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如何变成一种宗教信仰的？ 

2017-08-08 John Rapley Solaris沙龙

（转载来源：界面新闻；翻译：熊小平；原文来源：卫报）

图片来源：Maxian/Getty/iStockphoto/Guardian Design

尽管英国有自己的国教，现在却已经没多少人在意了。我们正遵循着一个强大得多的信仰，生活也绕着它打转：经济学。不妨这么想想吧。经济学有一套完备的学说，其道德准则赋予了拥护者们在世间被拯救的希望。这一意识体系如此令人信服，其拥护者们使得整个社会都开始遵循它的要求。它有自己的诺斯替教徒（译者注：诺斯替教，指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流行的许多神秘主义教派的统称）、神秘主义者和魔术师，他们用“衍生品”、“结构性投资工具”等咒语凭空变出钱来。并且，就像被它取而代之的原有宗教那样，经济学也有自己的先知、改革者和道德学家。最重要的是，它的高层权威会在面对不同观点时维护其正统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经济学家来取代我们早已摒弃的牧师角色：指导我们如何到达物质丰富、令人无限满足的应许之地。长期以来，他们似乎兑现了这一承诺，以其他宗教从未用过的方式获得了成功。我们的收入增长了数千倍，借助新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和娱乐手段让我们的财富不断喷涌。

这曾是我们的天堂，同时我们也为经济大师们提供了丰厚的酬谢，给了他们威望、财富和权力，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20世纪末正是经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西方经济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经济学的热潮似乎席卷了全球。当时，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秉承着相同的自由市场战略，大学生们也争相学习相关专业，经济学似乎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其他所有宗教教义无法达成的目标：将整个世界置于其信念之下。

但要说如果历史教给了我们什么东西，那便是，不论经济学家们何时确信自己已找到了无限和平和繁荣的圣杯，现行制度的结果都相差不大。1929年华尔街股灾前夜，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还建议人们积极购买股票；到了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表示永远都不会再爆发另一次经济大萧条，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完善了需求管理手段。

2008年经济危机也是一样。在那5年之前，即2003年1月4日，诺贝尔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向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一番庆祝胜利的主席致辞。他提醒同事说，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正是为了努力预防下一次这样反复的经济危机发生，他声称他和同事们以自己的方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本意上来说，宏观经济已经取得了成功，”他向听众们说道，“大萧条干预这项核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我们刚说服自己相信经济大师们终于打破了古老的诅咒，它便卷土重来让我们所有人头疼不已：骄者必败。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似乎收敛了，转而与犯下错误的人争论不休。不出所料，我们对“专家”的信任已经没有了。

狂妄自大从来都不是件多好的事情，在经济方面的狂妄则更加危险，因为经济学家们不仅会观察自然法则，他们还参与规则的制定。比如说，如果政府在经济学家的指导下，改变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其与人们行为自私这一假设达成一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人们真的会开始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会得到奖励，而其他的做法却会带来惩罚。如果你受到的教育让你相信贪婪是件好事，那你很可能就会依照这种法则去生活。

经济学中的狂妄自大，并不是来自经济学家们的道德败坏，而是来自错误的信念：他们的信仰是一门科学。经济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其实经济的运作历来更像是教会。回顾一下它的历史，我们便能意识到这一点。

小罗伯特·卢卡斯发表致辞的美国经济学会创立于1885年，经济学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将自己定义为明确的学科。在第一次会议上，学会创始人提议的宣言为：“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将大量社会问题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如果没有教会、国家和科学的共同努力，决不可能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到最近几十年，对市场的狂热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这种社会运动还是引起了争议。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亨利·卡特·亚当随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他在讲话中捍卫了激进分子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指责了实业家们为了将工人的注意力从剥削虐待上转移而煽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他不知道的是，纽约木材大王Henry Sage也是观众之一，他也是康奈尔大学的赞助人。演讲一结束，Sage便怒气冲冲地走进校长办公室，坚决表示：“这个人必须离开，他正在动摇我们社会的根基。”在亚当的终身教授职位被撤掉之后，他同意修正自己的意见。同时，美国经济学会的宣言最终稿删除了把自由放任经济学称为“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可靠”的描述。

