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中国疑古思潮的国际背景
林鹏先生在《略论中学西被》一文中写到：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中国古史的风潮恶浪汹涌。
近代中国疑古思潮受日本殖民学术的影响
1909 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声称：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
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
“尧舜禹抹杀论”发端于日本政府组织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
起初的工作重点是对“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情报的基础调查。早在1906年，为了组建调查部，白鸟一行曾实地踏查朝鲜、中国各地。调查部成立后，背靠“满铁”这棵大树。白鸟等人的调查也包括搜集各种文字资料，据考证，仅“1906年满洲朝鲜之行”和“1908年朝鲜之行”带回各类图文资料就达5000余册。凭借这些资料，调查部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满洲大地图》《朝鲜历史地理》等一系列历史地理著作。不仅为“满铁”的殖民开发提供了基础情报，也为“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4年底，白鸟团队的大多数成员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从而开启了学术“研究”工作。以白鸟为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登上近代学术舞台，并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等重大命题。
近代中国疑古派主要人物之一钱玄同曾在日本留学，他回国后不久与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的疑古思潮。疑古派提出“大禹是条虫”，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近代中国疑古风潮与“中华文化西来说”合流
日本人呼应西方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于20世纪初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后拦腰斩断中国历史，讲中国哲学从老子讲起，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
胡适在1918年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导言中写到：“以现在中国考古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在1921年的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进一步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靠不住的。”
中国学者于是入套——自认封建落后……
中国学术界的这种自我贬损，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中国学术界长期洗脑的结果，是“东方主义”的典型表现。
后来，疑古思潮与“中华文化西来说”产生了合流的倾向。
例如，民国时期的学者丁山主张楚文化起源于印度。他说：“荆楚雄据长江中游、两湖盆地，后渐东侵淮、海，可能是雅利安族。”卫聚贤说墨子是印度人。“卫聚贤也曾从容貌（发、须、目、鼻）、语言文字、风俗、货币、帝王世次纪年法、文法等七方面，在中国古籍中搜讨证据，主张夏民族为雅利安人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疑古派代表人物在晚年所写的经典学术论文《〈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一文中，研究中国地理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区，虽然未明说中国神话起源于西方，却认定中原的神话来自“近西北”，近西北来自“远西北”。虽然话说到这里为止，然而继续追溯其“远西北”的源头，自然就是“西来说”了。
“疑古运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古史辨’表面上是一场史学运动，但是正因当时流行‘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这场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革命。它的重要的基础，是胡适所提出来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四部之书皆成‘史料’。”
“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都明确地宣布了中国一切典籍史料化，而后进行科学整理。这种态度，全面颠覆了经学的价值，而且颠覆了经学研究。经学史料化之后，经书中的记载被当成是最古老的历史，而且是‘伪史’，进行新的审视，从而出现了‘古史辨’运动。而整理国故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学术分科的全面建立，则把经学分散到几个学科之中，而经学因之也完全消失。”
“层累古史观”起源于欧洲“古典学”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
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康诺普•瑟尔沃尔为期间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
这种古史观旨在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从而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概念。这种观点写入19世纪中晚期英语世界标准古典学的教科书——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中。
疑古思潮的实质：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
林鹏先生说：有趣的是，欧洲杜撰古希腊的虚假历史和在中国否定自己的真实历史时，两者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却如出一辙，欧洲造假与中国疑古都采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谓“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我在《平旦札》中曾经提出：“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
西方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之目的是编造种族主义虚假历史的神话。19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所谓“历史科学”，对于此前所编造的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不能满意，于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根据对前此的各种传说进行扫荡，从而形成属于印欧语系的纯种的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
