蒋仍决心维持东攻西守政策”。（如仍取东攻西守，那对刘邓将是极为有利的）

    11日中央军委回电指示陈粟：“陈唐宜以迅雷手段，歼灭72师残部，20师及吴化文部，方于大局有利。上述任务完成后，即过湖西与刘邓会合作战。若不能于此时消灭敌人，而后可能发生困难。”（是指华野将得不到刘邓的直接呼应，而发生困难）

  7月12日华野又犹豫。而7月13日9时饶黎陈粟谭电中央军委、刘邓报告山东国民党军动向，判断“蒋顽全军东进决心已动摇，有大部西援之绝大可能”。

   果不其然，毛主席于7月2日预计的“7日至10日蒋军必有变化”成为现实。而毛主席指出的“若不能于此时消灭敌人，而后可能发生困难”也成为现实。

  华野半个月的犹豫不决，使他们在半个月内提出过打桂系、6月28日的分兵、到主力西进陇海路作战、攻打莱芜5军等多个战役方案。对每一个战役方案，毛主席都给以具体指导，指示利弊，指示胜利和失利时的处置。但内线未实现其中一次作战，外线也未能达预期战役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对刘邓战役层面上的配合，而且造成局部困难。以后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遇到南麻临朐失利，1、4纵被围困鲁西南等重重困难。

在短短一个月中，华野数次失误。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充分理解，耐心听取意见，给以鼓励，正面加以指导。在此期间仅给华野两次比较严厉的言词。一次是7月14日“你们近日对陈唐指示变化太多。陈唐主力仍宜迅速打下泗曲，以十纵攻取宁阳、汶上、济宁，对十二军暂置不理，否则将丧失时机，一事无成。” 

  一次是南麻之后说东里店对黄伯韬一役未打，甚为可惜。

  在毛主席这样的英明统帅指挥下作战，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以“七月分兵”错误地表述“外线出击”这一战略方针、以错误的注释和《粟裕年谱》所做的似不经意间的一个标点符号和添加的一句“配合刘邓行动”，篡改了一段历史，形成了“华野匆忙分兵是为了配合刘邓外线出击”的错误认识。并且给人造成了“七月分兵”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做出的仓促的战役行动的影响。推而广之“分兵”之后的一系列失利，乃至南麻临朐的失利也是因为兵力不集中造成的。

因此有必要对“七月分兵”是如何提出的和文中所提的错误注释，加以分析和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