‘经济的运作历来更像是教会……’从华尔街看到的纽约三一教堂。图片来源：Alamy Stock Photo

这一规范就这样定了下来，直到今天都还在沿用。强大的政治利益在制定经济原则方面发挥了作用，之后便通过学术界强制执行。从历史上来说，政治利益不仅包括富有的实业家，还有选民们。

一旦某条原则确立正统地位之后，它的遵守就和宗教教义保持其完整性的方式差不多：打压或只是避开异端教派。在《纯净和危险》一书中，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观察了文化禁忌如何发挥作用，来帮助人们在看似无序混乱的世界中建立秩序。传统经济学领域发挥的作用也没多大差异。小罗伯特·卢卡斯曾赞许地指出，到20世纪末期，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凯恩斯主义，以至于如果有人在研讨会中表达凯恩斯思想，“观众们就会开始互相低语并发出笑声”。这种反应也为经济学禁忌的遵守者们提了个醒：告诉年轻学者们，在决定教授职权的委员会听来，这种陈词滥调或许并不是多大件事。对秩序和连贯性的执着或许并不是这一方法带来的作用，而是遵守者们的坚持。针对各个学科共同人格特质的研究发现，经济学与工程学一样，都倾向于吸引那些对秩序有着异乎寻常执着和厌恶不明确性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经济学决心把自己打造成能够得出绝对真理的科学时，它却时常抛弃科学的方法。首先，它的依据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经济学家们想象出来的世界。就像其他任何宗教活动都会有其信经一样，经济学大师的成员身份也需要他们对人类本性持有核心信念。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都是利己主义的，讲究理智的同时在本质上仍然追求个人主义，并且觉得钱越多越好。这些关于信念的文章都被当成不证自明的。回到20世纪30年代，伟大的经济学家利奥尼尔·罗宾斯描述自己专业的方式，从那时起就成了无数经济学家的基本法则。该领域基本前提条件来自“基于反映一般经验基本事实的简单假设的演绎”，因为，这“就和数学及力学定律一样普遍，没有什么人能使其‘终止’”。

在长期公认的前提下推导出定律，是自古就有的方法。几千年来，中世纪修道院中的僧侣们打造了一个庞杂的学术研究体系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使用的就是经托马斯·阿奎完善后的所谓经院哲学这套方法。然而，这并不是科学家们采用的方法，科学家在从假设中得出理论之前，往往会先对假设进行实践测试。

但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将他们和这些僧侣区别开来的，就是他们必须验证自己的假设并寻找证据。确实如此，但这种说法的问题其实超出了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想象。自然科学家们通过观测数据来解决辩论，而且他们基本上一致认同这些数据。然而，经济学家使用的数据却存在很大分歧。比如说，当小罗伯特·卢卡斯坚称，尽管尤金·法马的效率市场假说遭到了一片骂声，却仍然是正确的。该假说认为，由于自由市场向贸易参与者提供所有可能的信息，那么它所提供的价格就不会有错。他对自己的看法抱有坚定的信念，并且还有证据作支撑，但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反对这一假说时也收集到了佐证。当瑞典中央银行要决定谁能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席勒认为市场总是误导价格的主张和法马坚持认为市场总能给出正确价格的看法让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处境。因此他们选择采取折中方案，将奖项同时授予他们两个人。颇有所罗门式智慧的味道，只不过如果这是科学奖项的话，绝对会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通常，在经济学理论上，你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跟所有与信仰相关的行为一样，你的选择很可能反映出你的感情倾向和科学评估倾向。