这种本来是服务于虚构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学方法，经过日本传到中国之后，形成了中国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对中国古史进行否定，结果充当了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从民国时期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其基本倾向是向西方的意识形态看齐，陷入了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
四．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
1．近代日本“疑中国之古”的双重标准
日本政府一方面组织“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怂恿学者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对中国经典进行贬低；另一方面，又悄悄地将被中国人当垃圾丢掉的中国经典顶在天皇的头上。这可以说是历史学观念中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恢复了天皇体制，到现在一共有4位天皇，即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及平成天皇。与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不同，日本天皇声称自己是“万世一系”，换句话说，在日本天皇只有一家，没有改朝换代的概念。据说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第122世天皇。
这么神圣的一个皇族，却没有姓氏，不像中国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宋朝是赵家的天下。天皇没有姓氏，却有名字。明治天皇名叫“睦仁”，大正天皇名叫“嘉仁”，昭和天皇名叫“裕仁”，平成天皇名叫“明仁”。从天皇的名字来看，所使用的完全都是儒家的概念，4位天皇的名字都是2个字，却都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仁”字非同小可，有“仁德”者有其位，可以坐天下；4位天皇名字的另一个字：睦、嘉、裕、明，也都是儒学的概念，“睦”者和睦、睦邻，“嘉”者嘉礼，“裕”者裕民，“明”者明德是也。
而“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则是天皇的年号。这4位天皇的年号，其来历都非同小可。说来有趣，这4位天皇的年号都出自近代中国的垃圾桶。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作为这4个年号出典的文献，在中国的20世纪都被丢在垃圾桶里了。这些被丢在垃圾桶里的文献，原来就是《周易》、《尚书》等儒家文献。
《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里取“向明而治”的“明治”二字，就是明治天皇的年号。
《周易•临卦•彖传》：“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这里取“大亨以正”的“大正”二字，就是大正天皇的年号。
《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此句中“昭和”二字，就是昭和天皇的年号。
《尚书·大禹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工。’”《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 这里取“地平天成”的“平成”二字，就是平成天皇的年号。
20世纪中国当成垃圾丢掉的文献，日本人却拿来当宝贝，而且不是一般的宝贝，用来作为自己万世一系的神族天皇的年号。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厚道，因为他们将这些被中国人当垃圾丢掉的文献当宝贝使用时，没有告诉中国人，将其当成了机密，秘不示人。例如在后来公开《大正天皇实录》时，人们才知道“大正”作为天皇的年号出典于中国的《周易》。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使中国人怀疑自己的古史、崇拜近代日本的“进步”，从而将属于自己的——人类唯一的文明——文献丢掉，然后日本人将这些文献悄悄捡回去、当成宝贝，以之装饰自己的神族谱系。
2．西方中心论虚构历史的双重标准
举例来说，对于流传至今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假问题，作为西方中心论祖师爷的黑格尔也认为不靠谱。
他写道：“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运，从传说看来，似乎我们实在不可能或者极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损坏的著作，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怀疑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还应该很惊奇，看到它们还很像现在这样流传到我们。”
然而，实际上使用起来，黑格尔还是硬着头皮按照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真的来做判定。在其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中不惜笔墨，花去100多页篇幅，对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竭力推崇。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详述了全部的人类概念，把它们加以思考；他的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最多地把握了现象；他确实地表现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着的观察者，他考虑了宇宙的一切方面。”
这是什么？中国人学儒学，都有羞耻的观念，而这位西方哲学大师却不知羞耻为何。这就是历史学观念中的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在谈到中国历史与古希腊历史对比时，黑格尔再次施展其双重标准的本领。
他写道：“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和印度至今都还存在，波斯却不存在了。波斯转入希腊的过渡固然是内在的；但是这里它也变成了外在的，就是主权的移让——这一种事实从这时起不断发生。希腊人把统治权和文化拱手让给罗马人，罗马人又为日耳曼人所征服。假如我们仔细审视这种转变，就会发生下列问题——譬如拿波斯为例——为什么波斯沉沦，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留存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排除我们心头那种偏见，以为长久比短促更优越的事情：永存的高山，并不比很快凋谢的芬芳的蔷薇更优越。”
黑格尔认为：印度高于中国，波斯高于印度，希腊又高于波斯，罗马为希腊的继承者，而日耳曼人又高于希腊和罗马。
黑格尔把长存的中国、印度文化比喻为：永存的高山；
把短命的波斯、希腊、罗马比喻为：倏忽凋谢的蔷薇。
而这些已经灭亡、命运短促的民族却远远优越于长存的中国文化！
黑格尔要为他的听众和读者洗脑：倏忽凋谢的蔷薇、优于永存的高山！
