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思源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1908年12月24日（光绪34年12月初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其父摄政王载沣的摄护下哭哭闹闹登基，刚满3岁便做了清皇朝入关后第十位皇帝，改元宣统。宣统年号的意思是要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使清王朝得以万世一系，长治久安。但这只是梦想了。进入20世纪，要求改革和鼓吹革命的声音已经不可遏止，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维持。1912年2月12日（宣统3年12月25日），才6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演出了清王朝的落幕，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冯派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带领20人的手枪队进宫，限溥仪在3小时内全部搬出紫禁城。溥仪一行丧魂落魄地被国民军赶出宫后，暂住后海载沣醇王府。12月10日，溥仪逃入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由日本使馆策划和护送，秘密转移天津张园。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2月末，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的所谓“全满洲会议”上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3月8日沐猴而冠，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退位，16日被苏军俘获，送往苏联。先后被囚苏联赤塔、伯力监狱。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本文拟依据若干当事人撰写的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对溥仪被苏军俘虏经过及中苏两国政府交接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俘始末，向读者作出介绍。
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末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向溥仪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伪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危言胁从：“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的杀害！”经溥仪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宽限。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绕道吉林至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凄凄惶惶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伪满洲国结束了它的生命。据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皇朝确实灭亡了。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嶦、毓嵒、毓嵣，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临行时溥仪对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安抚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运将是怎样的呢。慌乱中溥仪一行随即乘火车到通化县转乘飞机去沈阳。16日上午11时，溥仪、溥杰和吉冈等所坐的飞机先抵沈阳机场。就在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毓赡等人所坐的另一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传来一阵震耳飞机声，但是着陆的却是苏联飞机。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等待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军不期而俘。
过去的许多文章书著对溥仪的被俘大多语焉不详，没有深涉。这事甚至连身临其境的溥仪的随侍李国雄也都颇存猜疑，在他口述的《伴驾生涯》一书中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1945—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苏联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在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关于俘虏溥仪的经过。1945年8月20日他到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说：
“我把皇帝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运到了赤塔。”“我们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以上陈述，表明溥仪一行是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转机时被刚降落的苏军恰巧碰上而被俘虏的，并不是像有些文章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要是依有预谋的说法，苏军则会严密监控机场，而决不会出现溥仪已在机场候机，苏军飞机才降落，经详细询问才知道谁是溥仪这等事的。
《溥杰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并曾说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后，在溥仪的要求下，苏军把死缠溥仪11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同溥仪一行分开了。
在通辽机场，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皇帝”，围拢过来看，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模样的打趣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不止。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赤塔。
溥仪的偶然被苏军俘虏，对苏联来说是它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可以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其所希冀的重要作用。
对溥仪来说，被苏军俘虏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的日本将会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国，落入国民政府手中。溥仪很可能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
二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押送溥仪一行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溥仪等人刚感到已获生路，很意外的是听到车外传来一声中国话：“要解手的，可以下车！”不觉一惊，以为最坏的情况出现，要在这里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政府了。下车一看，原来讲中国话的是一个苏联少尉，虚惊了。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他们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了虽觉刺耳，但仍为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初审交待问题，一个月后被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丰盛俄餐，还供应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侍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不测命运。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又看到让他揭发日本帝国的罪行，于是他认为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便生出一个想在苏联偷生、逃避祖国人民惩罚的幻想：苏联和英美是盟邦，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着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其中写道：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惟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出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
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正是中国人民革命以巨大的节节胜利告示世界的时候，怀着更加急不可耐心态的溥仪便直接向斯大林大写出“申请书”，其中说：“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谢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我在满州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一九四五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举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以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溥仪的这两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能为他向上说好话，溥仪还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榨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次故意对他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等。吓得溥仪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
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在先后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作书面报告。他在1947年12月的报告中称：