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使用的数据很少能得出无可辩驳的答案，这一点并不奇怪：他们用的是人为数据。与人不一样，次原子粒子（比原子还小的粒子）并不依赖于意见调查，也不会改变它们对事物的看法。这一差异不容忽视，半个世纪前，另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华西里·列昂惕夫曾在向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中采取了温和的语调。他提醒听众，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使用的数据和经济学家的数据迥然不同。他指出，对后者而言“大多数参数基本不会变动”，而经济方面的观测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为了保持有效性，资料数据必须定期更新。而有些数据完全不能用。收集和分析这类数据的公务员必须要有熟练的技巧和大量时间，而那些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可能缺乏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手。比如，仅在2010年，加纳政府重新核算了本国经济产出的60%，而加纳还可能是非洲数据收集能力较为突出的国家之一。在进行这类修改之前和之后分别对假说进行验证，我们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列昂惕夫希望经济学家们将更多时间用在了解数据上，减少在数学模型上花的时间。但是，就像他自己无奈承认的那样，现在趋势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现在，走进村子里深入了解数据背后意义的人几乎没有了。一旦准备好让某个经济模型接受验证，数值计算最后大部分都是由连接大数据库的电脑完成。这并不是能让怀疑论者完全满意的方法。因为，这就像你总能在圣经中找到语录为所有行为开脱一样，你也能找到人类的资料来支持你对人类世界运行的所有看法。

“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数据很少能够得出无可辩驳的答案……“”2008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图片来源：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这也就是经济学各种理论会受人追捧又遭人遗忘的原因。科学的进步一般呈直线推进，一项新研究证实或取代现有理论，一代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步。然而，经济学却是一个循环。某一学说可能会经历蓬勃发展、没落，之后又再次发展起来。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会像自然科学家们那样验证自己的理论，他们只是盯着依据而已。但是，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通过吸引追随者来获得观众的传道者身上，而他们的追随者既包括政客，也包括广大民众。

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例证之一。在获得如此巨大的话语权之前，他也默默无闻了几十年。如果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这些政客利用自由市场的优势大肆兜售他的学说，他或许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向公众输送这一观点，赢得选举，然后依照这些设计来改造社会。只要有了追随者，经济学家便有了舞台。相比之下，尽管科学家们可能会利用社会舆论来推动个人职业发展或争取科研资金，但是除了伪科学之外，真正的科学家绝不会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理论寻求支持。

然而，如果你认为把经济学比作宗教信仰揭露了它的本质，那你就错了。我们需要经济学，经济学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好处，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牢记它的宗旨，并永远记住它能做和不能做的东西。

爱尔兰人早就知道，将他们名义上的天主教之地描述成披着天主教外衣的古老异端信仰。我们现在对于新自由主义盛行观点的遵守也不例外，只不过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和自由市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遵守着这些根深蒂固的学说，但我们还未完全变成经济动物，尽管我们注定难逃此般命运。就像那些上教堂却不总是遵守诫命的基督教徒那样，我们也只会在经济理论符合我们需要时进行预测。与正统经济学家们的信条相悖的是，当代研究表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毫无私心地为他人着想，而不总是想方设法谋取个人最大利益。“不断积累财富总是让人更快乐”的说法也没得到证实。当我们做决定时，尤其是做那些与原则相关的决定时，我们似乎不会采用正统经济模型理所当然认为的那种合理的“效用最大化”算法。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没严格遵从这一模型。

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宣扬者们对这些看法的回复，都是说适应这一模型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他们认为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回想一下，比尔·克林顿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称作“自然之力”，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在2008年经济危机和衰退产生之后，西方大部分国家都开始反对全球化。从更广义上来说，“专家”在当时受到社会普遍批判，这一点在2016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也尤为显著。