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完成了他的“世界历史观”。于是，蛮族日耳曼就成了“世界精神”的代表者。黑格尔本人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的“祖师爷”。这就是黑格尔的神辩法，实际上也是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双重标准是西学的核心观念，其来源在于上帝的选民意识，它表现在西方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全面揭露西方双重标准的表现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在这里我们仅就其在历史学领域的表现，略作揭示。
3．中国学术界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
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也存在一种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可以称之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其表现形式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对西方虚假的历史奉若神明。
举例来说，被翻译成中文的这300万字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其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名下作品的一小部分。苏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说：“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丰富的著述遗产，他的论著浩繁（其数目难以确定，约为四百种到一千种）。”
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可信吗？
21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不相信。“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
20世纪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乔治•萨顿不相信。“这些著作是可信的吗？这个问题比它初看上去更复杂一些，……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创作者---每一篇是由谁写的，那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写的大概很少。”
如上一节所举内容，其实就连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核心人物黑格尔也认为传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不靠谱，不敢说自己相信。
对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传世著作真伪，在西方历来都有怀疑，不断有人揭露其多为伪作。再举一个例子：
“伪造，是西方‘传统’主要内涵。它开风气于中古基督教，浸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登峰造极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由此形成了垂数千年而洋洋大观、赫赫高卓的西方历史。例如，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法国哲学家果鲁特（Gueroult）认为，人文主义者们努力把哲学从教会经院学术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但这并非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导致假柏拉图、假亚里士多德和假伊壁鸠鲁，如春花怒放’（the flowering of the false Plato, false Aristotle, false Epicurus ）。”在文艺复兴期间，很多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被伪造的。
然而，不知为何，在西方并不认为古希腊一定真实可靠，到了中国这种怀疑精神就不见了，中国的学者们都对这位古希腊大哲学家推崇备至。不仅如此，凡是西方古典学的内容，一到中国就会变成神圣的存在。对此，这些“古典历史”学者们不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使别人相信；甚至将这些伪古希腊的东西当成崇拜的对象，并企图使中国人民子子孙孙对着这些假古董顶礼膜拜……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人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则妄自菲薄，往往将其划归封建迷信，丢入茅厕之中。
这种自我矮化的现象不仅限于欧洲“古典历史”范围。在研究近代历史时，也存在这种现象。举例来说，对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国外历来都有怀疑，一直争论不断。然而，莎剧一到中国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天才剧作，听不到来自中国学者的任何质疑声音。与此形成对照，对于人类真正的伟大剧作家汤显祖则贬斥之。例如去年有一篇标题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的文章，意思是说太可笑了、汤显祖怎么可以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矮化双重标准的活样板。
然而，据考证实际上莎士比亚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今天见到的所谓莎士比亚剧作并非16世纪的文盲莎士比亚之作，而是在两百年后的18世纪由几十位精通中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集体编写而成。
18世纪英国的学界泰斗及莎士比亚编辑塞缪尔•约翰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见范存忠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他的学生之一、演员和导演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年）是“莎士比亚崇拜”的台前推手。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前夕，大卫•加里克与法国人合演《中国节日》，被伦敦的爱国暴民砸场；四年后（1759年），加里克成功地导演、主演《中国孤儿》，标志着英国与法国争夺“中国风”而获得自主权。然而，在家族血统上一半法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的加里克，为了洗清他不久前被骂为“卖国贼”，大搞莎士比亚崇拜；不仅把“中国风”的戏剧资源注入其中，而且主持了莎士比亚庆典（1769年）。
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出，从此英国开始怀抱全球帝国，便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优越性”，于是筑起“莎士比亚丰碑”；把英语和莎剧推行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凌驾于、甚至摧毁当地文艺。格莱克曼教授说：