“被拘留的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关押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内务部第45号特别看守所内，现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在苏联生活。”“连同溥仪向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信，还送来了溥仪的侄儿的请求信，要求留在苏联，”“以求有可能研究最新科学成就和溥仪一道工作。”
在1949年9月9日送呈溥仪1949年7月29日请求信译文的报告中又称：
“溥仪请求允许他在苏联永久居住，他希望在这里‘像苏联人一样，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而工作。’现向您报告请定夺。”
1949年9月20日的报告中再次称：
“溥仪在他的请求信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很好和将中国人民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他解释他的动机是渴望为苏联以后的发展而工作、劳动。”
1946年国内报刊上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引渡溥仪的说法，发过消息。3月28日《中央日报》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报道说：“宣传部长吴国桢今日声称，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或问华方拟如何处置溥仪，吴部长笑称：‘我人自有计划’。一般人士均认溥仪将以战犯资格受审问。中苏双方经长久谈判后，始商妥引渡溥仪。”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询问国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以试探国民政府对溥仪的态度，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
1946年8月，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八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溥仪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作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无疑，溥仪在为自己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对于这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我交涉引渡溥仪》的报道：（本报南京27日急电）伪满洲皇帝于东京作证后是否解归我国，抑仍由苏押回？司法行政部谢部长今告本报记者，已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浚，就近交涉引渡。
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作可否。当时有位西方远东问题专题学者就此撰述专论，猜测苏联拒绝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是准备将来把溥仪送回东北，利用他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1）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上述在押中国人的情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国当局是否感兴趣；
（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后，按所附名单将58名在押中国人连同属于他们的财宝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
1950年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Ａ·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于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1950年7月6日，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Ａ·葛罗米柯在联名向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它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时间为8月1日。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
三
对于苏联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一决定，在伪满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大多数伪满战俘感到高兴，这是他们所企盼的，他们希望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曾于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达了要求回国的迫切愿望。他们在函中写道：“我们读到了您于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电报中您划清了有罪和无罪的界线，指出了应走的道路，给予我们彻底自新的机会。”“我张景惠和其他人，虽然置身祖国疆土之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而兴高采烈。如果容许我们回到祖国并保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发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所以他们为能引渡回国而高兴不已。
但是，引渡回国这一消息对溥仪来说如上刑场。他惶恐不安，求助于占卜算卦问吉凶。1959年10月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的发言中也详述过以往的这一心态：“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共产党还能不严厉处置我？在报纸上，看到土改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就这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中，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1950年7月30日溥仪一行从伯力登上归国之程。苏方把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一位大尉还好心开导他说：“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可是溥仪总觉得这些话是诓他的。溥仪一直不吃不喝，坐卧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难以抹去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个美国律师对着他大声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溥杰也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引渡回国的列车的。他在《溥杰自传》中记载了当时心情：“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
中方对这次接收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一处执行科田羽，率石平、李季和杨永祝等人配合接收，并负责解送战犯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中国医大附属医院选派医生、护士各一名及公安部队抽调若干看押武装人员随行。
8月1日晨，载着伪满战俘的专列到达绥芬河市对面的伏罗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为保证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决定由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通道。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经通道走过，登上中方车厢。
这次接收的伪满战俘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此外，还有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当即在双方代表监视下，由苏方保管该财物的两名军官移交，中方由田羽、石平接收。按清单点交完毕，编成号码，用火漆加封，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
交接完毕，中苏双方签署了移交书。移交书着重指出：苏方由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上尉阿斯尼斯交出58名伪满战俘及其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中方由中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陆曦负责全部接收。
中苏双方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0年8月2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书面报告了移交情况：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这位代表移交了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随员和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计58人以及属于他们的贵重财物。”“到达绥芬河车站后溥仪写下了如下内容的感谢信：‘在苏联居住期间，我受到苏联以及斯大林大元帅的关怀。现在当我离开苏联领土时，我衷心为给予我的好心对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我祝愿苏联人民世代繁荣，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溥仪等人得以引渡回国，是真正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他们最大的幸运。无论引渡回国的伪满战犯怀着哪种心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思想逐步转变，通过劳动、学习，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认清自己的罪恶，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溥仪也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通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溥仪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人’，这是我在开蒙课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