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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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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

【A】

1956年11月,张学良出于蒋介石的要求,开始撰写西安事变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后经蒋经国删改,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后以《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杂志上刊出,曾闹出过很大的风波。在这份带有“检讨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张学良称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误国害民”之事。  


一  

我张学良年方十一岁时,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证,素少庭训,又乏良师教诲,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有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啯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

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过于同情他人。不守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厌恶内战。

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争,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殆瘸,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

二  

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

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

到沪之后,本希翼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言(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秧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至,此一志愿未能达到。

三省剿匪副司令之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三  

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务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

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

当时良在峨眉,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再一寻思,陕匪刘子(志)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的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

良转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四  

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风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  

对外,乃系对内。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109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若,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己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军)走上“死路”一条。

  五  

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一)去北满必须经俄,其次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三)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德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

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份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

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有动于我心。

盖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

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关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

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要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

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忒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以往心中诸幻想。

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当为款待。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中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但)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沈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虑幻想,反躬思来,羞惭自恨而已。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

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据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

共匪遂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达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六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

(甲)有关刺激军队者:

(一)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二) 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

(乙)有关于良个人者:

(一)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

(二)双十节政府受(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有焉。

(三)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

(一) 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

(二) 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代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牡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刽(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讥)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七  

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109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情之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

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域拟向共产党之勾结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产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观,节省双方消耗。迄至自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

良誓言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也必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甚者,是蒋公数次招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行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  

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周本人属之。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

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当事变之后,自曾招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人民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演讲,皆曾有记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实证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

谋变事前并末同共党讨商。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

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八  

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

一、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

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

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为此?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岐见,亦为此点。

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己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己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

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  

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将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隶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辨。良在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之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  

九  

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

一、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二、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安能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懑(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不匆义,自用自专,义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所以,对敌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  

请准良说明引用两句成语之意义。盖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剿匪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意、对共匪确是怎么回事则殊欠研讨,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生你死找活、同仇敌慨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里多是如此。譬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痛恨?

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可,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

否则,在大陆时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须使人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

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论到研讨共产党之问题。共匪彼时乃是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渗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B​】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作者张学良,张之丙、张之宇,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8月版

西安事变的秘密

张学良:没有意思,牺牲很多的。那,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我跟你说,人家外头那谁骂我,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换句话,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赵一荻:没有意义,自己杀自己。

张学良:我这人,刚才你说的话,现在咱们随便扯着玩了,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

访问者:您也就是一个目标,不要打内战。

张学良:我不要打内战。

赵一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我恨透了内战,所以我父亲,当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了,我父亲出关,我就因为到河南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陇海路的一个站,我们到那地方,前头有红枪会,说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叫什么地方名字?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火车停在那儿,那个人,那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们弄那面包啊,我们都吃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饿的,就在地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想着我就很……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赵一荻:吃树皮。张学良:把树皮都吃没有了,我现在吃什么?所以我回来跟我父亲掉眼泪,我说谁造的?我回到火车上,我自个儿我就想这谁造的罪孽呀!什么人造的罪?不是我们吗?什么意思,打,打几天又和了,然后又打,这干什么?自己当兵的可以,拿你的这种钱去当兵。那老百姓,为什么?我就回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就听我的,我说何必呢?算了,打什么?有什么意思?抢什么?几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几天又翻脸了。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人很好,他心里也难过。我说这何必呢?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所求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对这事情他不,日本是愿意中国内战。

赵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穷。

张学良:所以我对内战恨透了。

访问者:您刚才说,对西安事变,您都认为您负责,这事情是您负责。假如说您没做那个,打到最后成什么程度?就说彼此打仗会打成什么样?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因为剿共啊。

访问者:假如不剿共,还打呀?继续再打。

张学良:那不知道了。

赵一荻:那谁敢说呀,那是假设的问题了。

张学良:我不干,还是剿共啊!

赵一荻:一直打,后来抗战完了不是还在打!

汪精卫无耻,蒋先生耍滑头

访问者:我有个问题。当时对您批评最厉害的是汪精卫,怪罪您不抵抗。您说当时是不是有人鼓动百姓说张将军不抵抗,再有汪精卫在政治上制造这么一个局势,是不是也有阴谋在里头?

张学良:我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不过我是拥护南京,我是帮蒋先生的,可以说是拥护蒋先生的。那时候反对蒋先生——政治上反对派,咱不用说是谁啦,反对蒋先生当然要打击我。甚至马君武开玩笑的诗都是由此而来的。打击我,主题还是打击他了。当然我是他帮手,明白?这是我的猜度了。我也不敢说。

访问者:汪精卫也可能别有用心?

张学良:汪精卫这个人,本来当年我对汪精卫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儿。后来我认为这个人无耻,不要脸。一个人无耻,他什么事都能做。像汪精卫这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访问者:您认为他是不是要找到日本的支持来帮助他打击别的人?