对于那些属于“专家”或经济学权威圈的人来说，将这类行为当成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是个不错的做法，反正在这场冲突中，现实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确切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道德故事之间的冲突。这些所谓的专家们，对于他们的科学权威是如此痴迷，以至于他们对自己基于道德故事讲述科学进步的事实视若无睹。对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来说，这碰巧是一个有着完美结局的故事。因为它把他们相对优越的处境延续了下去，使这种社会地位成为了讲求技术和灵活性的绩效社会中的一种奖励。不过，这些故事可没为这一秩序下的失败者们留存空间，他们的愤恨被当成是粗野和堕落的性格特点而遭到嘲笑，也就是说，这些是他们本质上的罪恶。这个道德故事最好的地方，在于能让人慢慢适应这种僵化的阶级结构秩序。对于渴望圆满结局的观众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但是，这一宏大叙事的失败，并不是经济学学生们完全抛弃故事叙述的理由。叙事仍然是人文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这对于人类来说无法避免。有趣的是，很少有经济学家能懂得这一点，而商业却精通此道。就像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他们新书《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Phishing for Phools）中写的那样，市场营销者们一直在使用这些手段。他们编造故事，希望我们能理解他们的立场，然后被说服去买他们所销售的东西。阿克洛夫和席勒认为，“自由市场运行良好”和“大政府是我们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这两个观点，其实正在误导人们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一阴谋。他们于是相信，讲故事是经济学的“新变量”，因为“构成人们决定的心理框架”恰恰是由他们向自己讲述的那些故事决定的。

可以说，经济学家们表现最好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听取了我们讲的故事之后再给出建议，教我们如何使这些故事成真。这种不可知论需要谦逊的品格，而经济正统观念这几年恰好缺乏这种东西。不过，如果经济学家们想要克服遭到排斥的叙事缺陷的话，他们也无须抛弃自己的传统。相反，他们可以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历史，从中寻找避免正统教派传教式的方法。

在华西里·列昂惕夫1971年对美国经济学会发表的主题致辞中，他提醒人们警惕自满的危害。他认为，尽管经济学已开始赶上“对知识尊重的巅峰时期……许多见证了经济学过去三十年间史无前例的发展的人，已经开始对我们学科目前的状态产生不安情绪了”。

他注意到，纯理论使得经济学越来越偏离日常生活现实，这一问题出在用数学方法解决一般问题“明显缺乏科学手段”。他们把很多时间用在模型建构上，这些模型所依据的假设反而变得无关紧要的了。“但是，”他警告说，“整个流程的有效性，依赖的恰恰是这些假设的经验有效性。”这一关于次贷繁荣期间对数学模型的痴迷以及泡沫破裂之后其缺陷所给出的警示，在现在看来果然仍有先见之明。

列昂惕夫认为，经济部门不断增加雇佣和提拔那些只顾建立没通过经验验证的纯模型的年轻人。他还表示，就算经济学家们做了实证分析，也鲜有人会对数据的意义或价值产生任何兴趣，因此他呼吁经济学家们进行社会调查、人口统计、参加人类学相关工作，以此来探讨他们的假设和数据，经济学需要与其他学科更紧密地合作。

列昂惕夫四十多年前对谦逊品质的呼吁也提醒人们：一旦为人类自由和尊严发声的宗教信仰开始掌权，它们就会执着于自身的正统地位，因为邪恶而铲除异己。当教会尚未掌权之时，对于它将做之事的预期，充其量不过是刺激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向往新的可能，展望新世界而已。一旦经济学家们将这种不断质疑的科学方法，用于人文科学这一永远无法得出终极现实的领域，他们或许就会发现，自己不再发表教条主义的言论了。

自相矛盾的是，随着经济学越来越遵照科学的规范，它变得越来越不像一门科学了。承认这些局限性，我们便能够解放经济学，使它再次为我们所用。

本文摘自John Rapley写的wilight of the Money Gods: Economics as a Religion and How it all Went Wrong一书。该书由西蒙苏斯特出版社于7月13日出版发行，定价20欧元。

阅读原文

微信扫一扫关注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