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肮脏的（西方文化）话语与战争、不平等条约、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和赔款，联系在一起。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亚洲观众崇敬和欣赏莎士比亚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文化和精神鸦片奠基了中国的新文艺。安德鲁·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亚》中评论道：“在中国，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变得繁荣起来；在那儿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焚毁圆明园罪魁之一的伊利近（额尔金），是一个莎士比亚崇拜者，他此前曾企图让中国皇帝阅读莎士比亚。在火烧圆明园之后的第四年（1864年），英国上流社会百万人隆重纪念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
这种自我矮化的现象，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被称为“东方主义”，对此，美国作家萨义德已经作了大量的揭露。中国的“东方主义”被称为“汉学主义”，这些主义的盛行，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政策的成就。
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分支
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西方中心论在东方（中国）培植起来的殖民文化。
“就本体论而言，汉学主义是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系统，但因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存在问题，它就被汉学主义化了，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殖民化。在此，被殖民的并非土地，而是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参与了这种殖民化活动的人，不仅有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也包括被殖民的人们。换言之，殖民者是西方人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人。……
在中国文化领域，汉学主义化的常见现象包括知识分子要求全盘西化和普通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激进的汉学主义化甚至出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倾向。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人描绘成‘垃圾堆上的苍蝇’、‘污水坑中的蚊子’，并认为中华民族已退化为‘畜群’，‘沦为流氓无赖’，有着‘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因此，‘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看到这样一个极端例子，如果不知道作者身份，人们也许会以为上述描写是欧洲新旧法西斯主义、美国的三K党，或者世界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种族诋毁言论。不幸的是，这一言论出自一位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手笔。……不仅有一些中国人扮作西方应声虫的他者，在汉学主义化的情形下，他们还在不经意间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傀儡。”
全盘西化论及“与国际接轨论”的本质为自我殖民化
“从20世纪上半叶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呼吁全盘西化，到21世纪之交广为人们接受的‘与世界接轨’，我们一直可以看到汉学主义是一个中西方各行各业人民共同经营的项目。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我们都能够察觉到一股强烈的‘自我东方主义化’或‘自我汉学主义化’的趋势和运动。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概念为德里克所提出，所指为两个相关方面：一是亚洲人根据欧洲人创立的东方主义而形成对亚洲的看法；二是那些对亚洲文化抱有同情心且已亚洲化的西方人所形成的有关亚洲的西方观点。……本人对汉学主义化的看法多是批判性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包括中国人无奈地承认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愿意接受被强加的东方主义角色，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观察和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似乎自己就是西方人一样。可见，呼吁全盘西化以及与西方接轨的理论基础就是自我汉学主义化，其本质为知识的自我殖民化。”
中国人没有方向，令世人嘲笑
“亚洲代表了一种令人不悦的可能性，可能突然爆发，毁灭‘我们的’世界，就像约翰•布侃（John Buchan）在1922年所说的：
世上有各种互相抵触的力量、杂乱无章的智识在翻腾。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遭空洞花俏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是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倘若中国能找出章法（确实是会），就不会再是别人的笑柄。”
世界历史被构造成“西方文明”的“独角戏”
“汤因比的著作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他那个时代以来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普遍不安的、伴随着（如果不拒绝）所谓的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等等——的发展的‘大叙事’时代；这是一种可用来合法主张西方精华的优越性的大叙事。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一种具有文化合法性垄断的单一的‘大传统’观念，即世界历史是一部独角戏的观念越来越感到不安。”
本文开头所举的三篇文章所描述的所谓“欧洲古典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种神化欧洲历史的一出“西方文明独角戏”。其要害在于，美化殖民历史，打压中国文化。换句话说，这三篇文章不仅知识陈旧、观念陈腐，同时也正是文化上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之典型。
总而言之，这种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正是西方中心论的希腊主义、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以及欧洲人高人一等的种族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的综合表现。当前，在复兴中国文化的紧要关头，面对着西方中心论话语权的严重挑战，反对历史学观念中的这种双重标准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欧洲古典学”学者们，应该鼓起勇气跳出美化西方伪史的窠臼，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外语知识，从研究、揭露西方伪史中找回自己的存在价值，不要继续做西方中心论传声筒的角色了！
2017年12月10日于深圳