张学良:他是想叫我帮他,他这样子我当然不帮,不但不帮他而且打击他。

访问者:在这个情况之下汪精卫对您的评语,然后回去后他要求您辞职、出国,他希望鼓动起民众对您反面的印象,能够打击另外一个人。

张学良:这里面周折太多了。简单说是这样。汪精卫最火儿火的是这样。他到东北来,跟我讲:“现在山海关的问题了,你要抵抗一下。”我说:“政府是不是有准备?”他说:“你要不打,现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我说:“您是不是要我牺牲我的部下来维持你们的政治生命?”他点点头有这个意思。我说:“要是政府真有准备我就打,你既然这样你就下命令吧。”他当时带了一封蒋先生的信。蒋先生是政府军事首领,蒋先生下命令,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给我命令呀,那我就得打呀。他来和我商量,就是咱俩可以谈。你说不打不能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我做不到。我这下子把汪精卫得罪了。他说,“我来一趟和你说这事”,我说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从不做这个,而且还是为人家的政治生命,我更不做呀。汪先生说我既然来了这一趟你给我这么个大钉子,他回去辞职就为这事了。

访问者:当时有没有跟您吵?

张学良:不是吵,我不理他了,把他气死了。宋子文来了,我们晚上出去玩去,我不理他。他走我连送都没送。

访问者:那宋子文先生怎么说?

张学良:宋子文是陪他来的。他(指汪精卫)气死了。他说:“我一个行政院长这么大地位来跟你谈。”我说:“不能因为你行政院长来了我就把我部下牺牲多少维持你的政治生命。咱们有良心的人不做这个。你既然是政府的人,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当然就是有余地。你跟我商量,让我自动来主持这事,政府不负责任,我不走这路。”

访问者:他跟您说这话时,别的人有没有支持您的或者支持他的?

张学良:只有我们两个人谈话,没有别的人。

访问者:他带了蒋先生的信去的话,那是蒋先生和他商量过了?

张学良:你拿蒋先生信里。蒋先生信里说是你来和我商量,谈事。蒋先生是政府的军事首领,他下命令当然我就听。你来跟我谈,是咱俩谈,蒋先生让咱俩谈话,要是蒋先生信里说“你要这么办”,那又不同。要我谈就是要我听你的命令吗?既然要咱俩谈我就可以有意见。既然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这是咱俩的意见。如果你来了,你的话我就应该听,那就不必跟我谈,何不政府下命令呢?

访问者:他(指汪精卫)什么理由去跟蒋先生要这封信,想必是他说我去跟他(指张学良)谈有把握。

张学良:蒋先生,我判断,也在那儿耍滑头。这封信里,蒋先生就有意思是你自己斟酌这个事吧。不是我命令让你做的。他(指汪精卫)跟我说你服从政府命令,我说蒋先生他不是给我下的命令,他信里说得清清楚楚是您来跟我谈。你是政府行政院长,我跟他叫开了。我说:“你要一定这样,那你回去下命令。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把他问短了,我说:“你让我打一下,你认为我能打赢打不赢?要打不赢干什么?”他说维持政治生命,你再不打政治就“完了”。我说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政治生命啊?他意思是,你打一下,如果失败了,失败是你的事了,政府是打了,好有个交代。

访问者:那汪精卫也一定先得到了默契才去的吧?

张学良:蒋先生也耍滑头。我认为蒋先生是认为他跟我谈不拢的,否则蒋先生要不耍滑头他何必这么说呢?他可以硬一点说啊。蒋先生就是说我不负责任,至于你们俩谈出什么问题那是你们的事了。比如说打,那么政府拿东西来,拿钱来,那我们政府没下过这个命令。我问汪先生你们政府有准备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打一定失败。为什么失败还要打,为了政治生命,你不打政府、老百姓那儿没交代。那我就牺牲我的军队一部分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不做。汪先生说我不给他面子,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拿人家生命来维持面子,这个事情太大,我不干。他们说你部下拿你当圣人一样看,我对部下像我自己的手足一样。

访问者:您比如这个汪精卫,您那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

张学良:我当时就看出这个人没人格。我从前非常佩服他,后来他做了没人格的事。这个人,胡汉民说他的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他还没失败。我出国回来,到香港去见胡先生。胡汉民这个(人)非常好,很会说笑话,他说个小故事骂了两个人,一个是汪先生,一个是蒋先生。他说:“汪精卫当年在总理孙中山孙先生面前专办外交,办外交的人是不说真话的。汪精卫就是习惯了,跟谁也不说真话了。”他说:“我在总理面前是乱说话的,什么话都说,养成一个坏习惯,总理能饶恕我。现在我说出毛病来了。”这个话很有意思。

访问者:他有没有给您几句忠言,劝您别回来?

张学良:胡汉民这位老先生可以说是相当正直的。在政治上说话是不应该的,他等于是我长官一样。他只能说这种偏锋的话,你得看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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